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引發了林業領域的創業活動。農民工返鄉開展集體林業創業作為鄉村振興戰略實現的重要依托，是促進鄉村產業興旺的內生性動力、提高創業績效是激勵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有效途徑，因此探究對農民工創業者實現高創業績效產生影響的組態路徑具有重要意義。文章將”農民工自身和外部環境作用于創業績效的構型”作為核心研究問題，從歸因理論和因果復雜性的視角，以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為研究方法，對江蘇省13個市收集的223份返鄉創業農民工問卷進行系統分析，得出了5條高創業績效構型。結果表明：(1)農民工返鄉高創業績效的取得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且存在多條實現路徑。(2)不同性別的農民工返鄉創業過程中，實現高創業績效的路徑組態并不相同且導致不同性別取得高創業績效的核心條件存在差異。(3)職業培訓與專業技能之間存在替代關系，代際創業與政府補貼、職業培訓也存在替代關系，代際創業與家庭情感支持、政府補貼、職業培訓間均呈現互補關系。基于上述研究結果，文章提出政策啟示：(1)要進一步加大對返鄉農民工林業創業的支持力度。(2)要進一步加強返鄉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3)要通過政府支持和家庭關懷提高女性創業者高創業績效。

　　關鍵詞：農民工林業創業;創業績效;因果復雜性;非對稱因果分析;QCA方法

　　1 引言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實施鄉村振興的基礎保障是產業興旺。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空間內的農民創業無疑成為鄉村產業振興的新動能(莊晉財等，2019)。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各類返鄉創業人員已達700萬人，其中返鄉農民工比例為68.5%，越來越多的返鄉農民工投身到農林業的創業中來，形成了一股創業潮(李慧，2017)。在黨中央的政策引導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綠色發展理念及政策方針深入人心，中國林業發展進入新階段。一些區域也越來越強調通過創業發揮林業的經濟潛力，林業領域創業蔚然成風。但林業經營產權不清晰、林業配套制度不完善、農民工林業創業知識和風險認知能力弱導致農民工返鄉參與林業創業的現狀不容樂觀，創業風險較高，創業失敗的案例屢屢發生(修丕師等，2020;李凡等，2016)。

　　因此，通過分析對返鄉農民工林業創業績效產生影響的因素，找到其實現林業高創業績效的路徑，利用林業區域創業持續有效地為農民工帶來效益、推動林業經濟發展就成為一個亟需研究的問題。本文基于海德的歸因理論，將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專業技能、代際創業、家庭情感支持、政府補貼、職業培訓作為形成林業高創業績效的條件變量，對江蘇省13個市收集的223份與林業相關的返鄉創業農民工問卷進行系統分析，從整體視角出發，利用組態思維，運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形成了農民工自身和外部環境作用于林業創業績效的主要構型，借此梳理了從“前因條件”到“行動結果”之間的復雜關系，揭示農民工實現林業高創業績效的內在機理，最后提出相應的政策啟示。

　　本文的學術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從組態視角出發，為探索從事林業的農民工返鄉高創業績效的實現提出整體性的理論框架，進一步豐富了農民工返鄉創業的相關研究，拓展了農民工創業績效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第二，將定性比較分析法引入農民工林業創業的研究領域，構建了農民工創業影響因素聯動效用與實現高績效的雙層四維匹配模型，解釋了在多因素影響下返鄉農民工取得高創業績效的非線性關系，為剖析高創業績效與多因素的因果關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第三，探討了多個因素對農民工返鄉創業績效的“協同組合效應”，探尋提升農民工林業創業績效的多元路徑，進一步驗證出各路徑“殊途同歸”的效果。

　　2 文獻回顧與評述

　　歸因理論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海德于 1958 年提出，該理論是關于人們如何解釋自己或他人的行為，以及這種解釋如何影響其態度和行為的心理學理論(苗蕊等，2018)。農民工創業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學現象，其創業績效會被主體所采取的行為影響，基于歸因理論對創業者行為進行歸因，本質上可以歸集為內生性影響因素和外生性影響因素兩個維度(Marcello，2021)。

