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勞動力轉移和農業機械化相互影響和關聯，兩者共同驅動著中國糧食生產變化。為更好地促進中國糧食生產，提升國家糧食安全保障能力，采用 Kaya 恒等式模型構建了農業勞動力轉移和農業機械化聯合影響下的糧食產量變化分析框架，運用對數平均迪氏分解法，將它們分解為規模效應、數量效應、裝備效應和效率效應，揭示了 4 大效應對 2003—2018 年中國及其 31 個省域(不包括港澳臺)糧食生產的影響程度。研究結果表明：1)無論在時間還是空間變化層面，數量效應都明顯抑制了糧食生產，而規模效應和裝備效應則顯著促進了糧食生產，兩者在糧食主產區表現尤為突出;2)2003—2018 年，效率效應對全國層面的糧食生產由負向抑制變為正向驅動，對省域層面的 24 個省區呈現明顯的負向驅動作用。為促進中國糧食產量持續穩定增產，建議持續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政策和資金扶持，穩定其農業生產隊伍，進一步強化糧食主銷區的糧食安全責任，因地制宜地促進不同區域糧食生產的機械化發展。

　　關鍵詞：糧食生產;農業勞動力;農業機械化;驅動效應;中國

　　促進糧食生產以穩定和提高糧食產量，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關鍵[1]。農業勞動力和農業機械是糧食生產的兩大關鍵要素，其變化對糧食生產的影響被人們廣為關注。已有大量研究認為，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大量年輕和具有相對較高文化水平的農業勞動力不斷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將導致糧食生產的農業勞動力數量和質量下降，對糧食生產產生顯著負面影響[2-5]。

　　然而，也有部分研究認為，農業勞動力投入數量和質量下降并沒有影響中國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因為在農業勞動力持續向城鎮轉移的過程中，農業機械化水平不斷提高，價格相對低廉的農業機械不斷替代日益稀缺且價格相對較高的農村勞動力[6-7]，使得中國糧食產量自 2003 年來實現了“十七連豐”，并且滿足了人們不斷由“吃飽”向“吃好”的需求[8]。上述情況表明，當前關于農業勞動力轉移對糧食生產的影響存在正向和負向兩種觀點。

　　正向觀點認為，農業勞動力外流、老弱化、婦女化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9]，它有利于增加農業資本(尤其是農業機械)的投入，提高勞動力和農業機械的配置效率，提升農業勞動力的生產效率[10-11];同時也緩解了中國的人地矛盾，為農地的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和糧食的專業化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12-13]。負向觀點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糧食產量與農業勞動力投入量成正比，因此農業勞動力投入減少必然導致糧食產量的下降。

　　與此同時，農業勞動力轉移導致的農業從業人口老齡化、婦女化、弱質化等問題不利于農業生產新知識和新技術的應用，由此導致農業產出率下降[3-5]，因而產生了對未來誰來種田的擔憂[9]。例如，Majumdar 等[14]研究表明，農村勞動力外流導致城鎮化加速發展，大量耕地資源被侵占或撂荒。Goodburn[15]和 Mancinelli 等[16]則認為，轉移的農業勞動力大多擁有相對較高的文化水平，造成了農業生產人力資本的明顯下降，影響糧食產出水平。

　　國內研究也得出，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外流將導致糧食生產勞動投入的數量和質量均下降[17-19]，進而改變農戶精耕細作和農業生產的決策行為，使得耕地粗放經營甚至撂荒[3,18]，同時也不利于先進的現代農業技術與生產方式的推廣[20-21]。農業機械是糧食生產資本和技術最為根本的體現，其投入量的增長是促進糧食增產的關鍵，也是農業現代化的主要標志。為此，大量研究對農業機械投入對糧食生產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從宏觀層面來看，一方面，農業機械能夠極大地降低農業生產的勞動強度，提升農業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極大地抵消了農村勞動力老弱化對中國糧食生產的不利影響[2,8,22];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增加了農民家庭收入，也顯著增加了對農業機械的需求，提高了農民購買農機服務和持有農業機械的能力[23]，促進了農機社會化服務市場發展，提升了專業化農戶購買并持有農業機械的水平。這種正向反饋機制大幅提高了農業機械對勞動的替代，提升了糧食生產的機械化水平，達到了穩定和提高糧食產量的目標[24-26]。

