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21世紀鄉村政治的重要現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體寡頭化的趨勢,亦有提升公共品供給水平、改善鄉村生活環境的利他行動.通過區域比較法和深度個案分析法,探討了富人村干部發揮積極治村功效的制度環境與過程機制.研究發現,富人村干部采取何種治村策略,取決于其所處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環境:在黨政體制與社會制度皆有效的情形下,富人村干部會采取道義邏輯(利他)與市場邏輯(利己)內外有別的分區行動策略;富人治村還可能會提升鄉村社會治理的組織化、制度化水平,有效規避學界擔憂的富人治村寡頭化、貨幣化弊端.據此提出,在鄉村振興進程中,應對鄉村精英予以適當的制度規約激勵,將鄉村內生性人力資源轉化為黨政國策落地的接應性力量.

　　關鍵詞富人治村;公共品供給;制度環境;治理現代化;基層政權建設

　　村級組織作為國家政權的神經末梢,影響著黨政國策的落地成效,關涉億萬農民的生活福祉,而村級組織發展質量、治理能力又與村干部素養能力密切相關.

　　近些年來,以私營企業主為代表的鄉村精英參與村兩委換屆選舉的“富人治村”現象備受學界關注,相關討論主要集中在富人治村的運行機制和社會效果上,黨國英[1]、盧福營[2]等人認為富人治村是推動基層民主、發展農村經濟、實現農民富裕的積極因素,其中的關鍵機制是富人村干部利用個人經濟資源推動村莊經濟發展,發揮了“先富帶后富”的功能.但賀雪峰[3]、袁松[4]、魏程琳[5]等人則指出,富人群體運用資本投資邏輯參與村兩委換屆選舉,形成排斥中下階層村民參與政治的機制,造成實質不民主、破壞公共倫理、稀釋公共資源的負面效果.在富人治村的生發機制上,陳鋒[6]、李祖佩[7]、陳文瓊[8]等人認為,鄉村稅費利益共同體解體、項目資源下鄉、不完整的鄉鎮政權是富人主動或被動參與村治行動的結構性因素.為了完整展現富人村干部的形象,陳柏峰[9]和仇葉[10]又將富人治村細分為不同類型.

　　事實上,富人治村是中國農村精英政治的延續,杜贊奇指出,晚清及以前時期,擁有財富是進入鄉村領導層的關鍵,家道中落的人會自然而然的被淘汰出首事(村級組織的領導)行列[11],當今學界關于能人治村[12]、新鄉賢治村[13]的討論亦屬于基層精英政治的范疇.

　　現實中,非富人村干部同樣存在貪污腐敗、攫取公共資源、破壞鄉村倫理的情形.既往研究將富人治村行為單一化(好或壞)、富人形象刻板化,未能深入分析富人村干部等鄉村精英在治村中的“內外有別”邏輯.筆者在各地農村調研發現,盡管居于經濟階層頂端的富人回村任村干部有著利己動機,但在某些地區,他們深受社會制度和黨政體制約束,能夠運用化私為公的邏輯推動村莊公共品供給,遵循不損害村莊利益的道德底線,這一經驗發現為新時代基層政權建設提供了新思路.村干部治村的關鍵不在于村干部是富人還是非富人群體,而在于國家正式制度和村落非正式制度能否激發村干部的積極行為、約束其不正當利益訴求沖動.基于此,文章將從制度-結構的視角區分富人治村的多重動機和行為邏輯,并提出規避富人治村弊端的組織機制.

　　一、制度環境與行動取向:富人治村的一個分析框架

　　1.分析框架

　　富人治村在何種些情形下能夠發揮良好效果,是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本文將制度環境具體化為社會分化程度、村社道德約束、政府規約激勵三個維度,富人村干部在不同制度環境中的治村邏輯存在明顯差別.近幾十年來,市場經濟成為村莊社會分化的主導性力量,工商業發育程度越高的農村地區,其社會分化程度越高,反之,則社會分化程度較低.社會分化程度高的地區,往往面臨著市場規則主導村社交往邏輯的現象,村社道德約束力明顯下降.因而,在社會分化程度高、村社道德規范約束力低的農村,富人治村通常采取村內村外一致的、遵循投資回報規律的市場主義邏輯.

　　而在工商業欠發達的農村地區(以中西部農村為代表),村社道德規范依然發揮較強的行為監督作用,富人治村能夠遵循村內村外有別的行動邏輯,即在村內奉行道義邏輯、在村外奉行市場邏輯.社會分化程度、村社道德約束是兩個短期內不可改變的因素,而政府規約行動這一因素卻可及時做出變化.當政府對富人村干部采取強規約激勵時,富人治村的市場主義邏輯(利己主義)會被壓制,而其道義邏輯(利他主義)則會被激勵,這表明,建立制度化的行政規約激勵機制,能夠有效應對轉型時期農村社會道德約束力下降的難題. 波蘭尼[14]深刻地指出,傳統社會主導的經濟生活方式,被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逐漸顛倒,原本嵌入社會運行之中的經濟行動,開始主導社會運行的邏輯.

