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踐理性批判”的理念是：要闡明“有純粹實踐理性”，阻止經驗性—有條件的實踐理性想要獨自冒充意志的規定根據的“僭妄”‍‌‍‍‌‍‌‍‍‍‌‍‍‌‍‍‍‌‍‍‌‍‍‍‌‍‍‍‍‌‍‌‍‌‍‌‍‍‌‍‍‍‍‍‍‍‍‍‌‍‍‌‍‍‌‍‌‍‌‍。康德因此認為，惟有純粹理性的運用是“界內的”;相反，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運用是“越界的”‍‌‍‍‌‍‌‍‍‍‌‍‍‌‍‍‍‌‍‍‌‍‍‍‌‍‍‍‍‌‍‌‍‌‍‌‍‍‌‍‍‍‍‍‍‍‍‍‌‍‍‌‍‍‌‍‌‍‌‍。《實踐理性批判》導論中的省略表達式derempirisch-bedingte，只能在第二格的意義上被理解為“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而不能在第一格的意義上被理解為“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即使在“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后面添加“理性”或“純粹理性”也不可行‍‌‍‍‌‍‌‍‍‍‌‍‍‌‍‍‍‌‍‍‌‍‍‍‌‍‍‍‍‌‍‌‍‌‍‌‍‍‌‍‍‍‍‍‍‍‍‍‌‍‍‌‍‍‌‍‌‍‌‍。在這里，純粹實踐理性的運用與何種理性的運用相對。

　　關鍵詞：一般實踐理性;純粹理性;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運用

　　《實踐理性批判》有一個短小的、僅包含兩個段落的導論，集中闡釋“實踐理性批判的理念”。在第一段中，康德在指明理性的實踐運用不像其理論運用那樣關心單純認識能力的對象，而是關心意志的規定根據之后，提出了“是否純粹理性(reineVernunft)自為地獨自就足以規定意志，還是理性①只能作為‘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alsempirisch-bedingte)才是意志的規定根據”的“首要問題”(dieersteFrage，KpV5:15)②。他的回答很明確：惟有純粹理性，而不是“經驗性—有局限的理性”(dieempirisch-beschr?覿nkte，KpV5:15)才是無條件地實踐的，所以，《實踐理性批判》作為對一般實踐理性的批判，只需要闡明“有純粹實踐理性”，而無須在闡明之后再對它加以批判。而“一般實踐理性批判”的責任，是要阻止“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dieempirischbedingteVernunft，KpV5:16)想要以排他的方式單獨冒充意志規定根據之“僭妄”，這就是“實踐理性批判”的“理念”。應該說，康德對此理念的表達是清晰的：“實踐理性批判”要闡明“有純粹實踐理性”，更要抵制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僭妄”。

　　但是，康德在本段末尾總結陳詞中對純粹理性的運用的肯定和對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運用的否定，卻由于他不同尋常的表達方式而導致了不同的譯解，導致了人們對“實踐理性批判”的理念產生模糊認識。原文如下：

　　DerGebrauchderreinenVernunft,wenn,da?覻eseinesolchegebe,ausgemachtist,istalleinimmanent;derempirisch-bedingte(1),der(2)sichdieAlleinherrschaftanma?覻t,istdagegentranszendent,und?覿u?覻ertsichinZumutungenundGeboten,dieganzüberihr(3)Gebiethinausgehen,welchesgeradedasumgekehrteVerh?覿ltnisvondemist,wasvonderreinenVernunftimspekulativenGebrauchegesagtwerdenkonnte.(KpV5：16)

　　第一句說“惟有純粹理性的運用是界內的(immanent);第二句說，“相反，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運用是越界的(transzendent)”①。由于康德采用省略表達式，導致譯解出現分歧。(1)(2)(3)是筆者標記的三個疑點，其中(1)尤為關鍵。derempirisch-bedingte無疑是省略表達式，但究竟省略了什么，其完整表達是什么，人們有不同的理解。大多數學者把它當作第一格，認為后面省略了Gebrauch。但由于derempirisch-bedingteGebrauch未指明運用的“主體”(在此指作為一種實踐能力的理性)，不能與“純粹理性的運用”構成有效對應，因而有學者提出，Gebrauch后面還省略了“理性”或“純粹理性”。

　　筆者認為，把derempirisch-bedingte作為第一格來譯解，會遇到無法克服的困難。因此，本文嘗試把它當作第二格，與分號前一句中的第一格主語DerGebrauch搭配起來。當然，這是一個全新的、帶有挑戰性的譯解嘗試。筆者期待來自康德學界的批評，也期待本文能引起康德學界的重視。

