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選取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木材加工業微觀層面的面板數據，基于 OP 法、ACF-OP 法及 LTFP的測算方法來計算木材加工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研究出口企業與內銷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以及中國木材加工業是否存在“生產率悖論”的現象。通過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而對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與出口規模進行回歸分析，并采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作為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與出口規模之間的調節變量深入研究二者變量間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表明: ①1998—2013 年中國木材加工企業中出口企業數量遠小于內銷企業，且 1998—2011 年木材加工企業不存在“生產率悖論”現象，中國木材加工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對企業出口規模具有促進作用; ②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的情況下，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對企業出口規模的正向影響更顯著; ③企業規模、企業盈利情況及企業資本密集度均為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出口規模的正向影響因素。

　　關鍵詞: 木材加工業; 出口規模; 生產率;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

　　在新新貿易理論的研究中，Melitz 認為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在進入出口市場方面更具優勢[1]，進而提出了異質企業貿易模型。但該理論在中國此類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受到了許多學者的質疑: 李春頂等通過實證分析提出了“生產率悖論”，即非出口企業生產率高于出口企業，并且生產率越低的企業出口越多[2]; 也有學者認為“新新貿易理論”和“生產率悖論”與行業性質相關。目前中國學者已在農業[3]、制造業[4]等諸多行業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該行業是否存在“生產率悖論”，但實證結果不盡相同。

　　“生產率悖論”在中國不同行業呈現不同現象說明“生產率悖論”在中國市場不能一概而論，應根據行業特性具體分析研究。針對木材加工企業“兩頭在外”的貿易特性，本文欲通過研究木材加工業出口企業與內銷企業生產率之間的差異以及生產率與出口規模之間的關系，正確認識與客觀評價木材加工業生產率的提高所帶來的行業影響及其發揮的作用。中國不斷堅持改革開放，深究發展的原動力主要是近年來政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型而頒布的一系列經濟政策，自 2012 年以來中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不斷攀升與這一系列經濟政策有關。

　　具備“兩頭在外”貿易屬性的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在獲益于國內經濟政策扶持之外，還承受著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英國脫歐和新冠疫情突發等事件帶來的全球貿易不確定性的影響。當受到外部經濟環境沖擊時會對中國木材加工企業生產率與出口規模間產生何種影響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目前大部分學者的研究結論表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將對企業產生不利影響，但有部分學者認為激進的企業可以通過創新性行為來挖掘環境中的機遇從而“創造環境”，不確定性越高對企業競爭力越有利[5]。還有部分學者通過研究發現: 環境不確定性在某變量與企業競爭力的線性、非線性關系中所表現出的調節作用，即環境是“作用于關系的”變量[6]。本文結合世界經濟不確定性挑戰日益升級的大背景，試圖研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在中國木材加工企業生產率與出口行為中所起到的調節作用，為該行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提出政策建議。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由新新貿易理論可知生產率高的企業在進出口貿易中占據優勢。大量學者認為企業選擇出口時，潛在的出口沉沒成本會影響企業出口的選擇，并且只有生產率較高的企業才會選擇克服沉沒成本進行出口，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將會面臨淘汰或者選擇國內市場[7]。也學者認為出口企業生產率越高，在市場中所獲份額將會越大[8]; 對于中國木材加工企業而言，企業生產率的提升將會提升企業在國際市場中所占有的市場份額，以此將有機會獲得更大利潤，進而擴大企業的出口規模。

　　綜上所述，故提出假設 1:假設 1: 企業生產率對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出口具有正向影響。基于實物期權理論可知，面對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的沖擊時，企業通常會選擇克服沉沒成本等待局勢或政策明朗，因此出口企業在出口貿易預測的期權值將會上升，相應地出口投資風險也會加大，而出口企業在面臨外界環境不確定時更易產生悲觀預期。

