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 2006—2020 年京津冀、長三角以及粵港澳三大區域的消費金融市場為研究對象，從金融地理與金融科技融合的空間視角，基于通信系統從 4G 到 5G 迭代升級的時間維度，實證分析數字技術進步與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發展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 ( 1) 整體而言，數字技術進步是三大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發展的新動能，其能級的提升與區域金融生態體系的協同發展密切相關; ( 2) 在空間分布上，從數字技術的賦能強度來看，長三角區域消費金融市場在效率提升方面最為明顯，京津冀區域消費金融市場在規模擴張方面最為受益，而三大區域消費金融市場在結構優化方面受到的賦能強度較為均衡; ( 3) 從 4G 升級到 5G，數字技術賦能粵港澳大灣區消費金融市場小幅提升、京津冀區域大致持平，而長三角區域則是提速進步。究其原因，長三角區域基于電子商務應用方面的快速成長，與粵港澳大灣區以及京津冀區域拉開差距。

　　關鍵詞 數字技術 消費金融市場 金融地理 高質量發展

　　引言

　　消費是社會再生產過程的最終環節，在經濟發展中占據至關重要的地位。“十四五”規劃指出“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在此目標下，消費金融作為促進消費、擴大內需的生力軍，如何在新時代以創新驅動市場發展，如何以高質量供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是當前亟待研究的前沿課題，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近年來，基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我國消費金融市場的創新發展呈現出科技引領以及區域分化兩大特征: 一方面，站在金融科技的視角，數字技術驅動金融創新是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重要趨勢，以5G 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應用可以讓更多人群，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以更低的成本、更便捷地獲得金融服務，從而分享到更多實實在在的改革成果。

　　消費金融論文：互聯網消費金融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反思與監管建議

　　另一方面，基于金融地理的視角，我國數字技術發展呈現區域結構不平衡的特征，主要數字科技資源集聚在京津冀、長三角以及粵港澳三大區域，并且在科技要素市場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外部環境助推下，數字技術與金融資源的集聚效應愈加顯現。鑒于此，本文以 2006—2020 年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三大區域作為研究對象，從空間布局和時間演進的雙重角度研究數字技術進步對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發展的影響效果，以期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為科技創新驅動消費金融市場發展探尋理論依據。

　　文獻述評

　　基于金融地理學的視角，有關技術進步驅動區域金融市場發展的研究始于 20 世紀 70 年代，目前正處于不斷豐富和完善的階段。我國學者對該項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考慮到金融市場的發展主要包括金融市場規模擴張、結構優化以及效率提升;[1]因此，數字技術進步能否成為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發展的新動能，關鍵看數字技術能否與具體的地域環境相融合，形成對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結構、規模以及效率三個方面的積極賦能。

　　( 一) 數字技術影響區域消費金融市場規模的作用機理數字科技賦能消費金融市場的普惠發展是大勢所趨。[2]在海外市場方面，Bruhn 等以墨西哥阿茲特卡銀行( Banco Azteca) 開展“自然實驗”，該銀行分支機構在特定的區域( 原有的 Elektra 商店) 開業，發現金融科技準入對于低收入個人和銀行滲透較低地區的個人客戶具有重要的普惠效應，從而有助于區域個人信貸規模的擴張。[3]

　　在國內市場方面，黃益平等以大科技公司提供信貸服務為研究對象，發現科技信貸能夠有效降低缺乏信用歷史的借款人的融資門檻，提高金融普惠規模。[4]杜興洋等基于 2007—2016 年省級面板數據，實證研究發現:信息通信技術的快速進步創造了新的金融產品，拓展了金融機構的受眾面，增強了金融服務的可持續性，為金融市場的發展帶來新契機。[5]從地理空間上看，張芷若等指出我國金融發展與科技創新水平的耦合協調度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呈現出東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由此形成規模差異。[6]

