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全球掀起“圖書館復興”的熱潮，涌現出一批又一批新建及修建的圖書館，其中不乏標志性景觀建筑。與此同時，全球圖書館事業經歷了從以書為本向以人為本的轉型時期。二十多年的“圖書館復興”見證了圖書館建設逐漸趨向理性、回歸本源的過程，“以人為本”設計正成為主導圖書館建設的指導思想。在“圖書館復興”時代脫穎而出的上海圖書館東館，無論外形設計還是內容呈現，都堪稱是里程碑式的世界級作品。本文把上海圖書館東館放在過去二十多年全球圖書館建設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聚焦回歸、轉型和合作三個主題，從重觀賞到重使用、從書為主體到人為主體和從建筑師的作品到建筑師與用戶共創的作品三個方面，對上海圖書館東館建筑特色及其對圖書館設計領域的影響做一個深入的比較和分析。

　　關鍵詞 圖書館建筑 圖書館復興 上海圖書館東館 上海圖書館 丹麥SHL建筑事務所

　　2022年1月1日，《華盛頓郵報》發表題為“公共圖書館再次迎來黃金時代”的社評，在提到中國海口云洞圖書館、挪威奧斯陸新中央圖書館等一批全球性“文化杰作”后指出“這些投資圖書館的社區，已經為應對未來的一切變化做好了準備”[1]。社評在圖書館界反響熱烈，美國圖書館協會的“我愛圖書館”網站1月3日發表呼應文章稱：“在一個與流行病、政治、經濟等不確定性世界中，圖書館總是能引領我們通往光明的道路。”[2]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復興”是圖書館建設領域的一個熱詞，有人認為這一輪的“圖書館復興”起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密特朗圖書館和不列顛圖書館(大英圖書館)新館開放[3]。在國內，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淮海中路館)也差不多同期開館，引領了那一時期國內圖書館建設的熱潮。

　　此后全球一批又一批新建或新修的圖書館相繼問世，有學者撰文指出：“雖然歷史學家認為17世紀是圖書館的黃金時期，但近年來的建設項目足以表明圖書館復興正當時。”[4]2022年，上海圖書館東館將對外開放。這座被譽為“森林中的一塊璞玉”的新館，不僅僅為魔都增添了一抹浪漫的氣息，更是全球“圖書館復興”中最具里程碑意義的標志性工程。本文將把上海圖書館東館放在過去二十多年全球圖書館建設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聚焦回歸、轉型和合作三個主題，從重觀賞到重使用、從書為主體到人為主體和從建筑師的作品到建筑師與用戶共創的作品三個方面，對上海圖書館東館建筑特色及其對圖書館設計領域的影響做一個深入的比較和分析。

　　1 回歸：

　　從重觀賞到重使用圖書館是知識的宮殿。千百年來人們之所以將圖書館看作是神圣的地方，是因為圖書既是知識的結晶，又是貴重的藝術品，如同德國作曲家和劇作家瓦格納(Richard Wagner)所描繪的“Gesamtkunstwerk”(整體藝術)一樣[5]，圖書館作為一種觀賞性建筑形象深深地刻印在人們的心底里。以書為主體的“第一代圖書館”，既要體現豪華，又要突出莊重，除了外觀需要呈宮殿形象外，內部裝飾也很有講究，如法國國家圖書館老館的黎塞留館和愛爾蘭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圖書館等。到了近現代，隨著圖書館利用需求和出版量的迅速增長，在圖書館建設上開始注重功能和規范，在保持外觀莊重的同時強調專業配置，如1931年開放的耶魯大學斯特林紀念圖書館(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不僅形象典雅，而且采用以標準化鋼鐵書庫為中心、大小閱覽室環繞的結構，1919年的清華大學圖書館和1935年的上海市圖書館也都遵循這種標準配置。

　　后來在美國人安古斯·麥克唐納(Angus Snead Macdonald)的倡導下，三統一(統一柱網、統一層高和統一荷載)的“模數式建筑”也廣泛流行起來[6]。這場“圖書館復興”熱潮不僅催生了一大批文化標志性建筑，而且成就了不少知名建筑設計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公共建筑是建筑設計師最好的競技場，在全球大中型圖書館建筑中都有全球知名建筑設計師的身影，他們通過精彩奪目的設計為“圖書館復興”增添了濃厚的藝術氛圍。如何把握好建筑美學和實用價值之間的關系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在20世紀，圖書館建設總體上比較注重實用，并產生了一系列注重實用的規范和標準。

