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舍受邀赴美，是美國以文化交流為粉飾的一場政治外交，也是老舍欲以文化介入時代語境、謀求建國出路的一種策略選擇，赴美的前奏生發出雙向的錯位與罅隙。在美國期間，政治與文藝的雙重失落促使老舍更新想象新中國的理路，走向社會主義陣營。前奏與正調的曲折構型了其余韻的悠長。回國后，老舍想象的圖景與新社會現象進行完美對接，以新理念創作新文藝，并在新中國體驗中重構美、蘇、中的政府和人民關系圖，從而完成了他既是國家的也是世界的“人民藝術家”轉型之路。

　　關鍵詞：老舍;政治;文藝;思想蛻變

　　1924年，老舍離國赴英。五年的英國生活體驗既刺激了老舍走向專業作家之路，同時也規約了他早期創作內容與風格的軌道。在異域審視中西文化，“思考民族文化和國民劣根性成為他創作的切入點”①，在族群區隔與民族主義思想的雜糅下，“老舍是站在國家民族的角度選擇、接納英國文化的”②。

　　不可否認，異域經驗是老舍思想轉型的財富。1946年，受美國國務院之邀，老舍與曹禺赴美進行為期一年的講學，而實際上，老舍一去就是三年有余。在美國生活的歲月里，無論是老舍政治的感觀，抑或是文藝的交流，都與其思想蛻變的完成有著莫大的關聯，而學界對此鮮少論述，尚有不小的補充空間。抗戰結束后，如何建國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國內知識分子紛紛通過自己的方式想象、構設、組織新中國形象。其中，游覽異國并進行文化上的雙向互動是很多知識分子想象新中國的經驗與策略之一。

　　譬如，1945年5月至8月，郭沫若受邀前往蘇聯進行“文化參訪”，他的《蘇聯紀行》就展示了蘇聯的烏托邦形象，并由此得出“中國應效法蘇聯”的明確主張。③1946年，國家的出路與民族的興亡迎來新的階段，國內時局動蕩，政黨之間劍拔弩張，戰爭似乎一觸即發。在這種背景下，老舍積極主張建立聯合政府，反對內戰。他誠摯地告知民眾，“誰想用武力爭取政權，誰便是中國的禍害”，“發動內戰的，不論說得怎樣有理，我們也不能相信他”，“要認清，我們是國家的主人”④。這一時期，不僅僅是老舍，實際上很多有識之士都渴望民主政治的到來。

　　在郭沫若、老舍、葉圣陶等人聯合發表的《中國作家致美國作家書》一文中，強調中美作家為人類謀幸福這一目標的一致性，希望美國作家發揮“如椽之筆的力量”⑤，為東亞的和平、中國的民主政治的前途，以及中美兩國人民悠久的友誼，采取明智而有力的措施。因此，建國與訪美，摻雜在政治與文藝的漩渦里，使得老舍的訪美具有著多維的面向。

　　一、前奏：對應的雙向錯位與罅隙

　　老舍赴美之旅還未開始，便陷入國家政治、社會實況與文藝訴求疊加營造的窘境之中。在國內，在他人眼里，老舍應美國國務院邀請進行為期一年的講學，是極其榮幸的，“作家老舍，去年應美國之邀，赴美講學，一般人目作無上光榮，老舍本人，也沾沾自喜”⑥。

　　在文藝界，各類知識分子為老舍、曹禺舉辦了大大小小的歡送會。但動蕩不安的國家局勢還沒有得到有效的梳理，此時離國，老舍復雜的情感溢于言表：“無限相思腸欲斷，況當離國倍感增。”老舍的情思也被他的朋友所察覺。胡風回憶說：“看得出，他雖去美國，但并不覺多么得意，而是對剛勝利的祖國很是依戀。”⑦此外，遠赴異國，妻兒如何妥善安排，也是老舍念茲思茲的難題。臧克家回憶與老舍1946年初在北方小館“天霖春”小聚時：“他面色有點沉郁，我心緒也不寧。

