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關系網絡普遍存在于各類組織(包括企業)之中，有強弱之分‍‌‍‍‌‍‌‍‍‍‌‍‍‌‍‍‍‌‍‍‌‍‍‍‌‍‍‍‍‌‍‌‍‌‍‌‍‍‌‍‍‍‍‍‍‍‍‍‌‍‍‌‍‍‌‍‌‍‌‍。 自1914年時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的夏瑞芳遇刺身亡，到1929年鮑咸昌病故于總經理任上，此十多年間，張元濟與“教會派”主要人物高鳳池之間圍繞人事問題進行了長期博弈‍‌‍‍‌‍‌‍‍‍‌‍‍‌‍‍‍‌‍‍‌‍‍‍‌‍‍‍‍‌‍‌‍‌‍‌‍‍‌‍‍‍‍‍‍‍‍‍‌‍‍‌‍‍‌‍‌‍‌‍。 高鳳池等“教會派”人士傾向于依靠強關系網絡(人情網)來選拔人才，所進中高階人才多與“教會派”沾親帶故，這在早期曾促進商務印書館迅速起飛，但五四新文化運動后，人情網逐漸成為其發展的桎梏。 張元濟則致力于制定一系列基于弱關系網絡的制度，以科層制消除人情網的負面效應，并引進王云五，實現了弱關系心態的代際流動。 張元濟的關系網絡心態是中國出版業現代化轉型在個人身上的投影，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國近現代出版企業制度的基礎。

　　【關鍵詞】張元濟　科層制　關系網絡　商務印書館

　　張元濟(1867—1959年)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張元濟研究也成為出版史領域的熱點。 在中國知網上以“張元濟”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所得文獻有400余篇; 在讀秀數據庫以“張元濟”為關鍵詞進行檢索，以張元濟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多達數十種。 既有關于張元濟的研究，主要從現代教育、圖書館建設、古籍整理與出版、學術思想等廣義文化維度進行論述，成果相當豐碩。

　　企業發展方向論文： 企業家人力資本影響創新績效的內外部機制研究

　　相對而言，從企業經營管理角度進行論述的文獻則較少。 張元濟在出版文化上的光芒太盛，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杰出出版企業家的身份。 筆者認為，張元濟對中國現代出版業開創性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以現代出版促進現代教育，形塑了中國社會文化的新面貌; 其二是奠定了中國現代出版企業制度的基礎，其影響延續至今。 鑒于此，本文對杰出出版企業家張元濟的關系網絡心態進行了專題考察，旨在具體呈現張元濟對于中國現代出版企業制度的奠基之功。

　　本文的切入視角是關系網絡心態。 所謂關系網絡，指“人與人之間相互連接所形成的一個整體結構，它并不是一張平面的網，而是立體交錯的空間網絡”，[1]關系網絡心態則指人們對此的態度。 關系網絡普遍存在于各類社會群體和組織(包括企業)之中，有強弱之分：強關系網絡指那些基于信任和情感的多重社會關系(如血緣關系和親緣關系)，可將其理解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人情網(如無特殊說明，后文中的強關系網絡和人情網可相互替換); 而弱關系網絡則指那些基于業務分工的非人格化關系網絡，可將其理解為韋伯所謂的科層制。 與之相對應，人們的關系網絡心態也有強弱之分。 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場域，會有與之相對應的關系網絡，與現代企業相匹配的是弱關系網絡，即科層制。

　　在商務印書館(下文或簡稱商務)的關系網絡方面，一條主脈絡是張元濟致力于破除強關系網絡(人情網)對商務的束縛，并以身作則，進而建立一系列與作為現代出版企業的商務相匹配的弱關系網絡及其相關制度(科層制)。

　　一、張元濟與“教會派”的關系網絡心態博弈

　　商務印書館館史上曾有過“教會派”與“書生派”之爭，時間大致是1916年(高鳳池出任總經理)至1926年(張元濟、高鳳池雙雙退休)，雙方間的沖突主要圍繞人才問題展開。 “教會派”的代表人物是高鳳池，“書生派”的代表人物是張元濟，兩人沖突的根源在于彼此對關系網絡的態度存在重大分歧：前者主張基于人情網進用人才，傾向于延攬與己沾親帶故之人; 后者堅持以非個人化的科層制方式面向社會選聘人才，嚴格遵循制度，不拘親疏。

