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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競爭行為對區域人才流動的影響機制研究區域對外開放的中介效應

時間:2022年01月24日 分類:農業論文 次數:

摘要:人才流動是地區間實現協同創新的關鍵影響因素,縮小區域人才流動差距是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的前提。鑒于此,將政府競爭行為細分為財政、規制、引資3個維度,利用2010-2019年4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面板數據,實證分析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區域人才流動的影響,同時,實證檢驗區域

  摘要:人才流動是地區間實現協同創新的關鍵影響因素,縮小區域人才流動差距是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的前提。鑒于此,將政府競爭行為細分為財政、規制、引資3個維度,利用2010-2019年4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面板數據,實證分析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區域人才流動的影響,同時,實證檢驗區域對外開放在該影響過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結果表明: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從財政、規制、引資三方面對區域人才流動均有顯著正向影響,且上述三方面競爭性越強,越有利于人才流動。同時,區域對外開放在政府競爭行為影響區域人才流動過程中發揮部分中介效應。上述研究結果啟示,在中國的特定情景下,不同地區在吸引人才時應重視地方政府競爭行為與區域對外開放的有效銜接,實現兩者良性互動。

  關鍵詞:政府競爭行為;區域對外開放;區域人才流動;中介效應

人才

  0引言

  人才作為區域創新活動的重要參與者,其合理有序流動是促進區域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以及人才供給的結構性短缺,迫使各地方政府采取力度空前的優惠政策吸引人才落戶,形成蔓延至全國范圍的“人才爭奪戰”[1]。在這場爭奪戰中,政府競爭行為成為引致區域人才流動的重要推手,在加速人才流動方面具有重要的導向和基礎性作用。在政府主導下,人才流動紅利帶來的發展動力愈加明顯,同時,人才資源有序流動促使區域資源得到優化和重組,有助于地方經濟更好更快地增長。

  伴隨GDP“錦標賽”越演越烈,政府競爭行為的負面影響不斷顯現,如政府過度競爭引致人才流動不合理,從而引發區域經濟發展失衡加劇。相較于區域經濟“硬實力”———要素稟賦與引資優惠,由政府代表的“軟實力”———政府競爭行為成為影響區域人才流動的重要因素[2]。

  鑒于此,在頗具政府色彩的主導模式下,如何引導人才資源合理流動、實現“人才扎根”的預期效果成為學界與業界關注的熱點。事實上,在區域導向型發展模式下,地方政府在財政分權與政績觀約束下展現的競爭行為是影響人才流動、區域創新能力提升、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原因。

  長期以來,我國人才流動呈現“孔雀東南飛”的分布格局,區域人才分布差異顯著。相較人才持續流入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則尚未成為人才青睞的流入城市[3],如東部沿海三大城市群依舊是人才流入的熱點區域[4]。為了解決人才流動不均衡問題,地方政府都在不遺余力地采用各種政策吸引人才,利用政府干預手段緩解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因此,政府競爭行為無疑成為縮小區域人才流動差距的關鍵抓手。

  此外,我國各地區資源稟賦不同,財政分權形式以及經濟結構也不同,從而形成不同的地方政府舉措,進而導致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存在差異。地方政府競爭行為與區域對外開放息息相關,而人才流動的空間差異性也體現了不同行政區域間的貿易壁壘[5]。隨著區域對外開放水平提高,人才流動日益頻繁。區域對外開放不僅包括對外的國際開放,也包括對內的區際開放。在整個對外開放過程中,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第一集團”———地方政府發揮了重要作用[6]。

  地方政府通過不同方式提升或保持地方競爭力,如提高生產性財政支出加大地方教育、科技、醫療等投入,以吸引更多外來投資,從而促進本地區對外開放;通過優化政策體系、法律制度和規章等一系列制度因素,強化環境動因對區域對外開放的重要影響。因此,各級政府都致力于采取各種改革措施,力圖提高本地區對外開放水平。隨著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升,我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技術交流不斷深入,吸引了大量外資并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經驗和管理方法,從而集聚更多優質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才流動。地方政府競爭行為與區域對外開放無疑成為各區域招才引智的兩大“主旋律”。