　　福克納-布朗(HarryFaulkner-Brown)的“十誡”(彈性、緊湊、易接近、可擴展、組織性、舒適性、可變性、穩定性、安全性、經濟性)也好，安德魯·麥克唐納(Andrew McDonald)的“十個質量指標”(功能性、可適應、可接近、可變性、互動性、激勵性、環境友好、安全性、有效性、適應信息技術)也好[7]，以及吉瑪·約翰(Gemma John)在其《設計21世紀圖書館——給予英國的啟示》中提出的只有在深入把握本地讀者需求的基礎上才能做好設計的指導意見[8]，都把“以人為本”的設計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全球出現了一批更具觀賞性的圖書館建筑，其中一些也引起不少負面評論。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超挑高空間，一些圖書館挑高至10米、甚至20米以上，提高了觀賞性，但犧牲了空間的實際功用，雖然也有一些利用退臺方式予以彌補，并創造了良好的效果，如四川省圖書館新館，但大挑高或超挑高空間帶來更多使用和維護上的問題。大空間環境對學習有利有弊，但期待圖書館有專心學習空間的讀者需求也不容忽視。

　　曾經有人提出設立“深度工作空間”(deep-work chambers)以應對大空間使人精力分散、效率下降甚至有礙身心健康等問題。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圖書館大空間布局的問題，以及怎樣的空間環境對閱讀和交流更有效的問題[9]。二是技術的過度應用。如果技術是為實用服務的那無可厚非，但有些圖書館把新技術作為炫耀的資本。實際上一些大規模智能存儲設施、超高配置視頻展示廳等都會帶來維護上的問題。雖然適當配置自動化設施是必要的，但作為公共設施，圖書館還是要考慮實際使用和長期維護的成本。上海圖書館東館在建設之初對此就有充分考慮，并事先避免了這類問題。在競標過程中，有些方案雖然設計上很有創意，且都是國際知名大牌，但由于超挑高空間、高成本異形結構等因素，未獲得評審專家的認可。

　　有專家指出，建筑美學的意義很大程度體現在建筑的實用價值上，沒有實用性的建筑很難真正帶給人美的感受[10]。上海圖書館東館無論從建筑外觀還是從室內設計來看，都堪稱“整體藝術”的典范。秀美而不張揚，精細而不失大氣，整個建筑沒有給人任何奢靡的感覺。而且東館沒有采用超挑高空間設計，從讀者閱讀的舒適度出發，除了一層和三層的層高為5.2米，其他層面都是4.2米。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東館向人們展示了本源的回歸：圖書館是為人用的，而不是給人看的。

　　2 轉型：

　　從書為主體到人為主體世紀之交，圖書館正面臨轉型，從以書為主體的圖書館向以人為主體的圖書館發展。在圖書館建筑領域，開始流行從館藏到連接(from collection to connection)的建設理念[11]。這一時期人們關注的焦點主要是人和圖書在圖書館的位置。西雅圖中央圖書館的設計過程很典型地反映了這一理念的演變。荷蘭建筑師庫哈斯(Rem Koolhaas)針對當地名人提出的“(圖書館是)激發情感，創新思想，而不該一味追求功能的空間”的質問時[12]，堅持形式服務于內容的設計理念，強調要“讓建筑物的所需功能來決定它應該是什么模樣”[13]。此外，除了建筑形態，如何看待圖書在圖書館中的位置也是當時爭論的焦點。

　　在圖書館提出的設計需求書中，已經表明圖書空間與其他活動空間如教室、網絡和研討空間等的比例為32比68[14]，庫哈斯根據這一需求做了一個大膽嘗試，設計了一個緊湊型的螺旋式緩升坡道書庫，專門存放非小說類成人圖書，以便留給新服務更多的空間。按照開架式圖書館每平方米存放少于50冊書的慣例[15]，這個跨越四層的“螺旋書庫”(Books Spiral)共有6233個書架，可存放最多145萬冊圖書(開館之初約為78萬冊)[16]。設計“螺旋書庫”的意義，不僅在于釋放出更多有利于功能拓展的活動空間，而且也體現了博爾赫斯“無限延展、內外不分、通透開放”的思想，是西雅圖中央圖書館設計的一個亮點。

　　在那個時期，兩個“三分之一”(即圖書空間在整體空間中所占的比例和借閱服務在整體服務中所占的比例)的概念已逐漸形成。它反映了第二代圖書館的基本特征，即實行開架借閱的同時，將講座、展覽及文化活動等作為常規業務納入圖書館服務體系之中。由此可見，圖書館尤其是公共圖書館的重心正逐漸從閱讀向包括閱讀在內的更廣泛的素養教育轉移，以便讓更多的人能通過掌握這些素養和技能，增加工作機會，提高創業能力，提升生活質量[17]。