　　事實上，自1914年夏瑞芳離世至1929年鮑咸昌離世，商務印書館在治理制度上一直存在著一個無法忽視的問題：“教會派”所建構的強關系網絡(人情網)勢力強盛，高層人員的選聘很大程度上基于裙帶關系，而非面向社會、基于真才實干選才，由此導致商務在一段時期內績效不佳，飽受文化界有識之士詬病。

　　1. 人情網助力商務印書館發展壯大

　　人才之于公司的重要性，張元濟和高鳳池都有深刻認知。 張元濟認為人才“為公司成敗存亡所關”; [2](680)高鳳池認為“凡公司或事業由小而大，由盛而衰，其成功、失敗，理由雖殊，然而用人得失，十居其六七”。 [3](8)雖然兩人都重視人才，在如何選用人才方面，卻存在著根本性差異，這在前文已有論述。 在十年的共事過程中，兩人因理念不合而齟齬不斷，彼此精神上均感痛苦。 張元濟在1926年8月致高鳳池的一封信中曾表明心跡：

　　十年以來，公與弟亦嘗互相舍而互相從矣。 彼此所感痛苦，不可明言……使弟亦有公之資格，為公司之發起人，為耶教教徒，與創辦諸人皆有親孳之誼，則弟未嘗不可起而兼任，而無知弟皆無之。 此弟所以毅然去職，以明示其與人無爭，使公得以放手辦事。 [2](123)

　　上文亦可佐證商務印書館內強關系網絡勢力之盛。 20世紀一二十年代，除編譯所外，商務其他組織機構中“教會派”的勢力甚為強盛。 強關系網絡主要基于血緣和親緣關系而建立，商務的創辦主要就是基于強關系網絡。 商務的原始股東有八位：沈伯芬(2股共計大洋1 000元)、夏瑞芳(1股計大洋500元)、鮑咸恩(1股計大洋500元)、鮑咸昌(1股計大洋500元)、徐桂生(1股計大洋500元)、高翰卿(半股計大洋250元)、張蟾芬(半股計大洋250元)、郁厚坤(半股計大洋250元)。 [4]相互之間織成了一張盤根錯節的強關系網絡：鮑咸恩與鮑咸昌是親兄弟; 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張蟾芬是清心學堂同學，而夏與二鮑又是郎舅關系; 鮑咸昌與郁厚坤也是郎舅關系; 鮑咸昌與高鳳池又是兒女親家; 張蟾芬與沈伯芬是電報總局的同事。 [5](20)這張關系網還有一層宗教底色：除徐桂生資料不詳外，其余七位股東均為虔誠的基督徒。 他們在信仰上相同，又都接受過西式教育，各人的社會資源可實現互補。

　　鮮為人知的是，商務的“教會派”在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占有重要席位。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中國基督徒人數的增加和民族意識的覺醒，中國信徒自主辦教的意識有所增強，這一時期中國信徒自主辦教活動中較有規模的主要有三支，以商務印書館“教會派”為主體所創辦的中國基督徒會就是其中一支。 該會成立于1902年，創辦人有13位：高鳳池、夏瑞芳、王亨統、龔伯瑛、謝洪赍、曹雪賡、黃家楠、張桂華、宋曜如、鄔挺生、李恒春、徐維繪、俞中善。 這些人多為與基督教有關的出版單位、書院、青年會等的負責信徒，前兩次集會時推舉高鳳池為會長、宋曜如為副會長。 [6]其中有一半供職于商務印書館，且彼此間能夠實現優勢互補：夏瑞芳善于統籌全局，高鳳池人脈廣泛，王亨統、謝洪赍精于編撰西式教科書。 商務能夠迅速打開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種強關系網絡所提供的強力支持，一個例證就是當時的教會學校普遍選用商務的教材。

