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曹魏時期的曹氏家族，能文者甚眾‍‌‍‍‌‍‌‍‍‍‌‍‍‌‍‍‍‌‍‍‌‍‍‍‌‍‍‍‍‌‍‌‍‌‍‌‍‍‌‍‍‍‍‍‍‍‍‍‌‍‍‌‍‍‌‍‌‍‌‍。 胡應麟曾說：“詩未有三世傳者，既傳而且煊赫，僅曹氏操、丕、睿耳‍‌‍‍‌‍‌‍‍‍‌‍‍‌‍‍‍‌‍‍‌‍‍‍‌‍‍‍‍‌‍‌‍‌‍‌‍‍‌‍‍‍‍‍‍‍‍‍‌‍‍‌‍‍‌‍‌‍‌‍。 然白馬名存鐘《品》，則彪當亦能詩‍‌‍‍‌‍‌‍‍‍‌‍‍‌‍‍‍‌‍‍‌‍‍‍‌‍‍‍‍‌‍‌‍‌‍‌‍‍‌‍‍‍‍‍‍‍‍‍‌‍‍‌‍‍‌‍‌‍‌‍。 又任城武力絕人，倉舒智慧出眾。 阿瞞何德，挺育多才。 生子如此，孫仲謀輩詎足道哉。 ”[1]胡氏此論，重在“魏氏三祖”，而兼及曹彪、曹彰、曹沖，這當然不是他不重視曹植，恰恰相反，胡氏是將曹植作為建安文人的最高標格來看待的。 《詩藪》中論及曹植，時見“天才絕出”“自當獨步”“絕世無雙”[2]的贊譽之詞。 顯然，胡氏是偏愛曹植的。 他還說：“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樂府、文、賦俱工者，獨陳思耳。 ”[3]因此，“三曹”，即曹操、曹丕和曹植為建安文學的代表，是歷代多數論者的共識。 事實上，也正是他們領袖群倫，與“蓋將百計”[4]的建安文人共同開創了一代文學新風。

　　“文章祖師”曹操

　　曹操不但是漢末建安時期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建安文學重要的開創者和領導者。 他20歲舉孝廉，入仕之初便表現出參與政治的強烈熱情。 漢靈帝時，宦官弄權，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不成，反為所害。 曹操為此曾上書進諫，指斥奸邪盈朝。 據《曹瞞傳》所述，曹操執法不避豪強，因此得罪了皇帝的近習寵臣，“遷為頓丘令”[5]，但他并未因此放棄自己的政治理想。 曹操早年所作《對酒》一詩，稱述自己所向往的太平景象，上至君臣關系，下至草木昆蟲，描繪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圖景。

　　文學方向評職知識： 文學遺產雜志征稿范圍

　　據張可禮先生的考證，《對酒》很有可能是曹操30歲時任職濟南期間所作。 [6]詩中“政教大行”的盛世圖景，顯露出曹操積極的政治態度，是曹操初期頗具代表性的詩作。 曹操的性格不僅與當時重視人格修養的儒風有著較大距離，也與魏晉名士的標格自高不同，而更多地呈現出“尚通脫”、任性不羈的特點。 雜言體詩《對酒》中所描述的那種田園牧歌式的大同世界以及詩句的口語化，與其性格相映成趣。 據王粲撰《英雄記》記載，曹操擊敗袁譚之后，“作鼓吹，自稱萬歲，于馬上舞”[7]。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裴松之引《阿瞞傳》云：“(曹操)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 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 ”[8]曹操恣意放達和不拘小節的性格，于此可見一斑。 這也是曹操成為“改造文章的祖師”[9]不可或缺的主觀條件。

