摘 要：“人—道”關(guān)系是理解老子思想的重要線索，以“人—道”關(guān)系觀《老子》，可得見老子五千言明確而清晰的層次和維度‍‌‍‍‌‍‌‍‍‍‌‍‍‌‍‍‍‌‍‍‌‍‍‍‌‍‍‍‍‌‍‌‍‌‍‌‍‍‌‍‍‍‍‍‍‍‍‍‌‍‍‌‍‍‌‍‌‍‌‍。 在《老子》中，“人—道”關(guān)系既表現(xiàn)為人們對待“道”的態(tài)度、觀念、方式、行為等，也表現(xiàn)為人們的生存樣態(tài)與發(fā)展狀態(tài)。 “人—道”關(guān)系與人們身心發(fā)展之間具有根本關(guān)聯(lián)，理想的“人—道”關(guān)系促成“人—道”交往的理想模式，并促成人們理想的生存發(fā)展過程與結(jié)果。

　　關(guān)鍵詞：道家; 老子; 道; “人—道”關(guān)系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天人合一”與“道人合一”特征成立的前提是肯定人與“天”“道”的同質(zhì)性與同構(gòu)性，并承認人與天、道交往的實存性與互動性。 “人—天”或“人—道”互動為天人和諧共生愿景的構(gòu)建及實現(xiàn)提供前提與可能。 先秦道家老子獨創(chuàng)“道”論，將前代之“天”與“帝”拉于道之下，主張“天法道”(《老子》第二十五章)，認為“道”乃“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 在肯定道的宇宙終極法則的地位之后，老子以道之周行不殆、變動不居的特性為因由，展現(xiàn)道“樸散則為器”(《老子》第二十八章)的轉(zhuǎn)化過程，形上之道一變而成為形下之法則，即由宇宙萬物的始發(fā)與起源處，變而成為指導人世生活的準則及方法，使得現(xiàn)世生活中的個體與“道”的互動交往成為必然。 在《老子》中，蕓蕓的個體之“我”在與“道”交往的過程中，因“我”之所處位置的不同，表現(xiàn)出不同的“人—道”關(guān)系與交往模式。

　　作者：王 康 寧

　　一、客體“我”與“道”——依靠“他物”的交往模式

　　客體之“我”將自身視為“道”之外的個體，即身處于道之外的那個“我”。 道為一神秘不知之物，我為一物。 在體察道的過程中，由于“我”之對道的不甚知甚至不知，使得“我”無有主觀成見的束縛，且只能以客體的身份觀道，并主要通過“我”之外的萬事萬物知道與得道。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北方文學對我國的文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現(xiàn)被中國知網(wǎng)CNKI數(shù)據(jù)庫，萬方數(shù)據(jù)庫，維普數(shù)據(jù)庫，龍源期刊網(wǎng)，超星數(shù)據(jù)等主流數(shù)據(jù)庫全文收錄。

　　向自然天地以及浩浩人間的萬物求索，是先民探知自然奧秘最初始的方法，亦是個體之“我”知“道”的首要方法。 《周易·系詞下傳》曰：“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觀天地知宇宙之大法，察鳥獸蟲魚則得自然之精微。 借自然之物以明自然之理，人世之“我”可得一二之“道”理。 “道”之不可摹狀、不可盡言的特性，成為個體知道的阻礙，從自身之外出發(fā)，借助我之外的宇宙內(nèi)的他物探尋道之為何，成為“我”與“道”交往互動的一種模式。

　　老子之道出于自然，最為自認而然，故老子多借“我”對自然山川的體察對道予以體認。 如觀“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老子》第二章)之萬物，以知“道”之“無為”屬性; 通過體認自然之天地的長久，知“道”的綿延久存; 觀“水”的利萬物、不爭先、不處上知“道”的“上善”之德，并通過“幾于道”(《老子》第八章)之水，知“道”之大體形態(tài); 觀自然現(xiàn)象之“飄風”“驟雨”的“不終朝”“不終日”(《老子》第二十三章)，“我”知“道”之恒常性與不合道之行為的短暫性。

