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目前，以5G、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正如火如荼，這是我國為應對新的技術革命做出的重要部署。然而由于目前的建設無法做到所有地區同步推進，必然導致地區間數字鴻溝愈演愈烈。通過分析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高投資特征和跨越“數字鴻溝”的普惠性目標之間的沖突和矛盾，本文認為要借助新一輪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契機跨域“數字鴻溝”，關鍵在于把握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俱樂部物品性質，在三次分配理論指導下提出了符合時代價值取向的數字基礎設施“三輪驅動”供給模式，并提出構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體系，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力度;創新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工具和模式，開辟審批綠色通道;探索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供給模式，形成多主體供給之勢;充分發揮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后發優勢，鼎助數字劣勢地區跨越式發展等四方面政策建議。

　　[關鍵詞] 數字鴻溝;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非數字用戶;共同富裕

　　一、引言

　　數字基礎設施是支撐數字經濟運行和發展的重要載體，是連接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的橋梁[1]。自 2018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新基建”概念以來，2019 年政府工作報告、2020 年國務院常務會議等黨中央國務院多次重要會議，均重點提及并明確要求加快以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其目的是為了搶占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制高點，促進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

　　根據發改委的解讀以及對相關文獻的梳理，本文認為對數字基礎設施概念的認識要基于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的時代背景下，主要是指以信息網絡為基礎，以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經濟社會各領域融合創新為驅動力，為社會生產生活提供數字能力，對各行各業進行數字化賦能的新型基礎設施[2-4]，涵蓋 5G 互聯網、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領域。除具有基礎性、準公共物品性、強外部性等基礎設施一般特征外[5-6]，數字基礎設施快速迭代、泛在支撐、融合創新等獨特的技術優勢，還呈現不同于傳統基礎設施的如下特征：

　　第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包容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以通過網絡連接迅速把公共服務、政府治理、經濟運行嫁接在一個全球最先進的底層基礎設施[7]。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在賦能任何個體、組織以及社會，為其提供平等的參與創造的機會的同時，所帶來的經濟紅利又被廣泛惠及所有階層的民眾。

　　第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具有網絡效應。著名的梅特卡夫法則(Metcalfe Law)描述了網絡的價值以網絡節點數平方的速度增長的經濟現象，它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依賴于一定規模的用戶和網絡關聯度的強弱。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主要以網絡為媒介，通過硬件、軟件之間數據互通、物聯網等方式使其輻射邊界擴散至全國。在這個過程中，隨用戶規模的擴大以及關聯度的增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網絡效應呈現出非線性的放大特征[8]。

　　第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具備柔性特征。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聚焦于更具技術含量的設備、材料、軟件、研發設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科技創新領域，對資源、能源占用比更低，附加值更高，可復用性更強。不僅能擺脫經濟稟賦限制，同時這種“迂回性”還能避免經濟強刺激措施產生的副作用[9]。當數字基礎設施搭載新一代信息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爆炸式增長導致其在不同國別、地區、群體間極不平衡的擴張時，數字鴻溝就產生了[10]。所謂“數字鴻溝”是指給定社會中不同群體對信息和通信技術在可及和使用上的差異[11-12]。前者指向一個國家的公共政策和基礎設施供給，后者指向用戶因信息和通信技術應用差異而產生的不平等[13]。受高額建設資金挾制，數字基礎設施無論在哪個國家都無法做到所有地區同步驟推進，都涉及對效率與公平的權衡和處理。長期以來，我國數字基礎設施所導致的數字鴻溝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較為明顯，這嚴重影響了數字技術對城鄉經濟發展收斂以及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驅動作用，造成地區、城鄉之間的不平等，甚至加劇貧困[14]，逞論在數字經濟的推動下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十四五”規劃明確指出，要縮小地區、城鄉差距，實施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基礎網絡完善工程，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是以如何借助新一輪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契機，協調好數字基礎設施賦能經濟發展以及平衡或縮小不同地區之間的數字鴻溝是我們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據此，本文立足于我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持續快速的大規模推進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服務、供給能力顯著增強的現實基礎，另一方面著眼于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數字鴻溝進一步擴大的特征事實，從數字基礎設施供給的角度研究這個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跨越“數字鴻溝”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供給——一個理論分析框架

