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經濟形勢和金融風險是相互關聯的，需要構建一套新的認識論基礎。當前，中國正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疊加蓬勃發展的數字科技以及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我國經濟的發展邏輯、運行邏輯、治理邏輯均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這意味著學術界習慣采用的基于事實與結果的傳統分析框架以及基于過去和現在的預測方法在經濟領域已經不再適用，需要從風險轉化與演變的視角來看待各類經濟問題。可以說，公共風險已逐步成為一個分析經濟問題的重要參照，應更多根據風險情景來采取基于預期和行為模式的政策措施。對金融風險的防控，同樣需要導入公共風險思維，注重區分微觀金融風險與宏觀金融風險，并進一步明確政府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中的責任。

　　關鍵詞：經濟形勢;金融風險;公共風險;預期;行為模式

　　當前 , 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相互交織 , 國際形勢日趨復雜嚴峻，疊加俄烏沖突持續升溫，給全球格局帶來巨大影響，經濟的組織形態、運行方式以及原有的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聯和邏輯關系均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整個經濟處于高度不確定性狀態。這種不確定性不是偶然性的，也不是短期性變化，而是意味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可能進入一個新階段，發展的邏輯、運行的邏輯以及治理的邏輯，都會發生根本性改變。在新形勢下，傳統經濟學理論，包括金融學理論，越來越難以解釋當前現實，更無法指導未來實踐，亟待轉換思維方式、邏輯方法和分析框架。針對當前的經濟形勢和金融風險研究，顯然不能只是憑借若干數據進行分析，而是應針對經濟運行、經濟發展、金融穩定以及金融風險防控等問題，深入探討其內在的新邏輯。這是制定新的經濟金融政策的基本前提。否則，可能會出現嚴重偏差。

　　針對這一問題的深究，涉及哲學問題，即應該如何認識這個世界?如何認識人類的經濟活動?如何認識金融?這是認識論的問題。這些都與經濟運行邏輯以及金融穩定邏輯存在內在關聯，因為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建立在新的認識論基礎上的。如果新的認識論沒有突破，就很難構建出新的邏輯方法，更加難以提出有效的對策。所以，研究對策不能只是對相關數據的關聯性進行分析以判斷短期形勢，那樣對于決策的意義不大。比如，我國當前的宏觀數據表現穩中向好，在全球范圍內可以說是一枝獨秀。如果用傳統的分析框架和標準進行判斷，我國的經濟增長、投資、消費、進出口等常規指標均表現良好。經濟增速往上走，大家覺得好，經濟增速往下跌，可能就覺得不好。然而，好與不好，涉及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這一標準內置于每個人心中，需要自己去琢磨。形成一個結論的判斷標準是什么?其邏輯依據又是什么?看待同一個經濟問題，不同人會有不同的角度和觀點，不同于自然科學、數學結論的唯一性。因此，對于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同分析框架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

　　一、如何看當前經濟形勢

　　(一)傳統分析框架：

　　基于事實與結果經濟學發展至今，形成了五花八門的流派，最終可以歸類為兩個主流觀點：一個是政府派，主要發源于凱恩斯，認為政府應該干預經濟;另一個是市場派，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都是偏向于市場的作用。

　　當然，經濟的發展永遠離不開政府和市場，兩個學術陣營聯合起來又形成一派。然而這些學術思想都基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對立而形成，只是糾結于市場多一點，還是政府多一點。在這個大邏輯上都是一派的，可歸之為實體派。實體派用的是同一個分析框架，即實體分析框架，是借鑒物理學的研究思路構建起來的理論體系。迄今為止的經濟學體系，實質上都是建立在牛頓經典力學基礎之上的，即用牛頓經典力學的思維模式和認識論來構建經濟學，希望將經濟學變成物理學一樣的硬科學，能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實踐證明，這個方向是走不通的。傳統的分析框架是基于事實與結果去研究問題的。事實與結果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對于未來沒有發生的事情，假設存在一種內在規律，可以作趨勢外推。實質上，就是把經濟世界視為大自然一樣的客觀世界，認為有一種確定性前提可以進行預測。學術界大量的分析預測都建立在這種認知的基礎上。既然經濟世界是客觀的，是有內在規律的，那么人們只能去反映它，或是被動地適應它。在觀察經濟形勢時，人們只能說這是客觀經濟形勢，必須理性對待。客觀、理性成為人類腦海里抹之不去的基本概念，總是在有意無意地強調和強化它。

