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總結改革開放實踐經驗可以發現，改革開放雖然發生在中國，但其內在有機邏輯卻具有一定的世界普遍啟示意義，是詮釋和奠定中國道路的關鍵‍‌‍‍‌‍‌‍‍‍‌‍‍‌‍‍‍‌‍‍‌‍‍‍‌‍‍‍‍‌‍‌‍‌‍‌‍‍‌‍‍‍‍‍‍‍‍‍‌‍‍‌‍‍‌‍‌‍‌‍。從改革開放實踐展現的歷史總體布局、發生機制和內在規律也可以發現，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展開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判斷和把握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改革開放的關鍵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是改革開放的中心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改革開放的著力點‍‌‍‍‌‍‌‍‍‍‌‍‍‌‍‍‍‌‍‍‌‍‍‍‌‍‍‍‍‌‍‌‍‌‍‌‍‍‌‍‍‍‍‍‍‍‍‍‌‍‍‌‍‍‌‍‌‍‌‍。這種改革開放實踐展開的歷史內在有機邏輯，對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借鑒價值。

　　關鍵詞：改革開放;辯證唯物主義;總體布局

　　習近平同志在《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是黨從歷史規律性走向實踐能動性的偉大創造，是基于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社會主義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上的歷史性決策，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次偉大革命，[1]總結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對新時代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借鑒價值。因此，從改革開放實踐展現的歷史總體布局中深入地把握中國共產黨人展開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領會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真諦，梳理出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展現出來的具體的、歷史的、辯證的總體布局，理解開啟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最初歷史語境，是新的歷史起點上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迫切需要和必要準備。

　　一、改革開放的出發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習近平指出，中國道路直接產生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過程中，因此，改革開放實踐展開的內在有機邏輯是理解中國道路的重要“密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果斷地將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明確實踐形式轉變，對經濟建設實踐形式進行實事求是的總體思考和布局后，恢復人們對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結合社會主義實踐對中國國情進行再認識的科學概括和總結，具有“不發達”的張力和動態特征[2]。以此出發就能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體現改革開放之中的辯證唯物主義真諦。

　　第一，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明確改革開放實踐主題，是一種現實地、具體地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務實思想。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現實發生是從社會生產力并不發達的特殊背景下開始的。毛澤東曾講過，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現狀是“一窮二白”，但毛澤東不認為這不好，在他看來，一張空白的紙更有利于建設，他相信通過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很快就能改變這種現狀，這種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過分估計在實踐中就走向了急于求成的“左”傾錯誤。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以后，當某些人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又出現急于求成的傾向時，鄧小平等人從實踐的現實層面上強調指出，現實情況是我們制定建設藍圖的出發點，不從中國的這個實際出發，就不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中國的社會主義，就不能真正地明白中國現代化建設實踐主題。可見，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沒有單純地停留在思想價值層面上，社會主義在他看來，更需要貼近現實，更需要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實事求是地認識。這種將社會主義貼近現實理解的務實思路無疑為更準確地掌握實踐主題提供了保證，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水平，而不要盲目地妄自尊大、急于求成。或許正是因為經歷和反思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鄧小平才深深地感知到我們的社會主義狀況還不完善。而對社會主義狀況的反思最終使鄧小平認識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并沒有達到理想完善的程度，還處于初級階段。

　　第二，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明確改革開放實踐主題，是辯證唯物主義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保證。鄧小平是實踐唯物主義者，他建構實踐的唯物主義立場不是來自單純理論上的分析或反思，單純立足思想理論立場，不深入中國社會現實，就不能真正確立唯物主義立場，那些天天口頭上講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人往往在社會現實領域中就成了隱性的唯心主義者。所以，面對實際、面對人民、面對生產力，是鄧小平實踐唯物主義的保證。需要注意的是，僅僅面對實際、面對人民、面對生產力，也是不能保證實踐的唯物主義立場的，因為唯物主義立場不是靜止、僵死的直觀立場，而是能夠深入地把握客觀現實的立場，是在肯定客觀現實優先地位基礎上對物質作用和地位的一種理解和把握。從這個意義上講，要想真正地確立實踐的唯物主義立場，還必須深入中國社會現實對中國社會現實有一個實事求是的理解和把握。鄧小平曾告誡人們：“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要亡黨亡國。”[3]143不從本本出發，而從實際出發，就需要對中國基本國情有一個清楚的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就是對中國國情的一個準確理解和把握，以此透視實踐主題，就使實踐自然地落到了唯物主義立場上，避免了機械唯物主義的傾向。