　　上述關系網絡對于商務早期的知識創新起著強有力的推動作用。 商務印書館開辦之初只是承接印件，不到一年便涉足出版。 商務的第一位作者是近代知名的基督教翻譯家、蘇州博習書院教師謝洪赍，他為商務編寫的《華英初階》《華英進階》于1898年出版，這套教材面世后，迅即暢銷全國，之后常銷20多年，至1921年已出至第77版。 事實證明，這套教材在教育界和出版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內容和形式上具備了近代英語教科書的范式，為后來中國人自編英語教材開創了先例。 [7]鮮為人知的是，鮑咸昌與謝洪赍也是郎舅關系。 [5](20)

　　2. 人情網弊端凸顯

　　商務創辦人之間的這種人情網，對于商務的知識創新活動和經濟績效來說是一柄雙刃劍，隨著商務的發展壯大，其弊端逐漸顯現。 以張元濟為代表的“書生派”和以鮑咸恩、高鳳池為代表的“教會派”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屢起爭執，關鍵就在于雙方對于人情網的心態存在巨大差異。 鮑咸恩、高鳳池等“教會派”元老在心態上極為親近強關系網絡，極力將子弟安排進館內，畢竟創業元老間的人情網對商務的發展壯大曾起過關鍵作用; 而張元濟則對此極力反對：“滿清之亡，亡于親貴; 公司之衰，亦必由于親貴‍‌‍‍‌‍‌‍‍‍‌‍‍‌‍‍‍‌‍‍‌‍‍‍‌‍‍‍‍‌‍‌‍‌‍‌‍‍‌‍‍‍‍‍‍‍‍‍‌‍‍‌‍‍‌‍‌‍‌‍。 ”[2](848)皇族內閣無能而間接導致清政府滅亡的殷鑒未遠，張元濟因此對于商務內部的人情網極為警覺。 此種心態分歧自1916年(高鳳池任總經理)至1920年(高鳳池、張元濟雙雙辭職改任監理)體現得最為明顯，其對商務的管理體制和知識創新活動產生了持久而強烈的影響。

　　此外，“教會派”在選擇企業接班人時，也傾向于從創業元老的子弟中進行選擇，夏瑞芳之子夏筱芳、鮑咸昌之子鮑慶林均曾被當作接班人來培養。 [8](141)夏筱芳曾留學美國，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才干較為突出，進入商務比較順利。 1922年9月，時任印刷所所長的鮑咸昌擬將兒子鮑慶林招入印刷所，按照商務之規定，各所進用普通員工，權力在各所所長。 張元濟則認為不妥，當面勸阻不成，又寫信勸阻：

　　弟近來主張公司職員子弟不宜入公司，宜在外就事養成資格一節，亦無非為公司大局起見。 不料昨日晤談，吾兄詞色憤懣，甚不謂然，弟深為惶恐……昨承面告，擬招慶林世兄再回印刷所……弟原可以不問，惟以二十余年與吾兄既以友誼詢商，弟即不能不以誠心相待……人人都有兒子，將來都要進公司，恐不成話。 [2](449-450)

　　最終結果是反對無效，鮑慶林進入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后來又引進次子鮑慶甲。 在鮑咸昌、高鳳池等高層人員的帶動下，人情網在商務內部熾盛一時，父子兄弟共事一處的現象比較多見，如包文德、包文信兄弟，郁厚培、郁厚坤兄弟，莊俞、莊適兄弟，而杜亞泉一家五人均供職于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9]早期，這種強關系網絡對于商務的知識創新活動大有助益，如以杜亞泉一家為主編撰的理化教科書就曾暢銷一時，但后期則成為知識創新活動的掣肘，文化界對其守舊做法批評甚多。

　　二、關系網絡心態的代際流動：從張元濟到王云五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商務印書館在文化聲譽和經濟績效方面都造成了很大沖擊。 文化界諸多知名人士如陳獨秀、羅家倫等人對商務《小說月報》《東方雜志》等刊物未能及時響應新文化運動甚至站在文化對立面，做了尖銳批評。 商務陷入如此困境，部分原因在于“教會派”多屬創業元老及其親朋故舊，偏向保守和固守本地小圈子，在人事上過于偏重強關系網絡，人員結構老化嚴重，企業知識創新嚴重不足，因而在面臨新文化運動大潮時，顯得尤為遲鈍。 張元濟深感自身的知識結構落后于時代，已不再適合主持商務印書館大局，遂積極尋求具備新文化知識結構的人才。 王云五便是在此背景下由張元濟延攬入館，他在張元濟的基礎上，進一步破除商務的強關系網絡，試圖建立科學管理制度。 以科層制對抗人情網這種心態，在張元濟和王云五之間實現了代際流動。