　　言下之意，就是認為經濟世界是客觀的、確定的，存在一條不為人知的固定軌跡。人類需要去發現這條軌跡，找到相應的規律，然后順著這個軌跡往前走。這是一種思維方法，但只能說其是古典物理學思考問題的方法。如果把古典物理學的認知方式搬到經濟世界中來，那么意味著經濟發展是有宿命的。因為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能人為改變，也就是命中注定的結果。按照這種經典科學的認知思維，世界是有規律的，但不能改變，只能被動地適應，這種推理顯然是存在問題的。事實上，自然科學的發展、物理學的發展，自身也打破了這種傳統認知，比如愛因斯坦和量子力學之間的爭論。愛因斯坦說“上帝是不擲骰子的”，認為上帝創造世界是有規律的，而量子力學的發展反復證實了“上帝就在玩骰子”，不僅是經濟世界，整個宇宙、大自然都有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才是世界的本質。按照經典科學的思維，實際上也是宿命論的觀點，去認識我們的經濟活動和經濟發展，顯然會受到經典科學思維的束縛。

　　經濟活動是人類的一種活動，有許多人類難以改變的條件，但經濟活動畢竟是由人構建的，當看待經濟形勢時，應該從“構建”的角度去認識，而不能完全遵循傳統的經典科學思維。從個體的角度來看，我們無法改變，比如，只能適應物價的上漲。物價為什么會上漲?這顯然不是個體行為造成的，而是一群人造成的，但物價的變化，肯定有一個從個體到群體轉化傳導的過程，這一過程也是人的活動造成的。從這點來講，如果把當前經濟形勢當成客觀存在去分析，像自然界一樣無法改變，那么只能被動去適應。然而現實生活中，當經濟形勢不好時，如果大家對未來充滿信心，同樣可能促使經濟發生積極變化。換而言之，就是取決于“情景預期”。可以看出，傳統的經濟形勢分析，更側重于用物理學的方法，制定政策措施也是運用物理學的方法。然而，物理學方法是一種實體方法，僅僅滿足于實體思維。

　　從現實來看，經濟形勢的變化還與市場信心以及民眾預期緊密相關，它們之間是一種相互強化的關系。傳統經濟學試圖排除主觀因素，一味強調客觀，把主觀與客觀完全對立起來;而量子力學已經打破了傳統哲學的這套話語體系，比如主觀與客觀、唯心與唯物、本質與現象、必然與偶然等等。同樣，在分析當前經濟形勢時，如果一味看投資、消費、進出口等指標以及物價、社會融資、居民收入增長等數據變化，然后把這些數據進行關聯分析并得出結論，顯然已經逐漸失去意義。包括各類定性的、定量的數學模型，其實都是實體分析方法，即物理學的實驗科學方法。這類方法主要基于歷史數據進行線性、非線性外推，然后對未來趨勢進行預測，整體來看，都是基于過去判斷未來，在經濟學領域表現出越來越大的局限性。從過去和現在看未來，需要基于一個有效前提，即未來處于歷史和現在的延長線上，但如果未來不在現在和過去的延長線上，就像幾何學，那么未來會如何延伸呢?是沿著實線延伸還是更換方向延伸?再復雜一點，甚至還可能拐彎。

　　從現在看未來，只有知道了需要達到的目標以及哪條路徑相關聯才能作出選擇，否則選擇本身就存在巨大的盲目性。當前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就是把基于牛頓經典力學形成的認知模式搬到了經濟世界里，以至于經濟學家幾乎都從未能準確預測經濟危機的發生。即便有人預測準確，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蒙”的成分。事實上，預測是需要有一套嚴謹的內在邏輯的。當前經濟形勢更趨復雜嚴峻，用傳統分析框架進行研判存在越來越大的局限性，也越來越難以適應。判斷經濟走勢類似于天氣預測，經濟學家就是在做天氣預報。經濟的未來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前制定的政策。

