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間權力化”是貫穿�？抡�治權力批判的重要線索之一。作為“空間理論”的具體表現形式，對“城市空間”的分析集中體現出其對生命權力運行機制的剖析與反思。從這一視角考察�？碌臋嗔�機制，既是分析其生命政治學的重要切入點，也能夠同時開啟�？卢F代性批判之城市空間向度的新視野。

　　在福柯看來，17、18世紀歷史的重要特征，就是“城市問題”取代“領土問題”成為首要問題，并且被整合進權力的中心機制。從“城市空間”問題可以看出，不論是城市建構中的空間區劃與建筑設計，還是城市邊界由封閉性到流通性的轉變，都是政治權力運作結果，最終都指向生命政治學的雙重維度:“規訓身體”與“調節人口”。在司法機制、規訓機制，尤其是安全機制的共同運作下，生命權力作用的目標由身體轉變為人口。由此，公共管理作為新治理藝術之一誕生，成為城市空間中人口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城市空間;權力;規訓;治理;人口

　　在《另類空間》中米歇爾·�？轮赋�，如果說19世紀人們癡迷于歷史，影響世界發展進程的是歷史不同主題的發展、中止、危機與循環，那么20世紀則是空間的紀元，代表著一個空間時代的到來。通過對西方空間本身的歷史的粗略回顧，�？抡J為，我們的時代的焦慮與空間有著根本的關系，比之與時間的關系更甚。人類生存所面臨的空間危機與空間困境，使空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而他自身正是以獨到的眼光關照空間性的主要哲學家之一。�？鲁姓J，正是長久以來對空間權力思想的探索和分析，使他實現了所追尋的根本目標，即闡發權力與知識間可能存在的各種關系。對�？露�言，抽象的權力話語轉化成實際權力關系的關鍵，就在于各種各樣的空間場域的支撐。換句話說，“空間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臻g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

　�、賹τ诖蟛糠值纳鐣�而言，空間與時間相比，更具有關鍵性，更具有精妙的表征意義。一部完全的歷史有待撰寫成空間的歷史，而空間的歷史同時也是權力的歷史。各種權力機制的運作滲透到每一個空間中的每一個地方，既包括地緣政治學的重大策略與細微的居住策略，也包括城市中建筑的設計與空間的分配。因此，空間成為權力運作的重要場域。由此可見，不同于�？碌睦蠋煱褪怖�在《空間詩學》中對直覺空間、夢想空間和激情空間等內部空間的分析，�？碌目臻g思想聚焦于外部空間，直接面向人的現實社會生活。

　　福柯指出，我們居住和生活的空間并不是一個僅僅用于安置自身與事物的虛空，而是一組組關系。這些關系關乎人們相互共存的形式:人們生活在一起、繁衍生息、每個人都需要一定數量的食物和空氣來呼吸和維持生存，一起工作并從事不同或相似的職業。也就是說，人類生活空間的問題不僅是探尋空間容納性的問題，“而且也是在一個既定情境中，了解人類元素的親疏關系、儲存、流動、制造與分類，以達成既定目標的問題”。①這里的“既定情境”的代表之一就是人們緊密共存于其中的“城市空間”，而“既定目標”是實現對城市中主體的治理。在17、18世紀，“城市被整合進權力的中心機制，或者更應該說，反過來，城市成為首要的問題，比領土問題更重要”。

　�、诟？掳l現從這一時期開始，所有將政治學當成人之統治藝術的討論，都加入了一系列論述城市的空間規劃、公共設施和住宅的興建、衛生以及私人建筑的章節，用以維持社會秩序、避免傳染病、保證道德的家庭生活等，而這些行為在本質上都凸顯出生命政治學的雙重維度———“規訓身體”與“調節人口”。從城市的空間區劃和空間形態的視角看待福柯的權力機制，既是分析其生命政治權力運作模式的主要切入點之一，也能開啟�？卢F代性批判之城市空間向度的新視野，為現代城市治理提供寶貴的理論資源和借鑒意義。

　　一、城市建構的本質:規訓與治理

　　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增強人與人之間社會聯系的高級形式。城市空間是由各種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網絡系統，在這一空間中密集居住著具有異質性的人口。�？轮赋�，在17世紀及18世紀初，領土中的城市空間與其他地區相比有三個特點，一是城市中法律功能與行政功能的出現與完善;二是城市被限制在一個緊密的封閉圍墻中，承擔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多種功能;三是與農村相比，城市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文化上的異質性程度高于其他區域。基于城市空間的特點，服務于社會統治、城市管理的技術和功能于18世紀起開始出現和發展，為關于這一空間的討論增添了政治的向度與意義。