　　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高投入特征和跨越“數字鴻溝”的普惠性目標出發，聚焦二者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和矛盾構建一個理論分析框架。

　　(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基本特征：高投資高投資是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最顯著的特點，同樣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承擔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的數字基礎設施[6]，賦予了這一基本特征新的內涵。從發展的角度看，投資具有持續性。與傳統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穩定性較強、技術成熟度較高的技術特點不同，數字技術作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撐和驅動力，具有較強的成長性和高的迭代速度[3]，在技術發展的不同階段需要持續引入增量資本[15];從應用的角度看，投資鏈條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價值創造或者說賦能效應與傳統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短鏈條”模式不同。不論是對傳統數字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升級，亦或是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增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真正發揮作用都依賴于成熟的應用場景[16]，而應用場景的構建和開發意味著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鏈條被延伸，更長的投資鏈條，無疑需要更龐大的資金支出;從管理的角度看，與傳統基礎設施一致，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也包括后期的運營、維護、升級。對于技術密集型的數字基礎設施來說，因技術不斷創新，標準不斷提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投入更多資金以應對高額的管理費用和相關成本。高投入就要高回報，因此，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傾向于在人口密集、經濟密集，且能實現高收益的地區。這不僅符合經濟學成本收益的基本邏輯，也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現實寫照。

　　(二)跨越“數字鴻溝”的基本目標：

　　普惠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激活并推動了日常生活場景和眾多公共服務的“數字化”設置。但與之不匹配的是，宏觀上充裕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受制于付費能力和區位等因素，導致該部分人群成為非數字用戶而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遭遇新一輪數字排斥和社會排斥[5]。那么想要破除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在收入、地理位置等方面的桎梏，進而填平并跨越數字鴻溝，就必然要求提高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普惠性。具體來說，即物理上的可獲得性、技術上的可連接性以及經濟上的可負擔性[17-18]，這是普惠性要求的具體體現和最樸素表達。

　　第一，物理上的可獲得性。可獲得性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普遍服務原則，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或落后地區為低收入群體及其他弱勢群體提供有一定程度質量保證的數字服務[19]。一方面，可獲得性要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總量充足，即從數量上來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供給能力必然要滿足服務需求;另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可獲得性還意味要考慮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接入密度，也就是說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獲得性的衡量要兼顧區域發展、人口分布等因素。第二，技術上的可連接性。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來說，可連接性是指在技術的支持下將處于“離線”狀態的群體納入網絡連接的節點之中，并與新基建形成交互影響的映射關系。在這個過程中，依靠技術在覆蓋、帶寬、時延、移動性、頻段、功耗、芯片體積、可靠性、支持連接數和網絡容量等方面的特長[20]，為農村或偏遠地區的非數字用戶提供實現“數字化融入”的可能性。第三，經濟上的可負擔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欠發達地區往往對應著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滯后的現實，這使得該地區的消費偏好更傾向于需求彈性較小的生活必需品而非需求較低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因此，在消費觀念和經濟收入的雙重約束下，對數字服務的需求難以突破負擔能力閾值，從而不斷拉大國與國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群體之間的差距。聯合國寬帶促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目標是到 2025 年使發展中國家負擔得起寬帶價格，并將可負擔性定義為寬帶價格低于人均每月國民總收入(GNI)的 2%①。

　　(三)“高投資”特征與“普惠性”目標：

　　矛盾與沖突跨越數字鴻溝的根本在于滿足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普惠性，確保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可獲得性、確保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無差異的連接性和居民能負擔得了的能力。對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而言，這三個要求就意味著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必須在所有地區是同步推進的，均質的，同等化的，以低價格來供給的。是以，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高投資性質和需求方要求的普惠性之間存在明顯的沖突。事實上，這種沖突對于經濟發達的城市地區或商業中心來說是不存在的，高投資與普惠性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聚焦在：