　　未來趨勢并不是客觀的，而是我們構建的一種結果。如果只是把經濟當作客觀存在進行分析，這種理性崇拜很可能導致我們在認識上出現誤區。當前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的發展，就是拋棄了純粹的理性分析，更多考慮了各種非理性因素，包括情感、意志、毅力、理想、信仰等，這些對于事物的發展往往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基于行為主義的經濟學和金融學的發展，是對過去理性崇拜的一種反思。過去的經濟學是建立在傳統哲學基礎上的，而傳統哲學又是建立在牛頓經典力學基礎上的。這種經濟學思想是工業社會、工業經濟基礎上的經濟學，存在明顯的局限性。

　　尤其是進入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革命以來，整個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發生了深刻變化。當前，許多人把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歸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這種認識顯然存在偏差。當下的數字革命，其實是并列于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第三次人類文明發展的深刻革命。它不只是工業經濟邏輯下的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是整個經濟社會基本架構的重新構建。企業架構、經濟組織形態以及金融的組織模式、業務模式和盈利模式等，都將在數字革命背景下發生改變。比如，未來的金融模式已經將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關系從物理空間轉移到了虛擬空間，從線下轉到了線上，對客戶信用風險的判斷不再依賴于傳統的現場盡職調查，而是依托于大數據，依靠智能風控模型。

　　因此，它變成了另一類金融機構，沒有實體分支機構，沒有網點，沒有信貸員，只有大量的技術人員維護智能風控模型的運轉，并推動其不斷迭代升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這種無接觸的金融服務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有效降低了風險，提高了效率。可以預見，以后金融模式都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當然這也會帶來一系列新問題，比如個人隱私。如何在隱私和便利性之間進行取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需要重構，所有規則需要調整，法律也需要重新制定，這些都是數字化帶來的新變化。在數字化趨勢下，顯然不能再按照傳統方式來分析和判斷經濟形勢。比如，在國內生產總值(GDP)統計中未能包括大量數字經濟活動，因為現在的統計方法是基于工業化時代以及工業社會的固定關系和經濟活動形成的統計。在數字經濟條件下，很多不可共享的東西變成了可交易共用的資源。

　　比如私家車位，在傳統經濟框架下是一次性成交，相當于一項財富存量，但現在可以重新激活這些財富。有人專門從事私家車位的使用權交易，因為車位不是每天 24 小時都在被權利人使用，閑置時間可以對使用權進行出讓，使其變成一種可交易資源，實際上就是撬動了財富存量。當然，數字革命離不開數字金融，如果沒有移動支付也進行不了。沒有這種大數據平臺，就不能把可讓渡車位使用權時間的信息上傳到平臺上，別人看不到也就沒法進行交易。這種數字平臺把很多原來不可交易的資源都變成了可交易資源，把閑置的財富重新撬動起來，使整個財富存量資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所以，在數字經濟下，我們要重新思考現有的財富存量怎樣通過金融手段、利用數字技術而重新激活。如今，我們在物理空間積累了大量財富，然而許多并沒有得到充分利用。所謂共享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這種狀況，但并沒有完全改變。可以預見，這種變化在未來會越來越大，財富存量資源的利用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

　　這一來源看似來自財富存量，實際上是來自在實體基礎之上的虛擬空間，這與傳統邏輯完全不同。

　　(二)新的分析框架：

　　基于預期與行為在分析經濟形勢時，基于過去與事實的傳統分析框架表現出越來越大的不匹配性，亟待構建一種基于預期與行為的新的分析框架。預期指向未來，所有的經濟活動、金融活動，都是觀念和預期的一種結果。我們需要把現在的行動與未來關聯起來，而不是與過去關聯。“過去”被視為一種沉沒成本。在現實情景中，每一位個體、每一家機構，都在努力尋求與未來的關聯。然而，當前的主流經濟學更多強調與過去的關聯，試圖收集更長時間跨度內的歷史數據，從所謂的長周期、長趨勢進行分析，一百年有一條趨勢線，五十年有一條趨勢線，二十年可能又有另一條趨勢線，這種分析方法有其歷史價值，但在當前快速變化、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越來越缺乏應用價值。

