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5年02月12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
外國文學解析韓國古典敘事文學中的女性形象 推薦本站特色期刊:《外國文學》(雙月刊)1980,是外國文學研究學術期刊,以外國文學研究者和愛好者為主要讀者對象,廣泛關注世界各民族語言文學,重點介紹國外作家作品研究和批評理論的趨勢和動向,為國內學者提供研究借鑒,展示國內外國文學研究的最新成果,與國內外同行進行有效的學術對話。
摘要:分析韓國古典敘事文學中出現的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再進一步研究敘事文學中出現的女性形象的演變過程及當時韓國女性的立場、女性對人生和兩性關系的審美情趣。
關鍵詞:外國文學,女性形象,韓國古典小說,道德觀,審美情趣,演變過程
一、序論
在男尊女卑的時代所創作的女性形象不是女性真正的形象,是一種被男權社會的束縛而扭曲的形象。
17世紀中期以前的漢文小說中一直忽視女性,盡管有些漢文小說中有女性形象出現,但這些作品很少把女性作為主人公來反映她們的情緒和愿望,表現的只是她們扭曲的愛情觀和貞節觀。
現行的對韓國古典文學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是關于特定的一部作品或特定時期的女性形象研究。本文旨在研究和分析韓國古典敘事文學中出現的代表性的女性形象的基礎上,運用文藝美學方法論中的解構主義批評理論、社會歷史研究法和女權主義批評論、接受美學方法論來重點研究韓國古典敘事文學中的女性形象的演變過程及當時韓國女性的立場、女性對人生和兩性關系的審美情趣。
本論文是以殊異傳體《仙女紅袋》中的兩位女鬼、金時習的《李生窺墻傳》中的崔娘、軍談小說《樸氏夫人傳》中的樸氏夫人、《春香傳》中的春香、《彩鳳感別曲》中的金彩鳳為研究對象,來研究韓國古典小說里出現的女性形象的發展過程。
二、本論
(一)每個時代的女性形象及特征
1.羅末麗初敢恨敢做的女性——《仙女紅袋》中的兩位少女鬼魂。唐《新羅殊異傳》載有崔致遠的《仙女紅袋》,其詳細記述了崔致遠游歷招賢驛,題詩雙女墳,是夜與雙女墳中兩位亡女飲酒吟詩,相親相愛的故事。《仙女紅袋》中的兩姐妹原出身豪門,當姐18歲、妹16歲時,父母將她們分別許配給了鹽商茶賈。但姐妹倆初通文墨,不愿屈就市井之輩,雙雙含怨而死。她們進入陰間已有百年,雖墓旁來往之人不少,但都是鄙夫俗子,姐妹倆芳心未開,而今日的小崔氣度奪人,才華橫溢,方為姐妹倆心儀的“白馬王子”。
2.外柔內剛——《李生窺墻傳》中的崔娘。《李生窺墻傳》中的崔娘容貌美艷,一日,李生去學堂路上以詩戲崔氏,二人通情相好。李崔正式婚配,情愛之至。不過數年,紅巾軍入侵,互不知生死。亂平,李生歸家,入夜,崔氏至,兩人相逢,互致慰勞,鐘情如初。荏苒數年,崔氏請辭,遂即蹤影全無。經年伴李生者蓋崔氏之魂。崔娘既是大膽追求自己愛情的聰明女性,又是有進取心、非常剛毅的女性。
3.智慧美的化身——《樸氏夫人傳》中的樸氏夫人。《樸氏夫人傳》中的樸氏夫人是一位女將軍,比自己的丈夫更優秀。雖天下薄色,但根據自己的判斷和決心行動。這對當時行為和思想上不自由的女性是一種精神安慰。她是用英雄氣概和才智擊退胡王跟敵將的愛國女性。
4.追求個性的典范——《春香傳》中的春香。在《春香傳》中,春香是個既開放、又守節的女人。李夢龍和春香在廣寒樓相遇,一見鐘情,私訂了終身,婚前性行為違背于當時的封建道德規范,但春香對李夢龍一片真心,為守節而經受卞學道的酷刑。她對愛情的勇敢追求得到了廣泛讀者的首肯,所以春香成了朝鮮朝末年爭取愛情和婚姻自由的朝鮮婦女優美形象的代表。
