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建設》2017年第34期刊載了邢延、薛飛兩位老師的《“司馬青衫”為何而濕? ——〈琵琶行〉隱含意蘊探微》一文(以下簡稱“邢文”)‍‌‍‍‌‍‌‍‍‍‌‍‍‌‍‍‍‌‍‍‌‍‍‍‌‍‍‍‍‌‍‌‍‌‍‌‍‍‌‍‍‍‍‍‍‍‍‍‌‍‍‌‍‍‌‍‌‍‌‍。 邢文認為，“江州司馬青衫濕”的原因是白居易政治觀的轉變，即由先前的“勇猛精進”轉而為“循默無為”‍‌‍‍‌‍‌‍‍‍‌‍‍‌‍‍‍‌‍‍‌‍‍‍‌‍‍‍‍‌‍‌‍‌‍‌‍‍‌‍‍‍‍‍‍‍‍‍‌‍‍‌‍‍‌‍‌‍‌‍。 筆者認為，此論不妥。 白居易政治觀的轉變僅可以視為“青衫濕”的背景，而非主要原因或者真正原因。

　　一、江州之貶后白居易真的“循默無為”了嗎

　　事實上，白居易政治觀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至少在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洛陽之前，不可以以“循默無為”來概括白居易的政績。

　　一是白居易在釋罪回朝之后仍然積極向皇帝諫言削藩平叛之事。 長慶二年《論行營狀》云，“賊眾隨之，遂陷弓高。 又圍下博。 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疏奏，不省。 ”《新唐書·白居易傳》云，“于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為。 居易雖進忠，不見聽。 ”葛立方《韻語陽秋》則更直接地指出白居易是“是未能忘情于仕官者”。

　　二是即使是在地方官任上，白居易傾心為人民服務，積極處理公務，并非是無事可做的懶政干部。 白居易后期(尤其是蘇杭、洛陽時期)大量創作的閑適詩山水詩，常常給讀者一種錯覺，使邢文認為白居易江州貶謫之后徜徉山水，悠游歲月，無為而治，這是不準確的。 《醉后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云，“若令在郡得五考，與君展覆杭州人”表明了白居易在杭州立志為人民服務的決心。 現如今矗立在西湖北山路旁的《錢塘湖石記》石刻展現了白居易在長慶年間積極總結西湖疏浚灌溉的經驗。 白居易感嘆蘇州的龐大事務眾多“茂苑太繁雄”，感到心為形役“水旱合心憂，衣食須手撫”，覺得公務纏身“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即使如此也不能泯滅他勤奮治郡的決心“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 蘇州山塘街的白居易紀念館紀念著一千多年前白居易修渠開河筑路的功績。

　　由此可見，說白居易在江州之貶后就此“循默無為”，恐怕不能成立。

　　二、江州之貶后白居易的仕途上了“快車道”

　　邢文未能綜觀白居易一生的仕途發展，而是采用一種一概而論的方式，反復強調白氏后期仕途順暢，終其一身不見蹉跎，這是不妥當的。 事實上，白居易江州之貶后的仕途總體上只能稱為平穩，而不可稱為順暢，甚至“快車道”等。

　　一是江州司馬到忠州刺史。 按照邢文的思路，官職的升遷就是提拔，但是忠州比江州來得更為偏遠，身處崇山峻嶺，很難說得上是仕途順暢。 《自江州至忠州》云，“前在潯陽日，已嘆賓朋寡。 ……今來轉深僻，窮峽巔山下。 ”在唐代，治理窮州遠郡和富州大郡有著很大區別，《江州司馬廳記》云“凡執役事上與給事于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把官員放置在越遠的州郡越能顯示官員的昏聵無能和不受重視。

　　二是外放杭州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一種升遷的方式。 學界對白居易出刺杭州歷來有著兩種看法，一是自請外任。 因為白居易對時局不滿，上書不納，憤而請求外調。 二是貶刺杭州。 李商隱為白居易寫的墓志銘《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銘并序》就明確寫道，“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 ”無論是自請外任還是貶刺杭州，都不可能簡單地認為是一種升遷的方式。

　　三是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不是仕途升遷的標志。 晚年白居易的主要住所是洛陽的香山白園，他的主要活動是參禪悟道，燒香拜佛。 充任閑職是他遠離朝廷內部的牛李黨爭，潔身自好的一種方式。

　　由此可見，說白居易在江州之貶后仕途上了“快車道”，恐怕不能成立。

　　三、白居易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可否作為其“不以遷謫為意”的證據

　　在生活方式上，邢文認為白居易在廬山上幽居，與禪師為友，吟詠情性表明他實際生活并不是那么不如意。

　　我們知道白居易喜歡與佛道中人交往，喜歡幽居的環境，喜歡登山臨水，是他一貫的習慣。 他在江州與湊、滿、朗、晦四禪師交往，在杭州與堅上人、光上人交往，包括與親密摯友韜光禪師的往來，與道教中人蘇煉師的往來，對煉丹仙人郭煉師的極度膜拜。 在廬山的遺愛草堂和杭州的幽居郡齋，在廬山躋危登險和在杭州賞玩天竺靈隱。 這些活動是貫穿他一生的，是他與生俱來的習慣。 他本身就是樂觀主義者，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與他所處的環境是升遷還是貶謫，并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 換一句話說，樂天身處江州的困厄以幽居自娛，崇佛信道，身處蘇杭的安逸也以幽居自娛，崇佛信道，與生活得如意與否沒有必然的聯系。 如果像邢文一樣，看到白居易幽居自娛，就斷定其在江州生活得很好，不以遷謫為意，恐怕就錯解了樂天的性格了。

