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通用的歷史地理教材大部分編寫自20世紀后半期，本世紀初雖有部分教材存在修訂和增訂，但主體框架和內容變化不大，不能反映歷史地理學最新的研究進展，也難以適應新時期的需要，這嚴重制約了高校歷史地理人才的培養及學科發展。針對目前教材陳舊、忽視傳統、學科定位不明等問題，建議由“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牽頭，組織力量進行教材編寫，以“有用于世”為指導方針，吸收學科最新研究成果，增加田野考察專章。

　　關鍵詞：歷史地理;高校教材;有用于世;田野考察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變遷及人與空間關系的學科，是中國史下設的七個二級學科之一。隨著其重要性日益凸顯，相關課程成為高校歷史學本科教育的專業必修課或專業選修課，而選擇合適的教材則是教授和學習好這門課的前提。目前歷史地理學具有教材性質的著作約20種，但新世紀以來的教材大部分為修訂和增訂本[1]，教材建設嚴重滯后于學科發展，這種狀況亟待解決。

　　一、高校歷史地理教材的現狀

　　高校歷史地理教材的現狀可從編排框架、教材性質、教材內容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從教材編排框架看，基本是按照時間、空間和對象三個標準進行編排。其中大多數教材都是以專題的形式安排篇章結構，專題之下再以時間和空間為脈絡進行敘述，如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下)》包括緒論、歷史地理學發展、歷史自然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政治地理、歷史城市地理七個部分，諸部分下又分若干章，如歷史自然地理下分為河流、湖泊、海岸、氣候四章。

　　也有教材兼顧專題與區域，如陳昌遠編著、陳隆文修訂《中國歷史地理簡編》分為緒論及黃河流域歷史地理、黃河流域周邊區域歷史地理、歷史地理專題四個部分，其中歷史地理專題包括中原與中原文化、中國古代運河、中國歷代行政區劃。

　　還有的教材是以時間為綱進行編排，如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上、下)》以8個時段為綱，年代之下敘寫歷史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和經濟地理。從教材性質看，分為研究性教材、總結性教材和研究總結性教材三類。研究性教材是指教材內容多是編著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其特點是考訂詳實，但內容有一定的深度和難度，如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下)》、吳宏岐《歷史地理學方法論的探索與實踐》。

　　總結性教材是指著作“集眾家之長”，總結、概括、凝練前人成果匯成一書，如耿占軍、趙淑玲《中國歷史地理學》、李恩軍《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總結性教材是前兩類的結合，編著者往往對歷史地理某一方面有較為精深的研究，且能全面掌握整個學科發展的方向，如馬正林《中國歷史地理簡論》、鄒逸麟《中國歷史地理概述》。

　　從教材內容看，最大的特點是人文地理的內容要大大多于自然地理。以目前高校最常用的鄒逸麟《中國歷史地理概述》和藍勇《中國歷史地理學》兩部教材為例，前者有13章，除緒論部分外，歷史自然地理5章，歷史人文地理7章，單從章節看，似乎不能體現差異，然從體量上分析，歷史自然地理不足100頁，歷史人文地理則有近300頁。后者有16章，其中歷史自然地理5章100余頁，歷史人文地理9章200余頁。這種差異應與教材的編著者大多為歷史學者，授課對象也為歷史學專業學生有關。

　　總體來看，目前高校歷史地理教材雖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暴露出不少問題。第一，教材陳舊，不能反映學界最新的研究進展。一個學科的生命力在于不斷與時俱進，近年來歷史地理學在各個方向上“開疆拓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由于十余年來歷史地理學界沒有更新教材，導致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僅局限于“書齋”，難以展示給初入高校的本科生。

　　第二，忽視傳統。在老一輩學者的努力下，歷史地理學形成了很多優良的傳統，如史念海先生提出“有用于世”的指導思想，在方法上提倡文獻研究與田野考察相結合，但當前的歷史地理學教材并沒有體現這些學科傳統，長期以往，歷史地理學的特色將會淡化。第三，學科定位模糊。上世紀50、60年代，侯仁之先生旗幟鮮明地指出“：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無可置疑的。”這一學科歸屬的論斷得到譚其驤、史念海等人的支持。

　　但由于近年來教育部的學科調整，導致歷史地理學被完全限制為中國史的二級學科，與地理學的聯系弱化，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陳橋驛先生就曾疑惑“：因我所從事的這門學科的屬性問題而感到惶惑，我算是一個地理學者，還是歷史學者?”[2]