　　國內局勢令人憂悶，別婦拋雛，遠渡重洋，心里是個什么滋味?”⑧由此可見，于公于私，國內雜亂的社會圖景都無法讓老舍以純粹的文藝家心態對這一榮幸歡呼雀躍。對外來論，老舍赴美旨在輸出中國的文藝，訴說中國獨特的文化模式，與美國進行文化層面的互動。他強調：“中美兩國都有愛好和平的精神，中美兩國實在應該聯合起來。不過，要請各位注意的，我所說的聯合起來是沒有政治意義的，只是說中美兩國的文化要聯合起來，要發揚兩國人民愛好和平的精神。”⑨

　　這不僅是老舍一人的追求，也是眾多知識分子的愿景。1946年2月28日，全國文協 上海分會舉行會員大會，歡送老舍、曹禺赴美講學。老舍、曹禺、夏衍、戈寶權、葛一虹、葉圣陶、鄭振澤等70多位知識分子濟濟一堂。在會上，鄭振澤便提出，“希望老舍、曹禺將中國人民生活的真實情況告訴美國人民，并希望美國作家們也派代表來中國”⑩，通過作家互訪以溝通文化。總體上看，抽離政治意味的文化交流是老舍與曹禺訪美的目的。

　　當然，所謂抽離政治意味，并非完全脫離政治，而是企圖擺脫政黨權謀的交杯換盞，凸顯文化的獨特意義。當時的情形下，中國知識分子既希望通過文化的方式介入時代與生活，通過異國民主經驗更好地改塑中國姿態，又準備以文化輸出中國形象，更新異國文化觀念中早已陳舊的中國印象。正如曹禺所說：“一方面向這民主國家的人民學習，一方面是要把一個現代的中國，一個正在變化的中國，告訴美國人民使美國人民真正認識中國，認識中國人民的真實生活。”

　　輥輯訛他慨嘆：“現在一般美國人是不真正認識中國人民的生活，美國出版的老舍的著作《駱駝祥子》一書，封面上 所畫的中國人是有一根豬尾巴的。”輥輰訛不過，知識分子“書齋式”的交流訴求只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圖景，他們純情的學術天真與美國政府的政治外交必然發生錯位與罅隙。正如司馬文森頗有遠見地說：“這一次被請，與其說是學術交流意義多，還不如說是政治原因多。”輥輱訛邀請老舍等人赴美的，是當時身為美國國務院文化關系司對華關系處文官費正清。

　　而早在1942年12月，費正清在提交給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備忘錄中便強調，一味地介紹科學技術進而改造中國人的美國形象已陷入困境，他認為應該通過“藝術、文學以及戲劇等‘文化’介質來表達”價值觀念，并對那些具有創造力的人產生感染力輥輲訛。因此，可以說美國政府只是欲圖將中國人預設為理想觀眾，與蘇聯進行意識形態的交鋒，看似純潔的文化交流實則早已被美蘇“前冷戰”的暗流玷污。美國的政治外交權衡促使他們選擇了老舍。

　　老舍以《駱駝祥子》聞名于美國文化界，在美國人看來，老舍在《駱駝祥子》中所體現的自由主義思想與美國政府鼓吹的民主似乎可以和諧的對接。趣味性與民主性并重的故事演繹也符合美國商業文化的標準模式。正如老舍回憶以前作品的讀者時這樣說道：“這時節，我還是為自己寫作，不過捎帶著要顧及讀者。這里所謂的‘顧及讀者’并不是我要給他們什么教育的意思，而是要迎合他們的趣味。”

　　老舍早期所秉持的“疏離政治”的文藝理念也與美國當時的文學現場不謀而合。老舍無黨無派的政治身份也提供給美國政府靈活的活動空間。1945年，美國刊物《每月一書俱樂部新聞》輥輴訛發表了許多對于老舍的評論，“不約而同地突出了老舍的自由主義立場”輥輵訛，林語堂便在此發文，強調老舍作為個人主義者，“不能被劃分到任何派別”輥輶訛。由此，政治與文藝似乎完成了雙重對位，老舍命中注定成為這場外交的“小白鼠”。

　　不過，正如曹禺所說，美國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國人現有的生活方式與作家的身世浮沉。首先，《東北日報》曾有這樣一篇滑稽的報導：美國出版界名人班乃塞夫曾在《綜合》雜志里刊載《駱駝祥子》節本，而班乃塞夫卻宣傳“寫包車夫的老舍是位為中國自由奮斗的不倦工作者，過去十年中，他的腦袋上有筆賞格。