　　因此，需要構建新的分析框架去認識這個世界，將經濟形勢當作我們構建的一種結果。按照這個新認知、新邏輯，經濟形勢會發生什么變化，取決于我們采取什么行動和政策措施。從國家層面來講，有什么改革舉措，就會有什么樣的經濟形勢，它不能脫離于人的活動。因此，我們不要把宏觀政策、改革措施，視作我們在適應客觀規律，而是應該主動去構建一定時空條件下的某種規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規律是我們構建的結果，而不是先天存在的。這種新的分析框架的基本認知是世界的不確定性。也就是說，世界的確定性只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存在，是我們構建的結果，而不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一觀點看似不可思議，但現在的自然科學發展以及中國的具體實踐，已經給出了明確答案。現階段的主要經濟形態可稱為新經濟，或者說是數字經濟。數字經濟并不是特指某個行業、某個產業，就像工業經濟不是特指某幾個行業，而是指人類社會發展的某個階段。

　　農業經濟不等于沒有手工業，工業經濟也不等于沒有農業，只是在工業經濟時代，農業變成了國民經濟的基礎。我們講數字經濟也并不是否定工業，而是強調進入數字經濟階段后，工業和農業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新增長點及發展的內在潛力在數字經濟，這是未來一段時間內的發展趨勢。新經濟的本質就是在數字經濟中嵌入金融要素。經濟的金融化，導致經濟學與金融學的深度融合。首先是微觀上的融合，比如公司財務和公司金融在相互融合。以前沒有公司金融這一概念，但現在公司財務逐漸被公司金融所取代。微觀金融學就是過去的企業財務學與公司財務學。金融自身過去是貨幣銀行學，現在取名金融學。貨幣學和銀行學過去是分開的，而現在兩者統稱為金融學，不再叫貨幣銀行學。貨幣是央行管的，和金融機構、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也在發生變化。金融和經濟在宏觀上也開始融合，經濟運行的邏輯越來越被金融所主導。經濟運行的邏輯，從大的方面看跟過去存在明顯不同。

　　特別在數字經濟背景下，經濟運行新邏輯的關鍵點，其實是貨幣問題，而貨幣的基本問題，是看貨幣是否中性。這一問題改變了經濟運行的邏輯。比如美國 1.9 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是前所未有的財政貨幣政策。美國為什么這么做?實際上是認知發生了改變，認為貨幣是非中性的。如果認為貨幣是中性的，這么做就沒有意義。因為按照傳統邏輯，這樣做只會造成通貨膨脹，不會有任何正面作用。美國之所以這么做，實際上是改變了假設前提，認為貨幣是非中性的，貨幣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加。如果沒有這些效果，美國就不會通過財政方式來增發貨幣。當然還有現實的觀察，就是 2008 年以來，幾乎沒有通貨膨脹，也就是說貨幣和通脹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改變。所以，整個經濟運行的大邏輯在貨幣這個支點上發生了變化。

　　貨幣到底是中性的還是非中性的?是短期中性的還是長期中性的?抑或都是非中性的?這成為經濟運行邏輯的分水嶺。國外越來越趨向于認為貨幣不僅短期內是非中性的，而且長期內也是非中性的。因此，在現代貨幣理論出現以后，形成了截然對立的兩個學術陣容。我們應當怎么選擇呢?這實際上涉及對經濟運行邏輯的判斷。數字經濟與傳統工業經濟是完全不同的背景條件，過去是基于貨幣中性、貨幣數量論的一套觀點，建立了獨立的中央銀行制度和貨幣政策操作體系，形成了一整套理論，在此基礎上還有財政政策。

　　所謂總供給、總需求之間的均衡等宏觀調控都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但如今，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已經發生了改變。工業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是物，需要依靠資源要素的投入，人是被動的、依附的;然而在新經濟，也就是數字經濟疊加金融化背景下，經濟發展的的大邏輯從物變成了人，也就是人的知識、人的創新、人的技能以及人的主體性的釋放，形成了新經濟的基本邏輯。這與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路是一脈相承的。因此，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新發展理念的核心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我們將其轉換成學術觀點，就是發展要依靠人的創新、人的知識，依靠人的素質提高和能力的提升。總之，發展的大邏輯已經發生了明顯改變。

