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五四”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代表，賈植芳的人生形態具有獨特的文化價值。作為“社會上的人”，賈植芳對20世紀40年代中國社會的獨特觀察，帶有明顯的“魯迅—胡風”主體論思想的印記。賈植芳的思想不止于控訴社會的丑惡和重塑政治秩序，更是要張揚個體生命形態，保持高貴傲骨的文化品格;他在實踐中秉承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以主體精神投入社會實踐;他批判“生命的零余者”，高揚“寒夜中的熱力”，形成了“超越”的人生。

　　關鍵詞：賈植芳;人生形態;回歸與超越;知識分子

　　1936年至新中國成立前，是賈植芳從“文學中的人”到“社會上的人”身份轉變的一段歷史，也是他思想成型的重要時期。在這段時期內，賈植芳文學活動密集頻繁，除了協助胡風編審稿件、主編雜志《青光》外，還結集出版了小說集《人生賦》①、散文詩集《熱力》②。也正是在這段時期內，賈植芳遍嘗各式牢獄生活，見識了20世紀40年代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1936年1月，賈植芳因參加“一二·九”運動，違反了國民黨政府《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而被北平警察 局以“共產黨嫌疑犯”逮捕，關押兩個多月;1945年5月，被日偽警察局特高課以“策反罪”逮捕，關押三個月;1947年9月，在上海被國民黨中統特務以“煽動學潮罪”逮捕，關押一年有余。

　　1948年9月，賈植芳被保釋出獄后寫就論著《近代中國經濟社會》和中篇小說《人的證據(在蔣匪特務機關監獄中的回憶)》。在歷史的沉悶期，以賈植芳為代表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不僅要面對40年代國民黨政治混亂崩潰的局面，從50年代起，開始接受我黨的思想改造和規訓懲罰，在政治權利的歷次“合理化”場域中逐漸退場。我們需要將賈植芳40年代的文化實踐和社會實踐交織在一起思考，思考賈先生在“社會”中的人生形態，進而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回歸”與“超越”的歷史命運，這對于構建新時代背景下民族文化精神共同體是有重要意義的。

　　1走向“社會”的五四青年

　　“五四”之后，政治腐敗、軍閥混戰、帝制復辟等成為基本的“社會”現狀，士兵的槍炮和宣傳的筆舌則成為“社會”的言說方式。“社會”呈現出壓倒文學的傾向，主要表現就是忽視甚至否定“五四”文化運動中思想啟蒙和個人生命形態的內涵。20年代末后期，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轉換方向”，就是將“個性”“自由”等五四思想轉變為“留聲機器”的革命思想。

　　30年代初，瞿秋白認為“五四的娘家是洋場”，五四是半路的失敗，因而需要再一次革命。[1]339這樣，以“工農兵”為主體的無產階級革命形態規訓了五四思想中以“個人”為核心的生命形態，也容易使知識分子患上政治冷漠癥，甚至其中一些知識分子成為名副其實的政治犬儒。為此，賈植芳將這種歷史現象稱為知識分子的“回歸”現象，并列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五四”的文學先鋒郭沫若，“早先寫《女神》，講個人主義，反叛得不得了，最后卻轉回來，擁護一些原來他自己批判過的東西”[2]190。

　　一個是20年代北大新潮社，學生運動出生，卻在成為國民黨高級干部后，鎮壓一二·九運動的一群人。他們“一代鬧一代，自我否定，走向自己的反面”[2]190。賈植芳認為，這兩類人的共同點在于都以新的社會形態收編和約束個人的生命形態，丟掉了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從而很難保持獨立的文化姿態。在思想譜系上，賈植芳更傾向于“魯迅—胡風”思想序列，堅持將國民文化心理結構剖析放置在個人生命形態的核心位置思考。

　　譬如，魯迅早期思想中有“任個人而排眾數、拾物質而張靈明”的觀點，后期轉而剖析傳統文化影響下的國民根性，根本在于“人性至于全”的探討。胡風是“五四”啟蒙主義傳統的繼任者，他堅持將個人解放的前提理解為“主觀戰斗精神”，堅持個人生命形態至上主義。基于以上情況，以賈植芳為代表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恰恰是一群走向“社會”的五四青年們。首先，他們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往哪里走”，是選擇“個人啟蒙”繼續營造“紙上的事業”，亦或是轉向 “社會運動”承受革命的張力。“往哪里走”的問題，關涉著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

　　賈植芳這樣自評：“我不是學問中人，我是社會上的人。”[2]7與賈植芳先生過從甚密，對他了解最深，而且是他一生摯友的胡風也認為賈植芳是“東南西北走的人”。在我看來，“學問人”和“社會人”是賈植芳文化身份中對等的兩個方面，而不是排斥關系。首先，賈植芳侵染著“五四”的文化精神，受魯迅影響頗深而形成“學問人”。“五四”和“青年”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賈植芳認為自己是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識分子，“有意識地繼承和發揚五四文化密切聯系社會人生的傳統，在魯迅開創的文學為人生且改造這人生的文學道路上前進”[3]15。

