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數字中國建設戰略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一個基本向度就是媒介化發展。在學理層面，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是促進實現人的現代化、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提升治理水平的必要環節，需要把握數字智能技術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耦合關系，闡釋清楚技術賦能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效度和限度。在實踐層面，要克服“重價值、輕工具”和“重數據、輕人文”兩種錯誤的技術認知傾向，著眼于理想信念、價值理念和道德觀念等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構建柔性的意識形態治理范式，提升意識形態治理的實效性。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現代化轉型;媒介邏輯;治理現代化;技術賦能;整體智治

　　在唯物史觀視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總會受到客觀現實條件制約。當前，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和云計算等新興技術綜合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實踐，創新了意識形態治理的手段、方法和理念，促使數智賦能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現代化轉型的重要路徑。筆者擬從治理現代化視角出發，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哲學意涵及其媒介向度，著重把握媒介技術運用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耦合關系，并揭示數字中國建設進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媒介邏輯的發展走向。

　　一、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理論意涵

　　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是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實踐創新的現實要求，也是國內思想政治教育學界普遍關注的一個重要議題。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邏輯，首先應在學理層面闡釋清楚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現實動因和基本意涵，以及作為一種新治理范式的媒介邏輯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內在關聯。

　　(一)科學認識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哲學思維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通常會受到特定歷史條件的影響和制約。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是指綜合運用多種手段、方法和途徑，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整體效果的治理實踐。根據唯物史觀對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辯證關系的認識，不同歷史時期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現實條件存在顯著差異，由此形成了關于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邏輯的不同認識。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規律，就是揭示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實踐特征和發展走向。

　　思政論文范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法治保障概念、價值與路徑

　　首先，應樹立生成性思維，以發展的眼光看待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實踐和理論創新。“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我們必須在理論上跟上時代，不斷認識規律，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1]。在當前的社會生活中，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一輪科技革命成果的影響，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實踐邏輯在整體上呈現出數字化、智能化和協同化等新特征，促進互聯互通、整體智治和協同增效已成為當前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基本趨勢。與之相應，學界關于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學理探究也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社會治理實踐的創新不斷向前推進。近年來，不少學者對人工智能驅動促進思想政治教育范疇[2] 和范式[3]創新發展、區塊鏈技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預測力[4]以及大數據分析推動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5] 等方面展開了前瞻性研究，形成了許多具有啟發意義的理論成果，為進一步推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實踐創新和效能提升指明了發展的方向、思路和著力點。

　　其次，應樹立系統性思維，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放置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觀框架下來進行整體考量與推進。一直以來，思想政治工作在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中都發揮著生命線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不僅關涉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創新發展，更關涉國家治理的整體效能提升，強調通過思想文化領域的治理，來促進實現其他各個領域的治理效能躍升。

　　黨的十九大把“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作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這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是創新社會治理結構，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的關鍵環節，也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在推進社會治理創新過程中不斷把社會主義制度顯著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還要吸納新理念、新思路 ，善用新技術、新手段，“推進社會治理系統化、科學化、智能化、法治化 ，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系”[6]。再次，應樹立辯證性思維，全面把握數字智能技術給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頂層設計和具體實踐中，要堅持一分為二地看問題，既要看到數字智能技術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其不利的一面;既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優勢，也要看到其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既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媒介化發展的機遇，也要看到其存在的風險和挑戰。準確把握數字智能技術運用和意識形態治理的內在聯系，聚焦意識形態治理的主要任務，發揮數字智能技術的傳播優勢，以數字智能技術賦能意識形態治理水平提升。

　　正確認識數字智能技術影響下意識形態治理的復雜性，加強意識形態風險預測和監控，把握意識形態治理規律，建立健全意識形態治理機制，有效規避技術風險帶來的意識形態風險。立足新發展階段的意識形態安全要求，找準意識形態治理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重視社會生活不同領域意識形態治理的差異性，把握治理重點，在意識形態風險關鍵點和癥結點上持續發力，不斷實現智能數字化情境下對社會成員的有效思想政治引領。最后，應樹立科學性思維，以數字智能技術為支撐，在整體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科學化水平。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者和教育對象都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體，是社會生活中的人。