　　觀天地、陰陽之和合以將甘露，知自然性為宇宙萬物所共享，進而明晰百姓具有“自賓”“自均”之能力，知自然性為“道”之屬性; 觀淵中之魚，知魚在淵中得其全生，養(yǎng)其全性，魚不可脫於淵，淵亦不可無有魚，進而知因國之法令、條規(guī)束縛民眾之自然本性，故不可示于人; 觀百川匯流之江海，知高、大者處下，知謙卑、處下之德性，進而知合于道之德性; 察生之柔弱與死之堅強之草木以及最為柔弱之水，知“道”主柔弱，不主剛強。

　　經(jīng)由對自然事物的體認可體認與感悟“道”，觀現(xiàn)實中人之生死禍福亦可知“我”之言行舉止合道于否，此同樣是客體之“我”體認道的途徑。 比如，觀“企者”“跨者”“自是者”“自伐者”“自矜者”(《老子》第二十四章)等不合道之人的“不立”“不行”“不明”“無功”“不長”(《老子》第二十四章)之后果，“我”知合道之人之行為，知避害之方，得全身之策; 觀現(xiàn)實之“五色、五音、無味”等私欲對個體所帶來的“目盲、耳聾、口爽”(《老子》第十二章)等危害，“我”知其不合道，知其不應(yīng)為; 觀得道之侯王“自謂孤寡不轂”(《老子》第三十九章)，可知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知道為統(tǒng)治之依托與根基，知合道之治為何; 觀合于道之“嬰兒”之性命雙全，知合于道之人之形態(tài)與德性; 察生之柔弱與死之堅強之人，知柔弱是為生命存有的基礎(chǔ)，剛強之人不善生，不合于道; 觀“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老子》第六十一章)之現(xiàn)實，知處下、謙讓為統(tǒng)治長盛不衰之根本，亦知其為道所含攝; 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層之臺，起于累土”，知“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老子》第六十四章)，知謹小慎微對行事為人的重要性，知合道者為慎始慎終之人。

　　現(xiàn)實生活本身也可成為道外之“我”體察道的又一間接途徑。 抑或說，“我”察于現(xiàn)實生活，亦可知“道”。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老子》第十一章)，借轂、埴、壁指出道之別稱“無”的功用，依此，“我”知作為法則的道對現(xiàn)世生活的指導作用。 察于戰(zhàn)爭之害，即“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大軍之后，必有兇年”(《老子》第三十章)，“我”知“道”不好強盛，而好恬淡。 通過眾人甚愛、多藏等喜好所帶來的“大費”“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等惡果，知身貴于名、貨之道理，知知足、知止為合于道之行為。 通過觀察生活中的“走馬以糞”以及“戎馬生于郊”(《老子》第四十六章)，“我”可辨別統(tǒng)治有道或無道。

　　通過觀察生活中的“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老子》第五十章)，知善攝生者比于強生者更合于道。 觀統(tǒng)治者與民眾的生活現(xiàn)狀，知統(tǒng)治合于道否，如若“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而統(tǒng)治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才貨有余”(《老子》第五十三章)則屬非道之治，反之亦然。 察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知淫技巧物對人之自然性的危害，知規(guī)章制度對人之自然性的束縛。 觀“察察”之政與“缺缺”之民，知“多為”之治不合道，反之合道的“悶悶之政”對應(yīng)著合道的“淳淳之民”。