5.近代意識的擁有者——《彩鳳感別曲》中的金彩鳳。《彩鳳感別曲》中的金彩鳳沒有被長時間強迫而順從舊封建道德拘束,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志向行動的。在力求實現人性解放上,她的性格跟《李生窺墻傳》中的崔娘很相似,但她不同于崔娘,沒有順從強要其遵守封建道德規范的父母,即使會遇到困難也會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迎刃而解。
(二)女性形象的演變過程及當時韓國女性的立場和審美情趣
縱觀這五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是從幻想世界里的鬼魂到持有近代意識的女性。《雙女墳》中的女主人公是鬼魂;《李生窺墻傳》中的崔娘先是人,后是鬼魂;《樸氏傳》中的樸氏夫人是擁有神力的帶有幻想色彩的女性;《春香傳》里的春香是勇于追求自己的愛情的現實世界里的女性;《彩鳳感別曲》中的金彩鳳也是擁有近代意識的現實世界的女性。
1.女性的立場。在以男尊女卑為中心的朝鮮社會,女性的立場是被動的。不管是婚姻還是愛情,不管是社會還是家庭中,沒有任何自主權可言。所以在有進步意識的作者筆下刻畫出了從消極的反抗到積極的反抗的女性形象。
《雙女墳》中的女主人公不愿屈就市井之輩,抑郁而死,雙雙含怨撒手人間,是屬于消極的反抗。《李生窺墻傳》中崔娘的反抗和《春香傳》中春香的反抗是比較相似的,都是為了心上人,一個死在紅巾賊的刀下,一個受盡了獄中煎熬,但春香的反抗更為積極。《李生窺墻傳》中的崔娘和李生沒有身份上的差異,可是《春香傳》中的春香是逾越了分明的身份等級與李夢龍私自結為夫婦。《樸氏夫人傳》樸氏夫人對社會的反抗是用自己的智慧和英勇擊退胡王和敵將,是屬于積極的反抗。但在面對家庭、丈夫時樸氏夫人選擇了逃避。小說的前半部分因她的丑陋相貌導致丈夫和婆婆的鄙視,她只是讓公公在后花園建了個別室自己獨處,暗地里幫助鄙視自己的丈夫考上了科舉。這種宿命的行為是消極的。《彩鳳感別曲》中金彩鳳的反抗是積極的。她為了自己結下的婚約在去首爾的途中逃婚,又為遇到困難的父母賣身。
2.審美情趣。在以男尊女卑為中心的朝鮮社會,小說中所反映的是符合男性審美意識的女性形象。在審美標準上她們符合當時男人的審美標準:姿色艷麗,有才華、能與才子產生共鳴,守節。
不管是羅末麗初的兩位女鬼,朝鮮朝初期的崔娘,智勇雙全的樸氏夫人,還是個性開放的春香,擁有近代意識的金彩鳳都是對自己所愛的男人從一而終的女性。不管遇到怎樣的挫折、折磨,為了自己所愛的男人在所不惜,而且她們選擇的男人都是通文墨的文人。
《雙女墳》中的女主人公不愿屈就鹽商茶賈,喜愛有才有志青年。即使進入陰間已有百年,芳心一直不開,直到遇到氣度奪人、才華橫溢的文人才飲酒吟詩,相親相愛。《李生窺墻傳》中的李生雖有點怯弱,但是上過學堂,是天資英秀的書生。《樸氏夫人傳》中樸氏夫人的丈夫只重視妻子外貌,隨著妻子容貌的變化對妻子的態度馬上轉變的男人。《春香傳》里的李夢龍是后成暗行御者的兩班子弟。《彩鳳感別曲》中金彩鳳的心上人姜弼成也是文人。這五個故事中的男主人公都屬于才子,可以與才女佳人產生共鳴。美國初期的女權評論家解構男性作家文本中塑造的“不真實”的婦女形象以及形象背后蘊含的性別權力關系,所以從女性角度講,并不是秀麗的書生才是最佳的丈夫人選。不管從事什么職業,只要是真心愛自己的男人才是值得愛的人。但在當時重視文人,鄙視商人的觀念下女性的擇偶標準是扭曲的。
在男性自主意識下女性的守節是相對的。
