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升金融科技發展水平是提升普惠金融服務效率和質量的重要手段。小額貸款公司是我國普惠金融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金融科技發展的影響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本文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采用零壹智庫基于CRITIC方法，利用2010―2018年相關數據，構建各省金融科技發展指數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金融科技發展對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的影響存在“U”型非線性關系，金融科技發展的影響存在拐點，低于拐點時抑制小貸公司杠桿率，超過拐點后促進小貸公司杠桿率;其機制在于，金融科技抑制金融分權，促進科技創新、智能設備普及和銀行網點增加，從而抑制或促進小貸公司杠桿率。

　　關鍵詞：金融科技;普惠金融;小額貸款;杠桿率;小貸公司

　　一、引言

　　2019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將金融科技(FinTech)定義為“推動金融轉型的新引擎、服務實體經濟的新途徑、促進普惠金融的新機遇、防范金融風險的新利器”。2020年10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指出，“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強金融普惠性”。由此可見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發展已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發展普惠金融，小額貸款公司是商業銀行等傳統融資渠道的重要補充，也是我國普惠金融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對于小額貸款公司的研究較多集中于監管制度(董曉林等，2014)[9]、風險控制、運營效率等方面。

　　金融論文范例：金融與制造業融合發展的模式選擇

　　借助金融科技手段，不斷提高我國普惠金融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孟娜娜和粟勤，2020)[5]，是當前研究熱點。但是，當前研究更多側重于宏觀層面，微觀層面則更多局限于金融科技對商業銀行行為、銀行風險承擔(郭品和沈悅，2015)[7]、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等方面，金融科技對普惠金融機構，特別是小額貸款公司的影響研究基本處于空白。因此，研究金融科技對小額貸款公司帶來的影響對研究普惠金融機構在數字經濟和金融科技背景下的發展和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張龍耀等(2016)[3]指出小額貸款公司業務規模與其自身杠桿率密切相關。

　　為此，本文在結合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基于CRITIC方法，利用2010―2018年相關數據，研究金融科技發展水平對小額貸款公司業務杠桿率的影響，并結合地方政府金融分權和科技創新等因素對影響機制進行深入探討。本文可能的貢獻包括：第一，探究了金融科技發展水平與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間的影響關系，選題價值突出;第二，從金融分權、科技創新、銀行網點三個維度探究了金融科技發展水平對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的影響機制，機制檢驗是對陳小輝等(2020)[16]的方案進行升級優化，研究方法有一定創新性。

　　二、文獻綜述及研究假說

　　(一)金融科技對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的影響關于金融科技，國內外學者給出了多種定義和解釋。2017年1月，英格蘭銀行總裁、國際清算銀行金融穩定委員會(FSB)主席MarkCarney在20國集團“數字化金融、金融包容與金融素養”大會演講中首次對金融科技進行了定義，認為金融科技指技術進步帶來的金融服務創新，它可以創造出新的業務模式、新的應用、新的流程和新的產品，從而對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服務的提供方式產生重要影響。金融科技的發展打破了金融服務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性，同時極大程度地減少了信息不對稱，大幅降低金融中介成本，并促進了金融的場景化，并能夠挖掘更多潛在金融需求，提升金融服務的可得性，推動普惠金融發展(粟勤和魏星，2017)[14]。

　　現有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是技術驅動的金融創新。伴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普惠金融也從最初的小額信貸和微型金融，發展為多種金融產品和服務。研究發現，金融科技在促進普惠金融發展過程中，對商業銀行的傳統普惠金融既有消極的“擠出效應”“競爭效應”，也有積極的“鯰魚效應”“技術溢出效應”(孟娜娜和粟勤，2020)[5]。

　　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對稱及風險承擔水平較低，銀行普遍不愿介入高風險的小微企業貸款服務，造成普惠金融服務供應不足，從而為小額貸款公司留下了市場空間。小額貸款公司與銀行間呈現出業務互補關系，小額貸款公司主要彌補了銀行類金融機構在小微企業及“三農”方面的信貸投放不足。但是，金融科技應用大幅降低了信息不對稱性，使銀行在小微企業貸款領域的信息劣勢得到改善;同時，由于金融科技造成銀行負債端成本上升，銀行愿意選擇風險更高但能夠帶來更高收益的資產(如小微企業)，從而將小微企業等長尾客戶納入服務范圍，致使普惠金融特別是小微企業信貸市場上產生了銀行對小額貸款公司的擠出效應。