　　初平元年(190)，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然皆畏懼莫敢先進。 勢單力孤的曹操在滎陽與董卓屬下徐榮大戰，結果是曹洪讓出自己的坐騎，曹操才得以逃脫。 曹操不得已又去揚州募兵，然而士卒多叛，處境甚為艱難。 作于這一年的《薤露》，歷敘董卓之亂的前因后果、朝綱傾覆的混亂局面以及百姓的流離失所。 《薤露》很可能是現存曹操詩中創作年份最早的五言詩。 [10]此后，曹操敗陶謙、迎獻帝、破張繡、殺呂布。 隨著事業不斷發展，其文學創作也日漸成熟，作于建安三年(198)的《蒿里行》，藝術水平已相當高超：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 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詩歌寫各地諸侯“軍合力不齊”，反而“自相戕”，又有袁術稱帝及頻繁的內亂，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的慘狀，令人凄入肝脾，“念之斷腸”。 因其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故譚元春認為，此詩與《薤露》，“翻盡從來擬古門戶”[11]，這一論斷極為精辟。 因為《蒿里》不僅對漢代挽歌做了重大改造，也在詩史式的敘事中，表達了詩人深沉的感慨，確有開一代新風的氣概。

　　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占鄴城，基本上完成了北方的統一。 大罵曹操是“贅閹遺丑”的陳琳，得到了曹操的原諒和賞識，“建安七子”除王粲外皆已歸曹，鄴下文人集團開始形成。 經濟的復蘇、社會的安定，為鄴下文人“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歡宴”[12]提供了條件，文人的書寫內容觸及到更加廣闊的領域。 建安十一年(206)，邯鄲淳、梁鵠、杜夔以及“七子之冠冕”王粲歸附曹操，鄴下文人集團進一步壯大，他們悠游歲月、詩酒唱和，推動了建安文學的繁榮。 這一年在曹操身上也發生了許多大事：榮升丞相，收復荊州，愛子曹沖夭亡，赤壁兵敗，喪失了有生之年一統天下的機會，這注定是曹操一生中極不平凡的一年‍‌‍‍‌‍‌‍‍‍‌‍‍‌‍‍‍‌‍‍‌‍‍‍‌‍‍‍‍‌‍‌‍‌‍‌‍‍‌‍‍‍‍‍‍‍‍‍‌‍‍‌‍‍‌‍‌‍‌‍。

　　赤壁兵敗后，曹操更加意識到才士謀臣對一統大業的重要性。 因此，他作《求賢令》以明自己唯才是舉的決心。 張可禮先生認為，《短歌行》(對酒當歌)“蓋與《求賢令》作于同時”[13]，有關此詩的創作時間和主旨，學界眾說紛紜。 清人朱嘉徵有“魏公一生心事，吞吐往復，滿口道不出”[14]之論; 清人張玉榖所謂“此嘆流光易逝，欲得賢才以早建王業之詩”[15]的評點，均頗具代表性。 詩歌感嘆人生短促，傾吐求賢若渴、胸懷天下的壯志，有一種雄渾開張與沉郁蒼涼相交織的藝術美感。

　　曹操的形象經歷了千余年的歷史沉淀，進入到我們熟知的文學世界，一步步演化成了“奸雄”。 有人說他直率純真，有人說他虛情假意; 有人說他賞識英才，有人說他嫉賢妒能; 有人說他一生以匡扶漢室為抱負，有人說他一生都想篡漢自立。 但在文學領域，對于曹操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歷代文論家幾乎無人有異議。 清人吳淇云：“武帝制作，無不精妙，故銅雀臺，后世得其片瓦，猶值百金。 ”[16]足可見曹操在后世文人心中的地位。 曹操的文學成就，對建安文學起到了“導夫先路”的奠基作用，同時也為中國詩歌打開了新局面。 劉熙載稱：“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 ”[17]曹操詩雖僅存二十余首樂府古題，但內容豐富，涉及山水、時事、游仙、述志等，風格或“慷慨悲涼”，或“精能老健”，或“格調古樸”。 其中，令后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恐怕是他表現“沉雄”風格的詩篇，如《觀滄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沈德潛評此詩“有吞吐宇宙氣象”[18]，全詩通篇寫景，無一字議論抒情，而詩人卻將萬丈豪情融于滄海之壯景，句句可見其堅定的信念和博大的胸懷，吞吐日月，磅礴壯烈。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詩歌的“沉雄”之美，不全由語言生發，與高超的藝術技法也是分不開的。 比如，此詩的寫景視角不斷轉換，先是由水流延至兩岸的山川和小島，視野剛剛聚焦到島上的樹木百草，又以“秋風蕭瑟”的感受回到詩人本身。 方東樹曾贊曰：“大約武帝詩沉郁直樸，氣真而逐層頓斷，不一順平放，時時提筆換氣換勢，尋其意緒，無不明白; 玩其筆勢文法，凝重屈蟠，誦之令人意滿。 后惟杜公有之。 ”[19]放眼文學史，當得起如此評價的文人，其實不多。

