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被博爾赫斯贊為“東方的《一千零一夜》”‍‌‍‍‌‍‌‍‍‍‌‍‍‌‍‍‍‌‍‍‌‍‍‍‌‍‍‍‍‌‍‌‍‌‍‌‍‍‌‍‍‍‍‍‍‍‍‍‌‍‍‌‍‍‌‍‌‍‌‍。 但與其身后的榮耀相比，蒲松齡生前卻是在“載筆以耕，賣文為活”(《上健川汪邑侯啟》)中度過一生的‍‌‍‍‌‍‌‍‍‍‌‍‍‌‍‍‍‌‍‍‌‍‍‍‌‍‍‍‍‌‍‌‍‌‍‌‍‍‌‍‍‍‍‍‍‍‍‍‌‍‍‌‍‍‌‍‌‍‌‍。 他“落拓名場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頭”(《蒙朋賜賀》)。 纏裹科考卻屢試不中，讓他“半生忍辱，未登長吏之庭”(《呈石年張縣公俚謠序》)。 可以說，蒲松齡一生步步低回，是在幾乎是常態(tài)的貧困拮據(jù)中郁郁終老。 但正如袁世碩在《蒲松齡志》中所言“經(jīng)濟狀況的低下使他能體察百姓的痛苦; 政治地位的低下使他能站在百姓的立場上去認識社會。 他與他們有著共同的命運，有著共同的語言”。 《促織》“異史氏曰”正反映了他為百姓憂懷的民本意識。

　　異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 而奉行者即為定例。 加以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 故天子一跬步，皆關(guān)民命，不可忽也。 獨是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 當其為里正、受撲責(zé)時，豈意其至此哉? 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并受促織恩蔭。 聞之：一人飛升，仙及雞犬。 信夫! ”

　　每一片雪花都是一座大山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 而奉行者即為定例，加以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 ”這里的“天子”“奉行者”“官吏”分別對應(yīng)了政策的“指揮者”“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 此三類人自上而下形成一套牢不可破的管理架構(gòu)。 與此同時，我們更應(yīng)注意到這三層架構(gòu)對百姓的鉗制是日漸緊縮的，壓迫是日益加重的。 在天子處，談笑時“過目已忘”的偶然行為，到了“奉行者”這里，他們?yōu)榱擞�合上意，將隨意的偶然變成了政策的必然，成了套在百姓身上的枷鎖。 當政策到了第三層的執(zhí)行者手中，這些貪官虐吏就明火執(zhí)仗，邊推行“政策”，邊中飽私囊。 他們既貪帝王之財，又虐百姓之命，百姓在他們的管制網(wǎng)中既無可聊生又無處可逃。

　　這種把“偶然”變成“必然”，把天子的“過此已忘”逼迫成百姓的“貼婦賣兒”，其間的推進者就是貪官虐吏。 蒲松齡對他們?yōu)榉亲鞔酰�魚肉鄉(xiāng)里的行為深惡痛絕，稱之為“流毒”。 他在《夢狼》“異史氏曰”中將這種憤恨表達得最為真切“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 因為，他知道，在統(tǒng)治階級的層層盤剝，步步緊逼下，天上偶然落下的一片雪花，不論是先前如何的輕盈，落到百姓身上都會是一座大山。

　　得道的偶然與飛升的無望

　　“獨是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裘馬揚揚。 當其為里正、受撲責(zé)時，豈意至此哉! ”當年，成名被“報充里正役”后，“不終歲，薄產(chǎn)累盡”。 沒成想，最后卻因一只小小的促織而“得道”“飛升”。 這說明官員升遷不在“政績”，而在“逢迎”。 眾所周知，按照法度，古代考核官員采用“考課制”，即按照政績進行黜陟等的調(diào)整。 成名的偶然“得道”模式會令眾多“恒兀兀以窮年”的士人失去奮斗的信念，茫然失望又無奈。 這就是明清時官員考核的漏洞。

　　再者，成名的發(fā)跡還反映了“取士”的漏洞。 古代選拔官員采用“科舉取士”。 但，當年成名“操童子業(yè)，久不售”時就被“猾胥報充里正”，身份不合格即進入仕途，這就是選官的漏洞。

　　“科舉取士”和“考課用官”，一選一用，是封建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途徑。 當階層流動掌握在貪官污吏的手中，就會出現(xiàn)各種“偶然”。 正常的階層流動之路就會被堵塞。 而任何打破“法度”的“偶然”都可能成為壓倒所有人奮進的最后一根稻草。 久而久之，對于下層百姓而言，階層流動無望矣!

　　其實，這種因“流動無望”而生的人生“失望”和“憤怒”，也正是蒲松齡寫《聊齋志異》的原因之一。 身居底層又無一官半職的他始終有“他日勛名上麟閣”(《樹百問余可仿古時何人作此答之》)的夢想，但科考不順，又請謁無門，成了作為百姓的他最錐心的疼痛!

　　恩蔭不到百姓家

　　“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尹并受促織恩蔭。 聞之：一人飛升，仙及雞犬。 信夫! ”這里得到“恩蔭”的是撫臣、令尹和成名這些官員。 蒲松齡寫道：“撫軍亦厚賚成”，“不數(shù)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躈各千計; 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 原先，為人迂訥，“百計營謀”逃脫里正役，“不敢斂戶口”，以至于“憂悶欲死”的老實人成名，現(xiàn)在已然是官場的得益者了。 更為可怕的是，得益后的成名更有“動力”成為一條危害百姓的“蠹蟲”。

　　但“恩蔭”不到百姓家。 老百姓在整個促織征收當中，不僅要應(yīng)付“昂其直，居為奇貨”的“市井游俠兒”，還要對付猾黠里胥的科斂丁口，以致于傾盡家產(chǎn)，貼婦賣兒。 可以說，所有重量逐層累積，在不斷加碼后最終還是傳遞到百姓身上‍‌‍‍‌‍‌‍‍‍‌‍‍‌‍‍‍‌‍‍‌‍‍‍‌‍‍‍‍‌‍‌‍‌‍‌‍‍‌‍‍‍‍‍‍‍‍‍‌‍‍‌‍‍‌‍‌‍‌‍。 但恩蔭賞賚卻止于官吏，老百姓一無所有。 這不僅是朱自清的“熱鬧是他們的，我什么也沒有”，更是張養(yǎng)浩的“興，百姓苦; 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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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松齡在《聊齋自志》中說“集腋為裘，妄續(xù)幽冥之錄; 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在《促織》“異史氏曰”中，我們可以看出蒲松齡“孤憤”的深度。 他憐憫，百姓因上下聯(lián)手，層層重壓不斷累積而無處逃脫的生存困境; 他憐憫，百姓因取士用官的偶然和不公而無法實現(xiàn)階層流動的身份困厄; 他憐憫，百姓因恩蔭賞賚集于“雞犬”，徒有辛勞的經(jīng)濟困頓。

　　蒲松齡在《與韓刺史樾依書》中言“感于民情,則愴惻欲泣，利與害非所計及也”。 在《促織》“異史氏曰”中，跳動的正是他那顆以民為本，為百姓而“踟躕懷百憂”(《田家苦》)的慈悲之心。 正可謂“音在促織，哀在衷腸”!

　　作者：朱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