　　經過30余年的市場經濟發展,中國東部發達地區村落的農民家庭已分化為上層、中層和下層三類,不同類型家庭有著不同的經濟生產、社會交往和利益獲取機制.位于村落社會結構上層的富人群體,不但主導著村內經濟產業資源分配,占據了村兩委干部職位,掌握了村莊政治支配權,而且主導著村內人情消費、閑暇娛樂的品味偏好.村莊中產階層在經濟上依賴和攀比富人群體、在消費上模仿富人群體;而村莊中下層作為經濟社會利益受損者,則采取上訪告狀的方式維護權利.社會結構與社會利益分化,嚴重沖擊了村社傳統道德規范,經濟資源占有量成為衡量人們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以德性評價為基礎的聲譽調控機制逐漸廢弛.因而,在工商業發達的東部地區農村,村社道德規約對富人村干部的激勵作用很弱,此時,如果政府對富人村干部行為監督不夠嚴格,很可能出現富人治村寡頭化等不良現象.

　　中西部農村由于工商業發展程度較低,鄉村社會內部分化不明顯,村民經濟生產活動仍然遵從社會邏輯運行,因此,當地村社倫理規范較為完整,村莊社會評價對村干部等群體具有重要約束作用.然而,僅憑村社道德規范,很難保證富人村干部治村良好效果的持續性.筆者在陜西北墨市農村調查發現,富人村干部在第一個任期內通常展現出較好的政治德性和積極治村行動,但他們在后續治村工作中很容易出現“忙于村外經濟活動、無暇顧及村內公務”的現象.

　　相比村莊經濟社會因素的短期不可變性,政府行動可以做出及時調整.縣鄉政府能否針對富人治村出現的問題,制定相應制度規范并采取有效行動,對鄉村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影響.筆者在浙東農村調查發現,當地政府為了保證官方項目成效、節約治理成本而鼓勵富人出任村干部.而很少參與村務的富人村群體,為了獲得村干部職位,通常采取賄選手段,以絕對經濟優勢戰勝傳統精英[4].政府放任狀態下的富人治村,展現出叢林政治的狀態[10],強勢的富人群體肆意攫取公共資源、損害底層群體的居住、經濟權利,不少村民因無法公平獲得宅基地資源而持續上訪.富人村干部在幫助政府完成公共項目、節約治理成本的同時,實際上制造了更多治理問題.

　　2016年左右,浙江、江蘇等地政府開始對村級賄選、項目資金漏洞等問題進行嚴控,并通過加大公示公開制度落實力度,制定坐班、定期開會等日常工作形式,糾正富人治村的弊端,這導致當地相當一部分富人精英退出村兩委工作隊伍[15].中西部農村的富人村干部,基本能遵守不損害村莊利益的道德底線,但缺乏政府規約的富人村干部,在家族力量和市場經濟影響下,會帶來政策資源分配不公(偏袒家族成員)、不理政事(主要忙于經濟事務)等弊病,最終引發村莊派系惡性競爭.綜上,富人村干部能否發揮良好治村功效,取決于其所處的制度環境.積極作為的政府(對村干部進行精細化治理)、有效的社會監督(公共利益為評價標準)與村干部的個人自覺(利他主義精神),是富人治村走向善治的理想環境.

　　2.研究進路

　　基于東西部農村富人治村的經驗比較,本文將重點分析中西部非利益密集型農村的富人治村現象,回答富人村干部為何及如何發揮積極治村作用這一現實問題.本文經驗材料和問題意識來自于筆者2014年6月在陜西興平、2015年5月在山西運城、2019年5月在陜西北墨和2019年7月在陜西寶雞等地農村的調研,本文案例主要來自陜西北墨市東村.

　　北墨市是全國百強縣市,共有166個行政村,39個社區.該市煤炭經濟發達,但東村是一個無煤炭資源的普通村莊,村民以務農和運輸業為生.東村全村共206戶860人,四個村民小組,黨員38名.截止2018年人均純收入15000元,該村曾榮獲“陜西省省級生態示范村”“北墨市美麗鄉村”“北墨市先進基層黨組織”.遵循學術慣例,本文將北墨市及其轄區地區、人名作了化名處理.本文采用“制度-結構”和“行為-過程”的綜合分析框架,通過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具體案例,探討黨政體制和社會規范約束下富人村干部積極治村的行為邏輯,并進一步探究將富人精英群體轉化為基層政權建設的積極力量的機制,為鄉村振興夯實治理基礎。