　　留日期間，魯迅的去世對賈植芳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賈植芳不僅寫作悼念詩《葬儀》，而且還參加了留日中國學生各團體舉行的魯迅追悼大會。此后，賈植芳又將小說《人的悲哀》投稿胡風主編的《工作與學習叢刊》，“我從它的編輯風格和撰稿人員陣營中，驚喜地發現這是堅持魯迅先生所開創的戰斗文學旗幟的嚴肅文學刊物”[4]264。這篇小說是典型的魯迅式“遵命文學”。賈植芳著力營造了帶著濃厚“五四”氣息的沉悶“社會”，充滿了“令人彎腰屈背的物質和精神的重壓”，“青年”在混亂而沉悶的社會中尋求個人的思想啟蒙和社會的文化重塑，“無聲”的街道、愚昧無聊的市民與“羊吃羊”的景觀構成了對社會的文化批判。

　　“悲哀”的藝術氛圍表現了“青年”在追尋“主義”話語之后“文學夢”的破碎。理解賈植芳的身份問題，就不能離開五四“青年”這個關節點。雖然他曾笑談自己僅僅是文壇上的散兵游勇，文學創作也僅僅是黃浦江里的一泡尿，沒什么影響，但五四“青年”的身份卻成為賈植芳觀察30年代中國社會病態面貌的文化習慣。于是，我們很容易發現賈植芳作品中在“歷史的惰力”中丟掉靈魂的病態國民群像：疲憊而無聊的營生者(《人生賦》)、蠕動而迷惑的聒噪者(《剩余價值論》)、憤世嫉俗的幻想者(《理想主義者》)等。其次，賈植芳并不認為自己在經營著“個人的文字事業”，而是一位逃避“作家”身份的政治犯。

　　“30年代，正是中國深受內憂外患、困擾最嚴重的時候，從國際大局看，也是世界上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包括作家，都仰慕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故鄉蘇聯，‘左傾’成為世界性時代思潮的時候，我由于身處這樣的歷史環境，接受了這股時代思潮，又受地下黨的啟蒙和影響，由文學觀念的確立到投身社 會運動，由報紙的文學投稿者變為‘政治犯’。”[2]5值得關注的是，賈植芳這種“姿態”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思想要素：十月革命、左翼思想、社會運動和“政治犯”。前兩者構成了中國“社會”30、40年代的基本面貌，后兩者則構成了賈植芳的社會實踐。換句話說，賈植芳的自我“身份”是以中國“社會”為限定的，因為有了“社會”意識，他才能擺脫五四的“浪漫”氣息而多一些實踐色彩，也才能不囿于“紙上的事業”的營造而盡到自己的人生責任。

　　“人”不是安坐于客廳與沙發間，成為一名純粹的文章書生，而是要在人生的旅途中思考社會，著意于“把人字寫端正”。即如他后來在《熱力》后記中談到的：“我是一個偶然拿筆的人，雖然這點興趣也增加和鼓勵了我甚大的生活力量，但處在這樣的時代里，它也給我帶來更大的憤懣和悲哀……這工作可說是一種‘逃避’，而就是這樣可悲的‘逃避’，還是不容易逃避的!”[2]299可以說，賈植芳40年代思想的重要特點，就在于它對社會悲劇狀態的理解和認識是以魯迅—胡風一派張揚個體生命形態來承擔的，存在著一種形而上的主體哲學———即在“社會”中“把人字寫端正”。

　　2歷史實踐中的“社會”觀察

　　需要進一步考察的是，五四青年在40年代與“社會”形成的實踐關系及其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人生形態的影響。1936年9月，賈植芳考入日本大學經濟科，隨后，進入社會科專修班，師從園谷弘學習社會學。對于轉學社會學，賈植芳認為社會學學生身份可以暫時“政治避難”，同時，在文學創作上也可“獲得觀察、分析社會的基本方法”的導引。[4]15在日期間，賈植芳積極介入社團，參加了一些頗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動，如左聯東京支部組織的悼念高爾基的活動和東京留學生各文化團體聯合舉辦的魯迅逝世追悼會等。

　　3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和歷史進程的急劇變化，促使“青年”走出書齋，思考社會制度的合理性，進而勾勒藍圖重新建造當代民主社會。“青年”的文學夢破碎了，他們拋棄了“五四”時期的“主義”，成為國家的政治家。這種關注點的變化，也帶來了知識分子身份的變化———“青年”轉變為“政治犯”。“青年”發現了社會中的個人價值，從倫理道德的角度批判傳統舊道德，可以說“青年”的反抗多少帶有思想家的魅影，而“政治犯”思考的是個人在社會中的責任，思考“社會”中“惡”的根源，其根本 指向在于檢討中國社會的政治走向。

