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1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CADAL)項目聯合全國學術圖書館開展數字化合作，致力于數字圖書館的共建共享。二十年間，全國共有841個學術圖書館參與其中，數字化合作的模式從資源共建發展到多元化共享，數字化合作的內容從大規模數字化發展到特藏庫建設，數字化合作的技術探索也逐漸走向智能化。CADAL項目參與成員眾多、資源全面豐富、輻射范圍廣泛，將分散全國的各個學術圖書館凝結成一個合作共同體，充分發揮了紐帶和橋梁作用。隨著數字時代的快速發展和讀者需求的不斷變化，2021年全國學術圖書館數字化合作升級，正式成立數字知識服務聯盟，共同探索信息資源和知識資源共建共享的新型模式和學術信息資源全面保障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數字圖書館學術圖書館CADAL項目數字知識服務聯盟

　　引言學術圖書館是指高校圖書館和專業圖書館等具有學術性和學術支撐服務的研究型圖書館[1]。學術數字圖書館是學術圖書館在館藏文獻的基礎上，運用先進技術，按照一定的方式集聚、組織、整理、呈現學術信息資源，并通過互聯網隨時隨地向教學科研人員提供服務的學術信息資源系統。相比于其他數字圖書館，學術數字圖書館有自己的目的——為研究和教育服務[2]。也就是說，其核心是為學術研究服務，支撐教學科研需求，促進學術交流與傳播。在信息化時代，學術數字圖書館作為知識經濟社會中重要的信息資源載體，在滿足師生、科研人員的信息需求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3]。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智能化”技術的迅猛發展，學術數字圖書館得到了蓬勃發展，傳統信息服務的格局被徹底改變。2000年12月,中美兩國計算機科學家倡導建設百萬冊數字圖書館項目，進而發展成為全球數字圖書館項目(UniversalDigitalLibrary);2001年5月，第十二屆新信息技術國際會議召開，正式宣布成立中美百萬冊書數字圖書館項目;2002年，項目中方被教育部列為“十五”期間“211工程”，定名為“高等學校中英文圖書數字化國際合作計劃”,2009年8月更名為“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項目(以下簡稱“CADAL”)。CADAL是中國學術數字圖書館的典型代表之一，與“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體系”(CALIS)共同構成“中國高等教育數字化圖書館”(CADLIS)，成為國家創新體系中重要的學術信息基礎設施之一。

　　二十年來，先后有來自亞洲、北美、歐洲的共881個學術圖書館加入其中，在國家的大力投入和學術圖書館界的通力合作下，最終建成了擁有超過280萬冊中英文電子資源、嘉惠全球學林的中國學術數字圖書館。CADAL項目的成功，是中國841個學術圖書館[4]二十年來持之以恒共同努力的結果。項目參與成員眾多、資源全面豐富、輻射范圍廣泛，將各個學術圖書館凝結成一個合作共同體，充分發揮了紐帶和橋梁作用。本文梳理CADAL二十年來的發展歷程，重點闡述未來的發展規劃，以期為中國學術數字圖書館的共同發展提供借鑒。

　　1數字化合作

　　在21世紀初，數字化一百萬冊圖書是一個宏大的項目工程，非單一學術圖書館可以獨立完成。數字化后，將文獻、影像、音頻完善保存、衍生應用并進行全球的數字傳播，亦非單一圖書館可以承擔的任務。學術信息資源在地區、國家乃至全球范圍的共建和共享，是學術圖書館通過資源互補以達到豐富館藏資源種類、履行學術信息資源服務責任的必由路徑。在教育部的支持下，CADAL項目將全國學術圖書館聯合起來，凝心聚力共建共享，是中國學術圖書館開展數字化合作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實踐。

　　1.1從資源共建到多元化共享

　　資源共建是全國學術圖書館通力合作完成的一項巨大工程。項目進行過程中，各單位匯智聚力、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形成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格局。資源查重方面，由南京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和浙江大學圖書館分別牽頭古籍、民國圖書和現代圖書的查重工作，以防重復建設;技術研發方面，在浙江大學、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分別成立南北兩個技術中心;數字化加工方面，與美國互聯網檔案館(InternetArchive)共同研討發布符合國際主流的標準規范體系，并在深圳和杭州建立了兩個加工基地，在40余所高校建立了數字資源加工中心。