　　但需針對出口企業生產能力的強弱進行進一步分析，出口企業中生產效率低下或者產品質量較差的企業會采取縮小出口規模或者退出市場的方式應對大環境的不確定性，而生產效率高的企業擁有較強的抗擊市場風險能力，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而導致市場出現“清理效應”時，生產率較低的企業退出市場反而讓出了大量的國際市場。此時生產效率較高的企業將會抓住環境不穩定這一發展契機，搶占更多國際貿易市場份額，擴大自身出口規模以尋求更大的企業盈利，提升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 2:假設 2: 經濟不確定性可以正向調節企業生產率對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出口的影響。

　　2 數據與方法

　　2. 1 模型選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立以下模型。模型 1 為基礎模型，檢驗全要素生產率對企業出口情況的影響。模型 2 在 模 型 1 的基礎上為解決遺漏變量問題加入控制變量。模 型 3 參考楊汝岱和朱詩娥( 2018) [9]的研究方法，加入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和全要素生產率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交互項，檢驗經濟不確定性起到的調節作用。

　　2. 2 變量選擇

　　2. 2. 1 被解釋變量出口行為( EXP) 作為本文的核心變量之一，采用中國木材加工企業的出口規模表示，企業出口規模代表企業出口的額度，選擇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木材加工企業出口交貨值[10]進行回歸。

　　2. 2. 2 解釋變量本文對木材加工企業生產率的測度主要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兩個維度進行量化。選用OP 法、ACF-OP 法、LTFP 計算公式對中國木材加工企業生產率( TFP) 進行估算作為本文的解釋變量，采用生產率的值取對數表征。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內生性問題，采用控制函數法中的 OP 法( Olley and Pakes，1996) [11]進行主回歸。該方法假定企業的生產率沖擊會影響當期可被觀測的投資，將投資視作生產率的代理變量。

　　2. 2. 3 調節變量本文調節變量選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 EPU) 表示，選取 Huang and Luk( 2019) 構建的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月度數據[14]進行測度，該指數可被量化，且信息準確，連續性強，目前已成為了國內外學者研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主要方法之一。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年度面板數據，因此對其原始數據進行算術平均后除以 100 轉化為年度數據作為調節變量。

　　2. 2. 4 控制變量本文考慮變量選擇合理性并結合工業企業數據庫的數據情況，選取以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 ①企業規模( EM) 。企業規模越大越容易產生規模效應，具有一定的出口優勢，做出大規模出口決策的可能性更大; ②企業盈利情況( PRO) 。企業盈利水平越高，越有擴大出口規模的能力。③企業資本密集度( KD) 。資本密集度高的企業相較于勞動密集的企業來說，新設備技術及機械化程度越高，越容易產生技術溢出效應，技術溢出所產生的國際貿易將會擴大企業出口規模。同時引入技術創新( Tech) 、企業類型( Re-Type) 和政府補貼( SUB) 作為模型中的虛擬變量。

　　2. 3 數據來源本文選用 1998—2013 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的木材加工業( 代碼: 20) 及其四個子行業( 代碼:201、202、203、204) 相關數據進行研究。經過數據處理得到木材加工企業總計 44 940 家、樣本量總計88 210 個。本文利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來衡量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這一變量，并以 Huang and Luk( 2019) 編制的中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進行主回歸分析，該指標統計數據始于 2000 年，每月更新一次;以 Huang and Luk( 2019) 編制的中國財政政策不確定性指數進行穩健性檢驗。

　　2. 4 描述性分析

　　2. 4. 1 中國木材加工業行業現狀分析為了研究中國木材加工業是否存在生產率悖論，本文將中國木材加工業的企業分為出口交貨值大于0 的出口企業和出口交貨值等于 0 的內銷企業。由于數據庫中 2004 年數據與其他年份相差較大，考慮數據真實性問題，剔除該年份數據分別對余下年份的木材加工業的內銷企業數量和出口企業數量繪制數量變化折線圖，中國木材加工行業的內銷企業總數量遠高于出口企業總數量。2003年出現拐點，木材加工企業總量突增，其中內銷企業貢獻了主要力量，直至 2008 年內銷企業數量達到峰值，總計 8 570 家。2008 年則是中國木材加工企業數量銳減的一個拐點，內銷企圖 2 1999—2011 年中國木材加工業生產率變化情況業在一年間從 8 570 家企業降至 5 193 家，出口企業從 1 550 家降至 1 034 家。究其原因是整個行業受到 2008 年發生的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經濟受到巨大沖擊所導致。