　　一、“純粹理性的運用”與無主體的

　　“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相對

　　第一種常見的譯解是：把derempirisch-bedingteGebrauch當作derempirisch-bedingte(1)的完整表達，即“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與此相應，把der(2)sichdieAlleinherrschaftanma?覻t中的der等同于“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把此句說成“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妄圖獨裁”。

　　MaryGregor就作這種譯解：

　　Ifitisprovedthatthereispurereason,itsuseisaloneimmanent;theempiricallyconditioneduse(1),which(2)laysclaimtoabsoluteruleisonthecontrarytranscendentandexpressesitselfindemandsandincommandsthatgoquitebeyondits(3)sphere—preciselytheoppositerelationfromwhatcouldbesaidofpurereasoninitsspeculativeuse.②[1]12

　　這是把theempiricallyconditioneduse當作derempirisch-bedingte的完整表達，也把這個“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當作“妄圖獨裁”的“主體”，而且認為“這些非分要求和命令”完全超出了“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的”(ihr)領域。

　　AbbottThomasKingsmill也作相同譯解：

　　Ifitisprovedthatthereisa[practical]reason,itsemploymentisaloneimmanent;theempiricallyconditioneduse,whichclaimssupremacy,isonthecontrarytranscendentandexpressesitselfindemandsandpreceptswhichgoquitebeyonditssphere.Thisisjusttheoppositeofwhatmightbesaidofpurereasoninitsspeculativeemployment.③[2]8

　　除了在第一句話的理性(reason)前面加上“實踐的”，AbbottThomasKingsmill對三個疑點的處理與MaryGregor完全一樣。他也認為derempirisch-bedingte就是指“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認為是這種“運用”在“妄圖獨裁”，認為“這些非分要求和命令”完全超出了“這種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的”(ihr)領域。

　　牟宗三先生的譯解也與這兩種英譯相同：

　　如果“實有一純粹的[實踐的]理性”這一點已被證明，則單是它的使用才是“內在的”;那經驗地制約的使用(此使用擅自要求成為最高無上者)卻正相反，反成“超絕的”，而且它在那些“完全越過它自己的范圍”的“要求與規準”中表示它自己。此恰正是關于“純粹理性之在其思辨的使用中”之所可說之反對面。①[3]158

　　這是把derempirisch-bedingte譯為“那經驗地制約的使用”(“使用者”為何有些模糊)。括號中把“妄圖獨裁”的主體歸結為這種“使用”，而且ihr(3)被譯解為“它自己的”，很可能是指“那經驗地制約的使用”。

　　把指稱陰性名詞的ihr(3)對應于陽性名詞Gebrauch，顯然存在語法問題，因為兩者有詞性沖突。有鑒于此，李秋零教授認為ihr不是指“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而是指“這些非分要求和命令”。不過，他同樣把derempirisch-bedingteGebrauch當作derempirisch-bedingte的完整表達：

　　純粹理性的應用，惟有當確定無疑有這樣一種理性的時候，才是內在的;與此相反，自以為能夠獨裁的經驗性的有條件的應用則是超驗的，它表現在完全超出自己的領域的要求和命令中。這與關于思辨的應用中的純粹理性所能說的東西恰恰是顛倒過來的關系。[4]16-17

　　derempirisch-bedingte依然被當作第一格，指“經驗性的有條件的應用”②，“應用”被理解為“自以為能夠獨裁”的“主體”。

　　筆者把這四家都歸為第一種譯解。這種譯解的主要問題是：第一，用“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來與分號前的“純粹理性的運用”對應，使人無法看出“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的“主體”，導致分號前后兩句失去真正意義上對稱性。第二，說“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妄圖獨裁”，也使人產生困惑。“運用”(Gebrauch)實際上是一個名詞化的動詞，表示某個東西(在此是理性能力)的一種使用，把Gebrauch直接與anma?覻t搭配，說它“妄圖獨裁”，總會使人感到牽強。第三，把“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當作康德所要否定的對象，與前文不符。在上一句中，康德談到“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想要以排他的方式(ausschlie?覻ungsweise)單獨冒充意志規定根據之“僭妄”(Anma?覻ung，KpV5:16)，這是把“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而非“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當作“僭妄”的“主體”。Anma?覻ung與anma?覻t的所指理應相同，否則，康德的敘述就會給人以跳躍之感，缺乏連貫性。第四，這種譯解也不能很好地回答出現在“這些非分要求和命令完全超出了它的領地”句子中的ihr是指什么：如果ihr指“運用”，詞性相沖突;如果指“非分要求和命令”，但“非分要求和命令”原本有自己的“領域”嗎?這同樣令人生疑。