　　第三，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明確改革開放實踐主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可以階段性不完全成熟的正當理由。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中，不能過于理想化，不能急躁冒進、急于求成，因為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這決定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建成社會主義，可以迂回曲折地建設社會主義，甚至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可能還有局部或暫時的倒退現象。就如毛澤東所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就好比一張白紙，我們可以在上面任意地畫畫，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決定了在這個階段往往很難形成統一規范的標準，只能在唯物主義基礎上不斷地摸索著前進。但這并不意味著，對改革開放的建構沒有一個方向，沒有一個主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客觀現實決定了經濟建設實踐主題不可改變，但在實現經濟建設實踐主題的手段和方式上可以根據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以馬克思主義精神進行創造性發揮，在合理的范圍內要允許放棄一些僵死固化、不切實際的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條條框框，解放思想，打破抽象價值教條，使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真正建立在可以實現的立場之上。以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為導向，以經濟建設為實踐主題重新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案，使改革開放的建構在一種更廣泛的基礎上凸顯出它的開放性和多樣性。

　　二、改革開放的關鍵點：

　　判斷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社會主要矛盾理論是對社會發展動力的本質把握，是以矛盾分析法把握社會錯綜復雜關系的產物，包含著社會結構的深度解讀。圍繞社會主要矛盾把握物質生產實踐，是科學建構改革開放歷史總體布局的重要保證。分析矛盾，才能確保經濟學成為科學。以社會主要矛盾把握物質生產實踐活動，是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在人們社會實踐活動層面上實現改革開放科學總體布局的重要體現，物質生產實踐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權威性[4]。

　　第一，社會主要矛盾是一種現實矛盾，不是階級矛盾，它的主要方面集中在物質生產實踐上。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不同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它應該更能凸顯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層面上，更能反映社會主義社會現實層面的東西，不應該過于抽象化、概念化。構成矛盾的兩個方面都應該是現實層面狀況的概括和反映，這是實事求是地深入社會主義社會內部把握其根本問題的關鍵所在。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關注和認識更多地集中于社會上層建筑，他曾說：“我注意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至于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5]829而將毛澤東晚年不能完全正確完整把握的現實(生產力的)層面恢復后，鄧小平就發現，完整的客觀現實是人實踐活動的出發點。人根本無法跨越這個歷史發展的出發點，物質生產實踐才是把握現實的真實活動，現實并不是僵死不動，任由思想愚弄的對象。現實內部包含著自身發展的動力，它由兩個相互矛盾的現實部分組成。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兩個現實部分表現為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會生產。

　　雖然人與人之間的現實斗爭活動，即階級斗爭，既是現實組成部分，也是現實活動，在一定的范圍內長期存在，但它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了。因為，實踐和歷史證明,它并不能推動社會的真正發展，成為主要動力，現實發展并不是能夠由它所主宰的。在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和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水平還不夠成熟的背景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顯然不在生產關系層面上，因為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不存在根本的問題，而問題應該在生產力層面上，因為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水平還不夠成熟。這種發展水平不夠成熟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現狀所昭示的，是現實本身所呈現出來的矛盾，是現實本身的表達，不是人為地制造或強加‍‌‍‍‌‍‌‍‍‍‌‍‍‌‍‍‍‌‍‍‌‍‍‍‌‍‍‍‍‌‍‌‍‌‍‌‍‍‌‍‍‍‍‍‍‍‍‍‌‍‍‌‍‍‌‍‌‍‌‍。而由這種現實矛盾本身所產生的人的實踐活動形式只能是物質生產實踐，因為物質生產實踐才是解決生產力發展問題的真正現實活動，而階級斗爭并不屬于發展生產力的范疇。這就是物質生產實踐是社會主義初級階級改革開放真正建構的重要原因。

　　第二，社會主要矛盾是社會總生產過程中的一種矛盾，這就建構出了物質生產實踐的完整格局。將社會生產同人們的需要之間的矛盾看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是深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生產總過程后得出的現實準確判斷。僵化地停留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層面上是得不出這一判斷的，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構成了社會總生產過程，人們的需要實際上指的是消費的環節，它實際上是由生產決定的，有什么樣的生產就決定了有什么樣的消費，消費的愿望和水平離不開生產的程度。人們的需要就應該在現有的生產基礎上進行合理的規劃，不應該超出現有的生產提出不合理的消費。