　　具體到林業創業中，其影響因素一方面來自創業者自身素質等內在方面，另一方面來自林權改革形成地制度及其引起的創業環境改變(薛永基等，2011)。在農民工林業創業內生性影響因素方面，歐洲林業創新創業研究(Lunnan et al.，2005)表明，性別、年齡、性格等創業者個體因素會對創業績效產生影響，Brush(1992)則明確指出，女性所有企業和男性所有企業存在很多不同之處。孫文中(2018)認為，創業績效的年齡效應影響體現在創業個體不同階段所擔負的權力和義務范疇上。

　　除了先天特質外，在城市中積累的人力資本對于農民工創業極為重要，但文化上的不同將導致行為方式和行為決策上的差異(呂曉蘭等，2014)。丁小浩等(2017)研究表明，在不同行業上創業者的受教育程度對于創業乘數效應差別明顯，尤在林業創業中最為積極。除此之外，接受特殊技能培訓的創業者有更好的創業成果(Colombo el al.，2005)。在農民工創業外生性影響因素方面，通過構建農民創業代際傳遞的理論分析框架，朱紅根等(2016)發現，父母有創業經歷的農民，其兒女創業的可能性更大，中國農民創業在父母和子女間存在代際傳遞現象。羅明忠等(2013)研究得出，父輩創業中的社會資本、金融資本會對農民創業的行業和區域產生顯著影響。

　　許晟等(2020)認為，家庭情感支持對農民創業者的創業自我效能感有正向影響，農民創業過程中要注重家庭情感支持情感的維系。而黃永春等(2019)直接將創業成功率低歸結為我國創業政策供給與異質性創業模式不匹配，尤其在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這一背景下，需要配套的創業政策及培訓政策等支持。學界對于林業創業績效的研究主要分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個方面，多以農民為創業主體。在定性分析方面，姚曉芳等(2014)從企業規模、存活率和發展能力三個維度出發，分析性別對于創業績效存在的顯著影響;郭鋮等(2019)通過大量案例分析得出結論，農民創業者可以通過參加培訓形成"實踐-學習-再實踐"的良性循環，進而提升創業績效;此外，在政策支持與農民工創業的研究中，戚迪明等(2018)通過案例分析認為，是否獲得政策支持對返鄉農民工創業績效有顯著影響。

　　在定量分析方面，錢龍等(2021)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人口老齡化會從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兩大途徑對創業產生負面影響;肖婧儀等(2019)運用系統動力學的方法，構建了因果關系圖和存量流量圖，描述和揭示了林業區域創業可持續性發展系統中要素之間的因果反饋關系;吳翌琳等(2017)基于實證研究的結果，發現創業者的受教育程度會影響到創業績效，且受教育程度與創業績效正相關;李研等(2018)通過實證研究證實要素投入、產業結構對林區經濟存在內在驅動效應;李后建等(2018)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家庭嵌入與農民創業活動存在正相關關系;羅軍等(2013)通過構建數理模型和結構方程模型，得出農民創業培訓是推動農民創業的重要因素，并且培訓效果越好，創業績效就越高。

　　綜上可知，在創業者內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的影響下，返鄉農民工實現林業高創業績效的研究伴隨著對關鍵性因素的剖析。但目前國內外學者僅關注某個因素對創業績效的凈效益、中介效應以及調節效應，忽視了影響農民工創業績效產出的多重并發因素及作用機理，且直接涉及林業領域的研究并不多，更鮮有學者從組態角度出發，針對地區林業發展過程中的相對優勢與不足，研究各要素與農民工林業創業績效間的因果關系。農民工林業創業績效是多要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因而有必要探尋影響因素與農民工林業創業績效間的內在關系。基于整體論的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是一種適合基于小樣本分析的定性比較分析法，結合了定性和定量兩種分析方法的優勢，能夠較好處理復雜變量間多重并發的關系，為進一步探究這些因素對林業創業績效的作用機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