　　二、“純粹理性的運用”與“理性的

　　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相對

　　鑒于第一種譯解遇到困難，第二種譯解試圖追加“主體”，把derempirisch-bedingteGebrauchderVerunft(“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當作derempirisch-bedingte(1)的完整表達，把der(2)sichdieAlleinherrschaftanma?覻t中的der等同于“理性”，把此句當作“理性妄圖獨裁”，進而把ihr(3)也譯解為“理性的”，認為“這些非分要求和命令”完全超出了“理性的”領域。

　　LewisWhiteBeck就作這種譯解：

　　Theuseofpure[practical]reason,ifitisshownthatthereissuchareason,isaloneimmanent;theempiricallyconditioned[useofreason],whichpresumestobesovereign,is,onthecontrary,transcendent,expressingitselfindemandsandpreceptswhichgofarbeyonditsownsphere.Thisispreciselytheoppositesituationfromthatofpurereasoninitsspeculativeuse.③[5]16

　　這是把derempirisch-bedingte譯為theempiricallyconditioneduseofreason。方括號為筆者所加。Beck認為，里面的useofreason是derempirisch-bedingte后面的省略成分。這里有一個問題，即whichpresumestobesovereign中的which是指reason，還是指theempiricallyconditioneduseofreason。若是后者，則這種譯解所面臨的困難就與前一種譯解相同：“運用”如何可以“妄圖獨裁”?Beck為了克服這一困難而讓which指稱reason，但原文(derempirisch-bedingte)中既無Gebrauch(use)，更無Vernunft(reason)，他的做法令人生疑。如果把他添加的ofreson省略掉，則which就根本不能指reason，而只能指theempiricallyconditioneduse。所以，Beck把reason與der(2)sichdieAlleinherrschaftanma?覻t句中的der對應，是不合理的‍‌‍‍‌‍‌‍‍‍‌‍‍‌‍‍‍‌‍‍‌‍‍‍‌‍‍‍‍‌‍‌‍‌‍‌‍‍‌‍‍‍‍‍‍‍‍‍‌‍‍‌‍‍‌‍‌‍‌‍。撇開這一點，把reason作為第一格的名詞與der(2)對應也說不通，因為reason在德語中是陰性名詞Vernunft，定冠詞是die，如果是第一格，該句理應寫成diesichdieAlleinherrschaftanma?覻t。

　　WernerS.Pluhar的英譯本也在deremipirisch-bedingte后添加了useofreason:

　　Theuseofpure[practical]reason,ifonehasestablishedthatthereissuchareason,isaloneimmanent;theempiricallyconditioneduse[ofpracticalreason]thatpresumestobesoleruleris,onthecontrary,transcendentandexpressesitselfindemandsandincommandsthatgoentirelybeyondthatreason'sdomain—whichisexactlytheinverserelationoftheonethatwewereabletostateconcerningpurereasoninitsspeculativeuse.①[6]24

　　[ofpracticalreason]為譯者自己所加。Pluhar可能認為derempirisch-bedingte理所當然是第一格，后面省略了use，因而沒有把他所添加的use放在括號里。Pluhar在添加use后再添加了ofreason，且在reason前加了practical，試圖表明derempirisch-bedingte意指“實踐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他把“實踐理性”當作“妄圖獨裁”的“主體”(der)，認為“非分要求和命令”完全超出的，是“理性的”(ihr)領域。這樣譯解，很可能與他對“是否純粹理性自為地獨自就足以規定意志，還是理性只能作為‘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才是意志的規定根據”這個“首要問題”中的代詞sie的理解有關。在他看來，sie雖然從語法上看是指純粹理性，但這樣理解是錯誤的，sie應該指上一句中所說的足以規定意志的“理性”(dieVernunft)[6]23，他因而把sie譯為reason。