　　中國傳統社會包括現在中國的農村，很多人仍然停留在這樣一種僵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層面上。如果現實真是按照這樣一種邏輯運行的話，那么現實就變成了一個毫無生機、因循守舊的僵死物，根本不能產生發展的動力，這是鄧小平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人們所不希望的。為此，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進行了重新思考，得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另一方面，即消費可以推動生產，即人們的需要可以推動社會生產的發展，解放思想，釋放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就可以對社會生產的落后現狀產生發展的動力。實際上這是將毛澤東關于人的主觀能動性理論建構在現實中的做法，是現實真實層面的一種關于事物發展動力的理解和把握。但推動社會生產，并不是取代社會生產，以人們真實客觀的物質文化需要催生的社會生產，最終的落腳點還是要回到社會生產，回到物質生產實踐，只有物質生產實踐才能真正地完成社會生產不斷發展的現實需要。因為物質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只有它才能真正地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總生產過程中的矛盾，實現現實的發展。

　　第三，社會主要矛盾是一種開放式面向發展的矛盾，這與物質生產實踐的發展性保持一致。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定義中可以看出，解決矛盾的中心不是別的，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發展生產力方面。而它之所以是主要矛盾，主要在于，這個矛盾在現實社會中起著主導作用，處于支配地位，影響和規定著其他社會矛盾的存在和發展，能夠推動現實全方位發展。這種發展的屬性決定這個矛盾同社會其他矛盾存在著本質不同。眾所周知，矛盾有很多種，有的矛盾相互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并不能實現真正的發展，它們之間的斗爭并不能使它們彼此產生相互促進的作用，推動現實全方位發展。

　　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即社會生產和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都是包含著發展性的兩個方面。它們在現實中暫時的不平衡性，決定了它們之間能夠彼此相互促進、相互發展，以此推動現實全方位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不是靜止的矛盾，原因在于矛盾的兩個方面各自都能發展，它們彼此相互作用能帶來現實全局的發展。它們好像是兩支彼此斗爭不斷成長的隊伍，在相互斗爭中不斷地促進自身的各自發展變化，不斷地推動社會向前發展。而物質生產實踐的不斷推進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顯然存在著重要作用，使國家性質決定國家道路[6]的邏輯能夠真正地建構和體現出來。這也就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一直發展著，它不會結束，但隨著發展的不斷推進，它會越來越表現為開放性，會以新的內容取代舊的內容而重新建構主要矛盾的兩個具體方面，會主要體現在解決這個矛盾的表現方式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新穎。凡是能夠立足矛盾主要方面的，似乎都能被吸納成為解決矛盾的方式。

　　三、改革開放的中心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也是其核心。它之所以正確就在于堅持了對改革開放的辯證唯物主義建構，對改革開放的建構進行了創造性發展，重新創造出了一套適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體制，使改革開放建構出來的實踐活動得以真正的存在和發展。具體地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改革開放主旋律建構的創造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改革開放建構上打破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經濟發展上的絕對界限。按照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社會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產物，前者離不開后者所發展和創造的社會生產力，但與資本主義社會有著本質的不同。奇怪的是，當社會主義社會真的在我國變成現實時，它的現實形成邏輯似乎并沒有完全嚴格按照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運行，現實社會主義社會似乎有了一套自己形成和發展的邏輯，“社會主義不是作為現實社會歷史進程(社會化大工業生產)的必然結果出現的，而是由社會主義作為一個理想的引導，并且作為歷史辯證法的主體能動性與特定民族解放融生的歷史結果出現的。這是歷史辯證法主體向度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其自身客體向度的合理超越”[7]430。因此，從馬克思歷史辯證法主體向度而不是從客體向度把握社會主義，往往很難實現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一般規律中完整地把握社會主義。因為歷史辯證法客體向度才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基礎，物質生產實踐活動才是解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真正突破口。僅從馬克思歷史辯證法主體向度上理解社會主義，往往看不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聯系，有時還會陷入虛假的意識形態中把握社會主義，不能真正以實踐哲學思想的建構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在一條獨立自主的口號下艱難地前進。