　　從治理的角度來看，過去講宏觀調控，現在講經濟治理。治理的大邏輯變成風險。風險是指向未來的，是一種虛擬狀態，不能按照實驗科學的方式去證偽。實驗科學需在實體的物理空間內進行，而風險則是進入了虛擬空間，這是一種虛擬理性、虛擬分析、虛擬邏輯，完全不同于傳統的形式邏輯。形式邏輯遵循的是二值邏輯——是與非，要么是，要么不是;而虛擬邏輯，既是又不是，既不是又是。類似于量子力學里談到的量子的兩種狀態，大量實驗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比如，在人觀察的時候是一種狀態，不觀察的時候又是一種狀態，這不是儀器的問題，而是事物的本來面目與人的觀察相關聯。我們看到的世界，本質上來說都是“構建”出來的。從哲學角度來看，我們看到的都是構建的，構建了什么，就決定了我們能看見什么。物理學家們說，你用什么樣的分析框架，就決定了你能看到什么樣的世界。所以，經濟治理的根本性問題就是風險治理的問題。在短缺經濟條件下，我們通常會擔心發展太慢。此一時彼一時，現在經濟運行的邏輯、經濟治理的邏輯，乃至整個經濟發展的邏輯，已經發生了改變。

　　其中，發展的邏輯指的是可以構建的一種長期趨勢，運行的邏輯指的是當前的狀態，治理的邏輯就是宏觀政策，如制度、體制、機制如何改進等，都屬于治理的范疇。治理的核心邏輯是風險。按照經濟治理的分析框架來認識當前的經濟形勢，可能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需要從風險的轉化和演變來看待經濟指標的變化及其內涵。金融發展的問題則更為復雜，在數字經濟的加持下，金融化的速度越來越快。金融化一定程度上就是虛擬化。微觀層面的實體交易、金融交易在融合，宏觀層面也在融合。經濟學、金融學相互融合以后，在這個基礎上再發生重構。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新發展階段，同時也進入了全球發展的新階段，乃至人類文明發展的新階段，再沿著西方的現有話語體系和基本邏輯走下去，已經無法解釋中國現象，也無法指導中國未來的發展。所以，我們要跳出原有體系，進行許多“破壞性創造”和原始創新，這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當然也是最大的難點。

　　(三)當前經濟的新特點

　　當前世界經濟的新特點是高度不確定性，中國同樣面臨經濟下行的嚴峻挑戰。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以來，我國經濟雖然在快速恢復，但尚未真正恢復到疫情前水平。這里講“恢復”，只是從增長速度來看，很多東西用“恢復”概念去描述、去論證，可能還存在偏差。既然到了新發展階段，為什么還要往前恢復?這顯然還是一種物理學思維。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導致經濟增速掉了下去，砸了一個“坑”，現在要把這個“坑”填起來，填平之后再有所增長。其實現在的低增長，是按照傳統統計方法得出的結論。GDP 的統計可能有水分，也可能有漏統，包括對一些新經濟、數字經濟的統計，但總的來看，我國經濟呈現低增長態勢，已經不是以前的高速增長與低通脹的組合。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自 2000 年以來差不多翻了 10 倍，廣義貨幣(M2)與 GDP 的比值在世界上也處于前列，但通脹水平仍處在相對合理區間，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曾經因豬肉價格而發生較大波動，但整體上沒有出現通脹。針對 2021 年以來的原材料大幅漲價，有人歸因于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以及全球供需不匹配。這是個抽象概念。疫情沖擊導致全球供需不匹配，帶來鋁、銅、鋼鐵等原材料價格的大幅上漲，但內需仍然不足，需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

　　有人說這是輸入型的，是美國放水造成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無論哪種觀點，都是基于傳統理論的分析結論。按照傳統理論，美國放水導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其假設貨幣是中性的，貨幣多了物價肯定上漲，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個邏輯推論：貨幣超發，物價上漲。問題是美國超發的貨幣給誰了?是誰拿到貨幣并形成需求導致價格上漲?事實上，需求沒有增加，內需仍然不足，僅僅是原材料價格、能源價格上漲。我國產業中游、下游的需求并沒有發生明顯變化，投資需求乏力，為什么上游價格會上漲?這更多是由于預期因素引發的風險判斷，使風險情景發生了很大變化。“3060”雙碳目標是當前的熱點話題，而這些上漲的產品都是高碳產品，在“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意味著高碳產品供給能力和產量下降，從而預計價格會上漲。