　　“文人帝王”曹丕

　　曹丕的歷史功過與其父相比，可能更為復雜。 僅據《世說新語》記載，他就有逼令曹植“七步成詩”、收用曹操群妾、毒殺曹彰等多件殘忍歹毒、鮮仁寡恥之事[20]，這與其在位期間提倡節儉、改革弊政、促進國家統一的舉措形成鮮明對比。 然而就文化層面而言，曹丕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名副其實的“文人帝王”，在文學走向自覺的道路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寧稼雨先生認為，曹丕“拉開了士人文化作為中國文化舞臺上主角的大幕”，是一位“負面人品背后的文化巨人”[21]。

　　曹丕在建安二年(197)便隨父出征，他說：“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 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 ”[22]官渡之戰后，曹操攻袁譚、袁尚，軍至黎陽，年僅17歲的曹丕作《黎陽作》四首，表達了“救民涂炭”、拯時救世的大志。 當面臨曹魏集團的日益壯大、曹操被封魏公并偏愛曹植等新變化時，曹丕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與曹植的權力爭奪上。

　　從建安十六年(211)至二十二年(217)，曹丕歷經殘酷的政治角逐，終于被立為太子。 據《三國志》卷二十五裴松之注引《魏晉世語》記載，曹丕被立為太子后喜不自勝，竟抱著辛毗的脖子說：“辛君知我喜否? ”[23]也正是在這一年，徐幹、陳琳、應玚、劉禎皆死于瘟疫，這場瘟疫與魏晉文學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曹丕在之后所作的《與吳質書》中，痛悼文友離世：“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之后便著手編纂這四人的文集。

　　影響中國文學史的另一件重要的大事，也發生在這令曹丕喜悲交加的建安二十二年(217)，這就是《典論·論文》的創作。 [24]《典論·論文》中的作家及作品論、“文氣”說、文體之辨，都為后來的文學理論批評提供了榜樣，成為后代文學批評家學習的典范。 從文學史的發展來看，《典論·論文》將文學的自覺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不僅僅抬高了文學的地位，還對鄴下文人予以安撫，鼓勵他們潛心翰墨。 這或許緣于曹丕深沉的政治用心，卻在客觀上促進了文士們的自我內省。

　　如“建安七子”多有政治抱負，陳琳《游覽詩》中所謂“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 ”頗能代表他們共同的人生志向。 但事實上，零落在各地的文士歸附曹操后卻很少得到重用。 劉禎在作于建安二十年(215)的《贈五官中郎將》(其一)中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尚不乏凌厲風云的壯志，而徐幹《室思》(其一)中的“端坐而無為”，則顯得有些許落寞。 “七子”尚且如此，其他鄴下文人的境遇也可見一斑。 出自曹丕之手的《典論·論文》，具有“欽定”的特殊性質，其中“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論斷，潛移默化地使鄴下文人認同了寄心篇翰的“不朽”價值，堪稱是文學新變的理論號角。

　　說到曹丕的文學成就，不能不提現存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詩——《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群燕辭歸鵠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

　　《燕歌行》的創作時間已不可考，元人劉履在《選詩補注》卷二中推測，此詩可能是曹丕為五官中郎將時，“北征在外，代述閨中之意而作”[25]。 從胡應麟“子桓燕歌二首，開千古妙境”[26]的評價，到近年來學者們對《燕歌行》多視角的研究，足可見其美學價值。 曹丕可以說是七言詩體的祖師，真正將七言詩體帶入了文學殿堂。

