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江西省農戶實地調研數據，運用結構方程模型研究非農轉移政策評價對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評價的影響路徑。研究結果表明，非農轉移政策評價通過兩條路徑正向影響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評價。兩條路徑分別為：非農轉移政策評價→農村金融政策評價→農村環境現狀評價→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評價;非農轉移政策評價→農業補貼政策評價→農地產權制度評價→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評價。人口統計特征在不同假設路徑中的影響均存在顯著差異。

　　關鍵詞非農轉移政策評價;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評價;人口統計變量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土地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實現“兩權分離”，使農民獲得了農地財產權以及身份自由，有效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和農業經營績效，為其后我國30a的經濟高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實踐證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我國現階段農村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土地集體所有，農戶均田承包”的農業經營模式帶來了生產效率偏低、農產品競爭力不強等小農經濟國家普遍出現的問題[1-2]。

　　因此，在我國細碎化、分散化的農業經營格局下，農地流轉是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以農地集中流轉推動農業經營方式轉型是我國農業政策的基本導向[3]。但農業經營方式成功與否，取決于兩大因素，即：一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減輕農村人口對土地的依賴;二是職業農民隊伍的有效形成，有效解決農業經營主體問題。因此，加快城鎮化發展，培育職業農民，是農業農村轉型發展的必然要求，也即當前農地制度由“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經營權”的兩權分離向“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改革創新的主要動因。

　　近年來，基于矯正農業基礎性、外部性和弱質性所產生的“市場失靈”，農業政策逐步由促進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的二維目標，向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城鄉統籌三維目標調整，涉及農地產權制度、農業補貼、農產品價格保護政策、農村金融保險政策、農村基礎設施、環境治理政策和農民非農轉移政策等，政策體系不斷完善，支農力度不斷增強。而農業微觀經營主體是農戶，農戶的行為選擇，不僅是經濟理性下的預期收益、成本權衡問題，而且是土地產權偏好下的風險控制和社會心理問題[4]。

　　因此，當前兼業化農戶，引導其職業化發展，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強化非農化轉移政策的激勵，引導其勞動力非農化轉移，二是通過多元化惠農政策，引導其農業經營的職業化發展。無論是勞動力非農化轉移，還是農業經營職業化發展，都是農戶基于自身資源稟賦(人口學特征)和外部環境變化所做出的生存倫理與經濟理性權衡下的選擇。

　　那么，當前非農化轉移政策如何通過與其他多元農業支持政策相互作用，影響農地創新制度的評價，以及在不同農戶特征群體間是否存在差別，是值得探討的科學問題。基于此，構建非農化轉移政策對農地制度創新政策評價影響的理論模型，采用農戶調研數據，以農戶戶主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和打工經歷為調節變量，分群組探究非農轉移政策對農地制度創新政策評價影響的內在機制與差異，以期為完善農地制度創新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1文獻梳理與研究假設

　　1.1文獻梳理

　　新一輪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創新，是由整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所觸發的，是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轉移剩余勞動力和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必然要求[5]。其核心內容是“三權分置”，即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為土地經營權流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提供了政策支持。三權分置的基礎是土地產權的明晰化。產權權利越可細分，交易和重組的可能性越大，產權構造的多樣化選擇空間越大[6]。

　　三權分置、土地流轉的基礎是土地確權，即依照法律和政策的規定確定某一范圍內的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的隸屬關系和他項權利的內容。由于數量上均田承包、質量上肥瘦搭配、距離上遠近兼顧，所導致的分散化、碎片化的經營格局，不利于農地流轉和規模經營，調整承包地便于連片種植，則是當前農地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

　　因此，當前以“三權分置”為核心內容的農地制度創新涉及重新調整承包地、土地確權和推動土地流轉的各項政策舉措。關于農地制度創新的影響因素，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大致可以歸納為：非農轉移政策[7-8];農業補貼政策[9-11];農村金融創新[12-13];農業環境現狀[14-15];農業產權制度[16-20]。