　　第一，偏遠地區和農村地區。對于偏遠地區或農村來說，人口密度小導致數字基礎設施搭建成本更高，復雜的地形則增加了數字基礎設施搭建的難度，只會導致城鄉、地區之間的數字基礎設施鴻溝越來越大的客觀結果。這就意味著對該地區提供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成本過于高昂而很難獲得高的投資回報率。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在技術上能夠使處于該地區的群體實現高效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接入，但市場缺乏這樣做的商業動機[5];第二，吸引力不夠的市場。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所需資金量大、技術含量高且不確定性較大的特征，使其建設和投資對市場機制的依賴性更強[2]。這就需要更加開放的市場、優越的投資環境和富有彈性的監管模式。當一國或地區缺乏開展廣泛競爭的營商環境或設置過高的行業進入壁壘可能導致用戶無法承擔的服務價格。

　　此外，當市場本身由于規模不足而難以產生網絡外部性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意愿也會下降;第三，服務不經濟的地方。簡單的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當收益增加幅度小于單位成本，甚至絕對減少至邊際收益為負數時，此時廠商會減少或停止產品或服務的產出。相應地，即使可以提供初級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服務，在此基礎上進行升級或提供更先進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服務可能經濟性不高。原因在于這需要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有力支撐，而這需要更高的資本支出和更加密集的基站和電纜塔架網絡，是以導致繼續服務不經濟。這又是長期以來我國數字鴻溝最為嚴重的區域。

　　(四)跨越“數字鴻溝”的數字基礎設施供給的理論邏輯

　　1.數字基礎設施的基本屬性：一種典型的俱樂部物品從本質上看，數字基礎設施提供的服務滿足俱樂部物品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對外的排他性，這種排他性是獲益上的排他，即對非俱樂部成員來說能將其排除在消費該俱樂部物品并從中獲益的范圍之外。如果把數字基礎設施供給方在一定范圍內提供的服務看作是俱樂部物品，那么經由價格區分后選擇接受服務的民眾就是具有同質性的俱樂部成員，剩下的那部分民眾自然就被排除在數字基礎設施服務范圍之外無法從其提供的服務中獲益;二是對內的非競用性，這種非競用性是指消費上的非競用性，即在一定的集體規模內，一種物品一旦被提供，增加一個消費者所引起的邊際成本為零且消費者數量的增加不會影響其他消費者的消費質量。

　　對俱樂部成員來說，相同的貨幣支付(即每一個成員承擔的獲取服務的單位成本)得到的網絡服務在俱樂部內部是無差別的，在消費時也是“互不干擾”。集體規模變動會使得增加一個消費者影響其他消費者的使用引發擁擠，而數字基礎設施的技術優勢可以從根本上避免“擁擠點”的出現。在這里要明確一個概念，我們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消費并不是在消耗該基礎設施本身，而是指共同消費由該數字基礎設施提供的連接服務、數據存儲服務等。數字基礎設施按照產權劃分顯然不是公共物品，但其提供的服務具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這是基于數字基礎設施屬性找到與之相匹配的供給方式的基本邏輯所在。

　　2.跨越“數字鴻溝”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有效供給模式數字基礎設施肩負著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廣泛賦能以及消除這一過程帶來“新”的不平等的功能和改善收入分配的使命[21]，俱樂部物品屬性意味著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要在政府和市場協同發力下才能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最優解。從跨越數字鴻溝的角度來說，僅依靠財政難以滿足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高資金需求。尤其近年來受新冠疫情沖擊及其持續的影響，未來我國財政困難在短中期將成 “常態化” 存在[2,22]。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一種準市場化行為，兼具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益，但無論是提供商或運營商都不會從社會福利的角度看待問題[19]。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對資本增值的追求決定了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不會自發流向偏遠地區和農村地區、吸引力不夠的市場和服務不經濟的地方，實現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普惠性的目標更是無從談起。基于此，我們在傳統俱樂部物品供給理論指導下，分析了如何化解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跨越“數字鴻溝”存在的矛盾與沖突的供給模式。