　　Pluhar的譯解也有語法障礙。der(2)sichdieAlleinherrschaftanma?覻t中的der，不可能與他所添加的“實踐理性”對應，因為ofpracticalreason是第二格，從屬于theempiricallyconditioneduse，der(2)只能與use對應。而且，即使撇開theempiricallyconditioneduse而強行讓practicalreason對應于der(2)，也會發現這依然不可行。因為practicalreason在德語中是陰性名詞diepraktischeVernunft，如果認為der(2)是第一格的陽性名詞，則兩者就有詞性沖突。在derempirisch-bedingte后面添加GebrauchderpraktischenVernunft，表面上解決了“運用者”缺失的問題，但由于我們不能把“實踐理性”當作“妄圖獨裁”的“主體”，因而并未真正解決“妄圖獨裁”的“主體”問題。Pluhar把ihr(3)當作“理性的”，這是把未出現在原文中“理性”與ihr(3)相對應，這在語法上也有問題。

　　把“理性”當作“妄圖獨裁”的主體，也與康德的原意不符，因為康德在上一句中談的是“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而非“一般實踐理性”的“僭妄”。一般實踐理性批判包含“闡明有純粹實踐理性”和“批判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僭妄”雙重任務，我們如何可以把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僭妄”，說成一般實踐理性“妄圖獨裁”?同時，說“非分要求和命令”完全超出了“理性的”領域，這也令人生疑。一般實踐理性包含了純粹的和不純粹的理性，我們如何能夠準確地判斷一般實踐理性的運用領域?

　　這種譯解把“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與“純粹理性的運用”相對，也并不能真正體現分號前后兩句話的對稱性。既然理性包含了純粹理性和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則與純粹理性的運用相對應的，就不應是一般實踐理性的運用，而只能是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運用。作這種譯解的學者可能辯稱：分號后面說的是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因而此時的“理性”就是指“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但這很可能導致把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混淆為作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的理性。再者，在“純粹理性的運用”中，“純粹的”(rein)這個詞是修飾“理性”的，而在“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中，“經驗性—有條件的”是修飾“運用”的。可見，這樣對比缺乏真正意義的對稱性。

　　三、“純粹理性的運用”與“純粹理性的

　　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相對

　　第三種譯解也把derempirisch-bedingte(1)視為第一格，但把derempirisch-bedingteGebrauchderreinenVerunft(“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當作其完整表達。關文運先生的譯解大致如此：

　　只有純粹理性(如果人證明有這種理性存在的話)的運用才是內在的(immanent);反之，其受經驗所制約的運用，如果唯我獨尊，就成為超越的(transzendent)，并表現在完全超出自己范圍以外的種種要求和命令中了。這種情形與我們對從事思辨運用的純粹理性所能說的話恰好相反”[7]14

　　譯文中的“其”所指并不明朗，從行文看，是指“純粹理性”。增加“其”字，使人覺得譯者把“純粹理性”作為“受經驗所制約的運用”的“主體”。“唯我獨尊”的“主體”似乎不是指“純粹理性”，而是“純粹理性的受經驗所制約的運用”。“完全超出自己范圍以外的種種要求和命令”中的“自己”對應于ihr(3)，但不清楚它指“純粹理性”，還是“純粹理性的受經驗所制約的運用”。

　　鄧曉芒教授更加明確地主張derempirisch-bedingteGebrauchderreinenVernunft是derempirisch-bedingte的完整表達：

　　純粹理性的這種運用，只有當有這樣一種理性已被斷定時，才是內在的;相反，自以為具有獨裁地位的、以經驗性為條件的純粹理性運用則是超驗的，它表現出完全超出自己領域之外去提要求、發命令的特點，這與有關在思辨的運用中的純粹理性所能說出的東西是恰好倒過來的關系。[8]16

　　這是在省略式后添加Gebrauch，在Gebrauch后再加derreinenVernunft，由此得出“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與此相應，把der(2)sichdieAlleinherrschaftanma?覻t理解為“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妄圖獨裁”，把dieganzüberihr(3)Gebiethinausgehen譯解為“這些非分要求和命令完全超出了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的領域”。在此，“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構成了關鍵詞。這一譯解的特色，是試圖確立分號前后兩句話的對稱性。依此譯解，純粹理性的運用要成為“內在的”，需要滿足“有這樣一種理性”已被斷定這一先決條件;這意味著在未斷定的情況下，純粹理性的運用是“自以為具有獨裁地位的、以經驗性為條件的運用”，因而是“超驗的”(transzendent)。筆者認為，這種譯解依然值得商榷。

　　第一，搭配不當和詞性沖突。與第二種譯解一樣，這種譯解通過在后面添加“純粹理性”而給了“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一個“主體”，但是，把derempirisch-bedingteGebrauchderreinenVernuft與der(2)對應，把“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當作“妄圖獨裁”的“主體”，讓derGebrauch與anma?覻t進行不適當的搭配組句，這依然是牽強的。同樣，說“這些非分要求和命令”完全超出了“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的”(ihr)領域，也存在詞性沖突：指稱陰性名詞的ihr不能與陽性名詞derGebrauch對應。

　　第二，出現費解說法。“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這一說法令人費解。人們會問：既然是“純粹(實踐)理性”，怎么會有“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把理性叫作“純粹理性”，不正是因為它作“純粹的”運用嗎?另外，既然純粹理性的運用是經驗性的，又怎么可能是“超驗的”?