　　他的真身，對于這書的譯者和出版人都是一個秘密”輥輷訛。其次，老舍的《駱駝祥子》雖然有一定的小市民趣味，但也折射出深刻的人道主義關懷。不過，因為譯者擅自改譯的原因，《駱駝祥子》美譯本中人性精神被大量消解，進而替換成為商業的油滑輦輮訛。美國呈現的老舍形象已自然變形，早與老舍自我的期待視野相左。

　　此外，美國政府也不了解中國知識分子戰時的文藝理念轉變。他們眼中的老舍不僅是一廂情愿的霸權想象，還是早已消失于時代浪潮的彼時老舍。不可否認，老舍是以自由主義作家的身份步入大家視野，其早期的文學作品雖然也描寫勞苦大眾，不過更多是出于小資產階級的正義感，并寫出“對他們的同情，而不敢也不能給他們指出一條出路”輦輯訛。這種“破”而不“立”的敘事手法在老舍的作品中無處不見，體現在多個主人公身上。

　　譬如：《二馬》中馬威的出走就受到民族反抗與身份焦慮的雙重影響，不過出走之后又指向何處，老舍啟蒙的邏輯則陷入娜拉式的困境;《趙子曰》中的趙子曰，其急速的轉型也有很大的商榷空間，第一次轉型的失敗，極大消解了小說結尾的意義走向;《貓城記》中的“我”面對滅亡的貓國，只能選擇倉皇而逃;《離婚》中的老李能否真正忘了北平?罪惡的小趙是否只能由在野的正義進行審判?

　　老舍沒有給出答案;《駱駝祥子》提出了巨大的社會問題，卻也只是指出病癥，并沒有開出有益的藥方。然而，老舍的文藝理念與創作追求經過戰時語境的打磨，已經有了質的蛻變，從自由主義的民主分子轉型為國家至上的抗戰先鋒。“老舍克服了早期疏離政治的傾向，漸次以民族觀念和政治意識為他風俗文化型創作的副調。”輦輰訛他早已擺脫知識分子的階級趣味，深切體會了民眾的苦樂，完成“北平之子”與“國家之子”的整合。

　　在戰時語境下，如何創作通俗的文藝、如何真正扎根民間成了老舍的文藝追求。負責“文協”全面工作的他，強調“藝術通俗化這問題是今日迫不及待，急需解決的問題，因為廣大的民間宣傳是不能再延緩下去”輦輱訛。他總結20年來的中國文藝成就“只是像水上的一層油，并沒有在民間扎下根”，期望大家要學習魯迅的精神，“把水面上的油浸到泥里去，要為中華民族創造血的鐵的粗壯的文藝!”輦輲訛他對于民間文藝的定義步步深入，對于通俗讀物的評價漸漸提高。

　　在1938年，他提出：“假若一方面我們制造出大量的通俗讀物，為軍民的精神食糧，另一方面有像《戰爭與和平》那樣偉大的作品出現，則分工共進，一則深入民間，一則光耀全世，橫豎俱備，本固枝 榮，則抗戰文藝將為全民族展放燦爛之花，給世界文藝以新的建樹。”輦輳訛如果說這個時候的老舍還只是將通俗讀物作為簡單的“精神食糧”而給予肯定，那么在1940年，老舍感嘆：“寫通俗的文藝，俗難，俗而有力更難。能做到俗而有力恐怕就是偉大的作品吧?”輦輴訛此處則無疑升華了通俗文藝的文學史地位。不僅文藝理念，老舍的政黨意識也從抗戰初期的不介入姿態轉換成了積極參與的演說行為，在抗戰結束后的“建國”語境中更是達到一種嬗變。

　　美國政府無疑是國民政府的靠山，而老舍卻對國統區進行批判性描寫，尤其以“陪都”重慶為主。不過，在抗戰時期，老舍筆下的觀念重慶仍舊是“精神堡壘”和“問題重慶”的雙重建構。盡管《殘霧》《面子問題》描繪了群魔亂舞的官場現行圖，卻并不直接指向對國名黨的批判，暴露的只是阻礙抗戰的社會問題。輦輵訛然而，在抗戰結束后，“建國”語境更為復雜，它所討論和關注的，是中國的新路，這自然要對舊路做出調整與否定，這不僅是民族的問題，也是民族內部的政黨問題、階級問題。