　　1. 關系網絡心態代際流動的起因與經過

　　20世紀20年代，人員的新陳代謝成為決定商務印書館知識創新活動成效的關鍵因素，在此情形下，“教會派”代表人物高鳳池在人事上仍主張維持現狀，認為“得罪舊人，舊人必將寒心，公司必受其影響”，即使要對人員進行調整，也應基于增量改革原則，“以新人輔助舊人，以舊人監督新人”。 [2](116)而張元濟對此則萬難認同，堅持裁汰不合格之舊人，并廣引社會賢才入館，以促進知識創新。

　　1920年4月，由于與高鳳池(時任總經理)間的矛盾幾至不可調和，張元濟憤而辭去經理職務，此舉給當時的文化界投下了一枚震撼彈。 梁啟超、胡適等人紛紛致信張元濟，問詢此事。 張元濟在回復梁啟超的信中道：“弟之辭職確有其事。 緣與總經理高君翰卿宗旨不合。 弟意在于進步，而高君則注重保守。 即如用人，弟主張求新，而高君則偏于求舊。 隱忍五年，今乃爆發。 ”[2](657)于此時辭職，實在是以退為進：辭職前，他與高鳳池達成一同辭職的共識，并請“教會派”中相對開明的鮑咸昌任總經理。 張元濟與高鳳池共同辭職，客觀上為商務印書館人才代際更迭及知識創新留出足夠空間。

　　1925—1926年，上海工潮迭起，商務印刷所工人也發起數次罷工，而渙散的商務管理層應對無措。 經此系列事件，張元濟深感強關系網絡對公司危害之深，遂主動提請辭去監理職務，并致信董事會，呼吁公司高層打破強關系網絡對公司的桎梏：

　　元濟愚見尤必須用科學的管理、友誼的待遇，勿以喜怒為賞罰，勿以恩怨為進退……不能不破除舊習，不能不進用人才。 人才何限，有已在公司成效昭著者，固宜急為拔擢，勿以其匪我親故而減其信任之誠; 其有宜于公司之用而尚未為吾所得者，更宜善為網羅，勿以其素未習狎而參以嫉忌之見。 此為公司存亡成敗所關。 [2](679-680)

　　馬克斯·韋伯認為科層制會產生非人格化精神，非人格化精神指沒有憎惡或激情，沒有愛或狂熱，不管什么人都要服從形式上的平等待遇，嚴格履行義務的概念就是最高準則。 [10]張元濟所主張的就是具有非人格化精神的弱關系網絡，商務的管理者應依照制度選拔人才，科學管理，不被個人情感和人情網所左右。 王云五正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商務新陳代謝之際經由胡適推薦，再由張元濟引入館內。 金炳亮認為，張元濟和王云五兩代出版人是商務精神共同的奠基人和光大者，他們在緊密而曲折的出版交往中，實現了商務精神的傳承創新、價值標識、守望光大。 [8](140)張元濟與王云五在對待強關系網絡時均采取強力破除的心態。 不僅如此，王云五還將其轉化為制度——在館內全面推行科學管理制度，這是一種典型的科層制心態。 當然，王云五的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他自1921年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在此蟄伏近十年，直到1930年王云五出任總經理后，才在根本上打破了商務的強關系網絡。 王云五的科學管理制度并非本文重點，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2. 關系網絡心態代際交流的結果

　　王云五與商務諸位高層非親非故，在此之前也籍籍無名，他得以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很大程度上是張元濟上述心態所導向的結果。 王云五自1932年開始在館內全面推行科學管理制度，強力破除強關系網絡對公司治理的影響，此舉可視作對張元濟公司治理心態的進一步發展。 張元濟堅信自己的此種心態及其實踐有益于增進知識創新成效和經濟績效，這便是關系網絡心態代際流動的結果。 正如他在1919年8月致高鳳池的一封信中所言：“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能有如此成績者，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厭舊之主義之所致……弟在公司垂二十年，對于公司責任亦自謂不輕……以弟之主義施之公司，實已有成效。 ”[2](117)揆諸史實，張元濟在用人心態上突破強關系網絡的束縛，廣從社會引才，此舉對于商務的發展至關重要。