　　結合上述文獻梳理，本文提出數字技術影響區域消費金融市場規模的作用機理如下: 金融機構借助數字技術創新金融產品，根據消費者偏好以及使用習慣精準提供觸達目標用戶的營銷方案，打造線上線下一體化服務，由此拓展服務半徑，擴張消費金融市場的普惠規模。基于以上觀點，提出研究假設 1。假設 1: 數字技術進步是區域消費金融市場規模擴張的新動能。

　　( 二) 數字技術影響區域

　　消費金融市場結構的作用機理信息和電信技術通過減少信息不對稱，以此改變整個金融體系的結構。[7]在海外市場方面，Consoli從長期角度( 19 世紀 40 年代至 90 年代) 將零售金融服務的演變與信息技術的發展作比較，結果發現英國零售銀行業的演進是信息技術開發商、服務供應商和客戶參與的行業結構變遷過程。[8]在國內市場方面，田杰等研究發現: 通信技術的進步能夠顯著提升農村征信體系的建設水平，降低信貸服務成本，由此助力農村金融機構增加信貸資金投放，減少由于農村金融發展結構失衡所引起的資金外流。[9]

　　顏建軍等基于 2000—2018 年中國 31 個省( 市、自治區) 的面板數據，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第三產業的發展來促進農村居民的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進而實現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升級。[10]從地理分布的角度，田霖等指出科技改變金融生活，除北京、上海外，全國金融包容性均處于較低水平，但存在上升趨勢; 東部地區金融包容性的內部差異最大，而區域發展差異在逐漸縮小。[11]

　　結合上述文獻梳理，本文提出數字技術影響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結構的作用機理如下: 數字技術進步有助于征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減少消費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促進城鄉之間消費金融服務均衡化，從而優化消費占 GDP 的比例結構。基于以上觀點，提出研究假設 2。假設 2: 數字技術進步是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結構優化的新動能。

　　( 三) 數字技術影響區域消費金融市場效率的作用機理在金融市場效率層面，Repkine 認為信息通信技術( ICT) 能夠方便人們獲取信息并且共享信息，從而有效減少金融市場的交易成本，形成外溢效應和正外部性，由此提高金融市場整體效率。[12]在海外市場方面，Tavneet 等發現: 肯尼亞移動貨幣信息系統 M-PESA 的使用提高了人均消費水平; 并且隨著時間推移，該系統提高了消費效率。[13]

　　在國內市場方面，張俊英等研究指出，數字技術在消費金融市場的全流程應用和賦能可以有效打破傳統模式中“消費者黑箱”的束縛，從而提高消費信貸的效率和準確率。[14]章楊清認為互聯網數字技術已經深入滲透到消費金融業務的各個環節，有效提升了消費金融市場的服務效率。[15]張呈磊等研究發現: 數字普惠金融彌補了傳統金融的不足，提升了融資效率。[16]基于空間分布的視角，王仁祥等研究發現，我國科技與金融的耦合效率有著顯著的空間集聚效應，效率的提升具有政府依賴特征，金融市場機制效應尚未得到充分發揮。[17]

　　結合上述文獻梳理，本文提出數字技術影響區域消費金融市場效率的作用機理如下: 數字技術的運用有效降低金融市場的交易成本，彌補傳統金融的不足，通過構建差異化服務策略、動態化管理方式以及智能化運營決策，全面提升消費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基于以上觀點，提出研究假設 3。假設 3: 數字技術進步是區域消費金融市場效率提升的新動能。綜上，國內外關于數字技術賦能消費金融市場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

　　( 1) 在研究視角層面，缺乏從金融科技與金融地理的交叉視角，系統分析數字技術進步對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發展的影響效果，探討復雜勾稽關系下的作用機理; ( 2) 在事件研究層面，基于通信系統從 4G 到 5G 迭代升級的時間維度，數字技術的重大突破對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發展趨勢的影響尚未得到學界剖析; ( 3) 在研究對象層面，鑒于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化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而過往研究多以珠三角消費金融市場為研究對象，需從空間維度對港澳消費金融市場進行整合，彌補該方面的研究不足。針對以上三個問題，筆者構建本文的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

