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桓晉文之事》的教學(xué)只是把握孟子“譬喻論證”的言語形式秘妙還不足以揭示這篇文本的生命形式‍‌‍‍‌‍‌‍‍‍‌‍‍‌‍‍‍‌‍‍‌‍‍‍‌‍‍‍‍‌‍‌‍‌‍‌‍‍‌‍‍‍‍‍‍‍‍‍‌‍‍‌‍‍‌‍‌‍‌‍。 一切還需“返自然”“歸本源”，從孟子的說理開始‍‌‍‍‌‍‌‍‍‍‌‍‍‌‍‍‍‌‍‍‌‍‍‍‌‍‍‍‍‌‍‌‍‌‍‌‍‍‌‍‍‍‍‍‍‍‍‍‌‍‍‌‍‍‌‍‌‍‌‍。 孟子為了要勸說好戰(zhàn)的齊宣王實行王道，宣揚自己的學(xué)說，在朝堂上要做的就是告訴齊宣王要去實行王道。 可這對于正在全面進攻燕國的齊宣王來說是十分困難的，這種困難體現(xiàn)在文章一開始齊宣王迫不及待地詢問“齊桓晉文之事”。 一個對春秋五霸稱王稱霸感興趣的君王，孟子決不能開門見山地“說教”齊宣王實行王道。 然而孟子卻能讓征戰(zhàn)殺伐果決的齊宣王回應(yīng)到：“吾惛，不能進于是矣。 愿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 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正是因為有著文道統(tǒng)一的說理生命，“文”即精妙而縝密的論證藝術(shù)，具體表現(xiàn)為整體論證邏輯和局部論證模式; “道”即深邃而有力的論證哲理，具體表現(xiàn)為核心論證思想。

　　一、合道：整體論證邏輯

　　《齊桓晉文之事》中孟子的說理有貫徹始終的邏輯思路，亦可稱之為文脈。 作為整體的論證邏輯，孟子有清楚的說理目標，即邏輯終點。 正是在終極目標的引領(lǐng)下，這篇文章中的邏輯思路才會呈現(xiàn)出清晰、縝密的特點。

　　(一)可不可

　　孟子以“可不可”這個焦點出發(fā)，來論證齊宣王是有實行王道的條件——“不忍之心”。 這個邏輯起點是科學(xué)的，論證一個人能否做好一件事，其前提必須是這個人自身有條件可以去做。 孟子作為客卿要在這場朝堂之會上宣揚自己“王道”的主張，他并沒有直接不厭其煩地論述“王道”的好處，而是從對方本身具有的條件出發(fā)論及“王道”之可行。 在這一部分，孟子抓住“不忍之心”作為人的四個善端之一的“惻隱之心”是行王道的人格基礎(chǔ)來論辯齊宣王是有條件可以行王道的。

　　(二)能不能

　　基于“可不可”的層面，孟子已經(jīng)論證清楚齊宣王是有行王道的條件，但一個人有條件做一件事，并不代表他真的可以做好這件事。 于此，孟子便從“能不能”這個焦點，將其與“為不為”進行比較，通過譬喻的方式證明了行王道“是折枝之類也”，即能去做的事情，而行王道所要做的就是“推恩”，以此來論證齊宣王是有能力去實行王道的。 這也暗示了齊宣王，行王道是對齊宣王來說有能力做的事情，如果不去做，也只能說明齊宣王不想做。 而在這一部分的最后，孟子卻以“請王度之! ”作結(jié)，將“能”行王道的認識烙進齊宣王的心中。

　　(三)行不行

　　實行王道對于齊宣王來說，是有條件的，也是有能力去做的，這還不夠完全打動與說服一個人。 如果稱王可以通過實行霸道來實現(xiàn)，那即便是齊宣王有條件又有能力去實行王道，那這也是無法真正勸說齊宣王放棄霸道而行王道的。 基于這個核心矛盾，孟子便從“行不行”的焦點，以“楚邱之戰(zhàn)”譬喻的方式論證了行霸道之危害與行王道之益處來分辨出霸道治國是行不通的，只有王道才可以真正稱王。

　　(四)如何行

　　從“可不可”出發(fā)，論證了齊宣王有行王道的條件，在“能不能”的層面分析，論證了齊宣王是有能力行王道的，而在“行不行”的層面，孟子從各方面論證了霸道之路行不通，而王道之路才是行之有效的稱王之路。 基于這三層的論證，才得以真正說服齊宣王行王道，而且達到的效果不是“說教”后勉為其難的反應(yīng)，而是“教化”后心悅誠服的改變，以至于齊宣王說到：“愿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 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孟子順勢開始“如何行”王道論述，以具體的王道治國舉措來勸說齊宣王。