《雙女墳》中兩姐妹即使已是陰間人,但在遇到自己喜歡的有志青年時,仍按照自己的意愿打開芳心與其相親相愛。而且兩女一男的性活動在當今社會也是持否定的態度。《李生窺墻傳》中李生和崔娘雖沒經父母同意二人就通情相好,但是崔娘為了守節而成為紅巾賊的刀下之魂。《春香傳》中春香的形象在人們心目中是一個純潔、善良、堅貞的少女典型,她的遭遇獲得了廣泛的同情。春香為守節而經受卞學道的酷刑,所以女主人公對愛情的勇敢追求得到了廣泛讀者的首肯。
《雙女墳》,《李生窺墻傳》,《春香傳》中所描寫的女性形象既符合封建倫理規范——婦女要守節,又違背于絕對的封建倫理道德。男權視角下的女性形象是違背于朝鮮傳統的婚姻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郎才女貌,門當戶對”、“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只要是跟有才氣的公子相愛,為其守節就可以得到首肯。而且既遵守規范,又脫離規范,這就是韓國人傳統的的審美意識。
《樸氏夫人傳》中的樸氏夫人形象符合當時讀者的期待視野。期待視野主要指讀者在閱讀理解之前對作品顯現方式的定向性期待,這種期待有一個相對確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之可能的限度。姚斯將作品的理解過程看作讀者的期待視域或對象化的過程。當一部作品與讀者既有的期待視域符合一致時,它立即將讀者的期待視域對象化,使理解迅速完成。壬辰委亂和丙子胡亂的陰影籠罩著當時的人們,所以樸氏夫人的形象是對女性的新時代認識的反映,表現出區別于傳統女性的進取的一面。在沒有參政權的朝鮮朝時代的女性也可以脫離封建生活用自己的智慧克服國難的期望。經過兩亂之后,當時的人們對王權產生懷疑,認為只有民間英雄才可以救國家,所以樸氏夫人的神力是當時普遍存在的英雄崇拜心理的反映。
《彩鳳感別曲》中的金彩鳳的父母強迫金彩鳳背叛姜弼成,彩鳳被迫做許判書的妾的時候反駁父母“被富貴瞎了眼睛”。金彩鳳的這種思考方式和行動方式是對長久以來腐蝕人們的精神世界的舊封建倫理的赤裸裸的挑戰,同時也是對個性解放的志向的表現。正因為如此,當金彩鳳面臨服從父母當妾享榮華富貴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爭取自己心愛的人的兩條路時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爭取自己喜歡的人。而且自己克服和解決了因選擇爭取這條路所遇到的所有的風波和困難。金彩鳳是理性地判斷和分析自己處境的女性,同時也是講義氣、孝順父母的女性。而且是只能出現在封建制度將要瓦解的朝鮮朝末期的富有近代意識的女性形象。
三、結論
本論文研究和分析,韓國古典敘事文學中出現的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殊異傳體《仙女紅帶》中的兩位女鬼、金時習的《李生窺墻傳》中的崔娘、軍談小說《樸氏夫人傳》中的樸氏夫人、《春香傳》中的春香、《彩鳳感別曲》中的金彩鳳。縱觀這五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從幻想世界里的鬼魂到持有近代意識的女性。這是跟社會歷史的發展密切相關的。在以男尊女卑為中心的朝鮮社會中,小說中所反映的是符合男性審美意識的女性形象,男性自主意識下形成的美貌。審美標準上她們符合當時男人的審美標準的才女佳人型。在男性自主意識下女性的守節是相對的。
本論通過研究女性形象對封建叛逆性以及故事的最終結局來分析人物的性格特點及精神特征,從而揭示出當時在被動的立場下女性形象在作品中更深層次的社會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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