  透過該現象,很自然產生一個疑問,即政府競爭行為如何與區域對外開放相結合才能在招才引智中達到“珠聯璧合”的效果?鑒于此,本文將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圍繞地方政府的多維度競爭解析地方政府競爭行為能否成為縮小不同地區人才流動差距的關鍵抓手?同時,在政府招才引智的競爭戰略下,能否通過區域對外開放的中介效應發揮政府競爭行為對區域人才流動的正外部性?本研究將針對上述問題進行解答,并為政府實施人才政策、促進人才流動、縮小區域人才流動差距提供理論指導。

  1文獻綜述

  近年來,“搶人”大戰愈演愈烈,而人才競爭與流動實質上是人才資源有效配置的過程。王端旭[7]提出,人才爭奪戰促進了區域間人才流動,但這種流動也擾亂了人才流動的正常秩序,進一步加劇了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同時,有學者指出,區域人才流動障礙成為一些地方經濟發展的掣肘。因此,為促進人才一體化發展,需厘清區域人才流動特征,而現有研究仍顯不足。

  如曾凱華[8]借鑒歐盟人才流動政策,提出通過設立協調機構、建立流動人員保障機制等措施促進粵港澳人才流動;范柏乃[9]對影響人才流動的障礙因子進行實證分析,得出戶籍與人事管理制度僵化、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人才市場法律體系不完善是影響人才流動的三大障礙因素。總之,作為驅動創新的第一資源———人才的流動受多種因素影響[10],可分為主客觀兩個方面[11]。由于區域人才流動的差異性,加大了區域創新共同體建設難度與復雜性,使得人才政策不容易統一[12]。

  那么,如何消減區域人才流動差異性?根據上述分析,地方政府競爭行為是關鍵抓手,但現有文獻針對政府競爭行為影響區域人才流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對策建議等,缺乏作用機制的探討。事實上,人才爭奪政策的制定也是一種政府行為,從該角度而言,區域人才流動與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密切相關。因此,本文試圖探究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縮小區域人才流動差異的作用機制。

  在政府競爭格局下,無論是基于地方財政的經濟利益沖突,還是來自晉升錦標賽的政治收益矛盾,都會引發地區市場分割[13],而政府主導下的人才爭奪亦存在同樣現象,如人才流動的空間差異性體現了不同行政區域間的貿易壁壘[5]。在比較優勢理論和經濟地理學框架下,任何阻礙人才自由流動的政策都可能干擾其自然聚集與分工。

  同時,地方政府還會通過行政干預手段對區域貿易產生影響。如朱慧和董雪兵[6]將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分為3個維度進行比較研究,并指出,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區域對外開放存在積極影響,因此各區域應建立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關系,政府間的競爭行為將通過配套環境改善、財政結構優化和制度優化等維度影響區域對外開放。另外,隨著國際經濟合作和我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人才作為區域最具流動性的要素資源,在開放型經濟環境下的流動更頻繁。

  由于人才資本具有趨利本質,對外開放水平則強化了這種人才流動[14-15]。目前,關于人才流動對區域對外開放影響的研究很多[16],但區域對外開放如何影響人才流動卻鮮有研究。雖然有學者指出區域對外開放有利于人才流動,但缺少對二者間影響機制的研究。其中,易明等[17]提出,區域對外開放水平較高會側面引發產業關聯以及人才流動效應;喻佩[18]通過空間溢出效應分析得出,對外開放有利于加快知識傳播、技術普及和人才流動,實現知識外溢效應,進而強調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對外開放的重要性。

  以上分析結果表明,政府競爭行為既可以直接影響區域人才流動,也可以通過區域對外開放水平間接影響區域人才流動,但多數學者僅分析了區域人才流動的影響因素,指出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區域人才流動產生影響,少有學者對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外開放與區域人才流動三者關系進行研究。

  鑒于此,本文將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外開放與區域人才流動納入統一研究框架,分析政府競爭行為對縮小區域人才流動差距的影響機制,解析在政府招才引智的競爭戰略下能否通過區域對外開放的中介效應發揮政府競爭行為對區域人才流動的正外部性。相對于既有文獻,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針對中國情境,從政府干預視角研究政府競爭行為對縮小區域人才流動差距的作用機制,得到不同于既有文獻的研究結論;第二,將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區域對外開放與區域人才流動統一納入框架,借助中介效應,驗證在對外開放中介變量的作用下政府競爭行為對區域人才流動的影響,為縮小區域人才流動差距提供新證據。

