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時，已故著名辛亥革命史專家、業師章開沅先生在談及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時，曾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要真正理解辛亥革命的意義，“必須縱觀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即百年歷史背景、百年歷史本身和百年歷史展望”。章先生的意思，實際上是要將對辛亥革命歷史意義的理解和探索，放在一個足夠長的歷史視距中，作貫通性、通盤式的考察，從而揭示辛亥革命深層次、長久性的歷史影響。

　　“辛亥革命的背景、起因、進程、后果、影響，需要進行長時段的縱橫考察，才能談得上對其本身以及歷史遺產的真正盤點。”他又特別強調，這種通盤式的考察，其關鍵是要把握歷史的連續性和復雜性，揭示出歷史重大事件之間的前因后果。①

　　循此思路，筆者認為，在探討辛亥革命對后續歷史進程的影響，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影響時，一是要放寬歷史的視野，以百年為界標，作大視距、長時段的縱向考察，探尋百年來的歷史發展線索及其規律;二是要重視歷史的連續性、復雜性，找到歷史中承前啟后的關鍵環節、關鍵問題與關鍵論域，從而呈現歷史重大事件之間的真實關聯，即歷史的因果之鏈。為此，筆者覺得可以從以下視角進一步深化相關研究。

　　一、辛亥啟蒙與“五四”啟蒙之間的內在聯系

　　一般認為，是五四運動前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這當然沒有問題。但仔細推敲會發現，如果從一個更長的歷史時段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是在同各種思想、主義的長期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是自辛亥革命以來一連串思想啟蒙的最終結果，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內因才是起決定作用的。

　　辛亥革命不僅僅是一次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同時也是一次帶有啟蒙性質的思想革命，它打開了中國思想進步的閘門，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潮流。民國初年的思想解放和啟蒙表現在許多方面：首先是人們參政、議政熱情大為高漲，民主、共和思想廣為傳播。其次是社會輿論空前開放，各種報刊雜志紛紛得以創辦，“一時報紙風起云涌，蔚為大觀”。再次表現為各種陳規陋習被禁革之后，社會上興起移風易俗的潮流，社會風俗有了明顯的變化。

　　一旦掙脫長期以來的封建束縛，人們的思想和精神都空前活躍起來，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層出不窮。恰如列寧1913年在《亞洲的覺醒》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國不是早就被稱為長期完全停滯的國家典型嗎?但是現在中國的政治生活沸騰起來了，社會運動和民主主義高潮正在洶涌澎湃地發展。

　　民初的思想解放和啟蒙，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創造了政治和思想的前提，隨著1915年9月《青年雜志》(第二卷起改為《新青年》)的創刊，更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民族覺醒隨之而至。這兩次相隔不遠的思想解放浪潮之間無疑存在著歷史的必然聯系。

　　誠如龔書鐸先生的論斷：“辛亥革命后，盡管有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有尊孔復古逆流，但民主、自由的風氣和潮流也在向前發展”;“‘五四’前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主要問題，幾乎在辛亥革命時期都提出來了。‘五四’前新文化運動的發生無疑是時代的需要，具有時代的特點。但是，作為文化運動本身，它又是有著發展衍變的過程，不是突如其來的”。③“五四”前后的新文化運動，在思想啟蒙意義上又各有不同特點。

　　如果說，“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持續了辛亥啟蒙的歷史主題，重點在于反封建，在于提倡民主與科學，即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那么“五四”后的新文化運動，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轉而主要關心和討論社會改造問題了，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宣傳蔚然成風。“封建傳統的打破，帶來了思想的大解放，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必不可少的條件。”④顯然，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啟蒙、五四前后新文化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之間，有著一條若隱若現的歷史演變之鏈，存在層累、遞進之關系。

　　不破不立，沒有早期痛苦、決絕的大破，也就沒有后來堅決、徹底的大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都曾受到過辛亥革命的思想洗禮，都曾有一個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過程。而每個人因接受啟蒙的方式、路徑和程度的不同，其后來的思想主張也不盡相同。我們必須在歷史連續性與復雜性意義上，仔細梳理其間的歷史線索，重建其“發展衍變”的歷史過程與全貌，方能更加客觀、準確地評價辛亥革命對其后中國革命的思想影響。

　　二、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承上啟下作用

　　如毛澤東所說，“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⑤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所創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正是連接辛亥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型革命的歷史鏈條，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過渡橋梁，具有承上啟下的過渡性特征。

　　過去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通過與新三民主義的粘連而具有的融合、中繼性特點，研究還不是十分充分，缺乏更為細致的分析。盡管存在諸多差異，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與共產黨倡導的新民主主義，在時序上有所交叉，內容上多有一致，具有歷史的繼承性、連續性。兩者的共同之處大體表現在：

　　第一，在反帝反封的革命目標和政綱上是基本一致的，同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疇。晚年孫中山的思想有很大變化，其中之一，便是在提倡民權的基礎上，逐步具備了比較明確的反帝思想，將反帝與反封建統一起來，通過打倒軍閥，進而反對軍閥背后的帝國主義列強。這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最低政綱基本相同。

　　第二，在結成反帝反封建革命統一戰線上是一致的。新三民主義的本質特征在于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與共產黨結成統一戰線。反過來，共產黨的革命策略亦是愿同實行新三民主義的國民黨聯手，共同發動工人與農民投入國民革命運動。