　　第三，術語替換不當。面對上述問題，譯解者會把“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替換為“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甚至把“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等同于“經驗性理性”或“實用理性”。鄧曉芒教授在談及“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時，指出該運用會使純粹理性“不再是純粹實踐理性，而成為了不純粹的、夾雜著感性的實踐理性，也就是實用理性，或一般的實踐理性”[9]245。如果純粹理性作經驗性運用，則人們當然可以說作經驗性運用的純粹理性實際上并不純粹。但是，這種譯解在把“純粹理性”解釋為“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時，很容易把康德對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批判，等同于對“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的批判，這包含“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同“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等同，由此導致兩者之間的隨意替換。

　　第四，對比框架轉換。這種譯解把分號前后的對比，說成“純粹理性在其存在得到斷定時的運用”和“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但依前文，康德并無這樣的對比，而是在對比“純粹理性”和“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因為康德明確指出：一旦闡明了有純粹實踐理性，就無須對之加以批判，因而“第二批判”的矛頭直指“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它要阻止的是“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想要單獨冒充意志規定根據之“僭妄”。既然如此，康德為何在總結陳詞中要在純粹理性的兩種運用之間，而不是在“純粹理性的運用”和“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之間進行對比?顯然，這種譯解不適當地轉換了康德的對比框架。

　　這種轉換，與鄧曉芒教授對“首要問題”中的代詞sie的理解有關‍‌‍‍‌‍‌‍‍‍‌‍‍‌‍‍‍‌‍‍‌‍‍‍‌‍‍‍‍‌‍‌‍‌‍‌‍‍‌‍‍‍‍‍‍‍‍‍‌‍‍‌‍‍‌‍‌‍‌‍。他把“首要問題”，即“是否純粹理性自為地獨自就足以規定意志，還是它只能作為‘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才是意志的規定根據”(KpV5:15)中的“它”(sie)，當作“純粹理性”，于是純粹理性便“作為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出現，也就有了“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9]239。同時，他把“純粹理性本身包含了對它的一切運用進行批判的準繩”(KpV5:16)中的“它的”(ihres)也當作“純粹理性的”，于是，“它的一切運用”就成了“純粹理性的一切運用”[9]246。這樣，就得出了純粹理性運用的兩種情況：一是“純粹理性以自身為標準，撇開一切運用的經驗性條件、經驗性內容，而只從它本身的形式方面來考慮問題”;二是“利用它達到其他經驗性的目的的手段”[9]245。前者使純粹理性成為純粹理性，后者使它成為不純粹的理性，即實用理性或一般實踐理性。

　　但正如Pluhar所說，把“首要問題”中的代詞“它”理解為純粹理性“是錯誤的”。康德在前一句中曾提到“理性至少在此足以達到意志規定”(KpV5:15)，即足以規定意志，接著才提出“首要問題”。按道理，他應該對一般實踐理性所包含的“純粹理性”和“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進行對比。如果sie指“純粹理性”而非一般實踐理性，則會有“純粹理性”作為“非純粹理性”出現的矛盾情形。因而合乎邏輯的說法是：一般理性作為“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與“純粹理性”構成對比。同樣，把“它的一切運用”譯解為“純粹理性的一切運用”也不合理，因為既然說“純粹理性本身不需要批判”，又何必再說“純粹理性”包含了對“純粹理性的”一切運用進行批判的準繩?這自相矛盾。

　　鄧曉芒教授在解讀導論時，把“它的”(ihres)理解為“純粹理性的”，而非“一般理性的”。于是，他就不適當地把一般實踐理性這個大概念等同于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并將之包含在純粹理性這個小概念之中。在他看來，一般實踐理性批判等同于對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批判，而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又只是純粹理性的經驗性運用。當然，他不可能回避康德的“兩個強調”：一是強調“只有純粹理性，而不是經驗性—有局限的理性，才是無條件地實踐的”(KpV5:15);二是在肯定了純粹理性不需要批判(只要闡明了有這樣一種理性)時，強調“一般實踐理性批判有責任阻止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想要以排他的方式單獨冒充意志規定根據之僭妄”(KpV5:16)。這兩個強調突出了純粹實踐理性與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區別，而不是在闡述純粹理性本身的兩種運用的區別。但是，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兩個強調與他的解讀框架不一致。