  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政府競爭行為與人才流動

  人才作為區域發展的稀缺性資源,在區域競爭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已成為地方政府爭奪的第一標的物。近年來各大城市紛紛出臺優惠政策吸引人才,以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與升級。有研究表示,此次大規模的“搶人大戰”正是借助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阻礙了人才資源的自然流向。

  根據政府規制與市場設計理論,GDP晉升錦標賽下的激勵扭曲使人才爭奪在層層加碼的行政發包中引發市場擁堵,衍生出“超常規”的人才定價機制以及人才錯配等問題[19]。也有研究表明,地方經濟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對高素質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呈倒“U”型,而戶籍壁壘和城鎮化狀況對高素質勞動力流動的影響有限[20]。事實上,由于各地區社會經濟環境不同,其地方政府競爭行為也存在差異,由于人才政策不統一,導致區域人才流動存在差異。

  此外,地方政府為謀求政績而滋生不同競爭動機,具體表現為本級財政權利自由、環境規制的相機抉擇以及招商引資的底線向下,繼而衍化出不同競爭行為,主要體現在財政競爭、規制競爭、引資競爭3個維度上。據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H1: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縮小區域人才流動差距具有一定影響,具體表現為財政競爭、規制競爭、引資競爭對區域人才流動的影響。

  2.1.1財政競爭與人才流動

  自亞當·斯密開啟關于地方政府財政競爭的研究以來,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同時,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蒂布特提出的“用腳投票”理論,自由流動的居民為了最大化自身效用,會主動在全國范圍內尋找政府服務與個體稅收的理想組合,進而流向財政收入、支出結構滿意的區域[21]。在這種自然流動下,各地區居民都會對所處地區的公共產品供給滿意,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

  因此,對地方政府而言,吸引更多“用腳投票”居民流入、避免本地區有稅收貢獻力的居民流失,無疑會帶來更多財政收入。當然,地方政府也會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本地居民滿意度。也就是說,地方財政在教育、福利以及科技方面的收入支出結構顯著影響區域人才流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H1a:財政競爭顯著正向影響區域人才流動。

  2.1.2規制競爭與人才流動

  從城市角度,城市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根據Rosen-Roback的城市空間均衡理論,人才的空間流動受城市宜居性特征影響,而區域環境規制作為城市宜居性特征的重要組成內容,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才流動,因此環境成為人才擇業的新標準[22]。從體制機制角度看,環境資源很難依靠市場機制實現優化配置,必須依靠更多的政府力量,通過制度改革與創新,推動政府的環境干預和治理行為。

  同時,從更深層次看,政府的環境治理決策又必然受到現行分級管理體制的影響,而該制度的鮮明特征之一便是“財政分權”。在中國現行體制下,財政分權與官員晉升的雙重激勵觸發了地方政府之間的激烈競爭。因此,在屬地治理背景下環境規制的競爭效應影響區域人才流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H1b:規制競爭顯著正向影響區域人才流動。

  2.1.3引資競爭與人才流動

  流動性較強的資本作為實現區域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一直是各級政府競相追逐的目標。為更好地招商引資,各地方政府通過改善轄區基礎設施、優化轄區制度環境,不斷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受“GDP錦標賽”的影響,引資一直是地方政府競爭的主要手段[23]。由于政府官員晉升是一種錦標賽式的零和博弈,受官員任期等因素影響,出于政治生涯晉升的考慮可能使引資過度聚集于某個行業或項目,甚至發生“惡性競爭”[24]。同時,從理論上講,引資可通過競爭激勵、示范模仿、人員流動等途徑對東道國或區域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當地產業集聚和競爭力,進而影響區域人才流動。

  2.2區域對外開放的中介作用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其在形式上呈現出資金流、商品流、信息流、人才流競相迸發的態勢,在內容上表現為對人才資源的深度發掘,而區域對外開放則成為政府招才引智的重要渠道。究其原因,一方面,政府為了爭奪各種有形、無形資源,會加大地方基礎設施投入以吸引更多外資,促進對外開放;另一方面對外開放為區域人才流動搭建了橋梁,實現不同地區人才互聯互通。

