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趙杰《北京話的滿語底層和“輕音”“兒化”探源》中提出的滿語京語和清初滿語京語重音前移，北京旗人話元、輔音偏低化等觀點，以及有關普通話和北京話的輕重音、漢語的輕聲和滿語的輕音研究的相關論述值得商榷。此•外，戴昭銘先生《“滿式漢語”和京腔口音》一文中，有關滿語和漢語關系研究的相關論述也是難以成立的。

　　關鍵詞：滿語重音;漢語輕聲;滿式漢語

　　漢語言文學論文投稿刊物：《漢語言文學研究》(季刊)創(chuàng)刊于2010年，是由河南大學主辦的學術刊物。辦刊宗旨：繁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服務學科建設與發(fā)展，提升社會精神文明生態(tài)。讀者對象：大學生、高校文科研究人員和其他社會科學愛好者。

　　戴昭銘先生在其《“滿式漢語”和京腔口音》一文中說:“在數(shù)代人的傳遞中滿族人的漢語水平已經堪與漢人比肩，且又把自己祖語的一些成分、結構和性質融進了漢語，形成了通行于北京內城的漢語的新型’京腔‘”，這“京腔”是“原北京話的再生形式”，并舉出語言接觸的多種形式。

　　滿語和漢語的相互影響問題，在趙杰的兩篇文章中有如下論述。趙杰論文《論滿語中漢語借詞的發(fā)展》認為，清軍入關后“滿族、滿語處于漢族、漢語的汪洋大海中”，“京城旗人雖然比較集中，但由于提倡滿族學漢語,并用漢語文開科舉士，因而漢語的影響也不能不日益深入”;順康雍時期,大量漢語借詞涌入，致使?jié)h語借詞對滿語的影響越來越大，“使得滿語詞匯成分大變，滿語的漢化趨勢已見端倪”，從而“漢語的語素和音位以合法身份進入了滿語的音系和構詞法”;到清朝末年，“漢語借詞的數(shù)量約占滿語整個詞匯的33%”，到現(xiàn)代滿語“大致上有50%左右的漢語借詞”;由于漢語借詞采取形式多樣的構詞方法，“因而為后來滿語固有系統(tǒng)的連鎖式演變鋪平了道路”，“漢語借詞的起變作用正是引起滿語內部發(fā)生一系列質變的動因”，“滿語中漢語借詞的發(fā)展是導致滿語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⑴。

　　趙杰另一篇論文《漢語的影響和滿語的連鎖式演變》則“以語言接觸或相互影響為背景探索三百年來滿語趨向消亡的演變規(guī)律”。他認為,300年來，滿漢雜居，頻繁接觸，“生活習慣和文化心理已近融合”，在此過程中，“滿語自然和漢語有了廣泛而深入的接觸，并受到漢語的深刻影響，到抗戰(zhàn)時期，關內的滿語已經消亡”，所幸東北地區(qū)尚有殘存的活滿語;滿語的“京語”還活著,與現(xiàn)代滿語“近似”。①總結趙杰兩篇論文的核心觀點有以下4點：第一，歷代積淀的漢語借詞是推動滿語變化的強大力量。由于大量漢語借詞涌入滿語，簡短的漢語借詞代替了冗長的滿語固有詞，漢語音節(jié)簡單明了的特點被滿語吸收,漢語的一些重要結構特點全面滲入滿語，從而由量變到質變影響滿語，“終于構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推動并調整了滿語的發(fā)展方向和速度，使?jié)M語的語素構詞、音節(jié)、音位、重音、元音和諧律都發(fā)生了一系列連鎖式的變化，導致滿語的結構類型和音系都發(fā)生了漢化型的調整”O第二，滿語的構詞法由粘著型向孤立型轉化。“在漢語借詞深入推動滿語變化的總趨勢下”，滿語的結構類型發(fā)生了一些重要變化，“滿語的構詞法已由形態(tài)變化的黏著型向孤立型轉化”。

　　第三，長音節(jié)、多音節(jié)短化。“漢語借詞通過類推擴大影響和滿語模仿漢語的結構”，使?jié)M語固有詞多音節(jié)、長音節(jié)的短化,取代了滿語固有詞的多音節(jié)和長音節(jié)詞。“加之漢語借詞帶輕音特點引起了滿語的重音前移,大量音節(jié)和元音由于輕讀而弱化、脫落,導致音節(jié)縮短”，以致“滿語的整個語素構成體系發(fā)生了變化”。“漢語借詞前重后輕導致弱讀音節(jié)或元音脫落的現(xiàn)象類推到固有詞是音節(jié)短化的重要原因。”“滿語模仿漢語的構詞、單音節(jié)和輕重音，促使?jié)M語音節(jié)的短化。”