　　第三，實行民生主義，為中國廣大民眾謀幸福、尋出路。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核心主張，一是“平均地權”，使“耕者有其田”;一是“節制資本”，防止大資本的壟斷，保護獎勵中小資本。毛澤東結合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不僅明確反對壟斷資本“操縱國計民生”，并強調保護民族工商業是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綱領之一。

　　當然，新民主主義理論在繼承新三民主義精華的基礎上，又超越和發展了后者，比之“更進步、更發展、更完整”。主要表現為：其一，中國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民主革命只是一個過渡性階段，克服了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徹底性;其二，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共產黨則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克服了辛亥革命缺乏強大革命政黨領導的問題;其三，中國革命屬世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一部分，已經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從而將中國革命納入了新的世界革命范疇，以獲取國際進步力量的支持。

　　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新三民主義的聯系與區別、繼承與超越，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及時總結和汲取辛亥革命的經驗與教訓，在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既繼承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思想，又結合中國國情和形勢的變化，提出了一整套切實可行的革命理論，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并進而開創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這些正是中國革命之不同于其他國家革命的歷史、民族特點。

　　因此，從大歷史視野觀察辛亥革命對后續革命進程的影響，必須厘清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三種不同性質的革命，以及三種相應社會形態之間的內在聯系與逐層遞進關系。認識到新中國成立后所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只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轉變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過渡階段，只有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最終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使命。而辛亥革命在反帝反封建上的不徹底性，在推動資本主義發展上的局限性，又勢必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經歷一個從不發達到發達的較為長期的初級階段，中國式現代化將具有諸多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特征，只能在艱難曲折中開辟屬于自己的獨特道路。

　　三、辛亥革命與民族復興中的歷史傳承

　　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復興史，是探討辛亥革命歷史影響的另一個視角。習近平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講話中指出：“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從那時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

　　將辛亥革命放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考察，無疑可以深化我們對于辛亥革命歷史意義及其影響的理解。在近代民族復興歷史進程中，是孫中山率先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辛亥革命構成中華民族復興運動的正式起點，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國民族復興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促進了四個方面的社會轉型，從而初步奠定了民族復興的四大基礎。

　　其一，從“王朝”到“國家”，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開啟了中華民族近代“自覺化”進程，初步奠定了民族復興的政治與社會基礎;其二，從“革命”到“建設”，促進了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探索了實現國家富強的道路，為民族復興奠定了初步經濟基礎;其三，從“封閉”到“開放”，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為民族復興奠定了初步思想基礎;其四，從“天下”到“世界”，初步奠定了中華民族融入國際社會、順應世界潮流的對外交往基礎。

　　當然，所有這些轉型，在辛亥革命后還只是初步開始，并沒有真正完成。辛亥革命無論是在革命的領導力量、依靠力量，以及革命的廣度和徹底性上，都還存在致命的缺陷，以致中華民族復興的宏大主題在辛亥革命時期只是初步展開。“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從歷史繼承性考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辛亥革命之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復興與辛亥革命開啟的近代民族復興運動之間，均存在著歷史的內在聯系。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前者是后者的繼承與光大。中國共產黨是“在辛亥革命開啟中華民族復興之門的基礎上奠定中華民族復興之基，找到了中華民族復興之路”。⑥

　　黨的十五大報告曾經指出，自20世紀以來的百余年中，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巨大變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開放。追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復興的歷程，除抗戰時期因日本全面侵華而掀起一次民族復興高潮外，最為關鍵的也就是這三個歷史時期。“正確認識百余年來的中國歷史，最關鍵的是正確認識這三次歷史性巨變之間的歷史聯系和辯證關系。”⑦

　　從民族復興視角看，如果說，辛亥革命促進了四個方面的社會轉型，初步奠定了民族復興的四大基礎，正式開啟了民族復興之門，那么，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則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廓清了前進的道路，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政治和經濟的制度基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體制保證和相應物質條件，古老中華民族煥發出令世人驚嘆的青春活力和巨大的民族創造精神，“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⑧

　　總之，就中華民族復興全過程而言，辛亥革命的歷史影響不容忽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復興事業，正是在繼承辛亥革命歷史遺產的基礎上，又超越了辛亥革命，將中國和中華民族帶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使孫中山將中國建設成為“世界上頂富強的國家”的美好愿望正逐步得以實現，中華民族正以更偉岸的身軀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當代偉大民族復興究竟在何種意義、哪些方面既繼承了辛亥革命，又超越了辛亥革命，則正是需要我們繼續深入探討的。

　　革命論文范例： 社會主義革命史的信仰與實踐以丁玲的《杜晚香》為中心

　　以上所述，僅僅是粗線條地描述了有可能深化辛亥革命歷史影響研究的三個視角，當然這只是掛一漏萬。如果我們能夠像章開沅先生所說的那樣，真正打開歷史的視野，突破以往單一的“短時段”革命史框架，跨越辛亥前后三百年的歷史風云，在由過去、現在與未來所構成的歷史連續性、復雜性中去深入思考辛亥革命的意義及其影響，相信一定還會有更多新的領悟與發現。“史學是永無止境的遠航”，辛亥革命史研究盡管成果豐碩，但也還遠未走到盡頭，關鍵在于要有新的視角、新的方法與新的思路。

　　作者：馬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