　　為了更好地在城市中進行政治權力運作，統治者首先需要對城市的空間進行建構。根據�？碌目疾欤�西方的國家發展依次經歷了三個階段:中世紀時期的集權國家、近代社會的行政國家與現代社會的人口治理國家。與此相應，司法-法律機制、規訓機制和安全機制成為三種主要治理形式。從這三種機制對城市空間的不同處理方式可以看出，不論所建構的城市在地理位置、幾何圖形方面有何種特點，都能夠支撐其政治權力的完美運作;不論以何種組織方式分配空間、建構城市，其本質都是對身體的規訓和對人口的治理。司法-法律機制對城市空間的建構主要體現在宏觀層面。在《安全、領土與人口》中，�？乱詠啔v山大·勒麥特爾的文本《論首府》為例指出，城市的規劃布局可以依照領土最一般、最綜合的范疇來設想。如果把國家視為一個大廈，那么就要用整體的眼光來看待城市，以保證城市的各種需求。

　　《論首府》以兩個問題為線索展開，通過對“國家是否必須有首都”和“首都由什么構成”的追問，勒麥特爾試圖建構一個能夠確保高度“首都化”的國家。在他看來，國家是由三個要素、三種秩序、三個階層組成的大廈。大廈底層的堅實基礎由農民構成，所有的農民(而且只能是農民)必須住在鄉村。大廈的中間部分為由工匠構成的服務層，所有的工匠(而且只能是工匠)必須住在小城市。

　　而大廈的高層則是君主及君主的官僚，同樣，君主和他的官僚，以及對宮廷的正常運作必不可少的工匠和商人，必須住在首都。從幾何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好的國家不能是狹長的或不規則的，而必須具備圓的形式，且首都的位置應位于圓心。這雖然只是帶有烏托邦性質的虛構方案，在現實中很難確保一個國家以作為政治、商業流通中心和主權所在地的首都為絕對中心而恰當的建構起來。但在福柯看來，勒麥特爾的可取之處在于他把主權的政治功效與空間的分配關聯起來，這“實質上是以主權的概念對城市進行的界定和反思”。

　　①通過“主權”這一坐標，某些城市的特別功能，比如經濟的、道德的、行政的功能就可以被依次建構起來。規訓機制對城市空間的建構主要體現在微觀層面。如果說在《論首府》中，人們依整個領土為模型對城市空間進行規劃和建構，那么城市建構的另一種路徑，是在一個比它自己更小的幾何圖形基礎上進行的，那是一種具體呈現為長方形或正方形的建筑學的模型，它們接下來會被分為更小的長方形或正方形。其中，軍營就是一種著名的典型范例。

　　在完美的軍營里，一切權力都將通過嚴格的監視來實施，任何一個指令都將成為權力運行的一部分。在這一權力活動中心內，權力極其強大、周密、有效。福柯指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種軍營模式，至少是它的基本原則———層級監視的空間‘雀巢’———體現在城市發展中，體現在工人階級居住區、醫院、收容所、監獄和學校的建設中。這是一種‘嵌入’(encastrement)原則。”②以羅馬軍營為例，這是一種典型的規劃精良的建筑，它于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在新教國家復興，在軍事制度中作為基本的規訓工具被重新應用。在羅馬軍營這一模型的基礎上，不論是17世紀法國城市黎塞留(Richelieu)、克里斯蒂安尼亞，還是哥德堡的空間建構，都同樣依照了軍營的式樣。與《論首府》的城市建構中圓與圓心的中心對稱原則不同，以羅馬軍營為模型的建構是通過精心設計的不對稱來規劃和運作的。黎塞留中的城市空間是一個大長方形，其中一條中心街道將其劃分為兩個長方形。

　　其他的街道或與中心街道平行，或與其垂直，但由于彼此間距離不等、遠近不同，城市被劃分為一個個面積不同的長方形。其中，最小的長方形位于城市一端的邊緣，格子最緊密且道路狹窄，是用于貿易的商業區域。最大的長方形位于城市的另一端的邊緣，格子最寬且道路寬廣，是普通居民的住宅區。在居住區中，商人和工匠家庭住在小的、外圍街道上的住宅里，而主軸旁最巨大的奢華住宅，則分配給有名望的大人物。這意味著城市空間中嚴格的等級劃分。由此可見，在對城市空間的建構中，貫穿著宏觀視角與微觀視角的相互作用。而不論是微觀還是宏觀，不論城市空間是中心對稱還是非對稱的，其關鍵都在于將法律、規范施加并內化于主體。勒麥特爾建構的城市空間具有完美的中心對稱性。