　　在大規模圖書數字化完成后的運維保障期，由哈爾濱工業大學圖書館牽頭組成服務組、西南政法大學圖書館牽頭組成技術組、四川大學圖書館牽頭組成資源組，共同負責CADAL項目的日常工作。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截至2021年12月31日，CADAL現有資源總量2848707冊(件)，網站在線資源2683602冊(件)[5]。資源共享是全國學術圖書館將數字化紅利惠及千萬師生的一項重大成果。

　　CADAL研發了海量數據的高效存儲、處理、索引和查詢等關鍵技術，搭建了負載均衡、容錯容災、統一管理、共建共享的協同合作平臺，并通過OPENAPI對接成員館書目檢索系統，將CADAL的資源“有機嵌入用戶信息環境”[6]，最終形成“集中資源、分工合作、均衡負載、用藏結合”的學術研究型數字資源共建共享保障體系。借助互聯網，數字化的學術資源跨越了時間和空間限制，惠及人人。截至2021年12月，CADAL項目與881所學術圖書館簽訂共建共享協議，服務2000余所院校，注冊用戶逾1000萬。

　　其中，有212所院校通過OPENAPI對接，2021年度調用接口共計57382216次[5]。多元化共享是全國學術圖書館共建過程中的一大收獲。隨著資源共建的深入開展，CADAL制定了支持數字資源生命周期管理的統一標準規范和運行規則，合作單位打破邊界，實現資源的共享、服務的共享、設備的共享、技術的共享以及基礎信息環境的共享[7]。學術圖書館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方面的深度合作和探索從未停歇。

　　1.2從大規模數字化到特藏庫建設

　　21世紀初，全球數字圖書館建設熱潮初起，各種類型的數字圖書館計劃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如2004年谷歌推出圖書搜索計劃(GoogleBookSearch)①、2008年歐盟委員會推出Europeana②、2008年美國大學圖書館合作共建數字資源共享庫HathiTrust③。數字圖書館建設進入了規模巨大、免費服務、世界競爭的新階段[8]。

　　CADAL項目的創建和發展恰逢其時，同樣處在這樣的發展潮流中，同樣是從大規模資源數字化開始。項目建設的數字資源主要是國內外研究型大學圖書館的館藏文獻，通過數字化將原來分散在各單位的文獻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形成以數字化圖書期刊為主、覆蓋重點學科的學術文獻資源體系。項目建設的數字資源類型包括：中文古籍、民國文獻(民國圖書、民國期刊、民國報紙)、中文現代圖書、中文現代報刊、外文圖書、外文科技報告、地方文史資料(滿鐵資料、僑批、地方志、少數民族資料)、圖形圖像資料(書畫、篆刻、動漫、年畫、連環畫等藝術作品和標本、切片、手稿等研究素材)、聲像資料，等等。隨著數字化資源積累初具規模，在有限條件下，CADAL集中優勢力量進行特藏資源建設，從全面收集信息走向組織整理信息。

　　例如，項目建設之初對各單位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學位論文進行了數字化，但是隨著國內外論文數據庫和各高校自建學位論文庫的日益完善，CADAL暫停了對學位論文的進一步收藏。2018年開始，CADAL項目聯合各學術圖書館，集中優勢物力、人力，搭建多種類型的特色數據庫，開展特藏資源的深度挖掘與揭示工作。目前已建成和正在建設中的項目共計22項，已投入使用的資料特藏庫10個[9]，這些項目在搶救與數字化保存瀕危文獻、盤活館藏資源、傳承民族文化遺產、支撐科研教學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1.3走向智能化

　　早期的數字化建設，在技術上偏重實體資源的數字呈現方式與存儲方式，更多關注數字化在保護和傳播實體資源方面的功能。2011年在中國學術數字圖書館建設十周年慶典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CADAL項目負責人潘云鶴院士提出“在萬物數字化、知識開放化時代，數據量將會劇增，內容更雜亂、形式更復雜、用途更廣泛，海量數據具有復雜、開放和非結構化等特征，原來的數據庫技術和圖書館技術已不適用，數字圖書館在廣度上將走向數據海，在深度上將建設智慧圖書館，最終建成知識中心”[11]。

　　同年，麥肯錫報告[12]提出的“大數據”概念與潘院士關于“數據海”的預見不謀而合。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CADAL越發重視對數字資源的分類、著錄、標引、檢索和分析，將雜亂的數字資源逐漸整合為結構化、規范化的數據資源，為此開始了用數據助力知識服務的一系列探索。