　　2. 4. 2 中國木材加工企業生產率變動情況由于部分年份所需數據不全及數據口徑變動，剔除 1998 年、2004 年、2009 年、2012 年及 2013 年的生產率情況后，利用 OP 法、ACF-OP 法及 LTFP 計算公式通過 stata. 14. 0 測算出的木材加工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將二者 1999—2011 年的均值走勢圖進行比對。

　　3 結果與分析

　　3. 1 中國木材加工企業“生產率悖論”驗證現依據 OP 法、ACF-OP 法和 LTFP 計算公式所計算出來的企業生產率均值將內銷企業和出口企業分行業進行比對。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在絕大部分年份中，無論是全要素生產率還是勞動生產率，出口企業均大于內銷企業。因此認為中國木材加工業不存在普遍的“生產率悖論”。但不排除少數情況存在“生產率悖論”的情況，木制品制造業( 203) 出現“生產率悖論”的頻率最高。原因是大部分情況下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均符合“新新貿易理論”的發展規律，生產率高的木材加工企業將在出口行為中占據優勢，因此具有出口行為的木材加工企業相較內銷企業更能夠克服沉沒成本，憑借高生產率在外貿市場取得競爭優勢。而木制品制造業依賴于技術革新保持市場規模，出口企業往往擁有長期穩定訂單導致出口學習效應的主觀能動性下降，造成該子行業出現“生產率悖論”現象。

　　3. 2 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出口規模與生產率的關系

　　為了研究能夠更加深入，本文將出口交貨值為零、缺失重要變量的樣本企業剔除后進一步研究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出口規模的影響及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在二者之間所起的調節作用。為解決內生性問題，根據上文設定的模型 1、2、3 進行雙向固定效應回歸。為基于面板數據年份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設定技術創新、企業類型與政府補貼為虛擬變量。其中①列回歸結果表示通過 OP 法計算公式所測算出的企業出口規模與全要素生產率間的關系;②列回歸結果則表示在加入企業盈利、企業規模、企業資本密集度作為控制變量后企業出口規模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 ③列回歸結果表示引入調節變量———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同時加入全要素生產率與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交互項后，全要素生產率與出口規模之間的關系。

　　3. 2. 1 提高企業生產率是擴大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出口規模的有效途徑

　　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全要素生產率( TFP) 與企業出口情況( EXP) 的關系為顯著的正相關。尤其是模型 2 中加入企業盈利、企業規模、企業資本密集度三個控制變量后二者之間的正向關系增強且模型的擬合優度進一步提高。表明: 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有助于擴大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出口規模，假設 1 得到驗證。原因可能為: 中國木材加工企業有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意味著在企業技術、管理模式、產品質量以及企業結構等綜合功能上較強。綜合素質高的出口企業有利于在行業中扎根獲利，更能承受高額出口交易成本。尤其是企業盈利能力強、企業規模大、企業資本密集度高的高生產率企業能夠更好地在強競爭、高要求的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

　　3. 2. 2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導致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出口規模萎縮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 EPU) 與木材加工企業出口規模之間為負相關關系，表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升高的情況下，企業出口規模會出現萎縮。可能由于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在面臨經濟沖擊時，投資風險的預期值將會增大。企業在出口行為決策時將會更為慎重考慮時間、金錢、人力、物力等沉沒成本進而放棄投資計劃或縮小出口規模以規避風險。同時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加劇金融摩擦，降低企業出口投資效率，進而導致出口規模萎縮。

　　3. 2. 3 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將增強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對企業出口規模的正向影響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木材加工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交互項( EPU* TFP) 系數為正且在 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表明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顯著增強了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對企業出口規模的正向影響。因此假設 2 成立。出現這一現象是由于在全球經濟大環境受到沖擊時，木材加工業外貿市場將會出現“清理效應”。生產效率低下、占據市場規模小或者抗風險能力不足的企業將會選擇退出市場或縮小經營規模來應對變化，因此國際市場資源配置將進行重新分配。生產率高的企業能把握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這一契機，在新一輪的市場洗牌中發揮自身抗風險能力強的競爭優勢，擴大自身出口規模以獲得更多持續穩定的國際訂單。