　　3 理論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目的在于探究多因素與從事林業農民工創業績效間的內在關系。首先，基于歸因理論、人力資本理論、企業能力理論、資源拼湊理論等及現有研究構建農民工林業創業影響因素聯動效用對創業績效影響的理論框架;其次，根據框架中的變量設計調查問卷并開展調研;最后，運用定性比較分析法對實地調研數據進行分析，探索實現高創業績效的構型。

　　3.1 歸因理論

　　歸因理論認為，在日常的社會交往中，人們為了有效地控制和適應環境，往往對發生于周圍環境中的各種社會行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做出一定的解釋，即認知整體在認知過程中，根據他人某種特定的人格特征或某種行為特點推論出其他未知的特點，以尋求各種特點之間的因果關系(樂國安等，2013)。林業創業活動是指創業者或創業企業利用其認知和行為，將獲得的新資源與現有資源進行配置，通過提供有效林產品或林業生產服務來贏得生存和發展的一系列相關活動的集合(Kuratko et al.，2015)。根據上述概念，林業創業過程是創業者采取一系列決策的集合，這些決策不僅受到其認知、行動的影響，還受到基于現實基礎的外部生產要素制約，這些決策導致的最明顯結果體現在林業創業績效上，因此可以基于歸因理論對創業者的決策進行歸因，找出影響林業創業績效的因素。

　　3.2 理論模型構建

　　基于上述分析，歸因理論認為導致某一事件的原因無外乎兩種：一是態度、能力、人格等內因，二是外界壓力、情景等外因。因此在解釋從事農林業農民工創業績效的影響因素時，從本質上可以歸結為農民工個體因素和創業環境因素兩個層面。根據對當前文獻的總結與梳理，丁奕文等(2021)構建出中國農民創業研究框架，認為農民創業研究前因變量可以從中國特色農民創業者、個體因素、環境因素三個層面進行探索。就創業主體返鄉農民工而言，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農村人口遷移出現了新態勢，返鄉農民工以回流的方式正逐步參與到鄉村發展中來，逐漸成為農民創業的一大主體，因此本文將上述中國農民創業研究框架作為分析返鄉農民工取得林業高創業績效的主要工具，構建理論模型。

　　返鄉農民工是城鄉二元關系中產生的特殊群體，其特殊性與打工經濟及政策環境密切相關，受個體因素和環境因素影響，本文將從個體因素層面和創業環境層面構建概念模型。在個體因素層面，根據人口特質論，個人特質能夠引導創造者做出影響創業績效的不同決策。除了先天特質外，在城市中積累的人力資本也對返鄉創業極為重要，而且相較于一般農民創業也是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因此本文從個體特征和人力資本兩個維度分析農民工林業創業績效個體層面的影響因素。隨著林業制度背景及林業創業者所處區域環境的變化，創業者對創業績效的影響會不斷弱化(林嵩，2009),取而代之的是由客觀環境制約而不斷規范的創業行動。

　　因此，在農民工返鄉創業過程中，除了個人特質，外部的各種環境要素也會促進林業創業績效提升。根據Rametsteiner 的研究，在林業領域很少發生機會驅動型創業，絕大多數創新和創業活動是在生存導向下開展的，且更傾向于家庭成員參與的創業模式(朱紅根等，2016)。此外，對農民工而言，培育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有利于農民工降低制度性成本，保障其創業成功。在創業環境因素的層面，從家庭環境和政策環境兩個維度對創業績效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在上述分析基礎上，建立返鄉農民工實現林業高創業績效的概念模型。該模型包括個體特征、人力資本特征、家庭環境和政策支持四個維度，各維度彼此協同，相互作用于創業績效。

　　3.3 研究方法

　　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分析并構建理論分析框架，圍繞所需要的變量設計調查問卷并收集數據，采用定性比較分析法對收集的數據進行校準與分析，探究實現高創業績效的構型。