　　借生活經(jīng)驗以及古人經(jīng)驗同樣是客體之“我”以道關(guān)涉現(xiàn)實生活的重要方式。 由現(xiàn)實生活勢態(tài)之發(fā)展規(guī)律——“物極必反”，知“道”之運行規(guī)律，此即“反者，道之動”(《老子》第四十章)的智慧與真諦。 觀生活中柔弱勝剛強之事態(tài)，知柔弱合于道，為“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 觀現(xiàn)實生活之復雜、繁瑣，即“進道若退，夷道若颣”(《老子》第四十一章)，知表象之虛假，知“道”之深奧、高遠。 察“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福”(《老子》第五十八章)之道理，知行事為人之尺度，進而知“道”之變動不居之特性。 觀母子之關(guān)系，知子若其母，進而知“道”為天下母，萬物為道之子，子尊母，萬物尊道。 察烹小鮮之謹小慎微，知合于道之統(tǒng)治的“不擾”原則，亦知“道”之無為屬性; 知“古之善為道者”的“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老子》第十五章)的統(tǒng)治策略，知愚為人之自然本性，進而知合于道的統(tǒng)治即指合于民之自然性，再知“道”之自然特性。

　　概言之，客體之我置自身于天地之外，不以“我”直接觀道，而是通過其他事物間接地知“道”。 “道”本為自所應(yīng)為之樣態(tài)，“作為抽象的存在，大道雖然費而隱，然而它又是可觀察、可體認的。 ”個體“我”面對著可被體認和觀察的本有之道，二者之間的溝通需借他力，此既緣于“我”之思維的局限，即“我”之思維還未達到與道直接溝通的層面; 又受“我”之位置的限制，即“我”在“道”之外，只能旁觀道，而無法觸及之。 由于以他物作為“我”與“道”溝通的中介，故“我”所獲得的更多是通過觀察外物而總結(jié)形成的關(guān)于一般事物存在及形成的法則。

　　二、主體“我”與“道”——依靠“我思”“我行”的交往模式

　　主體之我不同于客體之我處在于：主體“我”處于道之內(nèi)，知自身屬自然萬物之一，與他物一樣均負載道，道不離身，身不離道，道身須臾不在一起。 藉著“道”“我”所處位置的不同，主體之“我”會積極主動地以身試道并以身證道。 對比客體之“我”，主體我能夠在更深層面上領(lǐng)會自身的本質(zhì)及在宇宙中的位置，也正是主體我的親身觸道為“道人合一”提供了可能性。

　　“我”親身試道摒棄現(xiàn)實中他物的羈絆，而純粹依靠自身的所思、所念與道溝通，此是“悟”道的過程。 “我”之所領(lǐng)悟與溝通的“道”正是形而上之大道。 “它雖然是宇宙萬物法則秩序的肯定形式與抽象形式，但以不是經(jīng)驗實在的法則與秩序，不是具體事物存在的變化及其規(guī)律性，而是由他們提升出來的純法則、純秩序了‍‌‍‍‌‍‌‍‍‍‌‍‍‌‍‍‍‌‍‍‌‍‍‍‌‍‍‍‍‌‍‌‍‌‍‌‍‍‌‍‍‍‍‍‍‍‍‍‌‍‍‌‍‍‌‍‌‍‌‍。 ”具體事物存在及變化的規(guī)律，“我”通過觀察、概括、總結(jié)等一般方式便獲得，而對于純法則、純秩序的形而上之大道，“我”所下之工夫需遠甚于前者。

　　“我”與純粹形而上大道的有效溝通要求“我”純粹，即主體“我”無羈絆、無紛擾，與“道”同處一純粹境界。 由是對本為世俗之人的“我”之思維的“清掃”的過程成為我與道溝通的準備工作，此即《老子》所說的“滌除玄覽”的過程。 張岱年指出：“玄覽即一種直覺。 ”依靠直覺與道溝通，彰顯個體思維方式的純粹，此種直覺思維的獲得的前提是為“滌除”，“滌除”之后，方可“玄覽”。