　　從馬克思歷史辯證法客體向度出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就不存在本質區別，因為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不會放棄發展社會生產力。在這一點上，二者可以存在著共通之處。前者可以“求同存異”地建構中國改革開放，以此實現建構的突破，突破傳統馬克思主義將社會主義建設限定在某種特定不符合中國客觀實際的經濟體制上的局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許就是在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思想建構的思維下才得以形成的。針對某些人將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連接在一起的僵化思維，鄧小平認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運用，它們本身不帶有社會屬性，只有在宏觀社會背景使用中才會顯示它們的社會屬性。可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存在著相互學習和借鑒的地方，前者運用的方法，后者可以學習;后者運用的方法，前者也可以學習。在這一點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存在本質區別。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的基礎上，可以充分地發揮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國改革開放建構的靈活性和開放性，以此打破人們閉關自守、封閉自我，不能堅持改革開放，吸收同時代其他國家建構實踐哲學思想的科學有效成分，實現“為我所用”的陋習。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改革開放的建構包含著豐富的唯物辯證法思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所以還屬于改革開放建構的范疇，原因在于，它在建構中很好地貫徹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使改革開放建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背景下凸顯出了十分豐富的別樣圖景。細致梳理就可以得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改革開放建構的辯證法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堅持事實與價值的辯證統一建構。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來源于堅持事實基礎上的價值原則和價值原則指導下的事實，這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理解和認識社會主義不能單純地堅持抽象價值原則，從抽象價值原則認識和規定改革開放，往往會脫離客觀實際產生主觀上的盲目自信和客觀上的停滯不前。只有從現實出發，從客觀事實出發，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能真正將社會主義價值原則即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社會主義民主、社會平等在內的社會主義價值觀[8]的優越性體現出來，它不是抽象的東西，而是在社會生活全部方面都具體展現的東西。這種重視具體的歷史條件并從新的歷史條件中尋找規律性東西來指導改革開放建構的思維，并沒有脫離實際，陷入形而上學的泥潭中，違反辯證法。因為基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客觀事實，社會主義價值原則同市場經濟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改革開放建構的重要組織形式，它不僅能在現實層面上推動生產力發展，使社會主義不停留在抽象價值層面上，而且能深入地同實際、同人民群眾、同物質生產力緊密結合，創造出以市場為手段的各種經濟建設實踐活動，確保改革開放建構在客觀事實基礎上真正實現事實與價值的有機結合。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事實與價值辯證統一建構改革開放還體現在，并沒有放棄社會主義價值原則，而是堅持將社會主義價值體現在客觀事實層面上，以市場經濟為手段的改革開放建構確保它的設立和實現‍‌‍‍‌‍‌‍‍‍‌‍‍‌‍‍‍‌‍‍‌‍‍‍‌‍‍‍‍‌‍‌‍‌‍‌‍‍‌‍‍‍‍‍‍‍‍‍‌‍‍‌‍‍‌‍‌‍‌‍。在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中規定的“共同富裕”，不僅僅是物質層面上的概念，它還有價值層面上意義，它體現的是物質層面上人與人之間價值關系的建構和明確，體現著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公正，是將社會主義價值原則體現在具體可實現物質層面上的概念，以此為目標的改革開放建構就自然地實現事實與價值的有機辯證統一了。

　　其次，堅持手段和目的的辯證統一建構。改革開放的建構有一個很現實的具體目標，這個目標不是個人的主觀設定，而是現實人們實踐活動所呈現出來的迫切需要，是人民愿意去做，愿意去為之奮斗的東西。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它集中表現為人們得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生產活動基礎上的社會生產力發展。以這個目標為目的，對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現實性反思和批判就可以發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重要手段。單純計劃經濟的手段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標在現實中存在著不一致，不能實現真正的有效統一。單純計劃經濟在經濟體制上形成了一種同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僵化的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弊端是：分配中平均主義嚴重等。

　　手段和目標在現實中的這種不一致決定了必須對手段進行改革，對單純計劃經濟進行改革，以新的手段實現目的和手段的真正的統一，在借鑒和反思了各種實現目標的手段后，最終選擇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手段在資本主義歷史中已經證明它能很好地實現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標，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社會主義如果不能認識到這一點，不能在手段上處理好計劃和市場的關系，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目標就可能會受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兩重性特點和相容性規律。[9]因此，不能人為地把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關系僵化，將計劃等同于社會主義，將市場等同于資本主義。實際上，作為手段的計劃和市場都有共同的屬性，都有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功能和作用，但改革的實踐決定了市場經濟更符合個人真實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更能較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

　　最后，堅持社會總生產過程各環節的辯證統一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是自由放任的經濟體制，它在符合社會總生產過程規律的同時還需要同資本主義進行比較和區別。它本質上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宏觀調控的市場來調節社會總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以此達到資源優化配置，實現社會總生產過程各環節之間良性互動和良好運行的體制。通過市場調節供求關系，可以為生產環節的實踐活動提供決策;通過市場競爭，可以為交換環節的實踐活動贏得機遇;通過市場環境，可以為消費環節的實踐活動贏得自主性;通過市場平臺，人們可以通過自身努力實現分配環節上的按勞分配，所有這些都是由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決定的。