　　四個邏輯焦點，構(gòu)成了孟子勸說齊宣王行王道的整體邏輯思路，也是這篇文章的文脈所在。 如此論述，也就做到了這樣一系列的論證。 先是論證了齊宣王是可以行王道的，而且是有能力行王道的，除非你不想去做。 接著提及齊宣王的追求是靠戰(zhàn)爭無法實現(xiàn)的，反而會有危害，而行王道卻可以稱王。 最后基于齊宣王的困惑，提出具體的行王道的舉措。 四個層面環(huán)環(huán)相扣，一層接一層，直到最后將行王道呼之欲出，讓齊宣王不得不去行王道。 然而，在四個層面中，前三層所做的鋪墊是艱難而可貴的，其中的說理智慧還不僅在于整體的邏輯框架，更在于微觀的說理技巧與論證模式。

　　二、依道：局部論證模式

　　前三個論證部分——“可不可”“能不能”“行不行”，孟子在局部論證中體現(xiàn)出了三種說理技巧，即避而不答，轉(zhuǎn)移話題; 建構(gòu)聯(lián)系，銜接論證; 以物類比，誘敵深入。

　　(一)避而不答，轉(zhuǎn)移話題

　　在“可不可”部分，齊宣王欲聽齊桓晉文稱霸之事，以期獲得行霸道而王的方法。 孟子卻佯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而事實是孔子曾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1]“晉文公狡詐而不正直，齊桓公正直而不狡詐。 ”[2]此類討論不絕于孔子和后世文書典籍中。 孟子此舉，避而不答，不去正面討論齊桓晉文稱霸之事，也就斷了行霸道的討論，從而巧妙而自然地轉(zhuǎn)入自己行王道的主張——“保民而王，莫之能御”。 在這種絕對而肯定的說理中，激發(fā)了齊宣王對行王道的興趣。 而在“能不能”部分，孟子面對齊宣王之問“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也是避而不答，轉(zhuǎn)向齊宣王舉出“舉百鈞”和“舉一羽”，“察秋毫”和“見輿薪”的例子。 通過答非所問，孟子巧妙地轉(zhuǎn)入對齊宣王有沒有能力行王道的論證。

　　(二)建構(gòu)聯(lián)系，銜接論證

　　在“可不可”部分，面對齊宣王懷疑自己是否可以行王道，孟子所做的是尋找證據(jù)。 齊宣王征戰(zhàn)殺伐，從他的政治作為中并無法找到相契合的論據(jù)。 孟子便從齊宣王“以羊換牛”的生活小事出發(fā)，分析這其中齊宣王具備行王道的自身條件。 齊宣王不忍牛“無罪而就死地”，便以羊換牛，百姓卻誤解齊宣王吝嗇。 因為齊宣王以羊換牛之事的表象是“以小易大”，作為大多數(shù)人的百姓只能見事情的表象罷了‍‌‍‍‌‍‌‍‍‍‌‍‍‌‍‍‍‌‍‍‌‍‍‍‌‍‍‍‍‌‍‌‍‌‍‌‍‍‌‍‍‍‍‍‍‍‍‍‌‍‍‌‍‍‌‍‌‍‌‍。 而實際上，齊宣王是因為不忍之心，這種不忍之心在于是否“見聞”。 孟子見到了，是因為在他的人性觀中有關(guān)于“惻隱之心”的看法。 孟子也正是如此，將齊宣王的日常之事與“惻隱之心”的人性學(xué)說聯(lián)系，并與行王道構(gòu)建起關(guān)聯(lián)，促使對方不得不相信，畢竟這是一件具有對方認可前提的事情，可謂“圈套”。

　　(三)以物類比，誘敵深入

　　在“可不可”部分，孟子在揭示齊宣王具有不忍之心后并沒有著急敘述仁政，而是繼續(xù)將這個現(xiàn)象類比其他的生活現(xiàn)象，進一步讓齊宣王相信自己。 孟子舉出“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廚房多生殺血腥，這也似乎在暗示齊宣王，如果作為一個君子，就不要征戰(zhàn)殺伐。 同時，在“能不能”部分，孟子用“舉百鈞”和“舉一羽”，“察秋毫”和“見輿薪”的例子淺顯而生活化地引出一個人有能力做但不做的現(xiàn)象。 這個假設(shè)性例子的意義在于，先營造了一個屬于對方的真實的心理，和之前的從齊宣王自己的生活事例出發(fā)一樣，孟子要達到一種這本就是你自己的想法，讓對方自己相信的效果。

　　而面對齊宣王的追問——“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孟子繼續(xù)以物類比，將“挾太山以超北海”和“為長者折枝”做出對比，巧妙地比較出“不能”和“不為”的區(qū)別。 而在“行不行”中，孟子指出行霸道的危害，將其喻成“緣木求魚”，并強調(diào)行霸道比緣木求魚更嚴重的是“必有后災(zāi)”。 當齊宣王不能明白霸道之“后災(zāi)”時，孟子繼續(xù)譬喻，以“鄒人與楚人戰(zhàn)”來演示出行霸道將會與天下為敵的結(jié)果。 凡此種種，孟子在其各部分的論述中穿插“以物類比”，達到了誘敵深入的論證效果。

