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社會認知理論，構建“環境-個體認知-行為意愿”研究框架，探析村民的社會公平感與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之間的作用機制，并引入社會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兩個個體認知變量剖析社會公平感和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之間的運作機理，通過對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2017年數據的分析，進行假設檢驗。結果表明：村民社會公平感越高，其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越強烈;社會公平感并不直接影響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而是通過社會信任和政治效能感雙中介路徑間接影響。此外，通過多重中介效應比較發現，機構信任在村民社會公平感與鄉村治理有序參與意愿之間具有更強的中介效應。據此，提出建立村務公開公示機制、完善村務監督和法律機制以及構建村務民主協商機制等措施，以激勵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

　　關鍵詞：社會公平感;鄉村治理意愿;社會信任;政治效能感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鄉村治理是國家民主政治發展中的重要議題。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推進村委會規范化建設、村務公開“陽光工程”及創建民主法治示范村。近年來，隨著城鎮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大量青壯年村民進城務工，鄉村“空心化”問題顯現，參與主體的缺失導致村民自治變成“少數人”的自治，甚至是“村干部自治”[1]。同時，農村稅費改革之后，多數鄉鎮只能依靠上級財政轉移支付來維持日常的基本運轉，但其本身的任務壓力并沒有減輕。鄉鎮政府為了較好完成上級安排的任務并提升治理績效，“富人治村”甚至“混混治村”都成了部分地區不得已而為之的合理性選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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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這些情形下鄉村治理出現了許多意外性的后果，由于缺乏有效的參與和監督，鄉村基層民主的發展與公共資源分配的公平性都受到嚴重挑戰，村干部、“富人”等鄉村精英能夠利用自身的權力、財力等優勢“俘獲”國家及縣鄉“落地”的項目資源，形成“精英俘獲”的局面[3]，普通村民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甚至在村干部選舉過程中“賄選”“潛規則”等現象時有發生，并逐漸發展成為“寡頭政治”[4]。

　　賀雪峰[5]通過研究發現，“富人治村”可能帶來嚴重的村莊政治排斥，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基礎，從而抑制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此外，隨著村民自治的發展，村民對追求政治平等、公平、言論自由及政治參與權利的意愿顯著增加[6]。因此，探討社會公平感與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之間的關系，不僅能夠提升鄉村治理的有效性，也對豐富和完善鄉村治理政策及制度具有重要實踐意義。

　　關于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研究，諸多學者從不同視角開展具有價值的探索。有學者從村民個體視角發現，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政治身份、收入狀況及外出務工經歷均是影響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前因變量[7-8]。也有學者從村莊資源視角發現，社會資本、鄉村公共品供給、村莊文化是提升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積極性的重要抓手[9-10]。

　　此外，學者們從制度機制構建視角認為，“新鄉賢”培育動員機制[11]、協商民主機制[12]、鄉村自組織的合作機制[13]、農民經濟合作機制[14]及鄉村宗族功能機制[15]是動員村民積極參與鄉村治理的重要策略。既有文獻為本文提供豐富的研究視角與理論參考，但當前研究成果以理論構建或典型個案研究居多，缺少以數據為支撐的定量研究。同時從村民個體視角來看，當前研究更關注于個體特征對村民參與鄉村治理意愿的影響，缺少對村民心理機制的探究。

　　村民作為“社會人”，其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除了受到個體內部差異影響之外，外部環境尤其是村民對當前村莊“公平性”的評價會使村民心理認知產生變化，進而影響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行為意愿[16]。基于此，本文以村民個體視角為起點，重點討論社會公平感與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之間的關系，并進一步從村民個體心理認知視角分析兩者之間的運作邏輯，以期回答：社會公平感是如何影響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社會公平感是否對村民的個體心理認知產生變化，進而對其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行為意愿產生變化?并利用CSS2017年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為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推動鄉村發展提供參考建議。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理論分析