　　在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施教者的思想、意志和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教育實踐的發展走向，而教育對象的性格特征和需求偏好也會影響教育實踐的呈現樣態。在這個意義上，“人治”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顯著特征。作為一項做人的思想工作的特殊教育實踐，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必然圍繞著人的需求展開，并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遵循;同時，“人治”也存在著隨意性和多變性等弊端。在“人治”為主的階段，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極易受到施教者的個人主觀因素影響。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就是要克服“人治”弊端，利用數字智能技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科學性。當前，大數據、區塊鏈和云計算正在不斷被運用到思想政治教育決策過程中，大規模的數據集成和數據共享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邊界，從中析出有價值的信息，幫助形成科學的教育決策，有效避免“人治”缺陷。

　　(二)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價值要義

　　進入新發展階段，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變化和新挑戰。需要從治理目標、治理任務和治理結構等多方面著手，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價值要義。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根本目標是促進實現人的現代化。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價值指向就是堅持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根本導向是堅持以人為中心的現代化，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作為手段，推動實現人的現代化的根本目標。中國式現代化不是單單強調物質文明的現代化，而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重視滿足人的精神需求、實現人的精神富足。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要重視解決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的社會思想問題，促進提升人的精神幸福指數。隨著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升，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展現出多樣化、多層次和豐富性等特征，不僅對文化產品的數量和種類要求越來越多，而且對于文化產品的質量要求也越來越高。

　　特別是在移動互聯網的支持下，社會成員獲取信息的方式更加快捷，他們從海量信息中獲得精神滿足感的重要路徑就是超越信息內容本身，過渡到更深層次的解疑、釋惑層面，幫助他們弄懂“為什么”和“怎么辦”。面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別是更高水平、更加多樣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何通過有效治理進一步推進人的思想觀念現代化、培育涵養文明理性的現代人格，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亟待解決的問題。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任務是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當前，中國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前所未有，再加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國際形勢，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更加復雜多變。在國際意識形態斗爭方面，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打著“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旗號對中國實施“污名化”攻擊。近兩年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給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極大威脅，各國人民正在努力攜手共同抗擊疫情。

　　中國在疫情防控中展現出的中國速度、中國力量和中國效率，以及為維護全世界人民健康所作出的巨大犧牲和貢獻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與此同時，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卻毫無根據地將新冠肺炎病毒命名為“武漢病毒”和“中國病毒”，并據此提出“中國道歉論”，要求中國為全球疫情“買單”，妄圖借此機會再次抹黑中國。究其本質，“中國道歉論”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既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感到恐慌的表現，也是其借助污名化言論抹黑中國意識形態的操弄策略。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讓世界更好地認識、了解并理解中國，如何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有效抵御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滲透，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必須著力解決的關鍵問題。在國內意識形態斗爭方面，社會全面轉型所造成的利益格局調整加劇了思想觀念碰撞和價值觀念沖突。

　　近年來，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泛娛樂主義、網絡民粹主義和科技本位主義等多元社會思潮通過各種途徑對社會思想文化進行滲透，特別是移動互聯網普及而形成的便捷化信息傳播格局加劇了多元文化和多元思想的大碰撞，使互聯網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主戰場。在人人擁有話語權的互聯網時代，文化生產的主體和訴求表達的渠道日益多樣化，加劇了社會輿情監測和輿論引導的難度，迫切需要意識形態工作的思維理念和實踐策略實現由“管理”到“治理”的轉變。盡管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形勢依然嚴峻，但是卻無形中助力形成了一種促進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轉型的危機倒逼機制。

　　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和改革開放史，“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理論與實踐的矛盾運動，實際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理念發展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內在動力”[7]。掌握“危”與“機”的辯證法，善于將一時的危機處境轉化為長遠的發展機遇，是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不斷與時俱進、提質增效的制勝法寶。面對新形勢下復雜的意識形態斗爭局面，要繼續用好這一思想法寶，將危機轉化為推進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發展新機遇和新創造，不斷開拓意識形態治理現代化的新業績和新境界。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關鍵環節是實現治理結構轉型。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推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在內的社會治理體系逐漸呈現出結構導向型特征，更加強調治理方式的多樣性、治理結構的合理性以及治理過程的科學性。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不僅是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現代化，更是治理結構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由于數字智能技術為社會公眾創造了表達思想觀點的渠道，導致傳統金字塔型的信息傳播“把關人”機制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失靈”。

