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王邵軍的《生命的思與詩——馮至的人生與創作》是一部富有新意的馮至傳記，作者在梳理考察馮至人生歷程的基礎上，著重描述其人生歷程與性格變遷、文學創作與審美風格變化、學術研究與思想變化之間的關系，注重呈現馮至的內心世界，是一部關于馮至的靈魂變遷的傳記，它不僅具有文學性，而且帶有一定的學術性，為我們提供了如何為內省型作家寫作傳記的范例，為傳記寫作探索出了一條新的路徑‍‌‍‍‌‍‌‍‍‍‌‍‍‌‍‍‍‌‍‍‌‍‍‍‌‍‍‍‍‌‍‌‍‌‍‌‍‍‌‍‍‍‍‍‍‍‍‍‌‍‍‌‍‍‌‍‌‍‌‍。

　　【關鍵詞】馮至; 傳記; 內心世界

　　傳記是一種古已有之的文體，其寫法自然形式多樣，但其基本要求乃是根據傳主的特點來進行寫作，其主要目的是要將傳主的人生軌跡和性格特質呈現出來‍‌‍‍‌‍‌‍‍‍‌‍‍‌‍‍‍‌‍‍‌‍‍‍‌‍‍‍‍‌‍‌‍‌‍‌‍‍‌‍‍‍‍‍‍‍‍‍‌‍‍‌‍‍‌‍‌‍‌‍。 有些人，其人生如同一條奔騰咆哮的大河，跌宕起伏、曲折多變，這類人物的傳記可以重點敘述其所經歷的眾多事件，通過外在事件來表現其性格特征，這樣的傳記可讀性強，容易引起讀者的關注; 有些人，其人生如同一條平靜的河流，表面沒有波瀾，水下卻潛藏著急流暗灘，這類人物的傳記則須深入挖掘傳主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將其性格特質呈現出來‍‌‍‍‌‍‌‍‍‍‌‍‍‌‍‍‍‌‍‍‌‍‍‍‌‍‍‍‍‌‍‌‍‌‍‌‍‍‌‍‍‍‍‍‍‍‍‍‌‍‍‌‍‍‌‍‌‍‌‍。 馮至在晚年回顧自己的人生歷程時寫道：“自念生平，沒有參與過轟轟烈烈的事業，沒有寫過傳誦一時的文章，結交的友人或熟人中，沒有風云人物，也沒有一代名流。 ”[1]由此來看，馮至無疑是屬于后一類人物。

　　30年前，王邵軍選擇以馮至為寫作對象，撰寫了一部《生命在沉思——馮至》(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在文壇產生了廣泛影響; 30年后，他又廣泛搜集關于馮至的相關材料，對第一版進行了補充、加工、豐富，出版了《生命的思與詩——馮至的人生與創作》(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相對于第一版而言，這一版的史料更加豐富，內容更加厚重。 作者對馮至非常熟悉，也深知給馮至寫傳的難度：“在內在生活領域，馮至稱得上一個巨人，畢生以巨大的耐力和探索，與眾人區別開來。 但他外在生活的經歷，卻平平凡凡，毫無傳奇色彩，讀書、思考、寫作，填充了一生。 所以他的傳記，很難寫成一些生動的、飽含可讀性的‘事件’，而更多的是一些思考的‘材料’。

　　因而，在寫作中，我做的，更多的是‘描述’，而非‘刻畫’，希望能通過對他一生幾個重要過程的描述，揭示是什么促使他產生了這樣的精神和作品。 ”[2]作者根據馮至的這一特點，在描述其人生歷程的基礎上，著重發掘其內心世界，將其人生經歷和文學作品結合起來，多維度呈現其復雜的性格和思想變遷，寫出了一部關于馮至的靈魂傳記。

　　一

　　人物傳記自然要呈現人物的生平命運，且要真實可靠，這是傳記的基本要求。 盡管馮至的一生平淡無奇，沒有經歷什么大的事件，也沒有什么大的起伏，但作者依然將其一生的軌跡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并力求通過日常事件的描述來呈現人物的心路歷程，進而呈現其性格特質。