　　沈德潛云：“孟德詩，猶是漢音。 子桓以下，純乎魏響。 ”[27]這一導源于胡應麟的漢、魏異同之論，將曹丕作為漢魏兩代詩歌發展的轉折點。 具體而言，這是詩歌從配合音樂到追求辭藻、從言志到抒情、從直抒胸臆到含蓄宛轉、從粗獷到細膩等一系列變化的轉折點。 曹丕在文學史上承上啟下的意義，由此可以看得更為清楚。

　　“建安之杰”曹植

　　鐘嶸《詩品序》稱曹植為“建安之杰”，已給予了曹植極高的評價。 曹植《白馬篇》曰：“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與楊德祖書》曰：“勠力上國，流惠下民”; 《求自試表》也有“志在效命，庶立毛發之功”，這都表現了他建功立業的熱切之志，但渴求“自試”的他，卻終其一生不得“自試”。 在曹丕繼位后，他更是如履薄冰，連生命都受到了威脅。 “從來寵貴起猜疑，七步詩成亦可危”[28]，無論是曹植借放浪形骸以“自污”，還是“諂媚君主”以自保，都流露出他內心深重的無奈和痛苦，這也是后世文人對他寄予深切同情，以及“揚植而抑丕”傾向形成的重要原因。

　　雖然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已指出，文帝因“位尊減才”，曹植則是“勢窘益價”，但后世仍不乏為曹丕翻案者，如王夫之便是“揚丕抑植”論的代表，他在《姜齋詩話》中說：“建立門庭，自建安始。 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赴之客，容易成名。 伸紙揮毫，雷同一律。 子桓精思逸韻，以絕人攀躋，故人不樂從，反為所掩。 子建以是壓倒阿兄，奪其名譽。 實則子桓天才駿發，豈子建所能壓倒邪? ”[29]不過，清人吳淇所謂曹植“洵為一代宗匠，高踞諸子之上”[30]的觀點，仍可視為后世主流話語的代表。

　　學界常以曹操死、曹丕繼位的建安二十五年(220)為界，將曹植的創作分為前后兩期，或將建安、黃初、太和三期作為他創作的不同階段，這充分地考慮到了曹植創作的連續性與時代背景。 需要注意的是，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為太子后，曹植的心態有了明顯的改變。 如果說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的《與楊德祖書》中追求不朽功名的蓬勃之氣簡直要從字里行間溢出，那么作于建安二十三年(218)的《贈丁儀》《當欲游南山行》中則不乏怨憤之情，“儀有文才，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31]。

　　吳汝綸論《當欲游南山行》則更為直白：“此詩怨魏帝之不能容己也。 ”[32]建安二十三年(218)，于禁、曹仁等與關羽戰于樊城，關羽水淹七軍俘虜于禁，威震華夏。 戰事正危，曹操遣曹植率軍馳援曹仁，而曹植卻在此時喝得酩酊大醉，這令曹操對他失望之極。 《贈丁儀》《當欲游南山行》或許正是與太子之位失之交臂后，曹植心底怨憤的宣泄。 故以建安二十二年(217)為界來確定曹植創作的分期，也許更接近實際。

　　曹植的悲劇并非簡單的懷才不遇，其平定天下、救民水火的鴻鵠之志，與一生未能如愿、備受壓抑的巨大反差，令人不勝唏噓。 曹丕代漢后對曹植的政治迫害，使曹植本就春冰虎尾的處境更加惡劣。 曹植在一次返回自己封國途中，經過洛川，寫下了流芳千古的《洛神賦》[33]。 有人認為《洛神賦》寫的是叔嫂之戀，洛神即甄后; 有人認為曹植是借洛神以宣泄自己的苦悶; 也有人認為洛神即曹丕，曹植對洛神的感情實際上是自剖心跡。

　　對此賦的多維解讀，也證明了其文學價值。 美輪美奐的語言、想象世界的構建及洛神形象的塑造，不僅使此賦成為流傳千古的經典，也為曹植增添了耀眼的文學光彩。 從繼承的角度說，曹植的賦作在強化抒情性的同時也采取了漢大賦的結構方式，在表情達意上卻跳過兩漢賦作的“諷頌”功能而有回歸屈騷的傾向。 從后世接受的角度來說，曹植的賦作雖然在明清之前并未像他的詩歌一樣得到充分重視，其對后世駢賦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卻是不可否認的。