　　從微觀層面看，農業機械深耕、深松或免耕可以提高土壤的蓄水和保肥能力[26-27]，降低農業生產的勞動強度，通過抗災害、搶農時、趕季節等方式，保質保量地完成糧食生產任務[26-27]。因此，農業機械化則被認為是提升糧食產能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關鍵因子之一[26,28]。已有研究為進一步分析農業勞動力轉移和農業機械化對糧食生產的影響提供了科學依據，但仍存在以下兩點不足：

　　首先，現有研究大多都是單獨探討農業勞動力變化對糧食生產的影響，或單獨探討農業機械化對糧食生產的影響，罕有在同一分析框架內探討農業勞動力轉移和農業機械化兩者共同對糧食生產的綜合影響;其次，雖然已有研究已經揭示農業機械大幅替代了農業勞動導致糧食持續增產，但在同一框架下農業機械和農業勞動力轉移導致糧食產量變化的幅度分別是多少?在中國大陸 31 個省區(不包含港澳臺)當中呈現怎樣的差異?顯然，明晰上述兩個問題，對于進一步穩定和提高中國糧食生產具有重要意義。

　　為此，本文首先構建農業勞動力和農業機械兩大生產要素聯合影響下的糧食產量變化分析框架，然后將其分解為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規模效應)、單位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農業勞動力投入狀況(數量效應)、單位農業勞動力農業機械動力擁有量(裝備效應)和單位農業機械投入的糧食產出水平(效率效應)四大效應，并采用對數平均迪氏分解方法(LMDI 分解法)，從時空兩個方面揭示四大效應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以期為穩定和提高糧食產量提供參考。

　　1 理論與研究方法

　　1.1 農業勞動力投入、農業機械化和糧食產量變化的關聯模型土地、資本和勞動是推進國民經濟生產中最為重要的三大生產要素，農業機械是農業生產中占比最大和最為重要的資本[1,3]，因此，土地、勞動力和農業機械應是糧食生產的三大要素。從生產要素投入的視角出發，糧食生產變化的原因可以概括為以下四點：

　　第一，土地是糧食生產不可或缺的要素，因而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的變化必將導致糧食產量的變化。第二，農業勞動力不斷向城鎮轉移大大降低了糧食生產中的農業勞動力投入，在糧食作物播種面積難以持續擴大的條件下，如果農業機械化不能持續推進，則糧食產量必將下降。

　　第三，農業勞動力和農業機械之間存在很強的替代關系，只有農業機械投入的增加才能彌補勞動力投入的減少[7]。農業機械動力和農業勞動力的“一增一減”，導致勞均農業機械總動力不斷增加，實現了以農業機械替代農業勞動力進而促進糧食增產的發展目標[13]。第四，隨著農業機械投入的持續增加和農業勞動力的持續減少，受要素邊際技術替代率遞降規律的制約，單位農業機械所能替代的農業勞動力數量不斷下降，再加上一些地區地處丘陵山地，大中型農業機械難以得到有效利用，進而導致單位農業機械投入的糧食產出效率明顯降低，這也是影響糧食生產的又一重要因素。

　　1.2 基于概念

　　模型的糧食總產量 LMDI 分解方法為更好地分析四大效應對糧食產量變化的貢獻，需要對式(2)進行分解。目前，常用的因素分解法有 Laspeyres 指數分解法與 Divisia 指數分解法，但它們在分解之后具有較大的殘差，影響了分析結果的準確性。Ang 提出了對數平均迪氏指數方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LMDI)，該分解方法的優點是分解后不存在殘差、參數估計更為準確、加法和乘法可相互轉換，因而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LMDI 分解法就開始大量用于資源、能源和環境研究領域[29]。