　　《老子》十章有言：“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王弼注曰：“言能滌除邪飾，至于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乎? ”可見《老子》所滌所除即為阻礙“我”之思維澄澈、純粹的中介物，如各類的巧智以及不合理的欲望等。 “我”之思維的邪飾之物被滌除之后，“我”與“道”之溝通則有賴于直覺。 直覺即純憑我之念想的思維方式，“我”之思維被層層剝離之后，所剩為最純粹、最自然之思維，我則為最本初之我，所思所想皆本于自然; 道是為萬物的起源與歸宿，最自然的本初之我由道而來，以自然之我應(yīng)自然之道，溝通定然無阻礙。 可見“玄覽”是“我”有意識地與“道”之溝通最全面、有效的方式。

　　除了此種“我”之有意識的“滌除”他物之外的“玄覽”之外，道中之“我”與道溝通的另一種方式則是“我”從自身出發(fā)，不斷有意識地減少自身所負載的不合道之物，將蒙蔽道的事物層層剝落，使“我”的自然性顯現(xiàn)，還“我”之本來之合道之身心。 此種溝通目的的達成在《老子》中即體現(xiàn)為“損之又損”的方式及過程。 《老子》四十八章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 “為道日損”句即說明“我”與“道”溝通交往的途徑為“損”，亦指出二者的交往是通過不斷地“損之又損”而逐漸達成的。

　　此處的“損”為“減少”之意，“損之又損”的目的則在于通過不斷地減少達到“滌除”的過程，故所“損”與所“滌除”之物一致，均指向“我”與“道”溝通的阻礙物。 然“滌除”的阻礙物針對“思維”，而所“損”之阻礙物則指蒙蔽大道的俗事、俗物，即其針對“道”。 故“為道日損”意指不斷減少蒙蔽“道”的欲念、私心等阻礙，將諸多阻礙物層層減損乃至滌除之后，使“我”之自身成為“道”之所在，亦使“道”清晰的呈現(xiàn)于“我”，即通過“損之又損”的有意識的活動，最終“以至于無為”，彰顯“我”與“道”同生、共存的本質(zhì)，實現(xiàn)“我”與“道”的有效的交往與溝通。

　　此外，運用“我”之抽象思維，對萬物存在、運行的規(guī)律及法則進行歸納、提煉、總結(jié)、升華等，使其內(nèi)化至“我”之內(nèi)部，亦可實現(xiàn)與形而上之純粹大道的交流。 即將“我”之所見、所感、所思之物從具體的存在中抽象出來，經(jīng)過“我”有意識的提煉、超拔，將事物存在的一般規(guī)律及法則變?yōu)樽罡叩睦砟睿�以達至對形而上大道的領(lǐng)悟及獲得。

　　陳鼓應(yīng)將“為道”解釋為：“通過冥思或體驗以領(lǐng)悟事物未分化狀態(tài)的道。 ”未分化狀態(tài)的道即指那個“樸散則為器”之前的形而上之道，冥思或是體驗作為“我”與“道”溝通的方式，終究離不開“我”之思維的作用。 “滌除”及“損”的對象雖為蒙蔽思維及道的阻礙物，但“我”之有意識的“解蔽”體現(xiàn)在思維活動的各個層面，包括辨析、篩選、整合、移除等，由于“我”為現(xiàn)實一人，故身心所負載的現(xiàn)世之俗物不可否認的有其存在的需要，然與形而上溝通則必須減損、滌除之，故此“損之又損”以至“滌除”的過程或?qū)?ldquo;我”之情感、意志等均為極大的考驗，亦對“我”之思維的批判、敏捷性等提出較高要求。 故對于萬千個體而言，或只有少數(shù)“我”能夠有意識的督促自身達此境界。

　　主體“我”除了依靠“我思”，有意識的以“向內(nèi)”的方式與形而上之大道溝通交往外，亦通過對指導形下世界的規(guī)律法則的遵行，體認、感悟形而上之道，并以此達成與道的互動，此體現(xiàn)為“我”從自身出發(fā)，通過“向外”的方式及途徑對道的求索。 “向外”的過程主要體現(xiàn)為“我行”，即“我”通過在現(xiàn)實生活中遵道、行道，而達至與道的溝通交往。 在《老子》中，道具有“謙卑”“柔弱”“不爭”“居后”等德性，與道溝通要求“我”在行事為人的過程中時刻提醒自身遵道、行道，即有意識地做謙卑、不爭之人，行合德、合道之事。 具體來講，在現(xiàn)實生活中，《老子》的“我”有意識的遵道、行道包括以下內(nèi)容：