　　第四，固定重音向自由重音轉化。“由于受大量漢語借詞前重讀后輕聲的影響，加之和滿語強重音融合，這就使得現(xiàn)代滿語的重音更重，非重讀音節(jié)有的變成輕聲，重輕強度差拉大，結果使重音的位置前移。”兩篇論文結論認為:“滿語在漢語的影響下的發(fā)展為探索語言發(fā)展的原因和規(guī)律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資料，說明語言間的相互影響，也可以使一個語言發(fā)生質的變化。”趙杰兩篇文章的學術觀點與其博士論文相比,發(fā)生了顛覆性變化。戴先生認為，筆者否認“北京旗人話元音舌位偏低化、輔音部位偏低化”，質疑“北京話的輕音、兒化的京味兒來源于旗人漢語(滿式漢語)的理論”,否認“滿式漢語”“概念的現(xiàn)實性”，“也就否認了趙先生滿漢語接觸研究的全部價值”。

　　在此，涉及4個方面問題，即滿語底層、輕音、兒化及滿式漢語。筆者論文《’滿式漢語’及其他—答戴昭銘先生之二》談到北京話中只有少量滿語借詞，尚形不成“底層”0本文將討論“輕音”，至于兒化和滿式漢語問題,筆者另撰論文分析探討。趙杰學術觀點的顛覆性變化，集中反映在其博士論文《北京話的滿語底層和“輕音”“兒化”探源》中。⑵此論文第四章“連鎖式音變的前提和北京旗人話的元、輔音分析”提出，北京旗人話“元音舌位偏低化、輔音部位偏低化”;第五章認為，因為清初滿語“京語”重音前移，從而使“滿語京語的前重音移入旗人漢語”;第六章提出，“漢語的輕聲和滿語的輕音”，滿語的旗人漢語輕音全面覆蓋京腔北京話。這些論述可歸納以下幾點:滿語京語和清初滿語京語重音前移,北京旗人話元、輔音偏低化，普通話和北京話的輕重音研究,漢語的輕聲和滿語的輕音。

　　1.滿語京語和清初京語重音前移

　　趙文說:“滿語學界把清初進京的各路女真方言融合性的滿語叫做京語，而把單純轉寫滿洲女真方言的書面滿語叫做規(guī)范語。”⑵-7姑且不論這句話毛病多而且過于武斷,先看有關“京語”的研究。

　　目前為止，僅有一位學者研究過滿語“京語”的語音變化，但其所舉例詞只標音而未交待詞義，導致無法理解滿語京語的語音、詞匯、語法的全貌。趙杰說:“滿語京語近似現(xiàn)代滿語而不同于清代書面語”⑵®，并引用兩個例子說明“口語京語和書面語比起來，明顯簡化了”。在此涉及3個問題:第一,趙說“乾隆末年，北京不再使用滿語口語了”，“到抗戰(zhàn)時期，關內的滿語已經消失。”那為什么清咸豐、同治兩朝人福格還會滿語?甚至清末和現(xiàn)代北京人還會滿語?第二，為什么不列舉清初滿語重音前移的例子?第三，兩個動詞詞尾的變化是語音同化，不是簡化。趙文說京語有非重音音節(jié)，“規(guī)范語的a在京語中變?yōu)閑”，是后一音節(jié)輕音化的結果，如sunja“五”變?yōu)閟unje。

　　另外，滿語書面語和口語的差異，如morin“馬”變?yōu)閙ori,這是由于受重音約束，詞尾n脫落o[2]'45-146既然趙文說滿語京語與現(xiàn)代滿語近似,下面我們做個比較。現(xiàn)代滿語重音是有規(guī)律的，并非胡亂前移。清格爾泰認為，以n結尾的雙音節(jié)詞，或詞尾輔音n脫落的詞語,其重音在后一音節(jié)。而且通過以上表格就可發(fā)現(xiàn)，滿語中沒有mori形式。sunja—詞的現(xiàn)代滿語形式為sunja,唯有“京語”為sunje,不可信。用早期地名譯音來證明“京語”重音前移甚為不妥，對此問題前文已分析解釋。同樣，用二百多年之前的《清語易言》來證明今天北京旗人滿語的重音前移，是不可取的。⑷不交代滿語京語的重音規(guī)律，而奢談重音前移,其結論是不可信的。

　　2.北京旗人話元音、輔音偏低化

　　趙文對比分析“明末北京話”和“北京旗人話”，試圖說明二者的差異，證明旗人話元音偏低化。在此三個問題未做交代:第一,明末北京話的語音例子來自何處?第二，北京旗人話語音未指明時代，是清初的?還是“乃至今天的”?是否有可比性?第三，趙杰在其著述中多次提到，元明時期北京漢族熟用“金式漢語”，°〕而“金式漢語”應與“滿式漢語”區(qū)別不大，這說明元明時期北京漢人話語和旗人話語在元音舌位上沒有區(qū)別。趙文對比研究“北京漢人話(文)”與“北京旗人話(白)”的語音也是錯誤的,[2]，35-136這屬于北京話的文白異讀問題,與滿語、旗人話無關，這說明趙杰沒有弄清北京話的文白異讀。