　　三、得道：核心論證思想

　　雖然有縝密的邏輯說理，但孟子這場成功的勸說還在于其思想之深刻——孟子所倡導(dǎo)兩種儒家理論，即人性本善說和仁政說。 正是有了“道”的精神內(nèi)容，這場說理才具有了生命形態(tài)。

　　(一)不忍之象與惻隱之心

　　孟子所言齊宣王和君子的“不忍”，實際上是“惻隱之心”的表象。 《孟子·告子上》中說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惻隱之心，仁也; 羞惡之心，義也; 恭敬之心，禮也; 是非之心，智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所言人的四個善端，其首的便是惻隱之心，這并不是一種特殊現(xiàn)象或個體現(xiàn)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和歷史性的人性規(guī)律。

　　人類天生就擁有愛人的良知，即惻隱之心。 在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人們不忍心見其已故親人之尸首爛死路邊被野狗攫食而安葬亡者。 這種不忍之心是符合榮格所說的“集體無意識”。 這種現(xiàn)象也被孟子關(guān)注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這兩個案例分別指向尊老和愛幼，在孟子看來，一個人會懂得如此良知，并非后天的教育，而是天生由來，即人性本善。 既如此，人人都有惻隱之心的顯現(xiàn)，而孟子也正是基于這個學(xué)理出發(fā)，尋覓到齊宣王“以羊換牛”所體現(xiàn)的惻隱之心的表象，進而論證了齊宣王是有條件行王道的。

　　(二)恒產(chǎn)與仁政

　　“制民以恒產(chǎn)”是孟子仁政學(xué)說在社會經(jīng)濟領(lǐng)域的反映。 保民的前提在于安養(yǎng)百姓，讓百姓的生存需要得到保障。 孟子將士和百姓進行對比，士可以做到?jīng)]有“恒產(chǎn)”但“恒心”，可是百姓只是普通人，做不到。 沒有“恒心”也無法遵守禮儀，進而就會犯罪。 現(xiàn)實情況是，君王就會去處罰犯罪的百姓，從這種角度看，百姓可謂冤枉，這是君王在陷害百姓。 基于此，孟子得出結(jié)論，英明君王是會從“恒產(chǎn)”出發(fā)安養(yǎng)百姓的。 讓百姓有固定的產(chǎn)業(yè)，這樣可以養(yǎng)活父母妻兒，豐年荒年都能活下來。 以此為基礎(chǔ)，讓百姓向善，這樣百姓就會跟著君王走。

　　接著，孟子聯(lián)系齊宣王的實際情況，齊宣王也有“制民之產(chǎn)”，但是結(jié)果都是相反的，禮義更是沒有。 孟子反問到齊宣王，要是想行王道，就要回到問題的根本上。 田宅桑畜和禮義庠序的具體措施，就是在行王道。 孟子的保民而王的具體措施在“制民之產(chǎn)”，其實是落實在“民為本”的核心理念上。 從百姓最迫切需要的東西出發(fā)，逐步增加其論辯內(nèi)容。

　　孟子在春秋大爭之世，沒有以雄辯之才迎合好戰(zhàn)君王，巧費心思勸行王道，其中所折射的是作為“士”階層所獨有的擔當精神和使命感，這也正是孟子所言之浩然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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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孟子在《齊桓晉文之事》中所體現(xiàn)的說理生命在文道統(tǒng)一中實現(xiàn)了言語生命的存在。 整體的論辯邏輯，即“可不可”“能不能”“行不行”和“如何行”，這在宏觀上把握住了整個論證思路。 而局部論證中，避而不答，轉(zhuǎn)移話題，有著強烈的對手意識，抓住對方的心理需求。 建構(gòu)聯(lián)系，銜接論證，緊緊扣住論證中心。 以物類比，誘敵深入，其中的“圈套法”，讓對方陷入其中，掌握了話語權(quán)。 而這些言語形式的背后是言語內(nèi)容的強大理論支撐，即人性本善說和仁政說，更有一股來自“士”人的浩然正氣作為生命源泉的滋養(yǎng)。 文以載道，文道并行，孟子在《齊桓晉文之事》中尚且如此，教師在說理散文教學(xué)中秉承言語形式和言語內(nèi)容的文道合一，方能合道，依道，乃至得道。

　　參考文獻：

　　[1]林定川編撰.孔子語錄[M].杭州：浙江工商大學(xué)出版社，2015:272.

　　[2]郭穆庸主編.四書經(jīng)緯[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475.

　　[3]陶新華譯.四書五經(jīng)全譯2[M].北京：線裝書局，2016.249.

　　[4]李修生，朱安群主編.四書五經(jīng)辭典[M].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8：76.

　　作者：上官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