　　與《洛神賦》的縹緲多姿相比，曹植臨終前一年所作的《怨歌行》更是其真情的流露：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 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 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 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 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連。 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 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 素服開金滕，感悟求其端。 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嘆。 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 今日樂相樂，別后莫相忘。

　　此詩借周公輔佐成王之事委婉寄托了自己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遭遇。 周公最后能夠得到成王的理解，周公輔成王也成為君臣相知的佳話，而他自己在曹丕死后，仍然得不到魏明帝曹睿的信任。 兩相對照，更突出了此詩濃厚的悲劇色彩‍‌‍‍‌‍‌‍‍‍‌‍‍‌‍‍‍‌‍‍‌‍‍‍‌‍‍‍‍‌‍‌‍‌‍‌‍‍‌‍‍‍‍‍‍‍‍‍‌‍‍‌‍‍‌‍‌‍‌‍。 清人丁晏說：“詩自三百篇、十九首以來，漢以后正軌顓門，首推子建。 洵詩人之冠冕，樂府之津源也。 ”[34]施補華《峴傭說詩》也說：“五言古詩，厥體甚尊，《三百篇》后，此其繼起，以簡渾為正宗。 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后，唯陳思諸作及阮公《詠懷》、子昂《感遇》等篇，不踰分寸。 ”[35]從五言詩的萌發到建安“五言騰踴”再到曹植，五言詩體最終定型，在這一詩歌史發展過程中，曹植的典范意義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建安十七年(202)，三曹登銅雀臺，曹植作《登臺賦》，最得曹操激賞。 清人丁晏《魏陳思王年譜序》說：“初王(曹植)以仁孝智達，魏祖特見寵愛，幾為太子者數矣。 ”[36]這說明曹植原本有自己的優勢，并曾在奪嫡之爭中一度占據上風。 然而相對單純善良的他，終究不敵心機深重的曹丕。 《三國志》卷二十一裴松之注引《魏晉世語》曰：

　　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淄侯植并送路側。 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 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 ”及行，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華，而誠心不及也。 [37]

　　《魏晉世語》全書已佚，裴注所保存的這個故事，是曹氏兄弟爭嫡斗爭的一個小小的側面。 它以典型細節形象地反映了曹植炫材揚己、不擅偽飾，因而終于失敗的事實。 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中說：“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 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 外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 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

　　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 ”[38]曹植是政治斗爭的失敗者，他志向高遠，卻始終“不得施于世”; 他才華超群，加之后半生郁積了太多的“憂思感憤”，有著種種“人情之難言”，因而能取得非凡的成就，將一代文學推向高峰。 正如清人嚴可均在《曹子建集校輯敘錄》中所說：“子建之精光浩氣長留天地間者，在文辭不在風節。 ”[39]

　　“三曹”均歷經世亂。 曹操、曹丕的軍旅生涯和高居上位的經歷; 曹植人生前后期的巨大反差，尤其是他后期飽嘗政治迫害之煎熬與懷才不遇之苦悶的體驗，與一般文人相比，其人生和情感都具有極不平凡的一面。 加之父子三人都有著過人的文學天賦，故能以生花妙筆，對他們別樣的現實人生和情感世界，做出精美的藝術表現。 因此，他們在樂府、詩、賦、文論等多個方面為后世文學開啟了諸多法門，也贏得了歷代文人的衷心景仰和高度肯定。 在清人方東樹眼中，曹操是“千古詩人第一之祖”[40]。

　　王世貞說：“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無過于漢武帝、魏文帝者。 ”[41]目空一世的謝靈運更是宣稱：“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42]父子三人均得如此贊譽者，在三千年文學史上并不多見。 王世貞有詩曰：“崛起三曹后，橫行七子前。 預知千載下，重數建安年。 ”[43]這是對他的友人胡應麟的稱贊，其中以“三曹”“七子”作為詩美理想的標格，實際也是自唐代以來中國歷代文士逐漸形成的共識。

　　作者：劉懷榮 王漢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