　　3. 2. 4 異質性檢驗基于以上結論，本文對木材加工業中子行業的生產率與出口規模的關系進行了異質性檢驗，結果表明木材加工業中的四個子行業全要素生產率與企業出口規模的關系均不存在異質性，回歸系數均為正且通過 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即木材加工業的四個子行業不存在“生產率悖論”，支持本文上述回歸結果。

　　3. 2. 5 穩健性檢驗對于主回歸的實證結果進行了多維度的穩健性檢驗，通過檢驗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滯后效應、以中國財政政策不確定性指數作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的替代變量作為調節變量進行檢驗; 采取兩階段最小二乘法( IV-2SLS) 處理遺漏變量和測量誤差有可能導致內生性問題; 采用勞動生產率( LTFP) 作為生產率的替代變量，從多個不同視角衡量生產率這一核心變量。以上穩健性檢驗結果均與主回歸結論一致，驗證了本文實證結果的穩健性。

　　4 結論與政策啟示

　　4. 1 結論

　　本文基于 OP 法、ACF-OP 法及 LTFP 的測算方法計算木材加工企業生產率，研究出口企業與內銷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深入論證中國木材加工業是否存在“生產率悖論”的現象。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檢驗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與出口規模間的關系，并采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作為二者間的調節變量進一步研究變量間的影響機制。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從生產率檢驗情況來看，中國木材加工出口企業的生產率普遍大于內銷企業，可以推斷中國木材加工業中并不存在“生產率悖論”，符合新新貿易理論。中國木材加工企業生產率與出口規模之間呈正相關，說明生產率越高的中國木材加工行業企業在出口方面的優勢越大; 第二，從企業層面來看，中國木材加工業出口企業的數量遠小于內銷企業，并從 2003 年開始二者差距逐漸拉大，且企業規模、企業盈利情況企業資本密集度對于企業出口規模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第三，社會環境來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會顯著增強中國木材加工企業的生產率對企業出口規模的正向促進作用，即生產率高的木材加工企業在經濟政策不確定的環境下，能夠把握機遇占據更多國際貿易市場份額，從而進一步擴大企業出口規模。

　　4. 2 政策啟示

　　①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充分發揮國內市場的規模優勢。全球經濟形勢復雜嚴峻導致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加，木材加工業國際市場需求滯后。為保障出口企業的持續發展，出口企業應在盡可能保證自身國際訂單不受影響的情況下，著重致力于國內市場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上下游供應鏈各個節點的打通，把中國超大市場規模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刺激內需潛在市場。內銷企業需要以提升企業生產率作為擴大市場規模的抓手，長期穩定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以保證產業的供給能力及水平，以便適應經濟沖擊后的國際及國內市場需求量的回升。

　　②鼓勵企業積極投身國際大循環，提升企業競爭力。面對雙循環的發展新格局下，政府應結合中國木材加工業的子行業出口情況，積極鼓勵出口規模小的企業投身國際市場或擴大出口規模。由于木材加工業不存在“生產率悖論”，因此鼓勵內銷企業加入國際循環的方式之一即為鼓勵其加速生產率的提升，以便在國際市場取得市場份額。更多中國木材加工企業進入的國際競爭，可以大大提升中國木材產業的競爭力。

　　③提高企業生產率，應對全球經濟環境不確定性沖擊。在面對經濟沖擊時，由于市場可能存在的“清理效應”，生產率低下的中國木材加工企業將會縮小出口規模或退出市場，生產率越高的企業將以此為契機搶占更多國際市場份額。因此在全球市場不穩定不確定性上升的外部環境下，生產效率低的木材加工出口企業應通過技術改革、人員培訓等方式提高企業生產率，跨過生產率門檻以保持出口規模不受影響; 生產效率高的木材加工企業應通過提升生產率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產品供給能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提高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培育新形勢下參與國際競爭新優勢，以此占據更大份額的國際貿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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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嘯雨1，戴永務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