　　確定人在圖書館的位置是“圖書館復興”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從公共圖書館來看，在這段時期里產生了一批有創意的圖書館，其中英國倫敦陶爾·哈姆萊茨區的“概念店”和美國亞當斯縣的“Anythink”(思考空間)圖書館最典型，它們都打破了常規圖書館的服務形態，以植根社區、交流思想為特征，并各自用獨特的稱呼“概念店”和“Anythink”替代“圖書館”，展現全新的服務品牌。“概念店”連鎖圖書館2002年正式起步，現有7個館，2005年白教堂新館(Idea Store Whitechapel)落成后，開始風靡全球圖書館界;Anythink也有7個館，雖然規模都很小，但它被稱為“圖書館的一場革命”[18]，告訴人們公共圖書館就像社區居民需要商店、銀行、郵局和健身房一樣，是社區的必備設施，是社區必要的服務[19]。

　　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新館在這方面更是樹立了一面旗幟。新館的開放對外彰顯了新一代圖書館的模樣。該館官網開宗明義：頌歌(該館昵稱)是為用戶提供知識、技能和故事，是學習、分享、工作和休閑的空間，是向所有人開放的充滿生機且互動交流的新時代圖書館[20]。在大學和研究型圖書館，“圖書館復興”更多體現在內容創新上。

　　曾任耶魯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蘇珊·吉本斯(Susan Gibbons)在2010年展望下一個十年的時候，提出未來十年圖書館復興的重心在于內部管理、服務方式，在于精準服務和協作共享[21]，說到底，一切重在轉型。這一時期比較典型的空間變革是“共享空間”“數字學術空間”等的興起，因篇幅關系，這里不展開討論。新館設計只有充分把握好轉型的趨勢，才能真正適應未來發展的需求。上海圖書館東館不僅在理念上，而且在設計中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東館在設計需求書中明確了三個“i”的設計理念，即智慧(intelligence)、包容(inclusiveness)和互聯(interconnection)，突出新館將成為以人為中心的復合型知識共同體。東館所處的浦東是上海全球科創中心核心承載區，需要科技和文化資源的支撐。

　　作為兼有公共圖書館和研究圖書館功能的上海圖書館在新館設計上凸顯創新與創造的理念。上海圖書館陳超館長提出，新館要突出文化、科學和藝術三種素養的提升，把培育人的創造力放在重要位置上[22]。東館注重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設置了不同類型的交流和研討空間，并著力創新科學家、人文學者、藝術家和作家與公眾之間對話的形式，同時為配合上海作為國際文化大都市的目標定位，建設了一些有利于國際文化交流的空間。為了更好地拓展活動空間，東館從一開始就強調盡可能把更多空間留給公眾，由于上海圖書館淮海中路館已經有四萬多平方米的書庫，再加上郊區幾個專用庫房，作為周轉書庫功能的新館閉架空間只占兩千多平方米。

　　3 合作：

　　從建筑師的作品到建筑師與用戶共創的作品建筑是一門藝術，每一個建筑或多或少都會體現設計者個人的思想和風格。但建筑是為用的，一個好的建筑必須滿足使用者對美學及功能的獨特需求，公共建筑更是如此。遺憾的是，由于個別建筑設計師過于看重個人的創意，近年來圖書館界也出現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建筑”，而且這股風有跟漲的趨勢。上海圖書館東館的幸運之處是建筑師與用戶之間的合作與默契。負責東館設計的丹麥建筑設計事務所SHL(Schmidt Hammer Lassen Architects)有豐富的圖書館設計經驗，無論是有“黑鉆石”之稱的丹麥皇家圖書館新館還是丹麥奧胡斯圖書館(Aarhus Public Libraries)，在圖書館建設領域都有較好的口碑和榮譽，而且在國內也有設計寧波圖書館的經驗。

　　其中奧胡斯圖書館之所以獲得國際圖聯2016年度公共圖書館大獎，主要是由于其貼近城市和市民需求的設計理念，著力人與人之間的知識交流以及圖書館與城市之間的關聯。同時，該館建筑設計師善于傾聽用戶的意見。當時在具體設計的時候，建筑設計師與用戶之間進行了有效的溝通，并根據用戶的要求改變了多功能廳及入口接待處的設計[23]。上海圖書館在東館籌建時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并邀請上海建筑設計研究院唐玉恩總建筑師牽頭，與上海圖書館同事合作編印了一本有關國際圖書館建筑趨勢的參考資料。