　　(1)加速數據共享流通。面對不同模態(文本、圖像、音頻、視頻)、異源異構的復雜數據，CADAL一方面采用眾包方式，完成近百萬冊書刊元數據修訂、補全，生成文本化目錄，梳理成結構化數據;另一方面組織技術團隊解決異構鴻溝和語義鴻溝的難題，研發跨媒體海量信息融合與智能內容搜索技術，實現了統一的跨媒體索引機制。

　　(2)繁榮數據應用生態。CADAL是全國學術圖書館本著“共建共享”理念所創，整合后的數據理當用之于民。近些年，CADAL為各類開放數據競賽(如全國高校數據驅動創新研究大賽[13]、“慧源共享”高校開放數據創新研究大賽[14]、上海圖書館開放數據競賽[15])提供海量民國書刊、墓志以及掃描圖像的元數據，為浙江大學智能篆刻提供“印譜”數字資源[16]，與哥倫比亞大學通過文物數字化復原技術共同舉辦館藏民國門神畫像聯展[17]，與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共同開展“基于CADAL資源的特藏建設：蔣介石資料數據庫建設”研討會[18]，多路徑激活數據資源，豐富數據應用場景，構建可持續發展的數據應用生態。

　　(3)增強數據服務效能。面向跨界融合新業態與知識創新服務新需求，CADAL技術團隊攻克了一系列關鍵技術，為進一步的知識服務奠定基礎。

　　如：研發面向專業領域知識搜索的多段落、多模態、多領域、多輪機器閱讀理解技術，幫助數字圖書館實現從文獻搜索服務到知識搜索服務的轉變;研發人機協同的大規模知識圖譜構建技術，支持從文本、圖像等非結構化數據中自動或半自動抽取知識單元，構建的知識圖譜已涵蓋15287763個實體、43927個類別和240465種屬性，可以幫助文本進行語義理解，來實現更多的知識服務[19]。

　　經過二十年的建設，CADAL項目已經成為全球數字資源共享的一個重要平臺，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和紐帶，深化了學術圖書館間的合作交流，激發了數字資源的活力，增強了數字圖書館的服務效能，構建出數字合作新格局。但是百年變局的加速演進、世紀疫情的巨大沖擊、讀者需求的不斷演變，對學術數字圖書館的技術創新能力、信息挖掘與揭示能力、知識服務能力提出了巨大的考驗，學術數字圖書館走向智慧圖書館仍然任重而道遠。

　　2數字知識服務聯盟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發展，行業迭代加速升級，行業環境不斷優化，新業態、新場景不斷涌現，學術圖書館傳統的文獻資源管理與服務模式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一方面，數據的激增使得任何一個圖書館都不可能擁有完整無缺的學術信息資源，“擁有”學術信息資源的重要性正在被其可獲得性與可使用性所超越和替代;另一方面，隨著用戶信息環境的變化，用戶已不再滿足于單本書籍孤立的知識組織形式和呈現形式，渴望學術信息資源以細粒度的知識單元和知識網絡的形式呈現，更泛在地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數字時代呼喚創新的知識管理、組織和服務模式。

　　近兩年因新冠疫情而急速發展的云教育、云研究、云交流等伴生的“云信息需求”，也迫使圖書館界思考并探索服務模式的創新。在此背景下，CADAL項目管理中心聯合若干學術圖書館倡議成立數字知識服務聯盟(以下簡稱“聯盟”)，共同探索紙本數字并存時代或后紙本時代信息資源和知識資源共建共享的新型模式以及學術信息資源全面保障的解決方案。

　　2.1聯盟概況

　　2021年5月11日，來自CADAL項目管理中心、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重慶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東南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上海外國語大學圖書館、武漢大學圖書館、西安交通大學圖書館、西南政法大學圖書館、浙江大學圖書館、浙大城市學院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共16個發起單位的代表舉行了數字知識服務聯盟成立簽約儀式，共同開啟了聯盟發展的新篇章[20]。

　　聯盟旨在通過認同共享理念的中國高校圖書館的精誠合作，收集、組織、保存、交流和分享人類的文化、知識和智慧記錄，提升聯盟成員館的學術信息資源保障水平和對機構教學科研的支持與服務能力，并進一步將知識本體以知識單元的形式進行封裝，借助知識網絡提供知識服務，在更大的范圍內為科學研究、學術交流、人才培養以及人類的文明繁榮和共同利益做出貢獻[21]。