　　作為統(tǒng)治者的“我”，所行之事為“不尚賢”“不貴難得之禍”“不見可欲”“不仁”“不自見”“功成身退”“以身輕天下”“善救人”“以百姓心為心”“不以兵強天下”“貴身”“治于未亂”“言下民”“慈”“儉”“不為天下先”等; 作為民眾的“我”，在為人處世時應(yīng)踐行“不爭”“不為盜”“心不亂”“知足”“知止”“貴身”等原則。 此外，“我”之“向外”求道，并非為外力所迫，而是源于內(nèi)在的需求，是主動自覺之行為。 “向內(nèi)”的求道體現(xiàn)為“損之又損”，“向外”的行道則體現(xiàn)為“行之又行”，即《老子》所謂“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行之又行，以至于得道。

　　自覺而主動地遵道、行道并非必然導致快速地“得道”，因“我”知“九層高臺起于累土”，知遵道、行道或為一漫長的歷程，且在行道的過程中無時無刻不存在著“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的層層魔障，故“我”在遵道、行道的過程中必當謹小慎微。 可見，依靠“我行”的方式與道溝通對于“我”之體力與意志力而言亦是不小的挑戰(zhàn)，故通過“向外”的方式“行”的“我”或亦為少數(shù)。

　　三、“無我”與“道”——“道”“我”一體的交往模式

　　“無我”即“我”與道合為一體，道即我，我即道，“我”既不在道之外，亦非道之別屬，而是就在道之所在處，并無時無刻不顯現(xiàn)著道。 “無我”狀態(tài)下的“我”已然是得道之人，與道交流溝通既不需借助他物，也不必通過自身有意識的思或行去遵道、行道，而是眉目、唇齒、手足須臾間無不彰顯形而上之大道。

　　得道之“我”與“道”具有共同的屬性，即自然性。 道不可道、無定名，惟恍惟惚、玄妙莫測，無定形，“我”與道一體，亦無名、無形。 無名則無局限，無“我執(zhí)”，無身形則無患，則可如道般高深、玄遠。 《老子》有言：“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此處的“無身”是指“自然之身”，王弼注解“無身”曰：“歸之自然也”自然之身彰顯自然性，合于道，外物無力傷害之，得自然之身保全性命，無患可擾之。 《老子》對于自然之身的褒揚體現(xiàn)在其對合于道之“嬰兒”的贊美。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jù)，攫鳥不搏。 ”無欲無求、擁有自然身之嬰兒，因骨弱筋柔，無力亦無意犯他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

　　“無我”擁有自然身亦抱持自然之心。 抱持自然心的“我”，不需要借意志力，有意識的以道的標準衡量自身的言行。 “無我”之自然心為謙卑、柔弱、不爭、居下之心，依靠自然之心為向?qū)Ф鴮嵤┑难孕凶匀欢�然的彰顯道之謙卑、柔弱之德。 “我”自然而然的，能夠“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專氣致柔，能嬰兒”; “天門開闔，能為雌”; “明白四達，能無知”。 概言之，“無我”之身心言行，無一處不彰顯道之自然性。 與道同體之“我”即是自身又是道的“化身”。