　　于此，老舍的重慶形象變得政黨化，如《民主世界》發表在抗戰結束后，小說以金光鎮為背景，敘述了三個故事，構型了一個骯臟的社會。而關于金光鎮在何處，老舍的描繪頗有意味：“它的位置，是在重慶郊外。不過把它放在成都，樂山，或合川附近，也無所不可。”輦輶訛在這里，金光鎮的地理坐標是處于同一政治歸屬的地理空間——國統區，金光鎮的“民主世界”則無疑批判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生活，從中體現的，是老舍明晰的政治態度。

　　二、正調：政治、文藝的雙重失落與新中國的想象更新

　　“異國形象應被作為一個廣泛且復雜的總體——想象物的一部分來研究。更確切地說，它是社會集體想象物(這是從史學家們那里借用來的詞)的一種特殊表現形態：對他者的描述(representa-tion)。”輧輯訛國家的整體意識形態促使異國想象的輸入總是帶有表演與功利的意圖，正如薩義德所說：“每一個歐洲人，不管他會對東方發表什么看法，最終幾乎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一個帝國主義者，一個徹頭徹尾的民族中心主義者。”

　　輧輰訛在現代語境里，西方視野中的東方形象往往充斥著野蠻、落后的文化符號，而東方想象中的西方國度常常是民主、進步的象征。這與其說是國家想象，毋寧說是制度與主義的憧憬，內在邏輯是民族主義正向或反向的沖動。然而，抗戰結束以后，建國的現實目的促使西方的遠景不能再是紙上青春式教育的樣本，更需要透表入里的分析與創化。于此，通過親身經歷，中國知識分子發現了美國民主光鮮亮麗的皮膚下早已腐爛的器官。

　　如，1946年馮友蘭赴美任客座教授，他在《旅美觀感》中就分析了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執政的弊端，并且以杜魯門與華萊士競選總統為例，揭露了表面上的民主選舉其實藏污納垢，早已預設了結果輧輱訛。又如，署名“也非”的作家，肯定美國物質條件的確是“人間的樂土”，卻也指出了中國人共同的精神苦悶：“因為國際情勢的變動與國內政治經濟的紛亂，所以，在美國的中國人，都深深感到一種不可解除的苦悶。”輧輲訛在美國，老舍的美國印象也得到更新，主要體現在政治與文藝兩個維度。赴美以前，老舍心中的美國多顯亮色，延續了其早期的英式想象，他認為“美國的民主到底比別國更民主一些”輧輳訛。

　　同時，老舍的民族情思也時時發酵，他強調：“我們應當把我們的比較優秀的作品，介紹到國外去，使世界上知道我們的黃色皮膚下的血也是紅的，熱的，崇高的。”輧輴訛1946年3月5日，正是抱著既宣傳中國形象又借鑒美國民主思想的雙重目的，老舍乘坐美巨輪“史葛將軍號”，離滬赴美。然而，還未到達美國，船上的生活便開始差強人意：“以為船上生活，一定富于美國式之趣味，結果則大失所望。”輧輵訛老舍的美國之行正是以“大失所望”為開端，并浸沒至結尾。

　　對于政治的大失所望，離不開與國內時局的糾纏。40年代的世界政治格局已是美、蘇兩國“前冷戰”的明爭暗奪，中國的建國需求與美國、蘇聯的外交策略不謀而合，中國成為“二者勢力角逐的場所”，“而中國內部的國共之爭，也為美、蘇間的意識形態分歧，提供了理想的接口”輧輶訛。國家與政黨的對位，促使知識分子想象異國，也同時在審視國內對應的政黨。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對中原解放區進行肆意的進攻，標志著解放戰爭的全面爆發。

　　身在美國、渴望和平的老舍自然無法接受蔣介石反動政府的這一政治、軍事方針，對于國民政府的憎惡延伸在他的美國經驗中。據曹禺回憶，在一次集會上，有美國人提問：“你們希望美國政府如何幫助中國?”“此時，平素一向以溫和、幽默待人的老舍，突然極其嚴肅，以鄭重的態度對發問者回答：‘你們美國軍隊應該趕快從中國退出!’他的話代表了全中國人民的抗議。”