　　聯盟是一個應用信息技術實現數字資源共建共享和長期保存，進而實現知識共享和知識服務的合作共同體。其最高決策機構是聯盟全體大會，負責審核聯盟中長期規劃、核算經費預算和決算以及其他重要事項和政策決策。聯盟全體大會休會期間由理事會定期召開常務理事會議，負責落實聯盟運行所需的人事任免、財物終決和重大事項審議。理事會實行輪值主席制，兩年為一任期。理事會下設秘書處，掛靠在CADAL項目管理中心，負責聯盟工作的具體執行。

　　2.2工作機制

　　聯盟將重點圍繞圖書數字化回溯、數字資源永久保存、數字新書采購和數字知識服務四方面展開。圖書數字化回溯需要成員館聯合分工，匯聚成員館館藏書目形成聯合目錄，構成聯盟圖書館的數字圖書長期保存庫。數字資源永久保存、數字新書采購和數字知識服務皆依托數字知識服務平臺開展工作。

　　數字知識服務平臺是以CADAL資源為基礎，構建以知識內容為核心，以滿足不同用戶的個性化知識需求為目標的新型信息資源與知識服務保障模式，搭建知識即服務(KnowledgeasaService,KAAS)的新型服務平臺。聯盟在數字知識服務平臺的管理平臺開展數字新書采購。出版社可以在管理平臺上傳本社的電子圖書及相關元數據信息、設定電子書的定價及副本數、設置試讀頁數、了解本社圖書出售、試讀、推薦和購買情況;圖書館可以在管理平臺進行本館的用戶管理、館際互借權限管理、電子圖書購買操作、查看已購電子資源目錄、查看所有已購電子書和發生單次使用付費的電子書的使用情況以及進行詳細的報表統計。

　　同時通過聯盟成員館商定，形成聯盟基礎的財務審計表，供圖書館每年審計使用。區域中心可以在管理平臺進行本分中心內所有單位的用戶管理、查看各單位已購電子資源目錄、制定區域中心的熱門資源榜單和借閱次數榜單等。聯盟成立后的首項重點工作是出臺《數字知識服務聯盟中文數字圖書聯合采購管理辦法》，成員館希望通過聯盟的力量，以最優產品、最優價格和最優服務來獲取數字圖書以及數字形式的其他文獻信息資源，進而推動數字知識服務產業健康發展。

　　目前，與聯盟合作的出版機構已達37家，在數字知識服務平臺上可供購買的電子書品種數超3.4萬冊[21]。在平臺測試使用階段，清華大學圖書館向20家出版社采購電子書3125種，浙江大學圖書館向27家出版社采購電子書4378種，浙大城市學院圖書館向32家出版社采購電子書8372種。聯盟的數字知識服務在數字知識服務平臺的前端服務平臺展開。

　　在學術圖書館的視域情境下，用戶的閱讀行為通常分為被動閱讀和主動閱讀。被動閱讀即閱讀老師列出來的書目，多為通篇閱讀;主動閱讀往往應用在自主學習和研究中，用戶并不需要閱讀整本書，而只需查閱其中某一章節或者某一知識點。為了更泛在地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數字知識服務平臺在原有文獻服務的基礎上進一步創新知識管理、組織和服務模式，提供知識檢索、知識揭示、知識關聯、個性化服務等功能，最終實現“知識賦能”[22]。

　　例如，以某個概念為核心，將分散在不同圖書中的知識綜合起來形成專題，方便讀者全面學習某個知識點;針對某一領域的圖書，自動抽取其核心概念以及概念間的前后序關系，構建“領域知識空間”，可用于幫助推薦學習資料;基于海量圖書的目錄，生成具有代表性的知識脈絡，構建高信息度、流暢度和低冗余度的學習路徑，將海量同主題的圖書綜合到一個簡潔而又全面的視圖中，可用來幫助讀者迅速獲取信息。

　　2.3數字版權解決方案

　　圖書館之間根據用戶的需求進行非商業性的互借是長久以來的慣例，對于滿足公眾閱讀需求和確保館藏的豐富性有著重要的意義。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數字資源的互借和共享越來越普遍。但是，相較于紙本圖書而言，數字化及其借閱的問題更為復雜。在中國數字圖書館初興之時，一些專家學者就預見性地提出要注意建設過程中的知識產權風險[23,24]。