　　作者以時空的變化為經線，以事件為緯線，來描述馮至平淡的一生，通過具體事件來分析其對馮至心理世界所產生的作用與影響。 作者將馮至的一生劃分為幾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河北涿州、北平時期的小學、中學生活(第一章)，第二個階段是在北京大學的學習生活和大學畢業后在哈爾濱一中的工作經歷(第二章)，第三個階段是1930年9月到德國留學的生活(第四章)，第四個階段是1935年回國后在同濟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任教的生活(第五章)，第五個階段是1946年回到北平至“文革”時期的生活經歷(第七章)，第六個階段是寫馮至在“文革”結束后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第八章)。

　　作者在描述出馮至的不同階段人生軌跡的同時，著重描述其內在心理世界的變化。 如第一章描述馮至的童年生活，作者簡單介紹他早年喪母、父親常年在外謀生、缺少母愛和父愛的家庭環境，著重分析家庭環境對其幼小心靈造成的巨大創傷， “昏暗、沉悶、寂寞、歧視、沉默、困厄、悲苦，都是馮至回憶童年文章里的關鍵詞，這種灰色的基調與情緒以及對此的體驗與抗拒貫穿了馮至童年的心路歷程。 ”[3]后來他又經歷了家庭的衰落，從小康之家墮入困頓，“馮至所經歷的家庭變遷，使他對人生的體驗，孤寂之外又多了些冷峻、透徹與淡然，組成了他性格及審美觀念的重要構成基因，或多或少影響了他精神歷程路向的選擇。 ”[4]作者運用文化地理學理論分析其故鄉涿州及周邊的環境對馮至性格所產生的影響，對馮至的精神特質進行探源，指出“家族生活的壓抑，故鄉文化的平庸，寡淡無趣的山水，從反面催動了馮至走出去的欲望與沖動”[5]。

　　馮至渴望從文化貧瘠的故鄉走出去，去尋求真正的心靈棲息地，這是馮至追尋生命意義的起點。 作者簡單敘述馮至上學的經歷，他從初小到高小沒有知心朋友，學習成績平平，學期考試結果都是丙等，他偏科，不喜歡“修身”課程，喜歡國文和地理，“從中可看到這個時期的馮至不循規蹈矩、善于思考辨析、喜歡探索的個性已開始形成”[6]。 在繼母的支持下，馮至到北京四中上中學，語文老師潘先生和施先生成為他進入文壇的引路人。

　　他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而五四運動對他的影響，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他開始閱讀新報刊、新詩，與同學一起辦刊物，與新文藝發生關聯，為他之后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奠定了基礎。 同樣，作者在第二章簡單地描述馮至在北京大學的學習生活，通過描述其與老師和同學的關系刻畫馮至內向的性格，他在孤獨、苦悶的狀態下開始新詩創作，德國浪漫主義文學中病態的傷感與其孤獨寂寞的心靈相契合，對其早期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1927年6月大學畢業之后，馮至北上到哈爾濱一中任教，這地獄一般的經歷強化了其孤獨寂寞的精神世界，催生了《北游》系列作品。

　　第四章敘述馮至到德國留學的經歷，簡單介紹他在海德貝格和柏林的學習經過及他與中國和德國朋友的交往，重點分析他與德國詩人荷爾德林、里爾克、歌德等的宿命式的相遇，指出其審美標準的轉變，“從情結的發泄、從甜蜜的憂傷轉向了真實的體驗、忍耐和認真的選擇，轉向了以一己生命對宇宙對人生的苦難的承擔”[7]，由此揭示出德國詩歌對其思想性格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第五章寫馮至回國之后的工作經歷，他先在上海同濟大學教授德語，在淞滬戰役之后開始南遷，作者沒有詳細介紹其曲折的南遷經歷，而是著重介紹其到昆明之后在西南聯合大學參加冬青文學社和文聚社的活動，介紹其文學創作和翻譯工作，“以內向的方式，企圖喚起那些或沉睡，或麻木，或浮躁的靈魂，讓每個個體承擔起屬于自己的那份責任與義務”[8]。 第七章描述馮至從1946年5月西南聯合大學解散回到北平后到“文革”時期的經歷，時間跨度20年，介紹其《杜甫傳》的寫作及杜甫對其思想的影響，他的精神探索進入新的階段，實現了思想上新的超越。