　　1.社會認知理論社會認知理論認為環境、個體認知與行為意愿之間相互影響，環境變量能夠通過影響個體認知過程進而使個體產生不同的行為意愿[17]。同時，社會認知理論也被廣泛運用于環境與個體行為意愿之間的研究，如消費環境與消費意愿、規范環境與信息安全意愿[18-19]。基于此，構建“環境-個體認知-行為意愿”研究框架，以分析社會公平感與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之間的關系，并引入社會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兩個個體認知變量，揭示兩者之間的內在邏輯和運作路徑。

　　具體而言，社會公平感是社會信任及政府信任的重要來源[20]，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下村民與村干部、鄰里之間的有效互動能夠提升村民社會信任，并使其形成“自己人”的認同感與歸屬感[21]，進而轉化為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集體意愿和行動[22]。同時營造公平公正的鄉村社會環境，是鄉村基層政府保障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活動的基礎，并且基層組織通過鼓勵和引導村民的積極參與，使村民形成一種相信其自身具有參與鄉村治理行動能力的認知，進而激發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

　　2.社會公平感社會公平感是公民一種最基本的道德價值主觀判斷和對當前社會認可程度的主觀感受。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個體對當前社會資源分配現狀的主觀評價與感受[23-24]。根據組織公平理論，公平感可以劃分為分配公平感、程序公平感及互動公平感。分配公平感聚焦于個體對資源分配結果的公平感知，而程序公平感與互動公平感則都是個體對社會公平“過程性”的主觀感受，前者是指個體在資源分配過程中對規則、原則公平狀況和相關權益是否被受到尊重的主觀感受，后者則是在資源分配過程中個體與他人互動中是否受到平等對待的感知。從廣義定義分析，互動公平感亦屬于程序公平感，同時，分配公平感和程序公平感都對個體產生強烈的激勵作用[25-26]，并且兩者均是社會公平感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3.社會信任社會信任作為人類社會活動中最為重要的社會資本，是人類社會生活良好運行的基石。社會信任根據被信任方的層次一般劃分為人際信任和機構信任，前者一般是指個體在人際互動過程中，對交往對象的言辭承諾、書面口頭陳述可靠性的一種期望程度，而后者既包含個體對組織的信任程度，又包括對政府等機構的信任程度[27-28]，即，是否相信組織和政府機構能夠調動資源對個體自身產生幫助的期望。社會信任兼具個體對他人和整個社會的情感與認知，是一種通過互動關系而形成的心理預期。

　　4.政治效能感美國學者坎貝爾[29]最先提出政治效能感這一概念，即個體認為其自身所擁有的政治能力具有改變政治和社會的可能性，并且扮演一定角色的心理感覺。此后，許多學者在此概念上進行完善和發展，Sullivan等[30]和BALCH等[31]通過研究表明，政治效能感分為內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前者是指個體對當前社會及政治的認知并相信其自身有能力去改變政府和社會的信心，后者則是指個體認為政府會對其自身所提出的要求進行回應。因此，本文認為政治效能感既能很好地詮釋村民對自身參與鄉村治理能力的自信程度，又能反映村民對當前政府能否回應其訴求的主觀態度。

　　(二)研究假說

　　1.社會公平感對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的影響

　　社會認知理論認為個體所處環境、個體認知以及個體行為意愿之間存在動態聯系[32]。根據社會認知理論，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下，村民能夠感知其自身的參與對處理鄉村治理事務產生影響，進而極大地激發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熱情和參與意愿。

　　正如當鄉村進行扶貧資源分配的民主評議時，村民通過公開透明且合法公正的表決程序表達其自身的意見，并且其參與表決的權利也被公平對待，同時鄉村扶貧資源分配結果也是通過村民民主評議而產生，村民不僅會認可扶貧資源分配的過程和結果公平性，也會認為其自身的參與權和知情權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下得以保證，進而會提升其之后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此外，許多學者通過實證研究也發現社會公平感對公民在耕地利用碳減排意愿、政治參與行為等具有正向預測作用[33-34]。