　　簡言之，“青年”的道德關注限于自我，“政治犯”的政治關切在于制度。這樣，作為“政治犯”的知識分子與“社會”之間形成了實踐性主體關系，肯定他們的主體地位，就在于重新張揚他們獨立的文化姿態和人生形態，而不是將他們看成“社會”中沒有血肉的玩偶和階級政黨的附屬物。賈植芳將40年代國民政府時期稱為“史前時期”，抨擊了社會中“精神世界的謔畫。”[2]

　　265國民政府的統治本能在于通過監獄管教保持其權利的合法化，但其政治上的衰敗卻導致了暴力行動的合理化，監獄“風景”成為一種能夠表現政治陰暗與衰敗的“文化實踐”，成為政治權威崩潰的寫照。在這樣的監獄牢籠中，“政治犯”復歸為自由的人就在于重新發現自我，重新發現世界。于是，以賈植芳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被捕入獄以及對監獄生活的觀察都帶有強烈的主體性質，這是對一個極端政權的公訴狀和抗議書。

　　在賈植芳看來，監獄是國民政府保證其階級統治的強制工具，國民政府權利的衰落以暴力的形勢展現出來。在這里，政治犯的生存被摧毀著，個體的生命被當做燃料，推動這個腐敗的國家運轉著。暴力并沒有將這些政治犯的世界觀改造，反而破壞了政治犯認可的基本道德規范，從而使國民政府丟掉了國家理性和合法的統治認可。在《在亞爾培路二號》中，老蔡對特務機關的觀察是很康德式的，“這真是一個標準的國民黨式的機關，……他們很明白他們作壞事的意義，而且加倍努力去作，”監獄的生活是恐怖的，這些政治犯雖然遭受了老虎凳、絞頭、挾指甲，會發出“非人間的聲音”[4]227。而在另一部小說《人的斗爭》中，賈植芳塑造出了獄卒的群丑圖。

　　“野獸”對“人”的審問雖然是有“修養”和“害羞”的，本質卻充滿著“獸”的邏輯。“沒有確實的證據，我們不給他下手，要是有證據而不認賬，這是和我們為難，這最不可原諒!”[4]239賈植芳進一步將對“社會”的觀察上升到哲學層面，即“黑夜”哲學。“對于過慣黑夜生活的人，早晨在他是一種發現、驚奇、懺悔和感奮，……使生命蒙上黯淡或不潔的色彩，造成人生的歧路和損失———無從補償的損失，除非來生可贖愆的損失。”[2]

　　251這是《熱力》的開場白。賈植芳將“黑夜”想象為40年代的中國社會，不在于對“黑夜”的自然摹寫，而在于“黑夜”所“裝置”[5]12的主體對于“社會”的認識和判斷，“黑夜”是“喧嚷或死寂”的，亦會造成“艱辛，喘氣，疲倦和戰栗”，“黑夜”于人的生命造成了一 種壓抑的存在。作為存在的“人”，只有“擊敗考驗的創造、跨過死亡的征服，和蔑視一切污穢的占領”才能完成“人”的意義。

　　因而，賈植芳對于“黑夜”的頌揚是以“人”為敘述目的，“黑夜”絕不是人的世界，它是對人生健康的生命形態的否定，它帶給“人”的是心靈世界的焦慮，這種焦慮不是疲倦和恐懼，而是文化上悲烈的“戰士”精神。賈植芳試圖讓“人”對“黑夜”保持戰斗的姿態，在非人的社會境遇中自我超越，才能發現“早晨的偉大和美麗”，“人”的主體意義也才能獲得超越。其實，知識分子對于“社會”的觀察往往會形成兩種主體觀念：遵命與不遵命。

　　新中國成立以后“工農兵”的社會形態規訓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個體生命形態，文藝活動成為革命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等，這樣的邏輯必然會導致知識分子政治命運的“交華蓋運”。遵命者，可以得來國家政治層面的崇高榮譽。而那些依然頑固的堅持人的主體性高于階級性的作家則被視為不遵命者，往往命運多舛。聯系賈植芳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遭遇，他是一位積極的不遵命者，而不是消極的不遵命者。賈植芳沒有在歷史漩渦中把政治審判看為沉重的精神負擔，而是嘗試著走出“政治犯”身份的心理障礙。對于那些附屬于政治的人格，賈植芳認為他們是“悲哀的玩具”，等待他們的是歷史清道夫無情地審判和清掃。

　　3知識分子的“超越”