　　“馮至這一過程的隱忍與掙扎、失落與堅定以及再次自我否定的精神，顯示了思想的力量，代表了內省型知識分子在面對國家面對時代時的態度。 可以說，這是一次新的自我否定，特別是關于杜甫人民喉舌的觀念，作為一個馮至性格、心理、觀念的新的因素，影響了他后半生的生活與創作。 ”[9]1949年后，馮至經常參加各種外事活動，積極投入當時的社會運動，其思想氣質發生變化，“而從總的方面看，歌頌和懺悔，也是馮至此期詩歌主題的兩面，一方面是積極歌頌時代出現的一切新氣象，另一方面又不留情地懺悔自己的過去，懺悔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歌頌。 從藝術上講，雖然這時期的詩作比前兩個時期都多，但馮至特有的精神內涵和獨立感受消失了，一種大眾化的情感和審美，替代了個性氣質”[10]。 作者指出了社會巨變給馮至的思想觀念和審美觀念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導致馮至詩歌的主題和風格發生了本質性變化。

　　作者在考察梳理馮至人生軌跡時所運用的材料，主要來自馮至本人的相關回憶性文章，再加上馮至的夫人姚可崑和其他朋友的回憶性文章，這就保證了相關史料的真實性。 在此基礎上，作者對馮至性格的形成、心理世界的變化作了深入的分析，揭示出外在社會變化對馮至主體性格及內心世界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二

　　法國文學理論家布封認為，風格即人格，意即作家的風格與人格是一個統一體，通過作家的風格變化可以看到其人格的變化。 馮至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風格獨特的作家，被魯迅譽為“中國最杰出的抒情詩人”，作家是其主要的身份。 在給作家作傳時，其文學創作自然是要著重介紹的內容。 許多作家傳記將作家的人生經歷作為重要內容加以敘述，而把作家的作品穿插在其人生經歷中作簡單介紹。 王邵軍雖然也在介紹馮至的人生經歷時穿插介紹了其文學創作，并簡要概括其不同時期的創作特點，但這樣做并不足以呈現出馮至的創作風格，因此作者拿出專門的章節對馮至的文學作品進行分析，概括其創作風格的變化，借此來呈現馮至復雜的人格變化。

　　第三章“心靈履痕”是在第二章描述馮至大學生活的基礎上延伸出來的，雖然作者在第二章中介紹了馮至早期的詩歌創作，但又在這一章中按時間順序對馮至的文學創作進行了深入分析。 《昨日之歌》是馮至的第一部詩集，作者用感性的語言對其中作品進行具體分析，呈現馮至的心靈世界。 在分析其愛情詩時，并沒有下功夫去描述其愛情經歷，也沒考證其戀愛的女孩是誰，而是著重分析其內容與風格，指出其早期愛情詩大多是母愛和友情的泛化，這與其早年缺少母愛密切相關; 1926年發表的《蛇》則是從泛愛情詩到純愛情詩的過渡，作者概括出其愛情詩的總體特點：“在藝術上，馮至的愛情詩，善于用意象收斂情感，使情感客觀化，這開了中國現代詩用意象抒情的先河。 ”[11]

　　1928年出版的《北游及其他》是馮至的第二部詩集，在概括介紹這一詩集的基礎上，作者對《北游》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進行詳細分析，將其與艾略特的《荒原》進行類比，認為這首五百多行的長詩，是馮至心靈轉變的里程碑。 馮至在大學里接觸到德國文學之后，德國文學的浪漫派文學與其孤獨的心靈發生契合，導致其審美基調與精神取向發生變化，雖然其20年代的詩充滿了孤獨與寂寞，但在《北游》之后其風格發生一定變化：“前期的幻滅感、悲劇色彩、惆悵的氛圍正在向質地更堅實、色調更明朗方向發展，即使也有孤獨、寂寞，但更有了對孤獨、寂寞的克服，這是馮至詩的一次蛻變。 ”[12]

　　通過分析馮至在1928到1930年的雜文創作，概括出其創作風格的變化：“馮至的作品風格正由夢幻般的憂傷向更從容、沉實的風格轉變，其思考也由紛紜、多思向更從容、堅定的方向發展，從中可以隱現些許四十年代作品的特征。 對孤獨、寂寞的克服，馮至不但經歷了審美風格的轉變，更實現了精神探索的第一次否定。 ”[13]馮至創作風格變化的背后，是其思想情操和氣質性格的變化，或者說由于其思想情操和氣質性格的變化而導致其創作風格的變化。