　　基于此，提出第一個研究假說：H1：社會公平感對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2.社會信任的中介作用社會認知理論認為個體與其他個體的互動交流受到環境的約束，進而影響個體對其他個體的認知評價與態度[35]，從而可能驅動個體實施他們預期能夠得到有力結果的行為。

　　循此邏輯，當鄉村為村民營造公平公正的生活環境和村干部塑造公正廉明的正面形象，并積極回應村民的需求和提升村民生活質量，使村民的心理與物質需求得到滿足，進而提升村民對鄉村基層政府工作的滿意度與信任度，同時，自古以來中國農村地區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著基于人情往來而產生的信任與感情的互動，進而使其產生“自己人”的認同感與歸屬感[36]，能夠激發村民強烈的社會信任，促使村民產生親社會行為動機，即，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和意愿顯著提升[37]。

　　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說：H2：社會信任在社會公平感與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之間具有中介作用;H2a：人際信任在社會公平感與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之間具有中介作用;H2b：機構信任在社會公平感與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之間具有中介作用。

　　3.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根據社會認知理論，個體所處的政治環境能夠影響個體本身政治參與能力以及政府回應性感知的心理狀態，進而決定了個體愿意為政治參與行為所付出的努力程度[38]。具體而言，鄉村基層政府通過“村務公開”“民主協商”“一事一議”等公開透明的制度構建，鼓勵村民積極參與的同時，基層政府也利用公開平臺對村民反映的問題進行積極有效回應，如公共治理資源的合理分配等，不僅有助于提升村民正面認知自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能力，也增強其對政府回應性的感知，進而有效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當村民具有高的政治效能感時，其認為自身具有推動政府做出改變的能力或者對政府回應自身需求具有信心，往往這些群體具有較高的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39]。相反，具有低政治效能感的村民，通常認為其自身的參與并不能對村莊發展具有任何推動作用，或者不相信政府會對其自身的訴求進行回應，具有較低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說：H3：政治效能感在社會公平感與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之間具有中介作用。

　　三、數據來源和變量選取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2017年“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項目數據，此項目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起的全國范圍內連續性抽樣調查項目，調查區域覆蓋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調查訪問7000~10000余個家庭。本文根據研究需求保留個體基礎信息、社會價值觀、社會信任、社會公正及社會參與五大模塊，并剔除含有缺失值的無效樣本，最終保留有效樣本數量3499個。

　　(二)變量選取

　　1.因變量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在CSS問卷中設置“是否愿意參加政府組織的志愿者活動”“參加村委會選舉”“參加所在村居的重大決策討論”“參加自發組織的社會公益活動”4個題項，根據村民參與意愿將其賦值，1為“不愿參加”、2為“不好說”、3為“愿意參加”。

　　在此基礎上，對受訪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進行內部一致性檢驗(α=0.725，>0.6)，結果表明，用這4個題項測量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的可靠性較高，同時KMO-bartlett檢驗結果(0.685>0.6，p<0.00142.css7>0.6)，同時KMO-bartlett檢驗結果(0.842>0.6，p<0.0017css>0.6)，同時KMObartlett檢驗結果(0.792>0.6，p<0.001)顯示這8個題項內容效度良好。從組織與機構信任維度，CSS問卷詢問村民對“中央政府、鄉政府、醫院、新聞媒體、慈善機構……”等組織或機構的信任感知程度以測量其機構信任度。

　　本文進而對這些題項進行內部一致性檢驗和因子分析，其結果表明保留“區縣政府信任度、鄉鎮政府信任度、慈善機構信任度、新聞媒體信任度、互聯網信任度、法院信任程度”這6個題項并重新檢驗，檢驗結果表明這6個題項內部一致性可靠程度較高(α=0.758，>0.6)，同時KMO-bartlett檢驗結果(0.723>0.6，p<0.001)顯示這6個題項內容效度良好。第三，政治效能感。CSS問卷中設置“在村委會選舉中，選民的投票對最后選舉結果沒有影響”等8個問題對村民的政治效能感進行測量。