　　第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改革開放建構不斷前進的重要動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開放的經濟體制，這意味著它需要不斷地通過改革開放使其前進和完善。任何將這種體制固化僵化的做法，都可能導致這種體制的削弱或滅亡。只有從實際出發，區別不同情況，積極將它與社會主義社會各個方面聯系起來進行思考、規劃和發展，才可能不斷地完善它。認為單靠市場調節手段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會導致簡單地、狹隘地建構改革開放。僅僅看市場，圍繞市場，不看企業、不看政府進行改革開放建構，必然不能正確地、合理地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真正功能和價值。

　　要想發揮，就需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使市場經濟活動的企業主體，真正地脫離政府的不合理干預，獨立自主地進行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在市場相互促進的作用下，建立起科學的企業領導體制和組織管理制度，形成約束和激勵相結合的市場經營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需要健康良好的市場體系來為市場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提供保障，只有創造出開放活潑、競爭有序、多元多樣的市場，合理地安置各種市場的結構和作用，改善和加強對它們的管理、監控和監督，才可以為市場調節作用創造出真正有效的平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需要政府轉變職能，使以前的計劃指標生產模式完全地放給市場來操控，自身只扮演“守夜人”“指揮者”“設計者”角色，不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和愿望強加給市場體制的運行。

　　應該看到，已有的很多做法并不代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已經完全實現。實際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它既需要考慮社會主義方面，又需要考慮市場經濟方面，是相對復雜的社會系統建設工程。它的這種屬性決定了圍繞著它的改革開放還需要不斷地發展，需要克服它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和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僅僅是我們達及社會經濟文化現代化的手段，它在發展生產力過程中，必然造成一些社會層面上痛苦的代價”[7]462。即使這樣，也無法阻止中國改革開放建構不斷發展的歷史進程，而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建構必然會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帶來希望。

　　四、改革開放的著力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很多人在解讀改革開放實踐時往往會將其看成實用主義思想的產物，這是極大的謬誤!按照客觀辯證法規律進行改革開放實踐活動才是其真正存在，才是其本質體現。改革開放不是實用主義思想的產物，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導下的實踐邏輯，其展現出來的豐富內容和光鮮地位，需要結合其建構起來的完整結構邏輯才能真正地加以把握。其中，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改革開放實踐在本質上不屬于實用主義思想產物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的具體體現和展現。它區別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地位和功能，是一種獨具特色的話語和邏輯，對完整把握改革開放實踐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指導意義。

　　首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同物質文明建設一樣，屬于改革開放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實踐不僅重視物質生產實踐，發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而且強調人們的主觀思想層面，主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是唯物辯證法思想的充分體現，更是毛澤東晚年思維和實踐的一種實事求是的糾正。毛澤東晚年主張的階級斗爭只是社會主義社會實踐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物質文明建設也只是建設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

　　這是毛澤東晚年留給毛澤東時代之后的歷史啟示。或許正是從一定的歷史的具體的情境出發，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結構主義解讀，才使得社會主義建設不僅有了全局認識，而且有了重點認識。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或許就是在把握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時從實踐主體方面考慮實踐活動，建構改革開放實踐的結果，對實踐主體即人的主觀世界進行社會化過程的思考，或許就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誕生的原因。因為人的主觀世界同個人實踐活動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這就導致了人的主觀世界的狀況對社會實踐活動的存在和發展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影響，如果不對個人的主觀世界進行社會化，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那么個人實踐就很可能不能凸顯為社會實踐，建構出完整的改革開放實踐。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與物質文明建設不同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這決定它能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一樣，能成為改革開放實踐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能容納或取代精神文明建設，那么精神文明建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值得懷疑。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自身獨特的規定，是物質文明建設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所無法取代的，是在物質生產實踐活動之外的一種規定，但不是超越或與物質生產實踐活動沒有關系的規定。或許正是它與物質生產實踐活動的聯系和作用，才使得它能順著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成為改革開放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或許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堅持同經濟、政治的改革和發展相適應的重要原因吧!