　　第五，把allein與wenn搭配組句構成純粹理性的一種運用令人生疑。為了讓分號前后兩句話成為純粹理性兩種不同運用的對比，這種譯解在把derempirisch-bedingte理解為“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時，還把分號前的allein和wenn相搭配，形成“只有當這樣一種理性已被斷定時”這樣一個條件句，由此得出純粹理性“在其存在得到斷定時的(內在的)運用”。

　　在DerGebrauchderreinenVernunft,wenn,da?覻eseinesolchegebe,ausgemachtist,istalleinimmanent(KpV5:15)這個原句中，出現了allein，該詞確有與nur相同的“僅僅，只有”之義。但德語中雖有“nur，wenn”表示“僅當”，卻罕見“allein,wenn”表示“僅當”。而且“nur，wenn”表示“僅當”時，一般是nur在前，wenn在后。而在本句中，wenn插入句在istallein之前。所以，讓allein與wenn搭配形成“僅當有這樣一種理性得到斷定時”的含義，使人懷疑在語法上是否可行。撇開語法問題，人們也會發現：“純粹理性在其存在得到斷定時的運用”并未指明這種運用到底具有何種性狀，并未指明它就是“純粹的”。因此，人們想要使之同“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構成真正的對比，就需要推測“純粹理性在其存在得到斷定時的運用”是“純粹的”，再推測“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是“純粹理性的存在未得到斷定時的運用”。但是，這些推測都缺乏直接文本依據。

　　要準確把握分號前一句中allein的含義，需要考察前文中的相關論述。在前文中，康德曾三次使用allein：1)在“是否純粹理性自為地獨自就足以規定意志，還是理性①只能作為‘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才是意志的規定根據”(dieersteFrage，KpV5:15)這個“首要問題”中，純粹理性“自為地獨自”的原文是fürsichallein，而“理性只能作為”中的“只”，原文是nur，在此，allein與nur形成對比;2)在針對“首要問題”而提出“惟有純粹理性，而不是經驗性—有局限的理性(KpV5:15)才是無條件地實踐的”這一斷言時，康德用allein來表示“惟有”，來同“經驗性—有局限的理性”相對;3)在說明“實踐理性批判”有責任阻止“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妄圖以排他的方式單獨冒充意志規定根據之“僭妄”(KpV5:16)時，康德也用allein表示“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獨自”冒充。可見，康德是在“要么只有純粹理性是意志的規定根據，要么只有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是意志的規定根據”這個對比框架中使用allein一詞的。

　　康德在前文中就已經提出了與wenn插入句相類似的條件句。他在斷言“純粹理性不需要批判”時，就給出了這個條件句：“如果首先(allererst)闡明了有這樣一種理性”(KpV5:16)。此句與總結陳詞中的wenn插入句——“如果澄清或確認了有這樣一種理性的話”(KpV5:16)——大致相同，但是，他并沒有把這個條件句與allein搭配使用。

　　從前文對allein一詞和wenn條件句的使用來看，康德雖然肯定只有在“闡明了有這樣一種理性”之后，純粹理性才不需要批判，但是，他并未肯定在未闡明之前，就存在“作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的“純粹理性”。既然尚未闡明有純粹實踐理性，則存在的就只有“一般的實踐理性”。康德在此說的是：如果不澄清有純粹實踐理性，則根本不能談純粹理性的運用。因而可以說;總結陳詞中wenn插入句是能否談論純粹理性的運用的條件，但不是構成純粹理性的一種特殊運用、即純粹運用的條件。分號前的一句，并不是說“僅當澄清了有純粹實踐理性之后，其運用才是內在的”，而是說：惟有純粹理性——如果澄清了有這樣一種理性的話——的運用才是內在的。只有這樣來理解allein和wennn條件句，才與前文一致。一旦闡明了有純粹實踐理性，即可談論純粹理性的運用，此時，它自然是純粹的。這個意義的“純粹理性的運用”的對立面，并不是“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而只能是“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運用”。