　　( 一) 樣本選擇本文以京津冀、長三角以及粵港澳① 三大區域的消費金融市場作為研究對象。由于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CNNIC) 公開披露較為全面和豐富的互聯網指標數據自 2006 年起，因此本文以 2006 年為研究基期，截至 2020 年。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香港統計年刊》、《澳門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發展年鑒》、《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PS 數據庫以及 Wind 數據庫。

　　( 二) 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根據上文歸納的作用機理，筆者從消費金融市場規模、效率以及結構三個維度分析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發展，被解釋變量分別用個人消費貸款余額、人均個人消費貸款余額、個人消費貸款余額 /GDP 表示。

　　2.解釋變量: 為全面評估區域數字技術發展水平，本文借鑒李禮等的研究成果，[18]用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作為信息數字設施的代理變量、互聯網寬帶用戶數作為網絡普及程度的代理變量、快遞數作為電子商務應用的代理變量、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網絡發展環境的代理變量，對上述四個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一個綜合得分，即數字技術發展綜合指數，以此作為解釋變量。

　　場的其他因素，借鑒李禮等[18]、韓先峰等[19]的研究成果，本文從區域經濟背景、區域財政背景、區域社會背景以及區域教育背景四個維度入手，分別用地區生產總值、地區財政支出總額、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區域高等教育人數比例表示。

　　計量結果及穩健性檢驗

　　( 一) 計量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 2006-2020 年三大區域的面板數據，通過豪斯曼檢驗發現使用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理。此外，由于本文選取的是省級( 或特別行政區) 數據，三大區域之間可能存在“組間同期相關”問題，因此筆者運用廣義最小二乘法( GLS) 并結合white-period 穩健方法，以減少時期異方差以及省級異方差產生的不良影響。

　　根據計量結果顯示，數字技術進步是助力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大區域消費金融市場規模擴張、結構優化以及效率提升的新動能，假設 1、假設2 和假設 3 均得到驗證。但是，在數字技術的賦能強度上，三大區域的正向反饋出現一定差異:1.數字技術賦能粵港澳大灣區消費金融市場的正向效應相對弱于京津冀區域以及長三角區域。

　　究其原因，雖然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綜合實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然而當前也面臨相當大的挑戰，三種貨幣存在顯著差異的金融基礎制度以及金融運行特點。在此背景下，數字技術雖然是粵港澳大灣區消費金融市場發展的新動能，但卻不是萬能，其賦能功效的提升亟須與區域消費金融生態體系有機融合、協同發展。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在數字技術賦能消費金融市場時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層面:

　　( 1) 在移動支付層面，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仍然存在一定障礙。首先，從支付習慣來看，區別于內地的移動支付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雖然港澳地區的移動支付具有一定普及率，但是實際使用率依然偏低。以香港為例，目前香港市民最常用的支付渠道為現金，其次為八達通，而手機移動支付占比僅約 20%。其次，從支付工具來看，以內地普遍使用的微信支付為例，雖然香港居民可以通過微信在兩地進行支付，但其使用的是微信“香港錢包”，與內地居民使用的微信“錢包”之間無法實現資金劃轉，且“香港錢包”必須綁定在香港開立的銀行賬戶，而不能綁定在內地開立的賬戶。此外，澳門居民目前無法使用微信進行支付。

　　( 2) 在個人信用層面，粵港澳大灣區征信數據跨境流動較難實現。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征信合作尚存在征信法律法規差異、監管差異、征信發展路徑和發展程度差異、征信技術標準不統一、信用信息共享的利益訴求不一致等諸多現實障礙( 亞洲金融智庫) ，[21]而京津冀區域以及長三角區域的征信數據合作完全不受上述問題的困擾。由于消費信貸與傳統的抵押貸款不同，債務人無需以實物作為擔保，而是以個人信用為保證; 因此，消費金融市場的持續發展以及消費金融業務的高效運營需要統一的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以及互聯、互通、互查機制支持。[22]鑒于此，在目前征信數據跨境流動存在障礙的大背景下，數字技術賦能粵港澳大灣區消費金融市場的功效自然出現折扣。