　　3.3.1 定性比較分析

　　以往關于農民工林業創業績效的研究常常根據個人特質論、人力資本理論、前景理論、資源基礎理論、資源拼湊理論等視角得出不同維度下的因素與創業績效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趙德昭(2016)的研究發現，創業者個體層面中的個人特征、人力資本特征維度影響了農民工創業績效，而政府資源維度則屬于環境層面的影響。在丁奕文等(2021)的研究中，個人特征包括性別和年齡，人力資本特征包括農民的社會資本和網絡資本，最后的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支持和創業培訓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個體層面和環境層面的因素間是相互依存而非相互獨立的關系。個體的特征比如人力資本會隨著政府的政策支持而獲得提高，同時政府政策比如數字金融的推行也需要農民工具備一定的數字素養。

　　由此推出，個體層面和環境層面存在共線關系，因而對返鄉農民工創業績效問題的研究，從整體論的角度出發更符合現實情況。定性比較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一種基于布爾代數的集合論組態分析方法，該方法由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拉金在1987年提出，運用組態思維研究復雜變量組合對結果變量的影響。相較傳統定量方法，QCA通過考察前因條件和結果之間的充分與必要子集關系，彌補定量分析中忽視變量共線性問題的不足，還解釋了自變量間的復雜因果關系(杜運周等，2017)。

　　當前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中，往往是多個要素間的集合對結果產生影響，可以利用QCA方法整體和系統的分析思路，解決社會科學中復雜變量間的關系(張明等，2019)，因此本文選取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為研究方法。在QCA運算中，需要依次經過三個步驟才能獲取有意義的結論：首先，構建出條件變量，建立的條件變量都需要根據理論構建起的框架得出;其次，對條件變量及結果變量進行賦值及校準;最后，先通過必要性檢驗確定是否存在必要條件，再運行QCA得出不同路徑開展組態分析。當前，雖然在農民工創業研究中缺乏定性比較方法的分析，但是在其他創業研究中已經證明了QCA對創業績效問題進行分析是適用的。

　　3.3.2 變量選取

　　創業績效是衡量新創企業成功與否的標桿，目前相關研究中，學者們多聚焦于財務指標，以此評價創業績效。但鑒于農民工創業的特殊性，在創建初期資源較薄弱，盈利能力也較弱，僅靠財務指標判定創業活動是否成功存在片面性，難以全面反映出新創事業相對于成熟企業的特殊性。因此農民工創業活動的績效判斷除了評價創業的財務指標外，還應該重視創業活動的成長性，以及創業者主體的滿意程度等。對于fsQCA定性比較分析的條件變量，在返鄉農民工創業的情境中，需要對每個條件變量做出具體解釋。

　　(1)個體特征。個體特征包含性別和年齡。性別上的差異造成了創業動機的差異。男性創業者事業心更強，女性則更多將精力放在婚姻、家庭上，寄希望于丈夫實現人生理想。強事業心導致的高創業動機能夠推動創業活動進行，幫助創業者取得高績效。年輕人對社會新生事物比較敏感，更具創新意識和冒險精神，更愿意去承擔風險，進而獲得超額創業回報。而中老年農民工面臨著贍養老人和子女的雙重負擔，隨著年齡的增長，風險厭惡程度還會上升，因而刻意規避高風險的創業活動。個體特征包含的變量用性別(SEX)和年齡(AGE)表示，分別用“您的性別”“您的年齡”題項來測量。

　　(2)人力資本特征。人力資本特征包含受教育程度和專業技能。有限理性下，市場往往是不確定的，企業能力理論認為對市場的不確定性，應該創新原有知識，吸收新知識以及對原有知識進行組合。因此不同教育水平的創業農民工在獲取信息、人力等社會資源方面存在差距，導致創業績效的差異。對于農民工而言，自身能力較弱，在城市中通過“干中學”積累工作技能就顯得尤為重要，如果所掌握的專業技能可以與創業相適應，在創業過程中不斷運用、實踐、更新，那么會為創業績效提升提供持續的內生動力。人力資本特征包含的變量用教育程度(EL)和專業技能(PS)表示，分別用“您的學歷”“您創業前所學的專業技能與所創事業是否相關”題項來測量。