　　1.3 數據來源與處理

　　全國及大陸 31 個省(市、區)農業機械總動力、糧食總產量、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等指標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來源于歷年各省(市、區)的統計年鑒。由于統計資料中沒有直接給出糧食生產機械總動力與糧食生產勞動力的數據，因此本文參考于法穩[30]和趙雪雁等[31]的研究，分別用農業機械總動力和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乘以糧食作物面積占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重得到。

　　本文起始時間選擇 2003 年原因在于三點：首先，自 2003 年以來中國糧食實現了“十二連增”并在 2015 年以后穩定在 6.5 億 t 左右的水平[32];其次，中國從“十五”規劃(起始時間為 2001 年)開始明確將城鎮化列為國家重要發展戰略，之后農業勞動力持續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農業勞動力數量下降明顯[33];第三，中國于 2004 年正式頒布農業機械化促進法，促進了農業機械化快速發展，農業機械投入水平持續高速增長[34]。

　　2 結果與分析

　　2.1 中國糧食總產量與四大效應的變化分析(2003—2018)

　　2.1.1 糧食總產量變化

　　中國糧食總產量由 2003 年的 4.31 億 t 上升到 2018 年的 6.58 億 t，凈增 2.27億 t，增幅為 52.67%，年均增速為 2.86%。根據糧食生產扶持政策的變化，大體可以以 5 年為時長，將糧食總產量的變化劃分為 2003—2008 年、2008—2013 年和 2013—2018 年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糧食生產的高速恢復增長期，糧食總產量由 4.31 億 t 上升到 5.34 億 t，年均增速高達 5.54%;該階段受 1998—2003 年糧食產量持續下降的影響[33]，至 2003 年糧食供不應求矛盾突出，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歷年中央一號文件開始聚焦“三農”問題，先后實施了農資購買補貼、糧食直補、全面取消農業稅等各項政策，使得糧食生產恢復到 1998 年的 5 億 t 以上的水平。第二階段為糧食生產的快速增長期，期間糧食總產量由 5.34 億 t 上升到 6.30 億 t，年均增速為 4.22%;該階段在維持前一階段各項政策穩定的基礎上，突出強調提高糧食產能的重要性，多次提高了稻谷和小麥最低收購價格，大力實施玉米臨時收儲政策，促進了糧食產量快速增長。

　　第三階段為糧食生產的穩定增長期，糧食總產量由 6.30 億 t 上升到 6.58 億 t，年均增速僅為 1.07%;該階段糧食供求總量已基本平衡，但供求結構矛盾突出，糧食生產的資源與生態環境約束日益增強，優化糧食生產結構，大力實施化肥、農藥“雙減”行動是最為重要的任務，因而糧食產量表現為穩定增長趨勢。

　　目前，我國糧食生產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已超過 80%[35]，勞均農業機械動力水平已較高，雖然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間，但受要素邊際技術替代率遞降規律的制約，農業機械對農業勞動力的替代程度將大幅下降，對糧食生產的促進作用也將明顯減小(2013—2018 年裝備效應對糧食生產的促進作用已明顯小于數量效應對糧食生產的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已跨過劉易斯拐點階段，但人口城鎮化仍在繼續推進，優質農業勞動力仍在持續轉移。因此，在進一步推進糧食生產機械化過程中，單位農業勞動力農業機械裝備水平的提高對糧食增產的促進作用將進一步減少，穩定糧食生產農業勞動力隊伍數量，培育一批能夠熟練掌握和運用農業機械的職業農民，對于維護我國糧食安全至關重要。

　　3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3.1 研究結論

　　本文構建了在農業勞動力轉移和農業機械化兩者聯合影響下的糧食產量變化分析框架，闡述了兩者對糧食生產的綜合影響機制。采用 LMDI 分解法揭示了中國及其 31 個省區規模效應、數量效應、裝備效應和效率效應對糧食產量變化的影響大小，所得結論如下：