　　此外，研究歷史人物應避免掉入完人陷阱，從張元濟日記中看到的是一個杰出出版企業家的形象，這符合張元濟的歷史形象，但也應采取多元視角，將其他人尤其是與張元濟意見相左之人的看法納入考察范圍，以呈現更為真實客觀的人物形象。 高鳳池在1935年所記的日記中有一段人物評語，雖無指名道姓，但應指張元濟：

　　余與某公共事多年，欽佩其才略智能，因其愛護公司之切，望治之殷，慕才若渴，有饑不擇食之概，加以性之卞急，一般巧佼急近，持有片長者，乃效毛遂自薦，爭露頭角，偽媚飾非，初則如魚得水，相見恨晚。 惟某公系飭躬勵行，亢直端嚴，若輩又輕率浮躁，驕矜好名，大似齊王好竽，客乃善瑟，格格不入，枘鑿日甚，求時相見恨晚，拒時唯恐去之不速。 觀人之難，用人不易，猶如此哉! [3](13)

　　高鳳池上述評語中所指人物若是張元濟，亦可反映兩人十年共事過程中，所起沖突主要是為公事，無損于私誼，兩人對于商務印書館均秉持真誠的愛護之心。 [11](189-190)企業治理知識尤其是關系心態帶有較強的個性化色彩，同樣是股份公司，企業面貌卻千差萬別，原因之一便是企業家的個性化知識(如管理風格、氣質、心態等)存在差異。

　　綜上所述，強關系網絡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嚴重桎梏了商務的發展，基于此，張元濟堅持用科層制破除人情網，大膽引進在當時尚無名氣的王云五，并悉心培養，最終實現了弱關系網絡心態的代際流動‍‌‍‍‌‍‌‍‍‍‌‍‍‌‍‍‍‌‍‍‌‍‍‍‌‍‍‍‍‌‍‌‍‌‍‌‍‍‌‍‍‍‍‍‍‍‍‍‌‍‍‌‍‍‌‍‌‍‌‍。

　　三、關系網絡心態的制度轉化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實施，其中非正式制度指企業文化、企業家精神(包括心態)等，那么張元濟的關系網絡心態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商務印書館的非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間有著復雜互動關系，前者往往成為后者的前提和基礎。 張元濟之所以熱衷于此，因他深感人情網對于商務的長遠發展會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須以基于弱關系網絡的成文制度，最大限度地消除人情網的負面效應。

　　1. 人情網的巨大慣性

　　晚清民國時期，實業界強關系網絡與弱關系網絡間的博弈，實則是中國傳統商業文化與西方股份公司文化兩種經濟知識體系間的斗爭投射在了實業界。 1910年，梁啟超曾撰文探討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質，認為中國舊有之私人營業已有數千年歷史，其運行主要依靠延續數千年的商業習俗; 而股份有限公司的運行，則須得有政府層面的相關法律和企業內部的成文制度，經營者不能將公司視為個人私產，而應將公司視為全體股東之公產，公共觀念與責任心乃是公司經營者的靈魂。 [12]股份有限公司為全體股東共有，這在當代已成經濟常識，但在當時，以家族制和合伙制為主的商業習俗延續了數千年，慣性極其強大。

　　“教會派”諸人如高鳳池、鮑咸昌等的心態具有中西糅雜色彩，既有西方的宗教倫理心態，又有中國傳統的宗族觀念，且后者對企業經營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響。 當時的實業家，有相當一部分在企業經營中受到宗族觀念的影響，這是一種較為普遍的心態。 若將張謇與張元濟做比較，則更能勾勒出“公”“私”兩種心態之分野格局。 1937年2月，張謇的智囊劉垣在致胡適的信中曾對二張做過比較：