　　三、余韻：國家與世界的“人民藝術家”

　　1949年7月2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舉行。會上，周恩來總理真切地關心：“現在我們南北兩路大軍在這里會師了，只缺我們的朋友老舍先生，我已去電報，邀他趕快回來。”

　　輫輯訛1949年10月，老舍終于輾轉回到離別三年有余的祖國，新中國的迎接方式使老舍“感到家一樣的溫暖”輫輰訛。他如此描繪自己的歸國旅途：“在短短的兩天里，我已感覺到天津已非舊時的天津;因為中國已非舊時的中國。更有滋味的是未到新中國的新天津之前，我看見了那漸次變為法西斯的美國，彷徨歧路的菲律賓，被軍事占領的日本，與殖民地的香港。從三藩市到天津，即是從法西斯到新民主主義，中間夾著這二者所激起的潮浪與沖突。”

　　輫輱訛以美國、日本、菲律賓與殖民地香港的灰暗形象為參照，新中國的光明現狀更加深入人心，老舍的美國經驗生成的新中國構想與解放后的新社會形象實現完美的對接，而老舍的思想也伴隨新中國的變化完成了蛻變的最后一步。老舍政治思想的最后塑形，首先來自對于美蘇、中國與中國臺灣的比較想象。如果說郭沫若是通過對蘇聯制度與主義的烏托邦想象而構建蘇聯形象，那么老舍便是通過批評美帝國主義而肯定與其對立的蘇聯與新中國，高呼“中蘇同盟萬歲”。

　　老舍以美國小說《錦繡的城》為思考對象，寫有同名文章《錦繡的城》思考中蘇美的差異。在文中，他控訴了美國反動的政客與軍閥自以為是的狂傲心態，譴責美國資本家偏執與邪惡的宣傳目的，怒斥“他們寧愿茍安，坐視他們的政府日趨反動，也不肯想想新的辦法”輫輲訛。在文章末尾他呼應題目，以美國“錦繡的城”為對照，描述蘇聯已經有了許多座美國人連想也想不到的錦繡的城，“那些城是由人民創造而屬于人民的。那些城不像美國都市那樣，富人住高樓大廈，窮人根本沒地方睡覺”，“我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也將建設起多少座錦繡的城，像蘇聯看齊”。

　　文學方向評職知識： 文學遺產期刊投稿要求

　　輫輳訛由此可見，在老舍心中，美國“錦繡的城”盡管是摩登繁華的，卻只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而蘇聯與中國“錦繡的城”是屬于人民的，是物質與思想并重的光明的集體之城，兩者相互參照，前者顯然相形見絀。老舍也譴責美國政府與臺灣當局的狼狽為奸。在《勝利十年——勝利萬年》一文中，他回憶了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美帝國的橫行霸道：“你或你的兒女被美國的吉普車軋死應當是個‘光榮’!”輫輴訛在舊中國，在美帝國主義與蔣介石政府的雙料壓迫下，“真使我們走到哪里都像走進地獄”輫輵訛。在新中國，美國政府依舊支持臺灣反動派，老舍憤怒地發問：“中國人民弄不清楚美國政府為什么要反對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臺灣的壞政府。”

　　四、結語

　　老舍的赴美行程跨越了新舊中國的歷史更替，其文藝思想也通過異域體驗跨越1949，完成最后的蛻變，他赴美前奏與正調的曲折構型了其余韻的委婉悠長。有評論認為，“如果說二十年代中期老舍對英國資產階級社會模式和西方‘標準公民’的樣板尚有所欽羨，赴美國之前對美國‘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和‘物質文明’還多少抱有幻想，則三年多的海外生活，已使老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糜爛，對它的社會生活的虛偽和殘酷看得格外分明。”

　　輭輯訛如果說英國體驗促使老舍開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形象建構，那么美國經歷則幫助其完成了“人民藝術家”的身份轉型;如果說其他作家是在國內的黨派角逐中揣摩出政治與文藝的新方向，那么老舍便是在“以此為非，而覺彼是”的思維模式下走向新中國。

　　作者：茍健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