　　( 3) 在跨境匯款層面，粵港澳大灣區實行額度管理并且手續復雜。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港澳居民長期定居廣東，日常消費中的大額匯款需求日益增長，如醫療、裝修等。然而，目前政策對港澳居民匯款仍有嚴格的額度管理。具體而言，境內換匯每年有 5 萬美元限制，跨境匯款每日超過 5 萬美元需要準備資料; 香港對境內匯入有每人每日 8 萬元人民幣限制; 澳門對境內匯入也是每人每日 8 萬元人民幣限制。[20]另一方面，港資銀行、澳資銀行與內地銀行互設營業網點數量較少，跨境匯款常常面臨開戶手續復雜、賬戶利用率低等諸多問題，影響了在廣東定居的港澳人員消費活動便利性，進而制約了數字技術賦能大灣區消費金融市場的效果。

　　2.數字技術進步對長三角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的效率提升作用更為顯著，這與長三角區域的資源配置效率密切相關。就消費金融市場而言，數字技術的賦能效率主要是通過金融機構的存貸業務效率、資產管理效率以及普惠服務效率等方面綜合配套，得以有效延展。

　　( 1) 基于存貸業務效率的視角，通常情況下三大區域的金融機構貸存比表現為長三角最高，粵港澳次之，京津冀最低。在此背景下，長三角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的數字技術賦能效率通過金融機構存貸業務效率的傳導而得以有效放大。特別是 2015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正式取消了商業銀行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比例不超 75%的監管“紅線”，此后三大區域的存貸比差距逐漸拉開。這意味著長三角區域的金融機構在線上營銷、智能催收等消費金融場景中，數字技術賦能實現更高的存貸業務拓展效率，從而維系較高的存貸比。

　　( 2) 基于資產管理效率的視角，在 2010 至 2020年間，通過橫向比較消費金融行業的人均資產規模、機構平均資產規模等指標，長三角地區顯著高于京津冀地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由此表明長三角地區的消費金融機構管理經驗更為豐富，能夠用較少的人力和機構管理金融資產，這其中數字技術的賦能功不可沒。具體而言，在長三角地區涌現出陸金所、恒生電子等數字技術實力雄厚的科技公司，賦能區域消費金融機構通過優化經營戰略和架構，摒棄依靠傳統網點的“人海戰術”，不斷精細化運營，有力地提升了資產管理效率。

　　( 3) 基于普惠服務效率的視角，三大區域的金融結構存在較大差異。京津冀表現為主次型單一結構，北京位于絕對優勢; 長三角則是以上海為龍頭的多中心均衡結構; 珠三角為穗深雙核結構，深圳的上升趨勢明顯。[23]如此的區域金融結構最終表現為，長三角地區的金融一體化程度最高，消費金融市場發展較為均衡，區域內部虹吸效應不像京津冀區域以及粵港澳大灣區一樣明顯。金融結構上的均衡分布，有助于數字技術與消費金融行業的融合發展，從而提升服務廣大人民群眾的普惠效率，因此長三角更具優勢。

　　3.數字技術賦能京津冀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的規模擴張效果更為明顯。這與全國消費金融市場規模的構成比例密切相關，即以商業銀行為主體，持牌消費金融公司及互聯網機構為補充。具體而言，截至 2020 年年末，商業銀行個人消費性貸款約48 萬億元，持牌消費金融公司貸款余額 4927.8 億元，頭部互聯網融資平臺 360 和樂信的貸款余額分別為 921 億元和 760 億元，[24][25]在營 P2P 網貸平臺全部停業。[26]

　　( 1) 基于商業銀行的主體視角。首先，總部位于京津冀區域的商業銀行規模體量占據絕對優勢，特別是北京作為國家金融管理部門、大型金融機構和重要金融基礎設施所在地，金融資產規模總量占全國一半。同時，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大額支付系統的數據顯示，近年來在資金流動總量、區域內部資金流動規模、地區間資金流動規模等方面，北京一直穩居全國首位，這些金融資源稟賦是其他區域所無法企及的。