　　從德國留學回國南遷到昆明之后，馮至進入第二個文學創作的爆發期，作者雖然在第五章中已作了介紹，但仍拿出第六章“豁然貫通”對馮至這一時期的創作進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作者按時間順序對詩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和小說《伍子胥》進行分析，并概括出其審美風格的變化，認為《十四行集》是平凡與偉大的和解，是人與宇宙萬物的全息統一，呈現出生與死的轉化，從有限的生命中獲得自由; 散文集《山水》是靈魂里的山川，呈現出作者審美意向的轉變：喜歡樸素、坦白的山水自然，喜歡樹下水濱明心見性的思想者; 小說《伍子胥》通過歷史人物伍子胥來表現現代思想——決斷與負擔，呈現出從浪漫向現代的轉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馮至的人生軌跡和思想發生了蛻變，其創作進入了第三個時期，適應新的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馮至的文學創作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作者著重分析馮至的《西郊集》和《十年詩抄》，從中發現馮至的文學風格所發生的變化，認為歌頌和懺悔成了馮至此期詩歌的主題，馮至漸漸迷失了自我，個性漸漸被共性所代替。 實際上，歌頌和懺悔是那個年代作家們共同的特點，從這一角度來說，馮至文學風格的變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彰顯出那個年代作家們共同的心態與心理路程。

　　“文革”結束后，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馮至迎來了創作的第四個時期。 這一時期，馮至重新回到詩的故鄉，寫作出新古典主義的警世格言詩，呈現出其經歷了人世滄桑的閱歷與心態; 其回憶性散文《立斜陽集》以懷人懷事為主旨，回憶他與楊晦等朋友的交往以及在北京、昆明、海德貝格等地的生活經歷，通過回憶過去，馮至重新確認了自我，重新獲得了詩意的存在。

　　文學風格是一個作家的人生經歷、時代生活、思想情感、審美情趣等因素綜合而成的創作個性，文學風格的變化的背面是作家的人生經歷、時代生活、思想情感和審美情趣的變化。 作者將馮至的文學創作分為六個階段，即關注自我情感、關注自然、關注社會、關注時代、謳歌時代和全面反思階段。 作者通過梳理馮至文學創作的軌跡，呈現出其文學風格的變化軌跡，進而呈現出其人生旅程、思想情感和審美情趣的變化。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馮至的詩文并不屬于通俗易懂的一派，對大多數讀者來說，馮至的詩文比較晦澀難懂，文學風格變化大，比較難以理解把握，通過作者的分析講解，一方面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馮至的詩文，另一方面則能幫助讀者更好地認識馮至復雜的精神世界。

　　如果說對馮至的人生歷程及性格變化的梳理主要依靠馮至本人的《自傳》及相關作品，那么對馮至創作風格的分析則主要依靠作者深厚的文學修養和扎實的理論基礎。 作者曾接受過系統的詩歌研究訓練，對詩歌有著敏銳的感受力和把握力，在詩歌研究方面有很好的基礎，正因如此，作者對馮至作品的分析深入淺出，能夠將作品分析與人格分析融為一體。

　　三

　　除了作家的身份之外，馮至還是一位學者和翻譯家，他早年在北京大學學習德語專業，后來又到德國留學學習德國文學專業，同時輔修哲學和美術史課程，回國后先后在同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等從事德語教學，同時翻譯德國文學作品，這使他和里爾克、歌德、荷爾德林等作家發生了交集，這些作家不僅對其文學創作產生重要影響，而且對其思想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作者致力于描述馮至思想變遷的歷程，揭示出馮至獨特而深刻的思想，幫助讀者理解并把握馮至的思想變遷。

　　一個人的文學創作會接受何種影響，表面上來看是好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但仔細追究起來則會發現，這些偶然因素中包含著必然因素。 馮至為何會受到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 這固然與其所學的德國文學專業密切相關，但德國文學歷史悠久、作家眾多，他為何唯獨對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和里爾克、歌德、荷爾德林等感興趣? 這又與馮至本人的性格、思想密切相關。