　　面對40年代的“社會”現狀，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保持怎樣的人生形態呢?1946年5月，賈植芳在徐州先后兩次致信胡風，“在這樣悶塞的地方活著，是只許動物式的營生的;住久了，會使你變成一個虛無派，好像回到我們祖先們的洞穴中一樣，是這樣的可怕”[6]24。一周后，他又致信胡風：“近來心境頗暗淡，以至于要寫的上海游記，寫過扯了，扯過又寫，到現在還沒寫出個所以然來。”[6]

　　24在此之前，胡風曾與賈植芳談及重新開展希望社活動和出版《希望》雜志的設想，賈植芳徐州之行的目的便是為刊物籌措資金。賈植芳在信件中流露出的苦悶心焦，恰好傳達了他對上海復雜的“歷史心情”：如何在政治動蕩的社會中保持自由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操守。對于這個問題的思考，除了個人的興趣愛好之外，還在于賈植芳并非從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來看待這個戰后動蕩的社會，而是以“社會上的人”的主體身份思考知識分子的個體命運和責任。

　　1947年，賈植芳應《學生新報》“五四征文”邀約做雜文《給戰斗者》，“想起了我們還得用戰斗去紀念‘五四’;以鮮血紀念‘五四’所流的鮮血，多少感到悲憤”[2]297。賈植芳對上海社會現狀的思考是以“五四”精神為衡量的標尺。“五四”時期“自我”發現是以拒絕社會的“悶塞”狀態為前提，“自我”的確認必須要對社會有責任的擔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賈植芳世界中的“自我”不僅僅包含了“五四”時期世俗的“人”，而且還糅合了“戰士”的影子。

　　首先是清除“趣味”。近代以來，西方世界帶來的文化沖擊、洋務運動形成的商業氛圍與獨特的海派文化傳統結合在一起，使得上海成為中西文化交流最為發達的公共領域。特別是“五四”以來，新舊文化思想的交鋒依托《新青年》雜志在北京展開，而戰場則是擺在上海，“支持文學研究會的商務印書館和支持創造社的泰東書局都設在上海，形成代表新文學主流的作家群，而鴛鴦蝴蝶派文人則轉移陣地，壟斷上海的小報副刊、通俗雜志、電影戲曲、連環畫報、無線電臺”[7]223。

　　可以說，“五四”時期的上海是“動起來”的。然而，40年代的上海則稍顯寂靜和黯淡，社會充滿了“外國紳士淑女的閑情逸致和消愁解悶”[8]388。胡風的“趣味”針對的是戰后上海社會所表現出的一種低級庸俗的文化傾向。賈植芳則將“趣味”進一步理解為“動物式的營生”。于是，在散文集《熱力》中，賈植芳塑造了許多“非人”的形象，如《魔術班子》中的走獸們迎接著“紳士淑女模樣的上等人”和“穿各色制服的人物”的賞光;《窗外》喧囂的狗子們以及《夜間》沉悶的黑暗院子里與失掉人性的僵尸的斗爭。在他看來，“非人”意味著在一定的社會秩序下的茍且生存，丟掉了反抗的“思想體系”，破壞了社會的善惡之分，無法擔負起再造社會的重任。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帶著“五四”的浪漫主義理想，卻被中國30、40年代緊張的社會現實甩出，丟掉了民族和國家的責任，而以個人利害為行為標準，導致了“非我”的產生，或復古讀經，或政界周旋，或下海謀利。與“趣味”相對，賈植芳和胡風都談及“人”(主要指的是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應該具有的生命形態。

　　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存在著畸形和殘缺的傾向。尤其是“文革”期間，通過階層的劃分，“社會”確定了專政、抑制和團結的對象。而那些超越了歷史與自我、擁有清醒健康的主體意識的知識分子往往會由于“不遵從”而接受“社會”的規訓。

　　于是，歷史中就充滿了荒誕而粗暴的政治審判，充滿社會責任感、具有高尚人格理想的文人被勞教改造，優秀的人文主義作品被送進歷史的熔爐，與此相關聯的則是知識分子被扣之以“反動權威”“監督對象”“階級敵人”“臭老九”等帽子。然而，以賈植芳為代表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卻展現出了難能可貴的“超越”意識，沒有將文學事業功利化，沒有推脫歷史責任和道義承擔，沒有在權力賦予的“自由”面前失重。賈植芳將人的尊嚴、價值和責任有機地體現在他并不順服的“爆炸”人生中，而這一切的落腳點都在于賈植芳的“超越”意識。

　　參考文獻

　　[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學編3)[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2]賈植芳.把人字寫端正：賈植芳生平自述與人生感悟[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

　　[3]賈植芳.我的人生檔案：賈植芳回憶錄[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

　　[4]賈植芳.賈植芳小說選[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5][日]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M].趙京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6]賈植芳.賈植芳文集(第1卷)[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7]賈植芳.世紀老人的話(賈植芳卷)[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8]胡風.胡風全集(第3卷)[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孫軍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