　　“價格會漲”最先不會表現在實體領域，而是表現在虛擬領域，就是期貨。我們分析這些領域內期貨與現貨的價格關系發現，兩者價格曲線是高度吻合的，而且往往是期貨價格領先。進一步研究發現，期貨價格在引領現貨的價格，傳統的供求關系決定產品價格的結論已經不完全成立。以前講的供求關系是實體的，供應與需求決定價格，是指實體空間的價格。然而期貨就是在虛擬空間里，價格是虛擬的需求和虛擬的供給，即標準化的金融產品交易。在這種情況下，是按照傳統經濟學供應與需求決定價格，還是有新的力量在左右價格?實際上，當前的定價機制已經發生了變化，要素市場的定價機制越來越體現出金融化特征。

　　風險定價非常復雜，其中還涉及貨幣與赤字問題、貨幣與政府債務問題。在一些發達國家，比如美國基本實行了財政貨幣政策一體化;歐盟雖然貨幣統一了，但財政沒統一，談不上財政貨幣政策一體化;英國也是財政貨幣政策一體化。央行的獨立性在逐漸弱化，所謂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過去是在獨立的貨幣政策條件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協調，但這種協調逐漸已經不存在了。我們現在堅守的這套理論和政策體系與一些國家已有明顯區別。當然，現在還很難判斷其未來的風險及后果，就像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實施量化寬松，當時被認為是一種超常規的貨幣政策，肯定會帶來全球的惡性通脹，甚至帶來美元的崩潰，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美元越放水越有吸引力，一有風吹草動很多資金就流向美國兌換成美元資產。因為從世界貨幣體系來看，美元仍是無可替代的;從經濟地位來看，也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完全替代美國。 順著這一邏輯分析，可能只有美國能這么做，這被認為是一種特殊情況。

　　再看日本，該國最早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始終在追求通貨膨脹，但通脹一直起不來。相比美元，日元還稱不上是世界貨幣，只是“一籃子”貨幣的組成部分。為什么日元大放水卻沒有出現理論所預見的通貨膨脹?這些問題實際上都需要重新去解釋。過去說財政不能透支，現在財政能不能透支?這涉及增發的貨幣是不是人民銀行負債的問題。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里，發行的貨幣就是負債。問題是這種負債需要歸還嗎?什么時候需要還清或者減少這種負債?實際上它不但不會減少，也不用償還，還會越來越多。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央行資產負債表會萎縮嗎?事實上，只要央行存在，其資產負債表中的負債就會越來越多，這意味著教科書寫的“央行發行貨幣是對全體人民的負債”這句話是不成立的，或者說并不符合債務的定義。如果不是負債又是什么?有學者認為這是國家資本。貨幣是基于國家信用發行的，貨幣發行收益叫鑄幣稅，當然是國家收入。那怎么交給國家使用呢?這些問題實際上又涉及央行的獨立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財政與金融的關系等問題，不僅是理論問題，也是現行的體制機制問題。在新發展階段，財政和金融的關系，尤其是財政和央行的關系、財政和貨幣的關系，變得非常微妙。需要構建新體制去厘清財政和金融、財政和央行以及財政和貨幣發行的關系。

　　a 從數字化趨勢來看，觀察當前經濟形勢，必須更多從數字經濟來看，因為這才是經濟發展的未來潛力，而不是傳統的工業經濟。如果工業經濟通過“互聯網 +”形成了工業經濟基礎上的虛擬和實體的疊加，那么工業經濟就升級為數字經濟的范疇了。總之，我國經濟發展的未來潛力必將是超越物理空間，主要來源于不受時間限制的虛擬空間。制造業中的虛擬制造、智能制造會越來越重要，并決定制造業的競爭力。因為虛擬制造可以大大降低實體制造的成本，提高效率。另外，未來的經濟、金融也將越來越數字化，經濟本身在逐漸金融化，組織形態逐漸平臺化，而工業經濟原有的規模化、集中化、標準化正在向相反方向演變，更加注重小型化、分散化和個性化。在此背景下，需要對金融有全新的定義。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將對越來越多的財富存量發揮激活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說，開發性金融就是要把這些不可交易的變成可交易，把原來的存量轉化成新的流量，就是要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使資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因此，在存量上做文章變得越來越重要。由于現在的經濟學是建立在流量基礎上的，整個經濟學的分析是流量分析，對存量的分析極少。比如，GDP 就是一個流量，其實從存量來看，GDP 只是財富存量的增量而已，但我們習慣于把它當成獨立的指標來看待。以后需要從流量與存量相互轉化的視角去看待當前的發展問題、分配問題、共同富裕問題。事實上，這些都與財富存量的規模、結構、形態、占有和使用等直接相關。比如，收入分配只是從流量的角度去談貧富差距，如果從存量角度去看，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其實從物的角度去看是一個結論，從人的角度去看可能又是另一個結論。對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基于國民財富和國民收入的消費;對國家來說，保障社會公平最重要的是基本消費，也就是基本營養、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基本醫療等方面的消費，從而形成人力資本積累。