　　二、對高校歷史地理教材建設的幾條建議

　　近年來，歷史地理學各個方向都涌現出很多高水準的研究，與其他學科的交融日趨深化，新技術、新方法、新理論也在這一傳統學科中找到生長點，張偉然教授稱之為歷史地理學“發展最好的時代”，這些成果都為新教材的編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茲提出如下幾條建議。

　　第一，由“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牽頭，組織力量編寫高水準的歷史地理教材。2013年新一屆“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成立，主任為復旦大學吳松弟教授，副主任6人，另有委員50人，這些專家均在歷史地理各分支中有較高的建樹，完全有能力編纂出一部高水準的教材。目前高校通用的歷史地理教材基本上都是由個人編纂，這難免會摻雜較多作者的主觀意圖和個人好惡。建議“委員會”成立歷史地理教材編纂小組，在確定體例、章節和框架的前提下，聘請相關領域專家編寫教材，做到博采眾長，集思廣益。

　　同時，聘請在學界享有聲譽的老一輩歷史地理專家作為教材編審和顧問，嚴把教材質量關。在體例框架方面，分析現有教材的優缺點，結合歷史地理學的學科特性，我們認為，以專題為綱，專題之下以時間為目，兼及空間思維，應該是比較合適的。在教材性質和內容方面，應該以總結性教材和研究總結性教材為標準，并協調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比例。此外，學科歸屬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委員會”應該召開研討會，其決議應該在新編教材中體現出來，以明困惑。

　　第二，以“有用于世”作為教材編寫的指導方針。每個學科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只有關注現實、了解現實，才有可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從而為本學科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九·一八”事變后，東北、熱河大片領土失陷，華北危機，顧頡剛深感亡國滅族的危險，于1933年組織籌備了禹貢學會，創辦《禹貢》半月刊，學會宗旨是“：反對為學術而學術，力求把研究地理沿革、民族演進、與發揚光大民族文化的愛國熱情結合起來，使這種研究貫穿經世致用的精神。”

　　希望“在真實的學識里尋出一條民族復興的大道”。而從《禹貢》半月刊所刊論文看，確多具現實意義，邊疆、民族和宗教是主要關注的問題。后來譚、史、侯三位先生繼承了顧先生“有用于世”的優良學風。以史先生為例，不論是青年時代在抗日戰爭中撰寫的《中國疆域沿革史》，還是中年時代圍繞黃河流域的經濟發展問題所作的探索，抑或花甲之年在改革開放時期對黃土高原環境變遷問題所作的研究，都是在踐行這一思想。70年代黃河淤塞和黃土高原水土流失日趨嚴重，史先生根據自己的研究曾向水利部長建言治黃方略，并被采納。1987年初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保護耕地”提案，引起重視。

　　史先生堅持“有用于世”的治學思想，除了出自他熱愛祖國、關注民生的一片拳拳之情外，還在于他對于學科發展的遠見卓識。他經常強調，欲使中國歷史地理學不致于淪為絕學，就必須緊密聯系社會生活實際，充分發揮它的有利于世的作用。唯有這樣，才能使這門學科獲得無限的生命力，并且有源源不斷來自社會實際需要的研究課題。今天，我國經濟文化的進步有目共睹，但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環境方面，存在森林砍伐、沙漠化、荒漠化、水土流失、河流污染、珍稀物種消失等問題;在內政外交方面，又有“城市病”、行政管理混亂、邊界爭端、民族沖突等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歷史水文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政區地理、歷史疆域地理、歷史民族地理等分支均大有可為。以歷史疆域地理為例，現行教材主要關注的是陸地邊疆，對海洋邊疆較少涉及，而后者是今天國際爭端的常見問題。中日釣魚島之爭、中菲黃巖島之爭，這些邊疆地理問題應該在新教材中有所體現。總之，歷史地理學只有關注現實問題，不斷與時俱進，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第三，吸收歷史地理學最新的研究成果。創新是所有學科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歷史地理學也不例外，新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年以來，歷史地理學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研究范圍不斷拓展，新技術和新方法大量運用，這些成果都要吸收入新教材。茲敘述部分最新研究如下：歷史政區地理的新進展。