　　當首都與整個領土之間的位置關系符合圓與圓心的幾何學圖式時，既可以將法律植入領土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成員，避免任何地方、任何成員脫離法律和王權秩序，又可以履行首都的道德教化的職能，監視并支配人們的行為舉止;既能夠通過商品貿易有效地刺激經濟增長，還可以把社會各階層嚴格區分開來，確保統治者的地位并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黎塞留的城市空間雖然不具有中心對稱性，但是就其對人的規訓而言，卻與勒麥特爾的城市有異曲同工之處。在黎塞留，空間的紀律秩序是塑造市集廣場、住宅、教堂等城市配置的基礎。在這個自我封閉的空間中，一個分層的、可見的和功能性的秩序得以建立與維持。這種城市空間的設計，“不只是作為階級支配與剝削的裝置而運作，同時也作為一個形塑過程，纏繞并監視居住其間的每一個人”。

　　③當這種城市空間結構延伸到大部分的西方城市中時，�？律�命政治學中“規訓身體”的維度得以完美運作。隨著18世紀西歐人口大增長的來臨，“身體”———個人的身體和國民人口的身體狀況呈現為一個緊迫性問題，成為監督、分析、干預、調整的目標和對象。于是，生命權力的另一維度:對人口的調節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一群活著的人組成的人口，這一特定現象，使得治理實踐必須面對這些問題”①。“要使國家強盛，人口問題或許是最大、最活躍的要素。就此，健康、出生率、衛生，理所當然地在其中找到了重要的位置。”②為了解決一系列人口問題，包括城市人口統計、年齡結構計算、預期壽命和死亡率計算、城市人口健康狀況控制等方案在內的人口技術被創設出來，并藉由安全機制展開。在建構城市空間時，安全機制精準界定并完美運用“環境”概念，結合環境治理的因素選定城市和規劃空間，對人口施以持續不斷的分析與操控。事實上，在“環境”觀念確定成形之前，安全機制就已經在運作、裝配、組織乃至布置一個環境。�？聫亩嘟嵌葘�“環境”概念進行闡發，并且指出，不僅生命屬于環境的組成部分，而且環境也是生命的組成部分。首先，“環境是一系列自然條件，河流、沼澤、山巒;以及一系列人為條件，個體的聚集，房屋的匯聚，等等”。

　　其次，“環境是一定數量的效果，這些群體的效果作用在所有在這個環境中生存的個體身上”。最后，�？峦ㄟ^與“主權”和“規訓”的對比，彰顯出“環境”的深層內涵，“環境顯示為一個干預的場域，這個干預不是針對能夠自由行動的法律主體，這是涉及主權的情形;也不是針對多種多樣的可以完成任務的組織和機體，這是規訓要求的表現;而是試圖精確地影響人口(population)。我指的是復雜多樣的個人，這些個體根本上來說只以生物學的方式與他們所生活在其中的物質性發生關系。”③這里的人口既是統計學的對象，又是一個政治實體:全體人民。在此基礎上，以安全機制為主導的城市空間建構，首先要開辟若干條穿越城市的線路和足夠寬的街道，以確保四項功能:衛生與通風、城市內的交易、貨物的集散和對海關的控制，以及對所有人的監視。此時，“環境”成為安全機制干預的主要目標，這種對于既包含人為因素又包含自然因素的環境的治理，同時也是對環境中人口的治理。于是，政治權力的作用點由具體的個人轉向環境中的人口，轉向對帶有某種抽象性質的群體的調節。

　　二、城市空間的邊界:由封閉到流通

　　在�？驴磥恚�政治權力的運作不僅體現為城市空間的建構，也延伸至對城市空間的邊界的管控，體現為由“封閉”到“流通”的轉變。隨著環境中經濟、人口、司法、行政等因素的改變，城市中出現了一系列亟待解決的狀況。從經濟發展來看，城市與其近郊之間的經濟交換、商品貿易需求的增多，要求城市由封閉束縛走向開放流通;從人口數量來看，18世紀城市人口的大幅增長，使得城市封閉圍墻內居住空間的擁擠成為問題;從人口健康來看，城市空間有它本身的危險性———疾病。

　　如中世紀肆虐橫行的麻風病和鼠疫，1830—1880年間的霍亂等傳染病，同樣指向城市的區間隔離和空氣流通的問題。�？聦Υ酥赋�:“大體上說，18世紀的問題就是城市在空間上、司法上、行政上和經濟上開放的問題:使城市重新進入一個循環流通的空間。”④流通包括人員的流通、貨物的流通、空氣的流通等諸多方面，對于18世紀的城市來說，循環流通是其發展的根本問題。城市邊界由封閉到流通的過渡，一方面根源于主導機制由主權機制、規訓機制向安全機制的轉變，另一方面也根源于生命權力的維度由“規訓身體”向“治理人口”的轉變。