　　趙杰關于北京旗人話輔音偏低化的理論也不太靠譜，筆者在拙文《關于北京旗人話對北京話的影響》⑻中已做分析，不再贅述。《探源》“小舌音聲母代替舌根音聲母”一節(jié)中，趙杰說在北京旗人話里經常聽到用小舌音代替北京話的舌根音。⑵⑷現(xiàn)代滿語有小舌音,要說北京旗人話中還存在小舌音就令人吃驚。瀛生先生說滿語小舌音“必是入關后至少在雍正時代就逐漸與漢語的舌根音趨同了”。⑼本人有幸聆聽過老舍先生、溥杰先生、瀛生先生，以及許多滿族老人說的北京話，根本沒有小舌音。趙文說旗人話元音、輔音偏低化等因素，“為輕音和兒化韻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旗人話到京腔兒的連鎖式音變就這樣開始了”。⑵⑷趙杰愛用“連鎖式音變”的概念，并認為漢語影響使?jié)M語發(fā)生了“連鎖式音變”。到底誰影響誰發(fā)生“連鎖式音變”，使人迷惑。

　　3.普通話和北京話的輕重音研究

　　輕重音是漢語普通話及北京話的語音特點,而語言學家通常研究輕重音的三個問題:第一,輕重音的聲學分析;第二,輕重音的詞中分布;第三,輕重音的語法功能。經聲學分析,在音強、音色、音高、音長4要素中，分辨輕重音時，音強并不是決定性因素。女口，北京話“輕重音主要征兆應該說是音節(jié)時長的縮短”(冋，“音長在聽辨北京話輕重音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漢語普通話和北京話的輕重音對韻母和聲母都有影響，韻母和聲母的變化都比較自由，因個人和語言環(huán)境而異。在研究輕重音時，語言學家都把以下6類輕音成分看作有輕強規(guī)律的輕聲:語氣詞(如，吧、嗎、呢、啊)、后綴(如，們、子、頭、么)、助詞(如，的、地、得、著、了、過)、方位詞(如，上、里)、趨向補語(如，來、去、起)、重疊動詞的第二音節(jié)。趙杰也認同以上觀點。下面將胡裕樹、林焦對普通話輕重音的研究,與趙杰對北京話輕重音的研究做比較分析，下表重點比較輕重音對韻母和聲母影響的主要特征。

　　通過以上對比可以看出，三家關于輕聲(輕音)對聲母影響的觀點是相同的，不同處在于對韻母的影響。林、胡認為，普通話輕聲影響韻母,導致韻母丟失是一步完成的，即[a—0]。而趙認為，輕聲影響普通話韻母，導致失去韻母是分兩步走的，即[a]先變?yōu)閇°],[。]再變?yōu)閇0],即“完整音節(jié)a—輕聲音節(jié)9—輕音音節(jié)0”。⑵⑼趙的結論是錯誤的，不符合漢語普通話語言實際,完全是臆測。同時也說明，林慝的“輕音”是指“輕聲”。在趙杰博士論文中存在舉例有前后矛盾的問題。如，在例舉“錢糧”一詞時，“糧”前后出現(xiàn)兩個不同的音，一個是元音[a]脫落[lia0->li0][2]189,一個是鼻韻尾脫落[liau—lia]U購。又如，趙文對前述“六類輕音成分也認為是輕聲，，[2117°-'71,然而，在北京話輕音音節(jié)之輔音弱化例子中，又舉出“伍•的、我•的、放下，，t21192-'93,岀現(xiàn)這種錯誤是不應該的。“輕聲”和“輕音”屬于不同的語音現(xiàn)象，先看其他專家的觀點。

　　林茂燦、顏景助說:“在普通話輕聲字音中，介音和主要元音都以比較大幅度離開在四聲字音中的位置,并向央元音方面移動，而元音尾、[n]尾和一些山]尾有丟失的傾向。”徐世榮認為：“北京土話輕音節(jié)特別多，發(fā)音特別短，呈現(xiàn)出特殊的弱化現(xiàn)象。這些輕音節(jié)當然都丟失聲調成為輕聲。”〔⑷有些學者則開宗明義，普通話輕音就是輕聲。趙杰的“輕音論”是個偽命題。趙杰在《滿族話與北京話》一書中說:“輕聲、兒化是滿式漢語最典型的語音現(xiàn)象”。【⑷在“輕聲語詞”一節(jié)中例舉了十幾個例詞后，定義輕聲為“輕聲本是語言的一種非音質音位現(xiàn)象，靠語聲的振幅大小來區(qū)別音位而表達詞義。”他認為,北京旗人話常有輕聲的單詞特別多，北京漢人大院次之，而進入普通話的輕聲音又少了些。原來的“輕聲詞”，曾幾何時,變成了當今的“輕音詞”。