　　第一，“政府+市場”模式，即公私合作模式。公私合作不是簡單地作為投融資渠道，而是強化政府和市場之間的縱深合作，將其視為一種長效機制和可持續發展模式。就能帶來明顯社會收益、具有強烈正外部性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而言，政府強勁的推動力帶來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高峰，密集的政策傾斜從多維度縮小了數字鴻溝。然而龐大的資金需求以及技術上的限制等，迫使政府必須依賴市場才能完成對這部分物品的有效供給，這種模式在有效幫助政府節省財政資金的前提下，提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供給效率和質量[23]。

　　原因在于：首先，相較于政府，由具備專業和經驗優勢的企業(如互聯網運營商等)對數字基礎設施待供給地區進行投資、選址和建設模式等考察更貼合實際;其次，很難證明政府干預下的公共服務改進在效率和公正方面一定比市場更優[24]。事實上，政府也是外部效應的根源，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比市場經濟導致的外部效應更為嚴重。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公私合作模式在交通、能源等傳統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開始廣泛應用。2014 年以來，以智慧城市、信息網絡建設等為代表的科技領域基礎設施也開始以公私合作的方式進行建設[23]，這說明公私合作模式是富有成效和活力的，在面對尖銳數字鴻溝挑戰的當下，仍不失為實現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普惠性的可行選擇。

　　第二，“政府+非營利組織”模式，即志愿模式。志愿模式本質上是公私合作模式的另一種表現，是當市場供給無效或供給價格過高時為滿足部分人群特殊需求和偏好的供給模式。與上述供給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志愿模式是以道德和公益，而非盈利為驅動的。因此，志愿模式并不依賴于市場的吸引力程度，也不糾纏于服務經濟與否。從這個邏輯出發，志愿模式與跨越數字鴻溝需滿足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普惠性目標相契合。然而，即便有政府資助與扶持，非營利組織面臨的經費制約和小而松散的組織結構使其無力承受數字基礎設施高投資、長周期、大規模、強技術的建設要求[25]，使得志愿模式并未成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優勢選項。

　　第三，“政府+市場+社會”模式，即“三輪驅動”模式。既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填平并跨越數字鴻溝的關鍵在于，消解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高投資性質和需求方普惠性要求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那么有技術和資金優勢但內含逐利“成分”的公私合作模式以及盡管具有普惠價值取向卻受制于資金和規模的志愿模式自然都難以單獨成為最優解。

　　因此，一個包含有為政府兜底、有效市場發力、有愛社會補充的“三輪驅動”模式應運而生[26]。具體來說，政府通過授權企業進行項目的投資建設和運營并輔以財政支持和政策優待，同時，引導社會力量進入，一方面為龐大的資金需求注血，另一方面其鮮明的公益屬性可以在保障受益群體權益的前提下，降低供給成本。需要指出的是，“三輪驅動”模式中的“社會”不同于志愿模式中的“非營利組織”，這里的“社會”指的是“慈善捐贈”，體現的是三次分配理論指導下形成的公益導向社會[27]，符合數字時代下共同富裕的價值取向。盡管兩者都是基于道德信念和社會責任心，自愿通過收入轉移、捐贈等方式，向弱勢地區或群體無償讓渡資源和服務[26]，但慈善捐贈具有的稅收抵免和支出要求相較于非營利組織更能放大慈善價值、撬動商業向善[28]。至此，形成了一個包含政府、市場和社會力量的“三輪驅動”模式，這既是俱樂部物品多元供給模式的現實映射，同時也是扎實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克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高投資需求與跨越數字鴻溝普惠性目標之間壁壘的良方。