　　美國著名的GoogleBooks案和HathiTrust案，雖然最后皆判定谷歌和HathiTrust的數字化屬于合理使用[25,26]，卻也時刻警醒著圖書館界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合理使用資源。在CADAL項目數字化合作的280萬冊數字資源中，約有60萬冊尚在版權保護期內。為了既能夠尊重著作人的知識產權，又能夠實現共建共享理念，CADAL依據《著作權法》《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普通高等學校圖書館規程》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對使用者、使用行為、使用范圍進行了明確限制，多舉措保障信息資源的合理使用。

　　CADAL網站基于數字版權保護(DigitalRightsManagement,DRM)技術，實現了一套模擬實體圖書館借閱業務的數字圖書借閱服務模式，只提供教學科研所需的在線閱讀，不提供全文下載。CADAL服務對象通過IP或edu郵箱識別，嚴格限定為具有合作關系的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合作單位內的用戶可在線瀏覽所有資源，非合作單位的用戶僅可瀏覽資源的前10頁。

　　CADAL還采取多種技術手段，避免服務對象的復制行為對著作權人利益造成實質性損害，避免服務對象以外的其他人獲得著作權人的作品，避免任何人對資源進行任何形式的有形介質傳遞或網絡傳送。受控數字借閱(ControlledDigitalLending，CDL)是允許圖書館以受控的方式傳播數字資源的一種借閱模式。所謂“受控”是指圖書館只能同時借出其合法獲得的數字化副本數量，使用技術來確保“擁有與借出”的比例[27]。近兩年，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CDL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2021年，國際圖聯發表聲明支持CDL的發展[28]。對基于數字知識服務平臺采購的新書，聯盟借鑒了CDL的模式，并以圖書章節形式進行數字傳遞。聯盟與合作的出版機構已達成協議，圖書館每購買1本新書，天然就有5個電子書副本，也就是支持5個讀者同時在線閱讀同一本書。當產生一次借閱時，視為占用實際出借館電子書的一個副本數。

　　成員館可對單本圖書或批量圖書設定是否允許館際互借。平臺上所有書分章節借閱，讀者隨借隨還，后臺準確匹配出借情況，便于館與館之間的統計結算。此外，平臺還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限制借閱時長，到期后自動歸還;限制借閱數量，規定讀者可同時借閱的最大章節數;限制流通范圍，讀者無法拷貝傳播數字圖書版本。

　　聯盟提供的知識服務同樣限定在合理使用的范圍內。知識服務是將數字資源聚合重組，通過二次知識生產，最終實現增值性應用的過程。雖然通過智能手段挖掘蘊藏于大量顯性信息當中的隱性知識不涉及著作財產權,但注意在知識生產過程中“不要侵犯著作權人的其他合法權益,如指明出處,尊重著作權人的精神權利”[29]。聯盟將知識服務嚴格控制在學校課堂教學或科學研究范圍內，并通過技術手段對用戶權限、用戶使用行為、用戶隱私進行有效管理。

　　2.4聯盟的特點及意義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網絡環境的日臻成熟與完善，為學術圖書館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方面深度合作提供了更為成熟的實現環境和實施條件。二十年來的“共建共享”思維深入人心，為學術圖書館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思想基礎。相比于21世紀初的數字化合作，數字知識服務聯盟在各方面都有了進一步發展。

　　3結語

　　從數字化合作到數字知識服務聯盟，是學術圖書館從共建共享到協作融合的理念升級，從資源數字化到面向知識生產、知識發布、知識存儲、知識傳播等整個知識服務生命周期的業務升級，是數字圖書館邁向智慧圖書館進程中的能力升級。

　　二十年的CADAL發展之路表明，學術數字圖書館建設始于學術資源數字化，但早已突破文獻服務的范疇，正在實現從流程驅動型向數據驅動型管理模式的轉變，從數字資源服務向數字知識服務模式的轉變，從資源共建向生態共建、能力共享、流程協作的合作模式的轉變。我們共同期待，在人類邁向數字文明的進程中，學術數字圖書館能夠緊抓信息革命歷史機遇，培育創新發展新功能，開創融合互通新局面，共同推動數字學術的繁榮發展，讓更多的人在數字化浪潮中享受發展的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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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金佳麗薛霏黃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