　　二、鄉村公共品供給中的精英引領:

　　一個案例呈現后稅費時代,農村社會關系日趨松散、青壯年農民外流、國家力量逐步退出農村,使得旨在提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公共品供給陷入集體行動困境.奧斯特羅姆[16]指出,無論占有者群體是如何的同質,也無論互惠的共識是多么根深蒂固,當人們面對公共池塘資源問題時,通常都會有很強的規避責任、搭便車和以機會主義方式行事的誘惑.突破公共品供給中的集體行動困境成為當前農村改善生活條件、優化治理結構、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

　　三、富人治村道義取向的制度環境

　　前些年,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富人村干部通過賄選上臺[25],瓜分村莊公共資源、拍賣宅基地指標、壟斷項目建設工程,侵犯群眾和集體利益,成為學界批判富人治村的重要經驗依據.中西部農村多屬于非利益密集型村莊,富人村干部在村中的可圖利益相對稀少,在回村擔任干部期間,他們更傾向于利用自身資源發展村莊,在公共行動中堅持不損害村民和村莊利益的道德底線.通過比較可知,富人村干部所處制度環境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其行為取向,此處的制度包括來自于黨政體制的正式制度和來自于社會的非正式制度.

　　四、富人治村的弊端規避與現代化轉向

　　既往研究指出,私營企業主村干部公私不分[30]的治理邏輯實際是金錢支配一切的思維方式呈現,原本嵌在社會中的市場機制反而主導著社會發展[14],私人化、寡頭化的治村結果往往是個人財富權力的不斷增長和公共治權的不斷弱化.富人治村必然導致公共利益損失、社會道德敗壞、基層治權弱化嗎?有無規避富人治村弊端并將富人群體轉化為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基層政權的建設者的機制呢?既往文獻對此并未深究.調查發現,國家正式制度與村落社會規范型塑了富人積極治村的行動邏輯,而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的組織化和制度化則是規約富人治村弊端,推動基層治理向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機制.

　　五、結論與討論

　　作為21世紀鄉村政治的重要現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體寡頭化的邏輯趨勢,亦有改善社會物質文化環境的利他主義行動.本文案例表明,富人治村的邏輯無法簡單地以道德機制予以解釋.事實上,富人治村采取何種行動邏輯,取決于其所處的制度環境,這為我們采取開放包容的視角來完善鄉村治理機制、加強基層政權建設提供了思路.

　　近十年的相關研究集中關注了富人治村的負面效果,例如破壞基層民主、擾亂基層秩序、沖擊鄉村倫理、損害基層政權.事實上,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從經驗層面分析,作為基層精英政治的延續,私營企業主等富人、能人群體擔任村干部并不必然導致如上問題.晚清及以前時期,正是由富人構成的保護型經紀保護了底層民眾免受國家或社會橫暴權力的侵害,為社會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品,維系了鄉村道德倫理[11].

　　富人村干部在鄉村治理中緣何能發揮正面功能?制度環境、階層結構、地域規范以及富人群體的利益實現區域等成為關鍵變量.中西部富人村干部在村內扮演公共利益守護人的角色以謀取政績和社會聲譽,在村莊之外的市場、政府部門里積極拓展關系資源以謀求市場商業機遇,村內行動的道義邏輯與村外行動的市場邏輯并行不悖.

　　道義機制使得市場精英安然嵌入社會機制之中,社會道德規范得以正常生產,基層治理權能得以提升.在富人治村已然普遍的既成事實基礎上,能否有效將富人等精英群體吸納為基層社會和政權建設的積極力量,將其個人能力轉化為基層組織的治理能力,進而化解富人治村私人化、寡頭化、貨幣化的弊端,關涉農村政治社會穩定的大局.本文所呈現的國家正式制度、村落道德規范以及社會治理的組織化、制度化經驗為此提供了思路.

　　農村建設論文投稿刊物：《社會科學研究》(雙月刊)創刊于1979年，是由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理論刊物，以大學師生及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為讀者對象。

　　中西部普通農村是我國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主戰場,良好的治理能力是農村社區有效承接國家各項惠農資源的基礎.本文指出,作為鄉土精英的富人群體當選村干部并不一定導致基層治權弱化,政府規制、社會監督等地域環境都將影響村干部的行為選擇.在基層政權建設中,我們應積極引導鄉村精英遵循社會道義治村,并對之予以適當的制度規約激勵,將鄉村內生性人力資源轉化為黨政國策落地的接應性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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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陳文瓊.富人治村與不完整鄉鎮政權的自我削弱?———項目進村背景下華北平原村級治理重構的經驗啟示[J].中國農村觀察,2020(1):29G43.

　　作者：魏程琳1,王木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