　　在宗教信仰上，邢文認為篤信佛教的遁世哲學是白居易“忘懷處順，不以遷謫為意”的原因，論據是《元白詩箋證稿》中“白姓是‘昭武九姓’之一”，此論恐怕是很片面的。 首先，以某一姓氏之來源斷定某一人信仰某種宗教是否可信，筆者存疑。 其次，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附錄明確指出白居易的思想內核是道家而非佛家，“白公則外雖信佛，內實奉道。 ”而邢文既已采信陳氏之言，又推論“在白氏的思想里，儒家與釋家是不分伯仲的”，恐有自相矛盾之嫌。 總的來說，宗教信仰與“不以遷謫為意”有一定關系，但是白居易“不以遷謫為意”可能是因為佛教的影響，也可能是道家的影響‍‌‍‍‌‍‌‍‍‍‌‍‍‌‍‍‍‌‍‍‌‍‍‍‌‍‍‍‍‌‍‌‍‌‍‌‍‍‌‍‍‍‍‍‍‍‍‍‌‍‍‌‍‍‌‍‌‍‌‍。 至于邢文認為“儒家和釋家各占一半”，則顯然沒有可靠的證據。

　　四、白居易政治觀的轉變是一個過程，很長時間內處于“經世和遁世”的矛盾沖突之中

　　邢文在結論部分提出“青衫濕”是白居易告別“昨日之我”而迎來“明日之我”的標志，白居易面對當時的政局現實，作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選擇，這樣講是有違事實的。 原因如下：

　　一是江州之貶是白居易中隱思想的萌芽，但非徹底的思想顛覆。 白居易推崇“中隱”，從這個詞就可以看出，白居易有著很強的仕官情結，他希望遁世但是不希望完全放棄功名利祿，因此不存在因為一曲琵琶曲就使得自己原有的思想顛覆的可能，琵琶女本身也不可能擁有如此巨大的能力。

　　二是遁世中隱不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白居易選擇中隱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而非聽過一曲琵琶之后，心血來潮之舉。 《中隱》云，“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 ”

　　三是中青年白居易事實上是很難達到中隱的境界的。 白居易很早就有“中隱”的思維，但是他追求的中隱的環境和時間卻遲遲等不來。 江州忠州地處偏僻，環境險惡，蘇州過于龐大，無暇自顧，杭州環境合適，但是所居時間過短。 我們只能說江州司馬白居易有中隱情結，但是如邢文迎來“明日之我”、作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選擇等論斷和事實相距甚遠。

　　四是遁世思維在江州司馬白居易的政治觀中的比重小于經世思維，不是白居易此時的主導思想。 上文已述白居易在經歷了江州司馬、忠州刺史的貶謫之后，依然如之前一樣奮不顧身直言勸諫，指出朝廷的各種弊病，為削藩平叛吶喊。 由此可見，白居易還是對腐朽的朝廷存在著幻想，想在朝堂之上發揮自己的價值的。 如果說江州時期白居易就告別了“昨日之我”，迎來了“明日之我”，那是很不準確的。

　　五、白居易政治觀的轉變與“青衫濕”不一定存在事實上的因果關系

　　上文已經詳述白居易政治觀的轉變是一個過程，在江州時期中隱思想至多可以算作萌芽，遁世思想并沒有發展成白居易的主導思想。 筆者認為，白居易政治觀的轉變與“青衫濕”之間不一定存在事實上的因果關系。 原因如下：

　　一是白居易政治觀的轉變和中隱思想的萌發并沒有給他帶來過度的傷心和失望。 江州、忠州、杭州、蘇州這十五年白居易一直在外為官，也是他中隱思想成熟的關鍵時期。 縱觀這一段時間的創作，鮮見白居易為自己思想的轉變而心悲慟神，痛徹心扉。 經世和遁世的矛盾沖突一直存在，但是沒有大范圍強深度地影響過白居易的現實情緒。 如果僅僅就一次“青衫濕”，來斷定其與政治觀有關，恐怕不能成立。

　　二是詩人原意并未提及思想意識層面。 邢文在行文之中把“青衫濕”理解為痛徹心扉，進而認為是政治觀的轉變所致。 但是如果回到《琵琶行》的原文來看，白居易說自己“青衫濕”的直接原因是琵琶曲凄涼好聽，間接原因是“同是天涯淪落人”，僅僅就事論事，沒有提到自己思想引發的轉變。 所以，“青衫濕”仍然很有可能僅僅就是詩人當時情緒悲涼的體現，與政治觀無關。

　　三是無法就“青衫濕”進行二次推論。 “座中泣下誰最多? 江州司馬青衫濕。 ”為何白居易會比其他人多流淚? 因為他和琵琶女的境遇相同，同是天涯淪落人，其他人則共鳴小得多，由此可以得出“青衫濕”的原因在于琵琶女的身世飄零引發了白居易“遭貶”的悲涼和壯志難酬之痛。 但是是否可以進一步推斷出政治觀的轉變呢? 白居易自己沒有說，邢文提出的材料也無法確證，因此我們不能在這兩者之間建立因果關系。

　　由此可見，我們只能將“青衫濕”的原因推斷到個人的遭際命運相同，但是無法再進一步推到是由白居易中隱思想萌發所致。 因為我們無法從他處確證，事實上也沒有證據證明，思想意識這樣的改變會給白居易帶來極大的痛苦和失落，使他無法面對殘酷的現實。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青衫濕”的直接原因是琵琶曲凄涼樂美，間接原因是白居易和琵琶女境遇相似，從而引發白居易仕途漂泊之感和壯志難酬之痛。 白居易政治觀的轉變，即中隱思想的萌發和成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則可以作為“青衫濕”的背景，而不能作為其主要原因或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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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楊恂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