  事實上,一直以來地方政府將提高GDP、吸引外資作為政績考核指標,并競相采取一系列手段。從實際情況也可以看出,屬地稅收與土地優惠仍然是我國地方政府競爭行為的主要表現手段,同時,外商對地方政策的評價也逐步從外部因素向內部因素延伸。

  當前,各地方政府都在不遺余力地提升本地競爭力并將吸引人才作為主要競爭目標,反映出“堅持以地方經濟發展為己任的各地方政府對人才資本這一流動性較強的稀缺要素有著近乎本能的強烈興趣”[25-28]。同時,我國區域對外開放的階段性、差異性也與地方政府競爭行為的區域差異性相吻合,因此,區域對外開放水平自然也成為政府招才引智的重要中介變量。為準確識別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人才流動的影響效應,本文將地方政府競爭、區域對外開放與人才流動納入統一分析框架。

  3模型構建、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3.1基準回歸模型

  地方政府競爭行為以及差異化的戰略實施均會影響區域人才流動。因此,要準確測度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人才流動的影響機制,首先需要測度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借鑒已有文獻成果[29],從財政、規制、引資三方面測度地方政府競爭行為。

  (1)區域對外開放指標體系構成。

  根據前文理論分析,本文將區域對外開放作為中介變量納入模型,旨在研究政府競爭行為、對外開放與區域人才流動之間的關系,而區域對外開放水平表征了地方政府為改善區域人才流動而作出的行為選擇。因此,區域對外開放水平從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各級政府競爭行為與區域人才流動的差異性。學界通常采用貿易開放度進行測度,但是該指標僅限于反映貿易與資本的跨境流動,過于單一,具有片面性。

  因此,本文借鑒對外開放指數報告的研究思路,在充分考慮政府競爭、對外開放與區域人才流動關系的基礎上,選擇從經濟、技術、社會三大維度表征區域對外開放水平,這也符合現行管理體制下我國人才流動的宏觀管理特征,避免了不合理的人力資本引入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因此,鑒于影響機制的復雜性和數據可獲得性,本文從技術開放度、經濟開放度和社會開放度3個維度對區域對外開放水平進行表征。其中,經濟開放度用貿易往來、投資往來和對外金融3個變量測度;技術開放度用科技成果國際化和技術交易2個變量測度;社會開放度用人員交往、信息流動和文化吸引3個變量測度[38]。

  (2)指標權重。在構建經濟指標體系時,權重確定是核心問題。如前所述,區域對外開放水平受多種因素影響,為了盡可能降低主觀隨意性,本文在測度區域對外開放水平時利用客觀賦權法中的均方差法進行賦權。

  采用均方差法進行賦權,是因為與客觀賦權法中常用的熵值法相比,雖然兩者都是根據多指標提供的信息差異性進行賦權,但均方差法受數據無量綱化后的影響較小。因此,本文選用均方差法進行賦權,既減少了主觀隨意性,又可以保留原始數據信息,使區域對外開放水平測度更精確。

  在控制變量選取方面,由于諸多因素都對區域人才流動產生影響,為了避免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的內生性問題,本模型中的控制變量集僅引入區域人才流動這組核心決定因素。同時,根據已有文獻,人才流動與區域經濟發展密切相關[39]。為了便于估計,將從我國地方政府更關注的經濟增長績效視角分析區域人才流動機制。考慮到該視角下區域經濟、技術發展與社會協同可能成為不同于內生增長模型變量的一個外生約束,有助于提高本文量化模型的適用性和有效性。

  因此,本文將受到經濟、技術、社會等綜合影響的區域經濟距離(eco)作為控制變量,主要借鑒楚爾鳴[36]的方法,利用人口加權變異系數的組間差異測度區域經濟距離。該方法不僅同時考慮了導致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空間原因和產業原因,而且可以更好地表征經濟、技術、社會間的協同影響。

  4實證分析

  4.1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回歸分析前,首先需要對研究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以檢驗數據是否存在異常值,以及選取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明顯的共線性。對相關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從中可以看出,人才流動(tf)的最大值與最小值落差較大,初步說明各區域人才流動存在很大差距。

  另外,所有變量的標準差均明顯小于均值,表明數據不存在極端值情況,也不存在異常值,均在合理范圍內,從而保證了研究數據的可靠性。在進行初步檢驗后,接下來做基本回歸分析。為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區域人才流動產生直接影響的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為不加入控制變量的檢驗結果,第(2)列為加入控制變量的檢驗結果。回歸結果顯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地方政府競爭行為中的財政、規制和引資都對區域人才流動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具體表現為:

  ①隨著政府財政競爭力提升,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教育、科技、就業、醫療等方面的投入增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過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補貼,這些行為有助于改善教育條件、營造科研氛圍以及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為吸引人才提供了更優質的條件,從而加速人才流動;②政府規制的競爭性強,意味著政府通過出臺嚴苛的規制政策,如環境規制,倒逼企業引入新設備、新工藝,促進人才流動;③高引資地區能為人才提供更優越的發展環境,同時,通過招商引資帶來打包的資本、管理技術和生產技術,可以進一步吸引大量優秀人才,促進人才流動。

  5穩健性檢驗

  首先,為證實本文研究結論的可靠性,避免內生性問題,在上述基準回歸基礎上采用2SLS方法對模型重新估計,以檢驗模型是否存在內生性問題。相較于2SLS方法,采用GMM估計方法還需完成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檢驗和干擾項的序列相關檢驗。進行過度識別的Sargan檢驗時,若干擾項為同方差,可根據一階差分GMM的估計結果進行Sargan檢驗;若為異方差且根據一階差分GMM估計結果進行Sargan檢驗,則傾向于過度拒絕原假設,此時的結論并不可信。

  考慮到干擾性異方差的存在,選擇2SLS方法重新估計[42]。可以發現,采用2SLS方法的分析結果與其中的回歸結果基本一致,核心解釋變量除系數大小稍有變化外,符號與顯著性均保持一致。因此,無論選擇哪種估計方法,本文結論均沒有實質性改變,因此回歸結果具有可靠性。

  6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6.1研究結論

  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區域對外開放水平是影響區域人才流動的重要因素。本文從財政競爭、規制競爭、引資競爭3個維度探究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我國區域人才流動的影響并以區域對外開放水平為中介變量進行中介效應的實證檢驗。實證研究發現:

  ①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區域人才流動存在顯著正向影響,能夠直接促進區域人才流動,具體表現為地方政府在財政、規制、引資方面投入越大,競爭力越強,越有利于人才流動;②將區域對外開放作為中介變量時,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區域人才流動依然有顯著影響,且通過區域對外開放進一步作用于區域人才流動,這說明政府競爭行為不僅會直接促進區域人才流動,還會通過區域對外開放的傳導機制間接促進區域人才流動;③由穩健性檢驗結果可知,通過替換回歸分析方法,也不影響本文研究結論,同時,由Bootstrap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可知,部分中介效應是穩健的,驗證了本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6.2政策啟示

  當前,各地區紛紛實施人才政策,以招才引智到本地區進行生產活動,加速人才流動,加快人才集聚,促進區域創新發展。鑒于此,結合本文研究結論,得到如下政策啟示:

  (1)地方政府可根據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社會性保障投入,提升區域發展軟實力。一方面,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從建設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適度提高福利性支出,增加人才發展投入比例,建立人才引進專項機制;另一方面,建立有助于擴大對外開放的財政支出管理制度,加強地區間經濟、貿易、技術交流與合作,發揮政府的“指揮棒”作用,促進區域對外開放,暢通人才流動渠道,吸引人才流入。

  (2)地方政府應采取適當的環境規制政策,發揮環境規制對區域招才引智的正向效應。一方面,制定適合本地區的環境規制政策吸引人才,依靠政府力量,通過制度改革和優化,加強環境治理,從而將人才關注的外在物質條件與內在激勵政策相結合,彰顯人才生態的環境聚才效用。另一方面,將環境規制政策的屬地治理模式與區域聯合模式相結合,提高區域對外開放水平,為區域人才流動搭建橋梁,實現不同地區間人才互聯互通。

  (3)地方政府應積極調整引資政策,提升本地引資能力,合理適度地引進優秀人才。一方面堅持招商引資與招才引智相結合,通過科學合理地引進外資,提高外資質量,促使資金“落地”,形成人才集聚、人才扎根的預期效果;另一方面,將引資與對外開放緊密結合,充分發揮招商引資對區域對外開放的帶動作用,開拓市場、集聚資源,從而促進區域“引進來”和“走出去”,延展對外開放格局,加大對外開放力度,打破限制區域人才流動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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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曹薇,董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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