　　4.漢語的輕聲和滿語的輕音

　　趙杰關于輕音和輕音詞的論述較多，如“非輕聲性的輕音,，tl7]115“滿式漢語的輕音詞”⑴聊“滿語式輕音北京話，輕聲’的例外恰是滿語輕音的特質”[2”7“輕音詞在今天的北京口語里仍然大面積使用"1171,55等。輕聲和輕音是簡單的問題，可是趙杰卻將其復雜化、神秘化，達到讓不懂滿語的人相信其“輕音論”的目的。《探源》用39頁的長篇論述分析輕音，本文不能全面評論，僅擇其要點評判。趙文認為,滿語“京語”前重后輕的特征被旗人帶進北京內城漢語，因此，在北京旗人話里,輕聲讀得更“弱”“短”，“從而在北京內城漢語里形成了一種不同于漢語本來語音面貌的一種特征的輕音類。”剛65皿滿語“京語”輕聲對北京音系進行系列改造，“使其在連鎖式音變中發(fā)生了一系列的融合性調整”。⑵農因為這種輕音的數(shù)量極大,所以清代以來的北京話單用輕音來區(qū)別意義的詞對比漢語多得多。

　　為此,他列舉“輕音區(qū)別詞義對兒”30對,“兼兒化的輕音區(qū)別詞義對兒”6對。為了更清楚說明問題,本文將36對例詞進行分析。雖然趙杰沒交代例詞的出處，但經筆者查找發(fā)現(xiàn)，其所舉例詞中，選自徐世榮《北京土語詞典》者有30對。其中有3對“存疑”，即不是輕聲(炒面、刀口兒、皮毛兒)，另有3對“其他”，是常見輕聲詞，《徐典》未收(人家、扎實、東西)。在抄自《徐典》的30對時，有3對“抄錯”，即原文并不是輕聲而抄為輕聲(長短兒、甩手兒、糟錢兒);有一對原文被趙杰抄反,應該是“足食•足實”，而不是“足實•足食”。徐先生在《徐典》“說明”中已清楚說明“輕聲音節(jié)不標調”，但趙杰硬把“輕聲調”充當“滿式輕音詞”。同時也說明，這些例詞不是趙杰親自調查的，而是抄別人的。在徐世榮先生分析輕音節(jié)聲調成為輕聲時，舉了十多個輕聲例詞，趙文選擇了其中的12個，然后說徐先生列舉“這些例子許多已不是旗人漢語，但其輕音的韻律特征還是滿語的”。[2]

　　山"93其中，“頭發(fā)、眉毛、街坊、看見”等詞，在清代以前已有，何來“特征”是“滿語的”?趙文在例舉“姐姐、靦腆、早起、耳朵、顯擺”等8個詞語后說,這些詞是旗人話的基本詞匯，是老北京京腔兒口語的常用詞，并解釋說“有些詞，如，姐姐、耳朵等讀音已經入普通話"ot21，78u姐姐、耳朵”等詞的音長讀的得重，拉得多長，才能由“輕音詞”進入普通話?宋元以來，許多著名白話作品，如，話本、雜劇等都是以北方話為基礎而寫成的，其中大量輕聲詞至今仍在使用，當今詞典收錄此類詞語時多不標調。

　　金受中先生《北京話詞語》中就收此類詞語，如，穿換(元)、搭拉(元明)、提溜(明)、靦腆(金)、親家(唐)、找尋(元)。像豆腐、東西、耳朵、姐姐、買賣、便宜、姨姨、街坊、眉毛、本事、尋思、頭發(fā)、熱鬧、利害、消息、多咱、絕戶等許多輕聲詞出現(xiàn)在話本和元雜劇中。這些詞是“輕聲詞”還是“輕音詞”?趙杰的“輕音論”有一個過不去的坎兒,就是如何區(qū)別“輕聲”和“輕音”。在一條橫線上有一個點，點的兩邊分別是輕聲和輕音，既然輕重音主要以音節(jié)時長決定，那么“輕音”拉多長可成為“輕聲”?“輕聲”縮多短可成為“輕音”?輕音和輕聲的轉換,是難解的題。

　　參考文獻：

　　[1]趙杰.論滿語中漢語借詞的發(fā)展[J].語言研究,1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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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王慶豐.滿語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

　　[4]清格爾泰.滿洲語口語語音[G]//清格爾泰.清格爾泰學術論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