　　1.2研究假說

　　非農轉移政策會激勵一部分兼業化農戶向非農轉移，即這部分農戶需要將自己土地承包經營權轉移出去，獲得固定的土地租金收入或分紅，通過自主創業或者在城鎮打工，實現非農就業，同時還可以繼續享受國家的農業補貼存量部分。非農轉移政策還使一部分兼業農戶，有機會通過土地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成為職業農民，他們也期待適度規模補貼。由于農戶自有資金有限，缺乏農業生產經營資金，就需要農業貼息貸款政策的支持。

　　另外，農業生產容易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為了降低經營風險，農戶還需要國家提供農業保險政策支持。因此，非農轉移政策與農業金融保險政策、農業補貼政策都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通過非農轉移成為職業化農民進行農業規模化生產，不僅需要良好的農業基礎設施來確保農產品的產量，更需要具有良好生態環境來保證農產品的品質，通過建立優質農產品的品牌來增加農業生產效益。而農業基礎設施改善需要農村金融政策的支持。

　　因此，非農轉移政策會通過農業金融政策，進而影響農村農業生態環境。此外，土地的質量狀況(是否肥沃、是否有污染、生態環境是否好)不僅會影響土地流轉的交易，而且會影響土地流轉的價格。因而，農村環境現狀會影響農地制度創新。目前，由于我國的農業補貼數額是依據農戶土地承包地的面積，原來糧食直補政策現整合到地力保護補貼，仍然是普惠制的補貼，其政策力度及其實施方式，通過農戶感知也會影響農地制度創新的成效。

　　由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戶人口數量是不斷變化的，人口增加的農戶有重新調整承包地的祈求，而利益受損的農戶會極力阻止調整土地承包地。因而，承包權的穩定性會影響農地制度創新。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H1：非農轉移政策評價正向影響農村金融政策評價H2：非農轉移政策評價正向影響農業補貼政策評價H3：農村金融政策評價正向影響農村農業現狀評價H4：農村環境現狀評價正向影響農地制度創新評價H5：農業補貼政策評價正向影響農地產權制度評價H6：農地產權制度評價正向影響農地制度創新評價1.3理論模型提出根據以上理論分析，構建出非農轉移政策評價影響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評價的概念模型。

　　農戶非農轉移政策評價變量一方面通過農村金融政策評價和農村環境現狀評價間接影響農戶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評價;另一方面通過農業補貼政策評價和農地產權制度評價間接影響農戶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評價。

　　2量表設計、數據收集與信效度檢驗

　　2.1量表設計

　　所用問卷包括農戶非農轉移政策評價、農村金融政策評價、農業補貼政策評價、農村農業現狀評價、農地產權制度評價、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評價和人口統計學特征7個部分。課題組經過多輪會議討論，除了人口統計學特征以外，研究量表均采用Likert五級量表，1、2、3、4、5分別表示“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比較滿意”“非常滿意”。問卷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打工經驗”。

　　2.2數據收集

　　數據來自于2015年1月1日至15日在江西省15個縣60個鄉鎮的問卷調研。調研采取分層隨機抽樣方法，利用《江西統計年鑒(2013)》數據，按總人口、人均GDP、耕地面積、耕地面積比重、農業人口比重和農業產值比重等6個指標的聚類分析結果，按三類聚類選擇縣(市、區)，再由縣(市、區)按人均GDP隨機選擇4個鄉鎮，每鄉鎮調研1個行政村(2個自然村)10戶計40個農戶，共得到問卷600份，其中有效問卷587份，問卷有效為97.83%。

　　受訪農戶特征如下：(1)從性別來看，男性占總樣本的比重為67.63%，女性僅占32.67%;(2)從年齡來看，25歲以下被訪者占總樣本的11.41%，25～35歲、36～45歲、45歲以上分別占18.57%、23.85%和46.17%;(3)從打工經歷來看，有過打工經歷的占60.31%，沒有打工經歷的占39.69%;(4)從文化程度來看，初中以下的受訪者占28.96%，初中占41.06%，高中占16.35%，高中以上的占13.63%。因此，受訪對象主要是以男性、年齡在45歲以上、有過打工經歷、初中文化程度的農戶為主。

　　2.3信度和效度檢驗

　　2.3.1信度檢驗

　　為了確認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需要對各潛變量進行信度和效度檢驗。借助Stata11.2軟件進行信度分析，各潛變量的Cronbach’sα系數都高于0.5，CR值均高于0.76，這說明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較好，本研究所使用調查問卷的可信度較高。