　　東館設計需求書明確“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并在建筑呈現方式上提出了一些具體要求，如與周邊環境的協調、圖書與公共活動之間的關聯等。在確定了SHL擔任主設計以后，上海圖書館又多次與負責該項工程設計的克里斯·哈迪(Chris Hardie)進行了深入的溝通。館方建議將原設計中的兩個中庭改建成一個中庭，這樣做一方面有利于突出主活動區的標志性景觀，讓讀者通過直達扶梯到三層感受閱讀廣場的震撼;一方面也能減少屋頂漏水和玻璃損毀的問題，這已成為大部分中庭的通病。克里斯不僅接受了館方的建議，而且對中庭做了創意設計，用三個堆疊錯落的中庭整合在一個中心廣場中，讀者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感受外部光線的移動和各個樓層的變化，而且每一個觀察點都會讓人產生不同的感覺。這一精彩設計體現了圖書館是激勵人與人相遇、相知的空間的設計初衷。圖書館致力于創造一種讓不同的人在圖書館分享和互動的氛圍——在溫馨的共享空間中，當你觀察別人的同時，也被別人所關注。

　　4 結論：兼論新時代圖書館的特征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全球掀起“圖書館復興”的熱潮，涌現出一批又一批新建及修建的圖書館，其中不乏標志性景觀建筑。與此同時，全球圖書館事業經歷了從以書為本向以人為本的轉型時期。二十多年的“圖書館復興”見證了圖書館建設逐漸趨向理性、回歸本源的過程，從追求觀賞性到注重觀賞與使用的平衡、從“書的圖書館”到“人的圖書館”，“以人為本”設計正成為主導圖書館建設的指導思想。如同森林中光彩奪目的一塊璞玉，在“圖書館復興”時代脫穎而出的上海圖書館東館，無論外形設計還是內容呈現，都堪稱是里程碑式的世界級作品。

　　第一，東館追求觀賞和使用的統一，不僅為這座國際文化大都市增添了靚麗的色彩，而且也為公眾樹立了現代圖書館應有的形象。東館以“無限延展、內外不分、通透開放”的博爾赫斯式設計理念，在外部設計上注重與周邊環境的協調，通過借世紀公園之景，將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倡導的花園與書房一體的思想融入設計之中;在內部設計上注重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暢性，并將閱讀廣場打造成連接各樓層的樞紐空間。

　　第二，東館追求閱讀與文化活動的平衡。根據兩個“三分之一”的服務趨勢，東館將閱讀空間與文化活動空間有機融合在一起，而不像西雅圖中央圖書館和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那樣，將圖書壓縮在一個空間之中。讀者走進圖書館，既可以享受安靜的閱讀環境，又可以在動態、通暢、有序的知識空間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三，東館追求現代技術與專業服務的融合。東館注重的不是設施設備的奢華，而是技術與工具的活用。為滿足讀者對實體書的需要，新館引進了POD(按需打印)設備，與出版機構合作，通過簽署版權等協議將讀者所需要的電子讀物打印成可觸摸的圖書。

　　同時，東館又扮演了圖書館新技術演示廳的角色，成為圖書館技術創新的展示場所。東館不是一個獨立的建筑，她與上海所有圖書館、書店等閱讀場所相連的同時，與國內外圖書館形成一個全球知識共同體，東館是全球第三代圖書館的典范——致力于將知識服務根植于社群之中，推進社群知識的分享、社群情感的交流和社群活力的激發[24]。沒有一個建筑是完美無缺的，就像有人批評西雅圖中央圖書館的設計“動線混亂”“功能欠缺”[25]，批評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噪音太大以及入口大門太小等問題[26]一樣，上海圖書館東館開放以后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作為一個成長著的有機體，她將與時俱進，成為深受廣大公眾歡迎的復合型知識共同體。

　　參考文獻

　　[1] The Washington Post Editorial Board. The golden age of public libraries dawns again[EB/OL].(2022-01-01)[2022-02-20].

　　[2] [I Love Libraries] admin. THE NEW GOLDEN ERA FOR LIBRARIES[EB/OL].(2022-01-03)[2022-02-20].

　　[3] Susan Gibbons. Time Horizon 2020: Library Renaissance[EB/OL].(2010-03-25)[2022-02-20].

　　[4] Julia Eskins, Karen Burshtein. Step Inside the World’s 9 Most Futuristic Libraries[EB/OL].(2018-12-05) [2022-02-20].

　　作者：吳建中(澳門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