　　政區地理歷來是歷史地理學最基礎的領域，隨著《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等成果的問世，歷史政區地理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成熟的高度。但歷史地理學人并沒有躺在功勞簿上，而是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如周振鶴教授提出從歷史政區地理向歷史政治的“范式轉換”，方向性的指出歷史政治地理要關注政區與地方行政組織等級、政區與自然地理環境、政區與人文地理環境的關系。再如郭聲波教授提出“圈層結構”理論，對藩屬國、藩國、屬國、羈縻州等政治實體的性質進行梳理，這是對邊疆民族政區地理的積極探索。

　　又近年來對于縣下政區(區劃)的研究卓有成績，如胡恒對清代巡檢司、司、汛、市鎮等“縣轄政區”作出精湛的實證分析，質疑“皇權不下縣”之說[3]。新技術的應用。過去的歷史地理研究大多采用文獻描述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式，有精度不足之弊，如《中國歷史地圖集》并不能展現所有時段的政區情況，只能選擇其中幾個時間斷面進行展示。新千年左右，GIS技術被引入歷史地理學，基于這一技術，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與哈佛大學合作研發了“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數據庫。

　　近年來，基于GIS技術的歷史地理研究越來越成熟，如首師大張萍教授開發的絲綢之路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等。實際上，并不能簡單的將GIS視作一種技術手段或方法，它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歷史地理學的思考和研究方式，也極大的擴充了歷史地理文獻的數據信息和研究范圍。在GIS之外，諸如遙感等技術在歷史地理學中也普及開來，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如滿志敏教授利用衛星影像，發現了黃河下游的北宋京東故道。

　　第四，設田野考察專章。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歷史地理學是具有優良的田野考察傳統，史念海先生指出“：文獻考證和實地考察是學習和研究歷史地理的兩大基本方法。”他身體力行，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在黃河流域、黃土高原及長城沿線做了大量的考察工作，《河山集》第二集中《歷史時期黃河流域的侵蝕與堆積》等重量級論文均是田野考察的成果。

　　而侯仁之和譚其驤先生也同樣重視田野考察，侯先生長期致力于歷史沙漠地理，他對毛烏素和烏蘭布沙漠的變遷、榆林三遷的研究都是得益于田野考察。譚先生為了深入了解太湖流域的水系，曾在1974年帶隊到太湖地區進行考察，并撰有《太湖以東及東太湖地區歷史地理調查考察簡報》一文。

　　今天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和學習仍十分重視田野考察，復旦大學、陜師大、暨南大學、西南大學等設有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所)的單位每年都有田野考察課程和實踐，但對于更多高校來說，沒有這樣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堅守這一優秀傳統，要在教材中設專章講授田野考察，主要內容應該包括：辨析歷史地理學考察與考古、人類學、社會學調研的異同，歷史地理學考察關注的主要是地面上的東西，即地形、地貌、河流、湖泊等，兼及收集和整理地方文獻、碑刻等，這與人類學、社會學的視角和方法不同。

　　考察地點的選擇，從理論上講，古河道、古城址、古村落、考古遺址、古驛道等都可以作為考察點，但不同區域的地理要素和遺存存在差別，在選擇考察地點時要盡量結合地方特色，選擇遺存豐富的田野點;田野考察的步驟和程序，如考察之前應該做哪些準備工作，如何選擇參考書籍，考察過程中的注意事項，調查報告的撰寫格式等;考察完成后如何整理考察照片及材料，并在論文中合理地展現考察成果;經典案例分析;等等。

　　三、結束語

　　歷史地理學課程的特點是知識多元化和思維交叉性，通過該課程的學習，可以豐富學生的知識結構，拓展學生的思維路徑，培養學生的時空觀念，擴大學生的學術視野。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需要一本好的歷史地理教材，現有教材已經以適應新時期的需要，未來新編教材除了在完善文本、優化章節結構等方面努力外，更重要的是回歸傳統，明確歷史地理的學科屬性，將“有用于世”重確定為教材編寫的方針，展現歷史地理學最新的研究成果，增加田野考察專章。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學科旺盛的生命力，滿足歷史地理教學的需要，普及和傳播相對專業的歷史地理知識。

　　參考文獻：

　　[1]袁從秀，李鵬.近三十多年來中國歷史地理通論性著作的綜合研究[J].史學史研究，2013(3)：113-120.

　　[2]陳橋驛.學論與官論——關于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J].學術界，2001(2)：148-153.

　　[3]胡恒.皇權不下縣?——清代縣轄政區與基層社會治理[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相關歷史刊物推薦：史學史研究(季刊)創刊于1961年，是由北京師范大學主辦的歷史學學術性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