　　《老子》中處于“無我”狀態(tài)的得道之人有兩類，一即“圣人”; 二即“嬰兒”或“赤子”。 “圣人”是為《老子》所稱道的得道之人; “嬰兒”或“赤子”則被《老子》視作最為原初的合道之人。 圣人是經(jīng)過“我”之向內(nèi)、向外的不斷求索而達至與道一體境界的一類人; 嬰兒則是天生便合于道之人。 《老子》對“嬰兒”“赤子”的褒揚，一方面指出萬千之“我”在有生之初均為合道之人的事實，另一方面則指出：后天生活對心性的蒙蔽，使得“我”離道越來越遠，并進而造成“我”與道的溝通面臨著重重阻礙的現(xiàn)狀‍‌‍‍‌‍‌‍‍‍‌‍‍‌‍‍‍‌‍‍‌‍‍‍‌‍‍‍‍‌‍‌‍‌‍‌‍‍‌‍‍‍‍‍‍‍‍‍‌‍‍‌‍‍‌‍‌‍‌‍。 故《老子》多次倡導“復歸于嬰兒”，即主張“返本復初”，呼吁個體之“我”返回到本來的合于道之自然性的狀態(tài)。 事實上，“返本復初”的過程正是上文所述的以“損之有損”為手段的彰顯“我”之自然性的過程。 故，《老子》的圣人及嬰兒指的是同一類人，即得道之人。

　　“我”之為嬰兒、為圣人，與道同體，“我”之所言所行皆為合道之舉，故得道之“我”與“道”之交流溝通處于一種“澄明”之境。 即無有任何阻礙、自然而然地顯示自我，便是自然而然的呈現(xiàn)道。 與上文“我”對于道的求索不同，得道狀態(tài)下的“我”不再需要以自身對于“道”的求索為目的，而是轉(zhuǎn)而承擔起弘道、揚道之任務(wù)，即在“我”得道之后，承接道意，作為道在人世間的化身，以“圣人”之身份致力于使萬千“他我”得道。

　　得道之“我”助“他我”得道的途徑為“說道”，即對道的言說。 言說道一方面指以語言對道予以描繪，另一方面則體現(xiàn)為以無聲之語言“以身示道”。 “說道”即告知他人何為道，如何得道。 得道之“我”說道的目的在于盡可能地向人們描繪“道”之全貌，亦即盡可能地向人們道“可道之道”。 在說道的過程中，“圣人”之“我”深知言說對于廣博、整全之“道”的無能為力，故尋找到合于道之“無為”屬性的“不言”作為說道的工具，以彌補言說的局限性，以便更全面地對道予以言說。 除了運用語言描述道之外，得道之“我”亦通過無聲的“身教”說道。 “身教”一方面能夠彌補言說的不足，另一方面則能夠通過“我”之身心的外顯更為直觀、真實的彰顯道。 《老子》第二十章描繪得道之“我”有言：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我濁泊兮，其未兆; 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 儽儽兮，若無所歸。 眾人皆有余，而我獨若遺。 我愚人之心也哉!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通過與不得道之人的比較，得道之“我”無欲求、不偏執(zhí)、淳樸，通體合于道之自然性; 沌沌、傫傫、昏昏、悶悶之“我”雖看似不肖，實則“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如大海般深不可測、高深玄遠，有著無窮的生命力。 《老子》十五章亦對得道之“我”的外在形態(tài)作詳細描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 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 混兮其若濁。 ”謹慎、穩(wěn)重、恭謹自持、豁達、淳樸等合于道的品質(zhì)正能通過得道之“我”的言談舉止得以體現(xiàn)，并以此影響“他我”。

　　“無我”狀態(tài)下的“我”，已然得道; 得道之“我”，道我不分。 因道我合一，故與道的溝通不再需要借助他物，而僅僅是“我”之言行、心性自然流露的過程。 “道我一體”“道我合一”境界的達至，使得體道、遵道、行道已然不再是“我”與道交流的方式，得道亦不是我與道交流的目的。 作為大“道”在人間的化身，得道之“我”的身份為之一變，即由原本的“求”道之人轉(zhuǎn)而成為“弘”道之人，并通過此種方式繼續(xù)展開著與道的溝通交流。

　　四、對老子“人—道”關(guān)系與交往模式的反思和總結(jié)