　　(3)家庭環境。家庭環境包含代際創業和家庭情感支持。父母與子女間存在代際傳遞，父母參與過創業活動，在代際傳遞效應下，父母的經濟能力，創業經歷、人脈關系、冒險意識等會對下一代創業產生代際影響。因此對于農民工創業，家庭中父母創業所積累的家庭資本會影響下一代農民工的創業績效。在資源拼湊理論視角下，家庭情感支持所提供的資源可以看作能夠拼湊的資源，在農村地區依靠地緣、血緣關系而衍生、形成的社會網絡中獲取資源的成本較低。家庭環境包含的變量用代際創業(IE)和家庭情感支持(FS)表示，分別用“父母是否曾創業或擁有自己的公司”“家人對您創業的態度”題項來測量。

　　(4)政策環境。政策環境包含政府補貼力度和職業培訓。如果存在不良的政策環境，就會對風險抵制能力較弱的農民工帶來無形的制度成本，阻礙創業資源的獲取，增加創業成本，影響到農民工創業績效，所以國家宏觀政策制度將會直接影響農民工群體的創業績效。農民工創業過程中，通過職業培訓，能夠有效改變農民工創業的態度和行為，且培訓的頻率越廣泛、質量越高，作用于創業過程的影響力就越大，有利于創業績效的提高。政策環境包含的變量用政府補貼力度(GS)和職業培訓(VT)表示，分別用“您是否接受過創業政策支持”“您是否參加過政策的相關創業課程或培訓”題項來測量。(5)結果變量。針對創業企業的特殊性，有些學者試圖構建與一般組織創業績效不同的評價指標體系，把創業企業生存與成長指標作為衡量創業績效的不同指標維度(Vande et al.，1984)。

　　基于已有研究，除盈利情況外，本研究還將生存性績效與成長性績效納入創業績效的測量維度。除此之外，當前農民工創業活動多屬于生存型創業，“小富即安”帶來的滿足感會影響企業家天生的逐利性，以及對創業成功的判斷，因此創業績效的測量還需要加上農民工對于創業活動的主觀評價。根據上述分析以及參考羅明忠等(2014)對農民創業績效的測量題項，分別從創業過程中資金來源(SF)、創業開展的時間(SE)、創業活動在過去六個月是否盈利(PL)和對創業收益的滿意程度(SL)4個方面綜合測量農民工返鄉創業績效。關于結果變量測定的問卷包括“創業過程中運營資金來源于哪里”“創業活動持續了多長時間”“創業活動在過去六個月是否盈利”“對您目前創業活動收益是否滿意”4個題項，本研究將這4個題項得分相加取均值，以得出的結果表示農民工返鄉創業的績效水平。

　　3.3.3 信度與效度分析描述性統計與相關系數矩陣。各變量與創業績效間具有明顯相關關系，符合預期。再對量表進行信效度分析，fsQCA方法側重于對變量間相互作用進行分析，承認變量間的相關性，因此可以適當降低效度要求。首先創業績效的 KMO 統計值為 0.935，因子載荷均在 0.5 以上;創業者個體因素的 KMO 統計值為 0.901，因子荷載均在0.5以上;創業環境的KMO統計值為0.914，因子荷載均在0.6以上。說明量表具有較好的效度。隨后，對量表進行信效度檢驗，克朗馬哈系數均在0.8以上，具有較好信度。綜上所述，問卷12個題項設置全部滿足信效度要求。

　　3.3.4 數據轉換與校準使用模糊集QCA分析的是集合關系而非變量，因此需要結合實際情況進行數據轉換與校準將樣本從變量維度轉化為集合維度。運用fsQCA3.0軟件，首先要將原始量表中的題項轉化為布爾邏輯下的0-1集合維度數據，本文借鑒馮展林(2017)的研究，將結果變量與條件變量中的問卷題項轉化為 0-1 之間的數值。為了使樣本均勻分布，本文采用四分位法選定 3個錨點，將樣本數據上四分位點(75%分位值)、均值(50%分位值)、下四分位點(25%分位值)作為校準的完全隸屬點、交叉點、完全不隸屬點(Fiss ，2007)，并對原始數據進行校準。在變量中性別、政策支持等變量屬于分類變量，只包括0和1，不適用于四分位校準法，因此本文將數據的最大值作為完全隸屬閾值、均值作為交叉點、最小值為完全不隸屬閾值進行校準。