　　四、“純粹理性”的運用與

　　“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運用相對

　　把derempirisch-bedingte當作第一格，認為其后面省略了名詞的三種有代表性的譯解，都存在無法克服的困難。筆者在此另辟蹊徑，這就是把derempirisch-bedingte當作第二格來與分號前面一句的第一格主語DerGebrauch搭配，并得出其完整表達式：DerGebrauchderempirisch-bedingte。與此相應，筆者把der(2)sichdieAlleinherrschaftanma?覻t一句中的der也視為第二格的derempirisch-bedingte，把本句譯解為“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妄圖獨裁”。同時，把dieganzüberihr(3)Gebiethinausgehen一句中的ihr也與dieempirisch-bedingte對應起來，把這一句譯解為“這些非分要求和命令完全超出了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領域”。基于這些理解，筆者試譯如下：

　　惟有純粹理性——如果澄清了有這樣一種理性的話——的運用是界內的(immanent);相反，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妄圖獨裁，其運用是越界的(transzendent)，并且體現在完全超出它的領域的那些非分要求和命令中，這與有關思辨運用中的純粹理性所能說到的東西，是恰好相反的。

　　三個疑點都指向dieempirisch-bedingte，即“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在這里，與“純粹理性”相對的是“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與“純粹理性的運用”(“界內的”)相對的是“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運用”(“越界的”)。“妄圖獨裁”的“主體”是“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它的運用是越界的，它的越界的運用體現在完全超出了它的領域的那些非分要求和命令。下面，筆者從義理和語法兩個方面來論證這種譯解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一)義理上的合理性

　　從義理上說，這種譯解主要有三個合理性：

　　第一，能明確體現“實踐理性批判”的理念‍‌‍‍‌‍‌‍‍‍‌‍‍‌‍‍‍‌‍‍‌‍‍‍‌‍‍‍‍‌‍‌‍‌‍‌‍‍‌‍‍‍‍‍‍‍‍‍‌‍‍‌‍‍‌‍‌‍‌‍。筆者在本文一開始即已指出：“實踐理性批判”的理念，就是一方面要闡明“有純粹實踐理性”，另一方面要抵制“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妄圖單獨規定意志的“僭妄”。在總結陳詞中，康德正是按照這樣一個“理念”來肯定純粹理性的運用是“界內的”，同時指出“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妄圖獨裁”，因為其運用是“越界的”，并體現在完全超出了它的范圍的那些非分要求和命令之中。

　　第二，能與前文保持連貫一致。把“界內的”純粹理性運用與“越界的”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運用加以鮮明對比，與康德的前文連貫一致。在對比的上一句中，康德明確提到“第二批判”要抵制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想要以排他的方式獨自規定意志的“僭妄”，在對比句中康德再次提出經驗性—條件的理性“妄圖獨裁”。這兩個詞具有相同的含義，它們自然指向相同的“主體”。如果指“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而卻指無主體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或者“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或者“純粹理性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則意味著康德的敘述失去了連貫性。進一步看，把derempirisch-bedingte譯解為第二格的“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可以同前文中已三次出現的同類表達保持一致。它們是：1)出現在“首要問題”中的empirisch-bedingte，它“作為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與“純粹理性”(reineVerunft)相對;2)出現在對“首要問題”的回答中的dieempirisch-beschr?覿nkte(“經驗性—有限制的理性”)，它再次與“純粹理性”相對;3)作為“第二批判”的主要批判對象的dieempirischbedinteVernunft，它有可能妄圖獨自規定意志。筆者認為，第四次出現的derempirisch-bedingte一詞，也依然是指同一個“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

　　第三，能更好地揭示總結陳詞中最后一句話的意蘊。“這與有關思辨運用中的純粹理性所能說到的東西，是恰好相反的。”這是總結陳詞中的最后一句。從表面上看，從純粹理性本身的兩種不同的運用來進行理解的第三種譯解與這句話更加符合，因為這句話只提到純粹理性的運用，而并未提及“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運用。但是，只要我們對比《純粹理性批判》有關immanent和transzendent的論述，就會發現兩部著作都是在同不純粹的理性的運用的對比中，談論純粹理性的運用的。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多次將immanent與transzendent作對比使用。這里僅舉一例：

　　所以，純粹理性概念的客觀運用在任何時候都是超驗的，而純粹知性概念的客觀運用按其本性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是內在的，因為它只局限于可能的經驗。