　　1)研究期間，中國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由 0.99 億 hm2 增加到 1.17 億 hm2，使得規模效應成為中國糧食增產的一大動力;省域層面的分析也表明，規模效應是穩定和促進糧食增產的重要因素，這在 12 個糧食主產區表現尤為突出;但在糧食主銷區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的減少，也使得規模效應對糧食生產顯示出明顯的負向抑制作用。

　　2)全國和省域層面的研究均表明，在農業機械等其他要素不變的條件下，農業勞動力投入數量的減少是阻礙糧食增產的關鍵因素，尤其是在廣大糧食主產區，研究期間數量效應對糧食生產的抑制作用大都在 450 萬 t 以上。培育職業農民，穩定農業勞動力隊伍，應是實現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穩定和持續增長的當務之急。

　　3)全國和省域層面分析表明，裝備效應的快速增長是驅動中國糧食持續增產的首要因素，尤其是在 11 個糧食主產區，裝備效應對糧食生產的促進作用均超過了 1000 萬 t。在當前農業勞動力轉移已跨過劉易斯拐點以及我國糧食生產綜合機械化率已超過 80%的條件下，農業機械對農業勞動力的替代作用將快速下降，農業機械投入的持續快速增長已導致效率效應對糧食生產產生了明顯的抑制作用，這在我國農業機械化基礎較好的平原地區以及中西部丘陵山區表現尤為突出。

　　3.2 政策建議

　　1)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各項扶持，強化糧食主銷區糧食安全責任。糧食主產區因擴種糧食而損失的發展高價值經濟作物和非農產業的發展機會，導致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明顯低于糧食主銷區，因此糧食生產的價格支持、種糧大戶扶持、職業農民培訓等各項政策要向糧食主產區傾斜，不斷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的財政扶持力度，探索建立糧食主銷區對主產區的生態和經濟補償機制。糧食主銷區糧食播種面積不斷縮小，糧食自給率大幅下降，因此要嚴格在這些地區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堅守耕地紅線，嚴格控制水稻生產的“雙改單”，盡可能地提高耕地的復種指數，穩定糧食作物播種面積。

　　2)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穩定糧食主產區農業生產隊伍。農村基礎和公共服務設施落后以及城鄉收入差距較大，是城鎮化進程中糧食主產區農業勞動力持續向外輸出的關鍵原因。因此，要以糧食主產區為核心，加快構建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的體制機制，進一步優化農村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條件，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以糧食主產區產糧大縣為主體，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納入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推動農民這個稱謂由身份向職業轉變，讓農民逐步成為體面的職業，平等地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加快培育一支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新型職業農民隊伍，發揮他們的帶頭引領作用，轉變農民觀念，穩定農業生產隊伍。

　　3)因地制宜推進農業機械化，提高糧食生產機械化水平。平原地區農業機械化基礎條件好，農業機械投入的粗放增長導致的勞動力和農業機械配比失衡，是其效率效應為負的根本原因。因此，應控制平原地區的農業機械增量，重點提升現有糧食生產農業機械的利用率，規范農機服務組織，穩定農業服務價格，提升農機服務水平。山地丘陵地區農業機械化基礎條件差，地形地貌更加限制了大中型農業機械的施用。

　　因此，要瞄準西南山區和中東部山地丘陵區，重點支持和引導農業機械制造商，以龍頭企業為引領，組建農機研發創新聯盟，加快開發并量產專門針對山區丘陵地帶的小型、專用農業機械，并從稅收、貸款等政策方面予以扶持;山地丘陵地區也難以通過引進外地大型農機跨區作業來提高機械化水平，應加大對本土農機大戶與農機合作社的政策扶持，以降低農機服務價格，以提高其糧食生產的機械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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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姚成勝，肖雅雯*，楊一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