　　另一方面，由于銀行侵占小額貸款公司的小微企業信貸市場，迫使小額貸款公司進入服務范圍更廣的農村市場，以及額度小、周期短、頻次高的個人信貸市場，但金融科技的應用打破了小額貸款公司服務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性(粟勤和魏星，2017)[14]，能夠擴大小額貸款公司的服務區域，提升服務效率，顯著提升服務的可得性，從而契合了農村市場和個人信貸市場的需求，促進小額貸款公司業務增長。郭品和沈悅(2015)[7]指出，金融科技手段對銀行管理費用、風險承擔等的影響呈現先降后升的“U”型趨勢，盛天翔和范從來(2020)[23]認為金融科技有助于促進銀行小微企業信貸供給，但銀行對小微企業的信貸供給呈現倒“U”型關系，即存在最優市場結構。

　　因此，由于管理費用、風險承擔、服務半徑等綜合因素影響，銀行對小額貸款公司市場的侵占存在一個臨界點，銀行業務更不會無限制下沉到個人信貸市場，即銀行與小微企業之間的信貸競爭呈現“U”型非線性關系(張曉玫和潘玲，2013)[22]，因為金融科技發展對銀行普惠金融帶來的影響存在一個拐點，在拐點之前，金融科技發展促進銀行普惠金融發展，超過拐點后，金融科技發展會給銀行普惠金融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孟娜娜和粟勤，2020)[5]。

　　因此，金融科技發展與銀行的普惠金融服務間存在最優市場結構：金融科技發展過程中，先期對銀行普惠金融服務具有促進作用，銀行會加大小微企業服務供給從而造成對小額貸款公司業務的沖擊和抑制;但當金融科技水平發展超過拐點后，由于銀行普惠金融服務超過最優市場結構，金融科技發展開始抑制銀行的普惠金融供給，而小額貸款公司雖然被侵占了部分小微企業市場，但通過金融科技的應用提高了對農村市場和個人市場的服務能力，從而促進小額貸款公司業務新的增長。由于小額貸款公司業務規模與其自身杠桿率密切相關(張龍耀等，2016)[3]，業務規模受到抑制時杠桿率下降，業務規模受到促進時杠桿率提高。

　　(二)金融科技影響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的機制分析

　　1.金融科技抑制金融分權從而抑制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

　　第一，金融科技弱化金融分權。在以GDP增長率為主要指標的考核體系下，地方官員具有推動當地經濟快速增長的強大動力和支配金融資源的強烈愿望(傅勇和李良松，2015)[28]。長期以來，中央政府和監管機構通過不斷完善體制和機制來抵御地方政府的權力爭奪，地方政府則以多種形式影響金融改革和金融機構行為。金融科技的應用，一是通過存款擠出和貸款抑制顯著沖擊了易受地方政府控制的地方金融機構，加劇了地方金融機構的存貸比約束(劉孟飛和蔣維，2020)[10]，減少了地方政府可配置的金融資源(張紅偉等，2020)[8]，二是金融科技的發展創建了互聯網金融、第三方助貸等新興金融機構，弱化了地方政府對當地金融機構的控制權，從而弱化金融分權。

　　第二，金融分權促進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提升。孟飛(2017)[27]指出金融產業不僅可以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同時也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地方政府有強烈愿望和動力積極干預當地金融機構，并大力發展易受控制的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機構(郭峰，2016)[30]，甚至直接干預小額貸款公司等地方金融機構的經營，通過促進小額貸款公司等地方金融機構提高杠桿率促進當地經濟快速發展(苗文龍，2019)[6]。因此，金融分權將促進小額貸款公司提升杠桿率。

　　第三，金融科技通過弱化金融分權從而抑制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由于金融科技的應用，大數據風控、第三方助貸、線上支付等新興金融機構成為小額貸款公司等地方金融機構的重要合作渠道，增加了普惠金融供給，拓寬了普惠金融服務的覆蓋范圍。上述新興金融機構對于金融資源的分配和決策較少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張紅偉等，2020)[8]，從而弱化了地方政府對小額貸款公司正常經營的干預，抑制地方政府推動小額貸款公司盲目加杠桿可能帶來的經濟過熱和區域性金融風險，進而抑制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

　　2.金融科技促進科技創新從而提升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

　　第一，金融科技促進科技創新。金融科技的發展打破了金融服務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性(粟勤和魏星，2017)[14]，通過金融科技手段，實現落后偏遠地區和特殊群體的全覆蓋，顯著提升了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從而促進科技創新。同時，由于數字普惠金融能有效降低中小企業債務融資成本，使企業有更多利潤投入到創新研發，從而促進企業的科技創新(梁榜和張建華，2019)[20]。謝絢麗等(2018)[34]研究指出，金融科技促進普惠金融、數字金融等的發展對發明專利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第二，科技創新加大小額貸款資金需求力度。我國民營中小微企業貢獻了7成以上的發明專利，由于信貸歧視，民營中小企業缺乏傳統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沒有足夠的現金流支撐其將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產出，導致其主營業務停滯不前(范高樂和葉莉，2020)[21]。孫繼國等(2020)[18]指出小額貸款服務可以顯著地促進民營中小企業的發明專利等科技創新，企業科技創新產出越多，將創新成果轉化為產品產出時，融資需求越旺盛，創新產出越多企業融資能力越強越傾向于實施科技創新，因此科技創新產出與融資需求呈現相互促進的關系(徐欣和唐清泉，2012)[26]。傳統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不足，導致民營中小企業在科技創新過程中對小額貸款等普惠金融的依賴程度更高(梁榜和張建華，2019)[20]，因此民營中小企業科技創新越多，對小額貸款的資金需求越大。