　　第二，圍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改革開放實踐建構獲得了一種擺脫世俗狹隘立場的思想力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除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外，其實還有一個方面的內容，那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在這個方面，其實也很有創造性的理論內容，但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相比，這個方面或許在境界和層次上并不能達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企及的程度。因為人的主觀思想層面上的建設活動往往比現實單純的建設活動要來得深刻得多，忽視這個方面的建設往往會影響現實現象的正確解釋和現實問題的徹底解決，鄧小平就認為：“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3]

　　332或許正是對現實問題的深度反思才建構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思維。在鄧小平看來，建設現代化國家，不僅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普適性不同，精神文明往往具有獨特性。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主要體現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它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這就是說，沒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建設就可能被物質文明建設的消極方面所腐蝕和退化，被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所演化。社會主義要想在世界面前凸顯出自身優越性，就必須在精神層面上真正地體現出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內容來，使社會主義優越性在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背景下真正地獲得人們精神上的普遍認同和接受，而不至于成為一種口頭上流傳的標語。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抽象理論演繹建設活動，而是圍繞客觀現實，能在現實中產生影響和作用的活動。超越現實又不完全脫離現實，確保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對改革開放實踐的建構，既能擺脫世俗狹隘的立場，又能不陷入形而上學的窠臼。這或許就是80年代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反精神污染”運動的真正原因。在鄧小平看來，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能完全脫離現實，脫離現實的精神文明建設就可能會被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演化，演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運動。

　　社會實踐中的倫理道德問題應該置于唯物史觀發展成熟的意義上進行認識和把握。[10]由此，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包括了豐富的內容和方面，那種停留在抽象理論上否定客觀現實或者抵制客觀現實，對客觀現實中暫時消極的方面不能正確審視和區別對待的人，往往并不能實現對現實的超越，因為只有立足現實才能真正地超越現實，現實中世俗狹隘立場的擺脫只有在一定的超現實的精神層面上才有可能真正地實現。因此，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除了立足現實和圍繞現實外，還要有自己獨立高品質的建設邏輯，加強思想建設和文化建設，不斷提升人們精神境界和思想文化覺悟，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在合理的圈域里發揮對現實的積極作用。而不是擺著超脫現實的樣子對現實橫加批判指責，將精神上的純化藍圖超越現實不恰當地進行擴大，影響現實真正的辯證發展邏輯。

　　第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改革開放實踐建構提供了可塑性空間。改革開放實踐是現實的、感性的活動，這是否意味著人們非現實的、非感性的活動就不屬于改革開放實踐，非現實的、非感性的活動同改革開放實踐一點關系沒有呢?從表面上看似乎是這個道理。實際上，深入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如果非現實的、非感性的活動同改革開放實踐一點關系沒有，那么改革開放實踐就只能作為現實的、感性的活動來存在。

　　這樣，改革開放實踐其實就淪為了一個世俗感性、沒有較大發展前途的概念，就成了一般唯物主義所能指涉的概念。這樣的概念顯然不能成為解釋社會歷史發展的核心概念。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實踐告訴我們，改革開放實踐不僅是一個現實的、感性的概念，而且是一個可塑性概念。它能在不同的環境中體現和發展自身，能將人主體能動性的方面充分地吸納到自身中來，在社會歷史發展辯證法中通過改變現實的感性活動來使自身深厚的底蘊和豐富的意蘊充分地展示出來。或許這就是所謂的改革開放精神。

　　政工師論文投稿刊物：探索與求是經濟學術理論刊物。主要內容為探討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中規律性問題;交流經濟研究成果和經濟工作經驗;傳遞經濟信息和經濟理論研究動態;普及經濟法及經濟建設方面的常識。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立足人們思想、文化的建設。在現實中它除了要與經濟、政治的改革和發展相適應外，還要有能在現實中建構改革開放實踐的目標即“四有”新人，這是它促使改革開放實踐建構不僅僅停留在現實層面上的體現。沒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供的非現實、非感性的意義空間，沒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人們實踐活動提供的想象和希望空間，改革開放實踐只能被現實所“俘虜”，成為現實的奴隸。正因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所指向的共產主義希望空間，人們的實踐活動才有了真正可塑性，才能在“通向自由的奴役”中變得靈活多變、曲折離奇、鏗鏘有力、無比自信。這是拘泥于現實、喪失改革開放實踐建構完整視域的人所無法企及的，因為他們不知道非現實的、非感性的活動在另一個層面上也能建構改革開放實踐，更無法想象這樣一種過程所產生的改革開放實踐建構的可塑性空間是怎么樣發生的。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J].求是，2018(24).

　　[2]康丹丹，夏玉凡.“不發達”的張力與動態特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方位緣何“不變”[J].社會主義研究，2019(1).

　　[3]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韓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