　　這是說，純粹理性概念的客觀運用是“越界的”(transzendent)，即超出了經驗范圍，而知性純概念的客觀運用則是“界內的”(immanent)，即沒有超出經驗范圍。可見，兩部著作都把純粹理性的運用(理論的或實踐的)與經驗性理性的運用進行對比。純粹理性在理論運用中因為超出經驗而是“越界的”，但在實踐運用中卻恰好因為超出經驗而成為“界內的”;知性在理論運用中因為未超出經驗而是“界內的”，但與知性處于同一層次的“經驗性—有條件的實踐理性”，卻恰好因為妄圖在經驗范圍內規定意志而成為“越界的”。“顛倒”發生了，因而不能把這里的transzendent再譯為“超驗的”。

　　(二)語法上的可行性

　　這種譯解不僅在義理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語法上也不存在障礙。

　　導論中分號后的derempirisch-bedingte(第二格)與分號前一句中的derreinenVernunft(第二格)同時和最前面的第一格名詞DerGebrauch搭配，這并非絕無可能。把derempirisch-bedingte和derreinenVernunft同時當作第二格進行對比，就會發現它們之間的對比，正好是前文中至少三次出現過的“純粹理性”與“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的對比。有人說：derreinenVerunft作第二格，形容詞rein的詞尾是加了en的，如果derempirisch-bedingte也是第二格，為何詞尾后面不加n?對此，筆者的解釋是：derempirisch-bedingte這個詞的末尾是e，本身即表明這是一個特殊的陰性單數名詞，作第二格時無須再加n。康德共四次說到這個術語：第一次是empirisch-bedingte，第二次是dieempirisch-beschr?覿nkte，第三次是dieempirischbedinteVernunft，第四次是derempirisch-bedingte(第二格)。三次都是省略表達，中間用連字符，只有第三次是完整表達，中間沒有連字符。這表明康德在指稱“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時并不須要采用中間沒有連字符的完整表達，而是直接把dieempirisch-bedingte當作名詞來用，作為單數陰性名詞，derempirisch-bedingte無須詞尾變化。

　　至于der(2)sichdieAlleinherrschaftanma?覻t中的第一個單詞der也是第二格，這個關系從句是用來說明“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妄圖獨裁”，是對處于第二格位置的derempirisch-bedingte的一個同位語意義上的說明。一些學者曾對筆者的譯解表示極大懷疑。但是，只要我們承認了第一個der是第二格，就不難認識到第二個der也是第二格，它就是derempirisch-bedingte。第二格的der與anma?覻t組句，是由這個der與第一個der處于同位語狀態所決定的，對此并不值得驚訝。我們必須認識到，康德在上一句中已經明確指出了“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是“僭妄”的主體，所以絕不可以把anma?覻t的“主體”由“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突然轉換為無“主體”的“經驗性—有條件的運用”。

　　哲學論文范例：盧梭與作為哲學問題的自戀

　　最后，筆者想表明，這種譯解也與國外一些著名康德專家的解讀一致。就曾指出：正如在理論東西的領域中一樣，康德在實踐東西的領域中也在一個依賴于感性的規定根據的意志和一個獨立于感性的規定根據的意志之間作出在方法上清晰的區分，而這正是“在經驗性—有條件的實踐理性與純粹實踐理性之間”(zwischenderempirischbedingtenundderreinenpkaktischenVernunft)[10]175的區分。AllenW.Wood也指出：“批判主義”在“第二批判”中再一次借助于純粹理性而展開，但指向的是“經驗性的有條件的理性”(empiricallyconditionedreason)，這種理性“在妄圖成為普遍立法者時表現出了一種超越它自己領域的傾向”[11]41。筆者認為，這些學者準確地把握了“實踐理性批判”的理念，意識到了“第二批判”在力圖闡明“有純粹實踐理性”的同時，重點是批判“經驗性—有條件的理性”。

　　參考文獻：

　　[1]ImmanuelKant.Critiqueofpracticalreason[M].RevisedEdition,TranslatedbyMaryGregor.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5.

　　[2]ImmanuelKant.Critiqueofpracicalreason[M].AbbottThomasKingsmill.NewYork:DoverPublications,2004.

　　[3]牟宗三.康德的道德哲學[M]//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5卷.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

　　[4][德]康德.實踐理性批判[M]//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5]ImmanuelKant.Critiqueofpracicalreason[M].Translated,withanIntrodution,byLewisWhiteBeck.NewYork:TheLiberalArtsPress,1956.

　　[6]ImmannuelKant.Critiqueofpracticalreason[M].TranslatedbyWernerS.Pluhar.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PulishingCompany,Inc,2002.

　　作者：舒遠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