　　馮至幼年缺少母愛和父愛的家庭環境致使他養成了孤獨、內向的性格特征，他在孤獨、苦悶的狀態下開始寫作，這種性格特質使得他與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發生共鳴，浪漫主義文學病態的傷感與馮至的孤獨、寂寞一拍即合，他將孤獨上升為“詩人之所以為”詩人的所在，孤獨、寂寞成為其早期詩作的重要主題。 也正是這種孤獨思想接通了他與存在主義哲學之間的聯系，而現實生活中北游的經歷則是促使他完成從浪漫抒情到理性思考的轉變的催化劑。

　　年輕的馮至開始思考死亡和逃遁等人生問題，“由寂寞、孤獨、憂傷，到‘死’和‘逃遁’，顯示了他對現代個體生存處境的思考正逐步加深。 寂寞、孤獨、憂傷屬一種純精神感受，來源于馮至對現代個體生存處境的體認。 北游的經歷，使馮至將個體孤獨地生存于世上升到對人類處境的本體認識。 在這里，馮至已經開始探討死亡與逃遁，認為死亡與逃循是保全其精神個性的方法”[14]。 他從個體孤獨的存在體驗上升到對人類本體處境的認識，這是其思想趨于成熟的標志。

　　1930年9月到1935年7月，馮至在德國留學期間開始與荷爾德林、里爾克、梵高、歌德等神遇，與存在主義哲學相遇。 在德國期間，馮至就翻譯里爾克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回國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期間他又開始翻譯歌德的作品。 翻譯是一種特殊的工作，既帶有研究的性質，又帶有創作的性質。 馮至通過研究翻譯里爾克、歌德等人的作品，一方面加深了對他們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則影響到自己文學創作風格的變化，導致馮至的思想也發生變化。

　　除了在第四、五章描述馮至在德國留學和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時與里爾克、歌德等人發生的關聯外，作者還在第六章中集中展示德國文學、哲學對馮至的《十四行集》《山水》和《伍子胥》所產生的影響，深入分析存在主義哲學對馮至的影響，認為馮至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重視體驗和溝通、注重生與死的思考、強調決斷在人生中的意義的思想主題與存在主義哲學之間存在著契合，通過具體的文本分析說明馮至與里爾克、雅斯貝爾斯、基爾凱郭爾在思想上的相通之處，認為馮至是現代作家中最早系統地接受存在主義影響并付之創作的實踐者。

　　“存在主義使馮至完成了由浪漫主義抒情詩人向現代主義作家的轉變。 存在主義使他從思想上體認了克服孤獨與死亡的根本方法，那就是追求永恒并在這種追求中彰顯自我決斷的力量。 ”[15]存在主義思想不僅改變了馮至作品的創作風格，而且改變了其人生觀念與生活方式。

　　馮至早年就喜歡讀杜甫的作品，即便在南遷的艱難路途中也在研讀日本版的《杜工部選集》，在西南聯合大學工作時研讀仇注杜詩，對杜甫及其詩歌作品所做的大量細致的研究工作，為杜甫傳的寫作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馮至從昆明返回北京后開始著手寫作《杜甫傳》，他以杜甫的詩歌作品為依據，將其作品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進行研究，透過作品來探討杜甫人格的生成與發展。 杜甫的詩具有強烈的社會現實性和政治性，他的詩經歷了從炫耀自己的家族到愛祖國、從抒寫個人的情感到反映人民的生活的轉變，他的詩超越了其階級局限而體驗到被統治、被剝削的人民的災難，呈現出從個人抒情敘事向“人民喉舌”的演變軌跡。 杜甫的思想轉變對馮至產生了重要影響。 作者指出，在杜甫的影響下馮至完成了從一個個體詩人向“人民詩人”的轉變，并導致其后半生的生活與創作皆發生重大變化。

　　馮至將歌德視為自己的人生導師，他翻譯、研究歌德的作品，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馮至通過學習研究歌德的作品，熔鑄自己的世界觀，尋找個人的決斷之路。 歌德的蛻變論對馮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馮至認識到“變”是世界的本質; 歌德的否定與反否定精神對馮至人生觀、世界觀產生重要影響，他確立了不斷超越自我的積極奮進的人生態度，通過克制、隱忍和斷念來抵制虛無，拋棄了個人主義，融入集體。