　　二、金融風險防控

　　(一)金融風險的兩個層次金融風險防控的關鍵，是把金融風險劃分為微觀金融風險和宏觀金融風險兩個層次，不能籠而統之。微觀金融風險由微觀主體承擔;宏觀金融風險就是公共風險，由政府承擔防范化解的公共責任，當然離不開央行的參與。a 當前，我國面臨的最大的金融風險不在于金融本身，而是在于金融化過程中各類資產負債表狀態和經濟行為，以及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關系。

　　(二)金融風險的監測與管理經濟金融化，意味著金融與經濟在不斷融合，但在監管上需要把金融和實體經濟切割開來。b 兩者越來越融合，說明邊界越來越模糊，就越來越難以定義金融業。現在，金融風險的監測與管理遇到了新難題。微觀審慎監管開始失效，按照現行的資本充足率、一級二級核心資本等指標對金融機構進行風險監測，即使達標了，金融危機照樣可能發生，因為管住了微觀，不一定能管住宏觀。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表明，微觀審慎監管已經逐漸失效，之后提出了宏觀審慎監管，但目前似乎仍找不著有效抓手，所以又回到微觀。

　　當前的微觀監管應不僅僅滿足于設置很多指標，而應要求達到這些指標，并且對行為進行監控，但也很難說能夠真正管住宏觀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大量國有企業，以及為政府提供服務、負責基礎設施建設運營管理的企業，和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是什么關系?全國人大要監督所有的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在我國，國有資產包括企業國有資產、非企業國有資產(即行政事業單位資產)、資源性資產，以及金融企業國有資產，這是從所有者角度進行分類。當然，大量的資產資源是分布在市場主體中的，所以既不能把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簡單并入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也不能把企業的負債當成政府負債，但它們之間又有關聯，這種關聯如何界定或者如何捋清邏輯關系?目前，由于缺乏明確的界定，一些地方投融資平臺的風險問題，要么推給企業，這是現在的普遍做法;要么就是問題大了，由政府攬過去。這種“鐘擺式”的責任推諉，導致開發性金融機構在向地方政府提供貸款時，也面臨許多不確定性問題。另外，由于地方投融資平臺有多層屬性，因而其風險也是多層的。

　　一方面，它受政府委托，是一個受托主體。另一方面，它是一個民事主體，但又承擔一些公共責任。公共主體的法律關系和民事主體的法律關系是不一樣的，而政府也有雙重職責，作為公共主體，承擔公共責任;作為民事主體，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承擔民事責任義務。作為民事主體，政府和企業等市場主體是平起平坐的;作為公共主體、行政主體，政府又承擔公共責任，和行政相對人之間是一種不平等關系。所以，在一些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里，政府既作為民事主體與社會資本平等簽訂合同，雙方是民事契約關系;又以履行公共責任的名義，作為公共主體出面廢除與社會資本簽訂的合同。這種行為應歸類于行政官司還是民事官司?這在法律界也爭得不可開交，尚沒有定論。這些都是新問題，實際上都是一些不確定性問題，導致企業投融資過程中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中國具備一定的制度優勢，就是由政府承擔公共風險。

　　一旦變成公共風險、公共危機，政府就會出面兜底。政府有防控金融風險的職責，但不是簡單地去“買單”，當然也可以由央行直接用基礎貨幣“買單”。在這種情況下，央行的“買單”行為是否可以用國家治理的要求來衡量?央行“買單”用的是什么錢?基礎貨幣是不是貨幣發行收益?貨幣發行收益是否屬于國家收入?國家收入按照法律規定是否應當全部進入國庫納入預算?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要求，政府所有的開支、收入都必須進入預算。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沒有結論。中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發展市場經濟，在公有制基礎上形成的企業、政府以及整個國家的資產負債表，其會計基礎發生了變化，因此需要推動國內會計準則包括政府會計準則作出相應調整。

　　作者：劉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