　　三、跨越“數字鴻溝”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政策建議

　　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上升為國家政策和社會共識，與“數字中國”戰略乃至“寬帶中國”戰略一脈相承[36]，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升級和國家數字競爭力提升的堅實基礎，同時還能向社會和市場傳遞穩定的政策預期。這對全國，尤其是地理偏遠、吸引力不夠的市場以及服務不經濟等數字劣勢地區科學有序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必要且迫切的。因此本文認為，要借助新一輪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契機填平進而跨越數字鴻溝，關鍵在于為實現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有效供給營造適宜的政策環境，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構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體系，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力度一方面，遵循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規律和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愿景，構建一個具有戰略導向的中長期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體系，包含 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中心等建設的目標、原則和標準等指導性意見，形成跨層級、跨地域、跨部門、跨行業的系統性部署;同時制定貼合不同地區、市場基礎和稟賦的有彈性且連貫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政策，防止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盲目投資造成發展泡沫、脫離實際需求和碎片式發展。另一方面，加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配套政策扶持和財政支持力度。具體來說，針對以彌合數字鴻溝為目的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注重運用如政府采購將宏觀經濟調節功能與市場競爭機制有效結合起來的優勢，包括施以更多的政策傾斜、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方式為該地區吸引投資，或者通過延期交工的方式改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質量[37]。此外，政府采購也可以通過合并服務需求的方式與供應商談判，以獲得更低的價格。也即是說，由政府“手動”創造有吸引力的市場和形成范圍經濟的條件。

　　(二)創新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工具和模式，開辟審批綠色通道一是用好開發性、政策性金融工具。長期以來，國家開發銀行發揮中長期投融資功能和優勢，其業務依托國家信用支持所設立的專項貸款，多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38]。政策性銀行貸款相較于商業銀行貸款，其貸款利息更低、期限更長和規模更大的金融優勢，也更加契合數字基礎設建設不僅基礎投資體量大，還具有持續性強和長鏈條的高投資特征。因此，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過程中，可以利用這一特殊工具設立專項建設債券或專項建設資金等，根據項目融資需求與未來收益制定具體相關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二是創新商業銀行投融資抵押機制。從物理屬性上看，數字基礎設施“軟硬”兼備，且多為高技術含量的輕資產或軟件部分，這對傳統以房產、土地、機器等硬件設施為抵押物的金融機構來說，顯然難以適應數字基礎設施項目所需的抵押融資模式。

　　因此，要在充分考慮數字基礎設施特性的基礎上，根據不同行業不同發展階段的資產特征開發以未來收益、期權、知識產權等為抵押物的金融產品，破解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抵押困境。與此同時，考慮到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在市場、技術等方面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風險不可控等因素，引導保險資金、私募資金等外部機構參與合作，建立投資擔保風險補償制度。三是政府、管理部門和審批部門對于新型投融資審批制度建立綠色通道，搭建銀企對接交流平臺，簡化授信審批和抵質押登記流程，形成合力紓解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難題。

　　(三)探索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供給模式，形成多主體供給之勢一是破除制度障礙、完善監管框架、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形成市場化運作模式，引導企業與參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公私合作模式的展開創造條件。二是加強對第三次分配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完善政策和體制上各種可能的創新支持機制，保障“三輪驅動”模式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作用。跨越數字鴻溝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必須直面數字劣勢地區欠缺市場吸引力的現實，僅靠政府和市場機制顯然難以化解投資動力不足、投資能力不足的問題，因此，既有持續性、穩定性收入來源，又具有公益性、社會性本質的第三次分配理應成為參與跨越數字鴻溝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中堅力量。