　　當然，馮至對歌德并非全盤地接受，而是有所反思，他借歌德回歸時代，把歌德從“抽象的人”拉回到“現實的人”和“社會的人”，作者對歌德的思想進行梳理，在此基礎上考察歌德對馮至思想的影響，揭示出馮至20世紀40年代思想變遷，揭示出馮至與歌德之間的密切關系——融入時代、集體是馮至40年代適應時代需要而做出的選擇，標志著一個新馮至的誕生，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在融入集體、時代之后，馮至的個體意識、獨立意識漸漸減少，其作品思想的獨特性、深刻性漸漸喪失。 當然，這不是馮至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那個年代大多數作家所存在的共同問題。

　　王邵軍通過考察馮至的人生歷程和創作歷程，綜合地概括出馮至思想精神演變的軌跡。 “馮至自我精神探索的獨特性，恰恰在于他的自我克服與不斷否定。 從早期的孤獨，到對孤獨的克服，到隱忍、堅守，再到斷念、蛻變，到‘人民性’，他的探索之路，展示了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探索的軌跡。 ”[16]作者概括出馮至一生世界觀變化的三個時期，即個人主義時期、蛻變論時期和馬克思主義時期，這種概括既與馮至的文學創作相吻合，又與馮至的思想變化相契合。

　　傳記究竟是歷史還是文學? 這是學界頗有爭議的一個問題。 總體上來說，傳統的傳記更強調歷史性，主要是為了保留人物的生平事跡，要求真實可靠; 現代傳記則強調歷史性與文學性的統一，在人物主要生平事跡真實的前提下，允許對人物的內心世界進行發掘與呈現。 郁達夫認為傳記是記述一個活潑的人的一生，他的美點自然應該寫出，他的缺點與特點，也應該寫出，“若要寫新的有文學價值的傳記，我們應當將他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抒寫出來，長處短處，公生活與私生活，一顰一笑，一死一生，擇其要者，盡量來寫，才可以見得真，說得像”。 [17]

　　這里的“真”，一方面是人物生平事跡的真，另一方面則是人物心理世界的真，即要寫出人物的真性情、真思想。 馮至的《杜甫傳》在這方面進行了大膽的探索：“把一個詩人的作品當作一個整個的有機體來研究，把詩人的生活作一個詳細的敘述，一方面幫助人更深一層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這研究者的心和筆都是同樣精細而有力——使人縱使不讀作品，面前也會呈現出一個詩人的圖像。 ”[18]

　　馮至《杜甫傳》中所運用的這種方法無疑也對王邵軍的馮至傳寫作有很大的啟發‍‌‍‍‌‍‌‍‍‍‌‍‍‌‍‍‍‌‍‍‌‍‍‍‌‍‍‍‍‌‍‌‍‌‍‌‍‍‌‍‍‍‍‍‍‍‍‍‌‍‍‌‍‍‌‍‌‍‌‍。 面對人生經歷平淡而內心世界復雜的馮至，作者在梳理考察其人生歷程的基礎上，著重描述其人生歷程與性格變遷、文學創作與審美風格變化、學術研究與思想變化之間的關系，注重呈現馮至的內心世界，是一部關于馮至的靈魂變遷的傳記，它不僅具有文學性，而且帶有一定的學術性。 如果說傳記是傳記作者與傳主之間的生命對話，那么王邵軍則是與馮至在進行一次充滿詩意和哲理性的對話，從這一角度來說，《生命的思與詩——馮至的人生與創作》為我們提供了如何為內省型作家寫作傳記的范例，為傳記寫作探索出了一條新的路徑。

　　注釋：

　　[1]馮至著： 《立斜陽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2]王邵軍：《生命在沉思——馮至·后記》，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頁。

　　[3][4][5][6][7][8][9][10][11][12][13][14][15]王邵軍著：《生命的思與詩》，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頁、7頁、11頁、15頁、131頁、127頁、184—185頁、191頁、59頁、71頁、75頁、72頁、158—159頁。

　　[16]王邵軍：《生命的思與詩·后記》，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73頁。

　　[17]郁達夫：《什么是傳記文學》，《郁達夫文集》卷6，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頁。

　　[18]馮至：《我想怎樣寫一部傳記》，《馮至自選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頁。

　　作者：呂周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