　　誠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人—道”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是實然也是必然，人必須也只能通過與“道”的溝通與交往實現(xiàn)其安身立命、修己達人的生存與生活理想。 “人—道”關(guān)系是理解老子思想的重要線索，以“人—道”關(guān)系觀《老子》，可得見老子五千言明確而清晰的層次和維度。

　　以此為標準，老子五千言不再是復雜晦澀之理論，而是有其內(nèi)在的理論脈絡(luò)與行文思路。 在《老子》中，“人—道”關(guān)系既表現(xiàn)為人們對待“道”的態(tài)度、觀念、方式、行為等，也表現(xiàn)為人們的生存樣態(tài)與發(fā)展狀態(tài)。 “人—道”關(guān)系與人們身心發(fā)展之間具有根本關(guān)聯(lián)，理想的“人—道”關(guān)系促成“人—道”交往的理想方式，并促成人們理想的生存發(fā)展過程與結(jié)果。

　　就“人—道”之間間接的關(guān)系與交往模式而言，《老子》思想呈現(xiàn)出“道先人后”的特點。 “道”處于首要而核心的位置，道之于人具有無可替代的神圣性與權(quán)威性，人更多是依從和追隨“道”。 在這種“人—道”關(guān)系中的人只能通過“法”的方式感知與遵行“道”，而天地間的自然事物和人世社會活動成為人們感知與體驗“道”的重要“媒介”。 這種“人—道”關(guān)系及交往模式可用圖示表示為：

　　就“人—道”之間直接的關(guān)系與交往模式而言，當人主動調(diào)動自身感官與思維對“道”予以感知和體認時，相比于被動的與“道”接觸或通過“中介”體驗“道”，人之主體能動性獲得更大程度的彰顯。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人之所以能夠與普遍周全和神圣權(quán)威的“道”“天”“地”并稱為“域中四大”，原因正在于“人”能夠主動通過充分發(fā)揮自身的“人性”“靈性”“天性”而實現(xiàn)與“道”的“照面”與“溝通”。 事實上，老子所謂的“滌除玄覽”“吾以觀復”等的體道方式與過程，其前提便是人主動摒棄與解除外物的干涉和滋擾，從而在清心、凈欲、澄明與靜定的狀態(tài)下實現(xiàn)與大道的溝通。 這種“人—道”關(guān)系及交往模式可被表示為：

　　與道之間的交往互動既無需借助外物，也無需借由對外物與環(huán)境的優(yōu)化而肅清欲念以感知和獲得合道之思想與心境，而只是人與道之間自然而然的互通與交流，只是人之道心、道境的自然流露與彰顯。 這種狀態(tài)下的“人”本就是“道”的化身，其言行舉止無一不體現(xiàn)與彰顯得道之人的精神與境界。 在《老子》中，能夠做到“人道合一”的是極少數(shù)的“圣人”，其既是不著痕跡的遵道與行道之人，也是無時無刻都在傳道與弘道之人。 抑或說，老子“圣人”之“圣”的唯一和全部內(nèi)涵是“道”，得道→行道→彰道→弘道，在“道”中獲得與實現(xiàn)自我發(fā)展的全部可能，既是老子“圣人”的宿命也是使命，舍此便不能稱之為“圣”。 這種“人道合一”的關(guān)系與交往模式可用圖示表達為：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老子》第四十一章)，“人—道”關(guān)系直接決定“人—道”交往的模式，并深刻反映與體現(xiàn)在人們?nèi)粘５乃枷胗^念、言行舉止之中。 可以說，有什么樣的“人—道”關(guān)系就有什么樣的人格與人生。 “人—道”關(guān)系與模式直接關(guān)乎并反映人們的生存發(fā)展樣態(tài)，對人們的身心發(fā)展和境界養(yǎng)成具有決定性作用。 以老子“人—道”關(guān)系與模式為參照，有助于人們反思與關(guān)照自身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能夠為人們理性反觀與認識自我提供內(nèi)在而深刻的鏡鑒，從而為人們理想自我的實現(xiàn)提供啟示與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