　　季直先生性情坦白，器量恢擴，其人格之高尚為我平生所僅見，惜乎封建思想過于濃厚，彼首創之公司不免希望子孫能掌實權，大生紡織公司成立不久即引用其兄為助，兒子孝若方在青年求學時期，不令其入大學習專科，而聽其參與公司及地方事務，所謂揠苗助長，匪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鄙人見辦理實業傳之家庭者，首推壽州孫氏，但孫氏子弟恒先令其留學國外，有相當成績，然后回國擔任業務，故比較尚能維持，然視公司為其世產，前途如何，殊為疑問。 因此我聯想到張菊生之于商務館，葉揆初之于浙江興業，其局面不及南通而能為為事求人，殊為可佩也。 [13]

　　不同領域、不同階層的經營者對于關系網絡的心態，不同程度上受到這種慣性的影響。

　　2. 張元濟以制度破除人情網的影響

　　張元濟本人其實也非常重視宗族，高鳳池在1930年所記日記中的一段可為佐證：“張菊生君來托介紹其遠族孤孩至孤兒院讀書……菊翁對宗族極為重視，聞其譜牒系、祠堂、祠產等事，因修輯整理，頗費心力。 ”[14]難能可貴之處就在于他在經營商務印書館期間，基本上擺脫了強關系網絡的影響，如拒絕兒子張樹年進入商務。 張元濟以驚人的毅力和高潔的操守將商務塑造為行業典范，其彰顯了文化(出版物)與制度(企業經營)兩個層面的知識創新。 研究者在評價張元濟對于中國現代出版的貢獻時，往往側重于出版文化(如策劃出版新式教科書、整理出版古籍、創辦東方圖書館等)方面，而忽視了企業制度層面。 事實上，可以認為是張元濟奠定了中國現代出版的制度基礎。

　　翻閱張元濟日記，可看到從1902年加盟商務印書館到1926年辭去監理職務的20多年間，他多次主持或參與制定制度，對制度的制定和實施極為重視。 據張元濟之子張樹年回憶：“父親常常戲稱自己是制定規章制度的‘專家’，商務印書館的許多規章條例都由他親筆起草，一手創建。 他常以所起草制訂的規章條例嚴密、邏輯性強而自豪。 ”[11](86)據張元濟的老部下曹冰嚴回憶：“他為公司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當時所有各項辦事規則，甚至應用單據的格式，幾乎完全是他參與擬定的。 ”[15]一個例證就是人事回避在1932年終于被寫進商務的企業管理制度之中：

　　甄選時采用回避制度，即凡一家中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已有一人在本公司任職者，其余不再進用，其理由有二：

　　(一)本公司“一二八”前舊同人頗有父母、兄弟、夫妻、子女一家四五人同受雇用者，復業后雇用人數較少，而待用之舊人極多，倘一家有兩人以上之進用機會，則他家僅有一人者其進用之機會必少，在雇用者固未嘗偏袒，而待用者總有不平之感。

　　(二)一家有二人以上共同辦事，易于瞻徇情面。 例如舉行考試時，必易發生運動請托情事; 又遇升調獎懲，亦必感覺種種為難，使辦理人事者艱于應付。 [16]

　　只有成文的制度顯然不夠，成文制度(物)與制度實施(人)共同決定企業的經濟績效，[17](76)揆諸史實，張元濟既是一位優秀的制度制定者，也是一位優秀的實施者。 商務印書館企業制度內容之完善及實施之規范，堪稱當時業界的執牛耳者。 當今出版史學界一般認為張元濟是中國現代出版第一人，這并非基于時間維度所做的評價，而是基于他在中國現代出版事業的文化和制度等方面所做出的開創性功績，其影響延續至今。 傳媒業的英雄人物對于社會現實的建構顯得至關重要，張元濟這位舊翰林在關系網絡心態上超越了同時代的大部分企業家，致力于建立與股份公司相契合的新制度，進而以商務這一平臺傳播和建構新質文化。 這也符合熊彼特對于企業家的期許：企業家的天職就是實現創新，制度創新是其中一維。 [18]