　　4 數據來源及樣本分析

　　在理論分析和框架構架的基礎上，本文以江蘇省13個市作為案例地，發放300份問卷，對收集的問卷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

　　4.1 數據來源江蘇作為全國經濟發展轉型中的典范，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在林業經濟發展方面，江蘇也是全國較早一批的林改試點省份。此外，“草根群體”參與的創新和創業活動是“江蘇速度”的重要力量，在鄉村振興大背景下，培育了涉及多行業的農村創業主體，努力打造農林業旅游、農林業種植及產品加工為一體的產業融合發展模式，農民正逐漸成為鄉村創業主體的關鍵組成部分。但是，良好的農民創業環境及創業氛圍的形成并非朝夕之事，要涉及到大量的政策支持，硬件投入以及個人能力的提升，以此才能對區域經濟發展起到深遠的推動。事實上，江蘇農民的創業活動與長三角內的浙江相比存在較大差距，因此，將江蘇省內的從事林業的農民工作為研究對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有助于江蘇省在日后林業經濟時有所側重，從而促進江蘇省林業創業活動的高質量發展。

　　4.2 數據收集為保證分析結果的準確性，通過對研究對象進行篩選，將研究對象定義為鄉村創業過程中擔任核心地位的且從事與林業相關的返鄉農民工。為了獲取較為準確的數據，在問卷設計階段，通過查閱國內外調研量表進行設計，并根據預調研中對相關農民創業者的訪談，對量表進行調整，再將量表交給專家進行專業化修正。最終通過深度訪談、發放電子版問卷調查、電話訪談等方式，采集有關數據。發放300份問卷，收回有效問卷223份，有效回收率為74.33%。

　　5 經驗性結果

　　在實地調研問卷的基礎上，運用 fsQCA3.0對獲取的 223份問卷進行單因素必要性分析、組態分析和組態條件的協同作用分析，并進行穩健性檢驗，得出返鄉農民工實現林業高創業績效的條件構型。

　　6 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通過構建出的雙層四維匹配模型開展實證研究，基于江蘇省13個市獲取的223份有效問卷，運用定性比較分析法，得出返鄉農民工實現高創業績效的有效構型，在此基礎上得出研究結論及政策啟示。

　　6.1 研究結論

　　本文以223份調查問卷為研究樣本，通過梳理影響農民林業創業績效的影響因素，采用定性比較分析法解釋了各因素組合與高創業績效取得間的復雜因果關系，得出3點結論。

　　(1)農民工返鄉高創業績效的取得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且存在多條實現路徑。個體特征、人資資本特征、家庭環境、政策支持四個維度的要素，相互作用，缺一不可，不存在某單一條件促使融合實現。產生高創業績效，并且一致性最高的組合屬于綜合聯動型模式，具體實現路徑為：受教育程度*代際創業*家庭情感支持*政府補貼*職業培訓(EL*IE*FS*GS*VT)。該路徑中盡管家庭環境與政策支持維度發揮著不同作用，但是受教育程度與代際創業作為實現高創業績效的核心條件是必不可少的，對林業區域創業的可持續性發展具有基礎性作用。父母創業經歷帶來的各種資源以及高學歷形成的敏銳洞察力、邏輯思維能力能夠幫助農民工在返鄉創業中取得高績效。此路徑對男女創業者，都會產生相同的高創業績效。