　　其次，京津冀區域的商業銀行數字技術投入力度大。眾多商業銀行在京設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如中國銀行設立中銀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光大銀行成立光大科技有限公司; 部分商業銀行在內部與外部重構金融科技架構，如中國工商銀行的組織架構不斷做出優化調整，構建“一部、三中心、一公司、一研究院”的金融科技布局。

　　( 2) 基于持牌消費金融公司及互聯網機構的補充視角。在持牌機構方面，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分別設立了北銀消費金融有限公司、捷信消費金融有限公司以及河北幸福消費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區域布局完整，規模業內靠前。在互聯網機構方面，小米、百度、京東等國內頂尖互聯網企業，紛紛在金融科技方面加大投入，基本形成了涵蓋各個消費場景的全業務版圖。在產業生態方面，京津冀依托中關村強大的數字技術研發實力，在移動支付、個人征信、監管科技、互聯網保險等應用領域涌現出了一批領軍企業。以上因素為數字技術賦能京津冀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的規模擴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研究結論及對策建議

　　本文以我國 2006—2020 年間京津冀、長三角以及粵港澳三大區域的消費金融市場作為研究對象，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并結合廣義最小二乘法( GLS) 和 white-period 方法，從金融地理與金融科技融合的空間視角，基于通信系統從 4G 到 5G 迭代升級的時間維度，實證研究數字技術進步與三大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發展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

　　( 1) 整體而言，數字技術進步是三大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發展的新動能，其能級的提升需與區域金融生態體系有機融合、協同發展。

　　( 2) 從數字技術的賦能強度來看，在效率方面，數字技術的賦能主要通過金融機構的存貸業務效率、資產管理效率、普惠服務效率等方面綜合配套，得以有效延展，長三角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獲得的數字技術賦能效率最佳。在結構方面，數字技術進步對三大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的結構優化所產生的積極作用較為均衡。在規模方面，數字技術賦能京津冀區域消費金融市場的規模擴張效果更為明顯。

　　( 3) 通信系統從 4G 升級到5G，數字技術賦能粵港澳大灣區消費金融市場小幅提升、京津冀區域大致持平，而長三角區域則是提速進步。究其原因，長三角區域主要是在電子商務應用方面的快速成長，與粵港澳大灣區和京津冀區域拉開差距。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我們提出對策建議如下:

　　第一，彌補數字技術發展短板，縮小數字鴻溝。數字技術賦能消費金融市場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須在數字基礎設施、網絡普及程度、電子商務應用以及網絡發展環境等方面齊頭并進。相關政府部門亟須通過橫向比較，發現不同區域在數字技術發展上存在的短板，由此開展整體性規劃，有的放矢地促進數字技術的跨越式創新，不斷縮小不同區域之間的數字鴻溝，從而高效賦能消費金融行業服務廣大人民群眾。

　　第二，健全消費金融生態體系，致力融合發展。數字技術與消費金融的融合程度直接決定了科技創新要素以及金融資源的流向，是區域軟硬實力以及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體現。建議從地方基本情況出發，建立健全適宜數字技術與消費金融有機融合的生態體系，在政府引導下，達到金融資源、信息科技要素、市場中介以及消費群體之間的協同共生，由此持續助力消費金融市場的規模擴張、結構優化以及效率提升。

　　第三，加強規則機制頂層設計，實現互聯互通。科學謀劃廣東與香港、澳門在消費金融領域共同發展的頂層設計，通過規則協調，發展相應的合作機制，建立有關的合作機構，打通該領域互聯互通的堵點、痛點和難點，從而更加便利港澳居民在移動支付、跨境匯款等生活和工作所需服務。

　　第四，加大區域金融監管力度，防范金融風險。統籌中央與地方的雙層監管模式，既要在消費金融科技創新領域打造區域性優勢，又要遵循“全國一盤棋”的原則，防范客戶群體的過度下沉、過度授信衍生的金融風險。通過建設全國性的數字化消費金融監管平臺，加大監管力度，增強消費金融市場風險的態勢感知、分析評估和預警處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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