　　第三，金融科技促進科技創新從而提升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由于科技創新與小額貸款間形成相互促進關系，科技創新產出越多，對小額貸款的資金需求越旺盛，小額貸款業務規模越大，越能促進科技創新。同時，由于小額貸款公司“只貸不存”的行業特性，資金規模與小額貸款公司的服務效率正相關(董曉林和高瑾，2014)[9]，面對有限的資本金，小額貸款需求越旺盛，小額貸款公司的杠桿率越高(湯碧，2012)[32]，業務規模的擴大將提升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因此，金融科技促進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提升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由于小額貸款公司資本金有限，資金需求越旺盛，越促進小額貸款公司提升杠桿率.

　　3.金融科技促進智能設備普及和銀行網點增加從而抑制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

　　第一，金融科技促進智能設備普及和銀行網點增加。互聯網金融、無線支付等金融科技手段的快速發展，既促進了銀行普惠金融服務的發展，又促進了ATM、無人柜臺等智能化銀行網點的普及和發展，推動了銀行網點轉型(徐斯旸等，2020)[24]，銀行網點智能化是銀行圍繞業務開展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對網點進行資源配置的過程(于建彬和邱軻，2020)[31]，傳統有人值守銀行網點由于人工成本等原因在逐步壓縮，但無人值守的智能化網點、社區網點卻在增加。相關數據顯示，建設銀行智能柜員機達5萬臺，2017年末自助柜員機數量較2015年末增長了6%(孫東升和賴成陽，2019)[25];農業銀行數字智能網點已達2.2萬家，網點智能化覆蓋率達100%，“超級柜臺”占比達到85.2%(謝金靜和王銀枝，2020)[19]。

　　第二，智能設備普及和銀行網點增加抑制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銀行網點的擴張能有效縮短銀企距離，顯著降低當地企業的融資約束，特別是非國有企業和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顯著增加信貸資金的凈流入，加劇當地金融機構的競爭。截至2018年末，北京銀行中關村支行通過虛擬柜員機等智能化設備為近8000戶中小企業提供貸款超過3600億元(謝金靜和王銀枝，2020)[19]，智能設備的普及和銀行網點的增加進一步提高了傳統金融機構金融服務的可得性，促使銀行業務下沉填補了傳統金融機構的服務空白，加劇對小額貸款公司業務的爭奪，抑制小額貸款公司的業務發展，從而抑制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智能設備的普及和銀行網點的增加對區域經營為主的小額貸款公司的業務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擠壓和抑制，從而抑制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基于2010―2018年31個省市區的金融科技發展指數，通過金融分權、科技創新和智能設備及銀行網點三個影響機制，實證檢驗了金融科技發展水平對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的影響關系和影響機制。研究結果表明：金融科技發展水平與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呈“U”型非線性關系，即金融科技發展水平對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的影響存在拐點，在拐點前后分別對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呈現抑制或促進作用;由于國內金融科技發展處于初期階段，發展水平較低，當前金融科技發展對小額貸款公司杠桿率總體處于抑制階段。

　　由于小額貸款公司是我國普惠金融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研究成果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對普惠金融機構的經營發展和相關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鑒意義。小額貸款公司主要服務于中小微實體經濟和欠發達地區，資金規模、杠桿率對其效益有顯著正向影響(董曉林和高瑾，2014)[9]。在當前疫情影響和轉型發展的大背景下，小額貸款公司是扶持實體經濟發展，穩定就業，促進創新創業以及貧困落后地區產業發展的重要抓手。同時，小額貸款公司對金融科技手段的充分運用，在提高自身發展質量的過程中也將為國家“碳達峰”“碳中和”戰略的實現做出有力貢獻。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建議如下：第一，國家層面不應采用“一刀切”的形式對小額貸款公司的杠桿率進行硬約束，而應在總體統籌的前提下，給予各地更多自主權，根據各地金融科技發展水平制定差異化的普惠金融機構扶持和監管政策。第二，地方層面應加強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建設，著力打造金融科技產業鏈和生態圈，聚集相關專業人才隊伍，有力保障小額貸款公司等普惠金融機構的平穩有序發展，為實體經濟發展、創新創業、“三農”建設提供金融支撐。第三，金融科技是我國普惠金融機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以小額貸款公司為代表的普惠金融機構應高度重視金融科技建設和相關專業人員的培養、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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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程毅然1,2李永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