　　(2)不同性別的農民工返鄉創業過程中，實現高創業績效的路徑組態并不相同，并且男性與女性之間多重因素組合存在非對稱性關系，導致不同性別取得高創業績效的核心條件存在差異。根據性別和政策環境可以將4種高創業績效路徑歸納為兩種模式：一是“性別—政策”驅動型。男性農民工返鄉創業時，高創業績效取決于政策支持，而當缺乏職業培訓時，其積累的專業技能就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二是“性別—家庭”驅動型。對于女性農民工，家庭環境、政策環境將決定著高創業績效，并且當父母沒有創業經歷時，通過政策支持同樣可以推動農民工返鄉高創業績效的實現。

　　(3)職業培訓與專業技能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代際創業與政府補貼、職業培訓也存在替代關系，代際創業與家庭情感支持、政府補貼、職業培訓間均呈現互補關系。職業培訓與專業技能之間對創業績效的影響具有相似性，使其在特定條件下，可以發揮替代效應，有效弱化某一因素缺失帶來的消極影響。同理，代際創業與政府補貼、職業培訓間的替代關系也如上述分析，后三者的缺失都可由代際創業替代，對結果產生同樣的影響，達到“殊途同歸”的效果。作為條件變量的家庭環境維度的代際創業對取得高創業績效的作用不可小視，不僅作為重要影響因素促進高創業績效的取得，還能夠與家庭情感支持、政府補貼、職業培訓這三個組態條件發生互補關系，進一步促進高創業績效實現。

　　6.2 政策啟示

　　根據實現高創業績效的構型及上述的分析結果，可以得出三個方面的政策啟示。

　　第一，進一步加大對返鄉農民工創業支持力度。創業政策支持是取得高創業績效的關鍵因素，政府相關部門要因地制宜，對不同類型的農民工給予不同的政策支持，在林業創業活動比較集中的地區提升政府服務質量，不斷完善返鄉農民工創業政策供給體系。首先，政府應組織建立林業創業合作組織，通過組織機構細化政府政策，并簡化林業創業的行政性審批，建立林業創業綠色通道。其次，以入股等形式扶持林業創業的龍頭企業，發揮帶動作用。

　　最后，降低銀行貸款門檻，加強符合銀行規定的林業創業者的金融服務。此外，根據代際創業和政策支持，職業培訓和家庭情感支持存在互補關系，當代際創業與家庭支持、政府補貼、職業培訓這三個條件變量同時存在時，對實現高創業績效起到“1+1>2”的效果，建議不斷加強創業支持政策的體系化建設，引導農民工根據各自特點在集群價值鏈的價值點上進行創業，通過技術、成本等方面的優勢，解決農民工經營素質低、林區創業環境差等困難。

　　第二，進一步加強返鄉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根據路徑1中的代際創業是無法通過行動改變的分類變量，但是與政府補貼和職業培訓存在替代關系，同時對于男性農民工返鄉創業時，自身的專業技能可能與創業活動所需技能并不符合，通過職業培訓的替代作用，可以實現高創業績效，因此，需要各級政府引導和支持農民工職業教育與培訓，一方面，鼓勵中高職院校深入農村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高林業培訓供給質量，同時，利用多種渠道宣傳林業創業故事，評選先進個人等方式，激發林業創業者的信用觀、成敗觀和價值觀，營造一種全社會尊重創業的濃厚氛圍;另一方面，通過政府購買等形式降低農民工林業創業培訓成本，采取多種形式開展林業創業課堂，系統介紹林業產品生產、維護的基本規律，使創業者掌握與林業創業相關的組織管理等知識。

　　第三，通過政策支持和家庭關懷提高女性創業者高績效。女性農民工創業時，如果沒有代際創業帶來的幫助，政策支持以及家庭情感支持也能夠帶來高創業績效。女性往往擔負著更多照顧家庭的責任，而創業活動和家庭責任間存在相互沖突。因此對于女性創業者而言，一方面需要重視政策支持，如有針對性的開展符合女性農村創業的培訓項目，以及對女性創業項目的專項資金扶持等;另一方面還需要注重家庭環境的支持，如在家庭養老、子女教育方面，以及開展女性創業心理輔導等提供政策支持，減輕創業與家庭角色間的沖突，提升創業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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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吳兆明1 魯 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