　　因此，本文首先對這8個題項進行內部一致性檢驗發現刪去“我有能力和知識對政治進行評論和參加政治活動”、“我對政治不感興趣，不愿意花時間和精力在這上面”這2個題項后，保留剩余6個題項后的內部一致性和KMO-bartlett檢驗結果顯示信度和內容效度可接受(α=0.655，p<0.001)。

　　四、結果與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檢驗與驗證性因子分析

　　1.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由于調研數據都來源于村民單一測量主體，可能會存在同源方差影響，因此，本文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方法對樣本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在因子未被旋轉情況下通過主成分分析提取8個特征根值大于1的因子，且首個因子的方差解釋率為21.813%(<40%)，并沒有解釋大部分變量，這說明研究數據未出現同源方差問題。

　　2.驗證性因子分析本文對比五因子、四因子、三因子、二因子及單因子的模型擬合指標檢驗變量之間的結構效度，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五因子的每項擬合指標都優于其他模型，表明測量模型結構效度良好。

　　(二)假設檢驗結果

　　1.社會公平感對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的影響

　　模型(1)將控制變量納入方程作為基準模型，其結果顯示村民加入政黨、受教育程度以及男性村民對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具有顯著正向效應。隨著社會公平感納入方程，社會公平感對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具有正向影響(模型(2))，說明在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下，可以提升村民社會公平感，并進一步激發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近年來，隨著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斷完善，“村民議事會”“村民協商議事會”等多種參與形式的出現，為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提供了透明公正的平臺和載體，同時，設立“村務監督機構”，通過“第三種權力”有效防范在村干部選舉及其他民主決策中出現的違法行為，為村民表達意見和訴求的權利提供保障，有效提升村民社會公平感，從而推動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因此，H1得以驗證。

　　2.中介作用的檢驗

　　Bootstrap法是當前中介檢驗中最為常用的研究方法[42]。因此，運用MPLUS7.4統計軟件對中介模型進行Bootstrap檢驗。模型(7)中社會公平感對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的直接路徑不顯著，人際信任在社會公平感與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之間的中介作用也不顯著，說明社會公平感并不直接提升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同時社會公平感也并不是通過人際信任的中介作用對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產生推動作用。因此，本文對原假設模型進行修正，其結果為完全中介模型。

　　五、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社會認知視角構建“環境-個體認知-行為意愿”的分析框架，探討社會公平感對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的作用機理，并采用CSS2017年數據展開實證研究，驗證社會公平感對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同時，發現社會公平感并不是直接影響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而是通過社會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兩種個體心理認知的傳導作用。

　　其一，機構信任在社會公平感與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之間承擔完全中介作用，同時在社會公平感與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之間存在一條人際信任和機構信任的鏈式中介作用路徑;其二，政治效能感也在社會公平感與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結論，得到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外源的資本輸入與內部利益主體的組合投入應當以農民利益和需求為先，鄉村基層組織更應該重視村民在鄉村治理與發展中的參與性與受益性，將村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避免本末倒置，形成對鄉村公共資源分配“公平性”的挑戰。

　　第二，社會公平感作為村民對當前社會資源分配、政府執法公正性的主觀評價，直接影響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主觀意愿。鄉村應當構建完善、透明的公示機制，將資源分配以及村莊重要事件進行公示，避免程序上“黑箱操作”。同時，完善法律體系和監督機制，保障村民等參與主體的權利，維護公平公正的社會氛圍。

　　第三，建立完善的民主協商機制，通過對話平臺促使村民與干部之間理性對話和有效互動，不僅有效激發與提升村民對其參與鄉村治理能力的認知和自信，也有利于基層黨組織和政府通過協商機制對村民的訴求進行有效回應與反饋，從而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進而激發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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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陸淵，張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