　　結語

　　關系網絡是社會學的熱門研究領域，同時在經濟學、教育學、新聞傳播學諸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也得到了廣泛運用。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人文社會科學關注的共同話題，因此關系網絡可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通用研究視角之一。 關系網絡研究大致可分儒家社會的立場、社會學的立場、人類學的立場，[19]其中人情網是儒家社會關系的典型特征，晚清民國時期的實業界，延續了千百年的人情網的慣性極為強大。 上文論述了張元濟如何以科層制來破除人情網對商務印書館的桎梏，還涉及近現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問題。

　　晚清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是一項浩大而持久的系統工程，包括關系網絡的現代化轉型。 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近現代出版企業的領跑者，是中國出版業現代化轉型的一個縮影，企業制度是商務現代性的重要維度。 根據諾斯的制度理論，企業制度應當包括正式制度(成文的企業規章)、非正式制度(企業文化、企業家精神等)以及制度實施(對上述兩種制度的執行)。 [17](65)商務印書館早在1903年就由合伙制企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這是正式制度方面的現代性; 而在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實施方面，商務的現代性則要復雜得多，關系網絡是其中的重要變量。 實際上關系網絡作為企業文化的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一種非正式制度。

　　人情網曾是商務得以迅速起飛的關鍵助推力，但到了20世紀20年代，人情網的負面效應越來越明顯，原因在于：五四運動加速了知識結構的現代化進程，而館內大多數“老人”的知識結構已然落后于時代，這些“老人”又大多聚于人情網之中，新式人才難以進來，商務的知識創新活動成效不顯。 1901年，張元濟加入商務時，曾與夏瑞芳約定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可知，張元濟是將商務作為促進中國教育現代化的一種裝置，但人情網一度使得裝置低效運轉甚至失靈。

　　為解決危機，張元濟致力于制定一系列以弱關系網絡為基礎的制度，以消除人情網的負面效應，至為關鍵的是他堅持面向社會選拔企業接班人，使王云五得以進入商務。 王云五之于商務的意義，相關論著頗為豐碩，筆者認為王云五開創了商務的新時代，最為顯著的方面在于他在商務全面推行科學管理制度，并嚴格執行之，使得商務徹底擺脫了人情網的束縛，而商務的知識創新績效也較之前顯著提升。 弱關系網絡心態在張元濟和王云五間，實現了代際流動。

　　有學者認為：“商務印書館是中國近代出版的工作母機，是近代出版人才的熔爐。 像后來的陸費逵等都得到他(張元濟)的幫助，挑選王云五也算是一例。 ”[20]民國時期五大書局，即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后四家的創辦人皆曾在商務工作過，不同程度上受過張元濟的影響。 商務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近現代出版的工作母機，重要的一點在于張元濟的關系網絡心態，本文正是基于此而認為張元濟對于中國現代出版企業制度有奠基之功。 還應注意，人情網在企業文化精神和凝聚人心方面也有積極作用，而基于弱關系網絡的科層制也存在著將人異化為工具人的潛在危險。 對于出版企業中人情網與科層制的關系，應當依據其所處的具體情境來辯證地看待‍‌‍‍‌‍‌‍‍‍‌‍‍‌‍‍‍‌‍‍‌‍‍‍‌‍‍‍‍‌‍‌‍‌‍‌‍‍‌‍‍‍‍‍‍‍‍‍‌‍‍‌‍‍‌‍‌‍‌‍。

　　總而言之，20世紀二三十年代，張元濟極力破除強關系網絡(人情網)對于商務印書館的負面影響，其目的主要在于疏通并拓寬商務印書館的知識交流與整合通道，從社會廣納賢才，及時將社會新思想、新潮流引入商務，使商務印書館成為一座活水不斷的知識創新平臺。

　　參考文獻：

　　[1] 程恩富，彭文兵. 社會關系網絡：企業新的資源配置形式[J]. 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2(2)：80.

　　[2] 張元濟. 張元濟全集·書信：第3卷[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3] 高鳳池. 高翰卿近十二年日記選抄(1935年)[J]. 明燈，1941(288)：8-13.

　　[4] 高翰卿，張蟾芬. 本館創業史[J]. 同舟，1934(10)：6.

　　[5] 汪家熔. 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M].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作者信息：歐陽敏(1987— )，男，湖北監利人，博士后，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民國出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