　　2.3.2效度檢驗

　　借助Stata11.2和AMOS20.0軟件，檢驗各潛變量的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采用因子載荷、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和組合信度(CR)檢驗收斂效度，各潛變量對應分量表的KMO統計值均在0.5以上，檢驗結果的顯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這意味著研究量表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各潛變量的標準化因子載荷值都大于0.6，各因子(潛變量)的平均抽取方差(AVE)均大于0.5，這說明各潛變量均有較好的收斂效度。

　　各因子(潛變量)的組合信度(CR)值都大于0.7，表明本文測量模型有良好的構念信度，模型內在質量理想。因此，從整體上看，模型各變量的收斂效度較好，各潛在變量有較好的信度。采用AVE值檢驗各潛變量的區別效度，運用AMOS20.0軟件對各潛變量進行區別效度檢驗，各潛變量的AVE值的平方根均明顯高于它與其他變量相關系數的絕對值，說明本文潛變量間的區別效度比較好。

　　3結果與分析

　　3.1模型整體適配度檢驗

　　采用江西省農戶的調研數據，測算農戶對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影響因素模型的擬合度，模型的估計顯示，模型的RMSEA為0.049，RMSEA值低于0.05，卡方自由度比(CMIN/DF)為2.428，小于3，說明模型與實際樣本數據適配程度較好。模型中GFI值為0.948，NFI值為0.937，IFI值、TLI值、CFI值均大于0.9，均達到良好水平，意味著模型的擬合效果理想，本文的初始的理論模型無須修正，此模型就可以作為最終接受的模型。

　　3.2模型假設檢驗

　　根據概念模型，運用AMOS20.0軟件得到估計結果，本文提出的6個假設的標準化回歸系數均為正，并且在0.01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本文提出的假設都得到支持。為了進一步探究結構方程模型中各潛變量(農戶非農轉移政策滿意度、農村金融政策滿意度、農業補貼政策滿意度、農村農業現狀評價滿意度、農地產權制度滿意度)對農戶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

　　從間接效應來看，農業補貼政策滿意度對農戶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的間接影響最大，達到0.109，其次是農戶非農轉移政策滿意度(0.056)和農村金融政策滿意度(0.028);從直接效應來看，農地產權制度滿意度對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的影響(0.407)遠大于農村農業現狀滿意度對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的影響(0.171);從總效應來看，對農戶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的影響最大的是農地產權制度滿意度(0.407)，其次是農村農業現狀滿意度(0.171)，然后是農業補貼政策滿意度(0.109)。由此可見農地產權制度對于農地制度創新的重要性。

　　4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4.1研究結論

　　采用江西農戶實地調研數據，運用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研究非農轉移政策評價對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評價的作用路徑，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1)非農轉移政策評價通過兩條路徑正向影響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路徑一是非農轉移政策評價→農村金融政策評價→農村農業現狀評價→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路徑二是非農轉移政策評價→農業補貼政策評價→農地產權制度評價→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

　　(2)農戶非農轉移政策評價、農業補貼政策評價和農村金融政策評價對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有間接影響，其中農業補貼政策評價的間接影響程度最大;農地產權制度評價和農村農業現狀評價對農戶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有直接影響;對農地制度創新滿意度影響最大的是農地產權制度評價，表明農戶存在天然土地產權偏好，其擁有的土地權利越穩定，越有利于農地制度的改革創新。

　　4.2政策啟示

　　(1)農地制度的創新有賴于兼業化農民的非農轉移和職業農民的兩極發展，因此，農地確權、承包地調整和農地流轉等為主要內容的農地制度創新，需要三農政策體系的調整和完善，保障非農轉移農民在城鎮有業可就，職業農民經營農業有利可圖。

　　(2)農村土地確權頒證明確土地各項產權主體，總體上有利于農地流轉，因此，應加強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的建設和管理，通過市場公平交易，實現土地承包者和經營者的合作雙贏。

　　(3)發揮公共財政職能，加大農村和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改善農業經營環境，為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

　　(4)根據不同農戶特征對土地的依賴性，以及對政策認知程度的差異，引導農地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應充分尊重農民愿意，防治規模經營簡單化、壘大戶，片面求大、求快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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