　　三、城市人口的治理:公共管理的誕生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城市空間的政治權力運作中，管理生命的權力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規訓身體”(以身體為目標、以懲戒技術為工具)與“調節人口”(以人口為目標、以安全配置為工具)構成生命權力機制展開的兩極，并逐漸由前者轉變為后者。如上文所述，兩種形式之間不是正反題的關系，所謂的“轉變”也不是前后相繼、互相取代，而是主導因素的改變。

　　此外，這種轉變不發生在政治理論的層面上，而是體現在權力的機制、技術、工藝的層面上，對“城市空間”中權力運作機制的“毛細血管式”解剖，是�？逻M行現代性批判的獨特視角。如果說馬克思以資本邏輯的宏觀視角反思現代性，大衛·哈維、列斐伏爾以資本運作的空間視角批判現代性，那么�？聞t著眼于權力機制，將其與空間批判結合起來，從生命權力(生命政治)的微觀視角切入現代性問題。具體來看，福柯對城市治理、城市空間的考察主要著眼于現代城市，這一考察構成其現代性批判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提出的“規訓身體”與“調節人口”本質上是一個現代性問題。隨著微觀權力的重心從前者到后者的傾斜，針對城市人口調節的“公共管理”作為新治理藝術之一開始發揮作用。正是在此，�？露床斓浆F代性治理的奧秘。為了清楚地分析三種權力技術(司法-法律技術、規訓技術、安全技術)的內在聯系，揭示城市空間中“公共管理”藝術對人口的治理，我們首先需要追溯權力機制的發展過程。

　　四、結語

　　綜上，城市是支撐著權力在其中充分運作的空間。在面對城市空間問題時，“主權將領土首都中心化，提出了政府位置的主要問題，規訓架構起一個空間并且提出要素的等級和功能分配的關鍵問題”，安全則試圖治理環境(milieu)。②在司法機制、規訓機制，尤其是安全機制的共同作用下，城市空間的每一個角落都展現出生命政治的雙重維度———“規訓身體”與“調節人口”。

　　從司法-法律機制對城市空間的宏觀建構，到規訓機制對城市空間配置與區劃，再到安全機制對環境概念的巧妙應用;從城市邊界的封閉性到城市中人員、貨物、空氣等元素的流通性問題;從人口概念的出現到公共管理對城市、國家的管控，最終都指向對身體的規訓或人口的治理，并逐漸由前者過渡到后者。在城市空間中，一系列“調節人口”的措施發揮得淋漓盡致，不僅關注人口的身體健康、保證人口的理想壽命，還規劃人口的職業、評估居民之間的財富關系。既有可能為個體的自由和個性發展創造空間，又將微觀政治權力擴張到對生命的管理，滲透到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從本質上看，城市空間中的人口治理問題本質上是現代性問題的一個具體構成部分。

　　“現代性”看似是一個具有“無定性”的寬泛概念，思想家們至今尚未在內容和范圍等方面達成共識。但毋庸置疑的是，就其精神內核而言，不同的現代性概念所表征的都是對人的生存意義、生命活動和生存世界的真實觀照。不論是以康德為代表的啟蒙理性批判，還是以馬克思為代表的資本邏輯剖析;不論是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技術理性批判，還是以奈格里、哈特等激進左翼思想家為代表的“另類現代性”反思，雖然其思想路徑、邏輯視角不盡相同，但都蘊含著與其時代相符的獨特的生命內涵和價值精神。因此，“現代性”概念的“不定性”所體現的正是其自由性、開放性和創造性。就此而言，�？滤�揭示的“城市空間”中生命政治的雙重維度———“規訓身體”與“調節人口”，是他以獨有的方式對人類生存狀況中最深邃精微、最不易察覺之處所進行的深刻表征。

　　如果說馬克思從資本邏輯的宏觀視角對現代性進行前提批判，那么�？聞t以政治權力的微觀視角為切入點。他的理論將微觀權力與城市空間相結合，側重于對滲透在個體身體與整體人口的“毛細血管式”的權力進行細微分析，既開拓了微觀政治權力研究的新視野，為現代城市治理提供了寶貴理論資源，也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對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的深化與補充。然而，盡管�？乱苍�經揭示“身體規訓”“調節人口”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卻并未在宏觀層面進行系統的診斷。他的城市治理思想必須以馬克思的理論為背景和支撐，才能更加完整和具體，從而“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的一度中去”。①

　　馬克思主義論文投稿刊物：馬克思主義研究(月刊)是全國唯一以研究馬克思主義整體理論體系為宗旨的大型學術理論刊物。本刊面向現實、面向當代，刊登探討深層次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論文，提供豐富的國內外研究動態和信息，是一切從事教學、科研和宣傳的理論工作者、大專院校師生、黨政干部以及所有關心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和世界發展的人們的忠實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