　　一方面完善第三次分配回報社會的政策激勵，落實金融、土地、慈善信托等方面的政策優惠[26]，另一方面建設動員機制、降低參與門檻，提高透明度，激勵社會成員特別是高收入群體和企業家廣泛參與。三是加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共建共享的廣度和深度。Else(1988)[39]指出共享模式是一種帕累托改進，擴大了服務的受益范圍，增加全體社會成員的總體福利。這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區別于傳統基礎設施建設在投資和運營上的新模式[40]，其突出的科技屬性和公共屬性表現為企業間強烈的關聯效應和擴散效應，成為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共享的理論邏輯和技術路徑。這表示共建共享模式并不拘泥于運營商之間，也可以協同其他行業，如電力、交通或能源行業。在人口密度或收入水平較低的地區部署具有強烈正外部性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時，通過制定行業規則、統一標準、共享機制等打造共建共享平臺體系，推進資源共享和開放。

　　(四)充分發揮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后發優勢，鼎助數字劣勢地區跨越式發展數字鴻溝發生的根源在于經濟鴻溝，是經濟鴻溝在信息化中的反映[41]。換句話說，要想消弭數字鴻溝，就勢必要消除這種經濟差距，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此提供了新的機遇。一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賦能第三產業的后發優勢。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三次產業的融合呈現“逆向”的特征，即最先與第三產業融合，然后再向第一、第二產業滲透[42]。

　　事實上，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更容易追趕[43]，這意味著欠發達地區可以越過第二產業短板，緊扣自身優勢，通過發展投資小、體量輕、效益好、就業容量大的第三產業并借助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找到一條數字時代下的跨越式發展路徑。二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低學習成本的后發優勢。低的學習成本為欠發達地區充分學習并模仿發達地區先進技術和完備制度提供了機會，此外為欠發達的地區具有較低的轉換成本，可以集中力量大規模發展數字經濟，擺脫地理劣勢的束縛，實現跨越式發展[43]。三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外溢性和共享性的后發優勢，欠發達地區通過大規模利用數字技術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培育有吸引力的市場，提高造血機能[44]。與此相應，地方政府應完善區內公共服務，構建適宜發展的配套設施等。

　　四、結語

　　數字經濟創造的數字紅利是否得到平等的分配、是否惠及到每一個人，是衡量數字經濟在加速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崗位和提升政府服務效果時考慮的重點。事實上，數字技術本身并不足以對發展產生廣泛的影響，巨大的差異往往體現在迅速發展的技術與緩慢變化甚至落后的配套機制之間的錯配或差距，從而使馬太效應不斷擴張，不平等程度持續加深，最終導致“數字鴻溝”愈演愈烈。原因在于，技術規模的擴張和技術應用的推廣很容易，而作為輔助措施的配套機制的改進和完善則很難。諸如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分布的密集程度、勞動力數字技術技能和數字素養、政府治理能力和問責程度等配套機制是長期形成的結果，其背后有著深刻的因素。因此，要扭轉數字技術本身無法解決的發展不平衡問題，首要原則就是將配套機制的均衡發展置于中心位置。其中，打破物理壁壘，有效填補數字基礎設施供給方面的差異是基礎。

　　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技術成功轉化為數字紅利的先決條件，數字基礎設施的缺失和差異化供給是引發數字紅利受益不均等問題的誘因之一。良好的營商環境結合具有生命力的供給模式和有效的監管為如何彌補這種具有俱樂部物品性質的數字基礎設施提供了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由于數字基礎設施的不均衡供給導致的數字鴻溝。然而，“數字鴻溝”的形成機制是多方面的，彌合“數字鴻溝”的路徑也是全方位的。如果說從市場、政府和私營部門出發的閉環路徑是消除“數字鴻溝”硬件差異的基本措施和最有效方式，那么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平等”，以教育、人力資本培訓、政府理念等為要義的“軟件”配置則是其中的關鍵所在。例如，對于具有俱樂部物品性質的數字基礎設施來說，其成員內部在身份地位、個體收入和需求偏好等方面也存在著異質性，如何提升“弱勢成員”的受益程度同樣是消除數字鴻溝需要考慮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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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 琬，張國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