　　如何有效應對網絡信息傳播的去中心化和去層級性特征，在暢通多元價值表達的同時維護好意識形態安全，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結構轉型必須應對和處理好的關鍵問題。從實踐進路上來看，科學合理的治理結構是推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手段，也是實現思想政治教育預期價值目標的條件保障。隨著數字智能技術在社會生活領域的全面滲透，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結構科學化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數字化轉型，通過綜合運用數字智能技術加強科學管理和精準施策，整體提升實際治理效能。

　　二、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媒介向度

　　在數字中國建設進程中，媒介技術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深刻改變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實踐邏輯。可以說，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顯著特征就是媒介化發展，以數字智能技術為牽引推動治理結構的現代化轉型。

　　(一)數字中國戰略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數字轉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越來越重視發揮數字智能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制定了一系列以數字驅動社會治理轉型的政策。2016 年，黨和國家基于全球信息化浪潮向全面滲透、跨界融合、加速創新和引領發展階段過渡的新形勢，深刻預見到一個國家能否在信息化上占據制高點，決定了其能否在國家綜合實力競爭中掌握先機、把握主動和贏得優勢。出于這一考量，中國把信息化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將信息化貫穿我國現代化進程始終，加快釋放信息化發展的巨大潛能，以信息化驅動現代化，加快建設網絡強國”[8]。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了科技對于數字中國和智慧社會建設的戰略意義，要“突出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9]，為數字中國建設提供科技支撐。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單列出來，把技術和數據放在同勞動、資本和土地等生產要素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強調要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建立健全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進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規則”[10]，助力提升行政管理效能。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秉持以數字化驅動現代化的邏輯，將數字中國建設正式確立為“十四五”期間的重要任務，提出要“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11]。縱觀上述政策的發展與演進歷程，數字智能技術在中國社會治理中的戰略作用日益突出，由數據驅動的社會治理不斷向更加科學的智能化水平過渡，成為國家推動實現社會高效治理的重要舉措。在這一進程中，作為社會治理重要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也充分運用了數字智能技術，有序推動了整個治理過程的現代化轉型。

　　在治理理念方面，更加強調互聯互通、整體智治和協同增效。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也是成就“中國之治”的重要法寶。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發展過程繼續傳承好、發揚好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良傳統，系統樹立“大社會觀”和“大治理觀”，促進線上線下各方社會資源協同聯動，充分實現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將制度優勢進一步轉化為治理優勢。在治理手段方面，更加注重運用新的數字化技術。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越來越重視發揮新一輪科技革命成果在增強教育過程生動性、吸引力和參與度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不斷嘗試運用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等技術營造沉浸式體驗，在激發教育實踐者情感共鳴的基礎上提高教育實效性。同時，不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逐漸探索將大數據、云計算和區塊鏈等技術運用于教育實踐者的群體畫像、需求分析、信息匹配和輿情監測等教育管理過程中，有效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科學化水平。

　　(二)技術賦能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效度

　　以數字智能技術推進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實現治理效能的整體提升，首先需要從理論層面闡釋清楚技術賦能教育治理現代化何以可能。第一，技術能夠以外在的方式驅動教育對象朝著教育目標預期的方向發展。在全媒體傳播場景下，信息傳播超越了時空限制，數字智能技術極大拓展了教育施教者和教育對象的能動性，為更好地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創造了條件。第二，技術更新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資源和條件，深刻影響到思想政治教育現代化治理的廣度、深度和方向。當前，數字智能技術正逐漸嵌入國家治理的整體結構中，推動智能治理貫穿社會生活各個領域。

　　數據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的作用日益顯著，成為推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資源。經過對數據的采集、分析與研判，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過程將更加科學化、精準化和高效化。在實踐層面，實施數字中國戰略的基本前提是，社會系統具有可以通達全民的基礎性設施。當前，互聯網發展已進入移動化、個性化和智能化的 Web3.0時代，5G、云計算及區塊鏈等技術正在成為社會“新基建”，全面融入社會生活，深刻影響社會成員的思想觀念和行動邏輯。“國家治理現代化，需利用技術的杠桿撬動作用，實現對國家治理效率和效果的優化，達致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善治。”[12] 數字智能技術促進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顯著優勢在于，充分發揮數字化媒介作為基礎設施的服務功能，優化意識形態治理的結構和體系，提升意識形態治理的能力和品質，最大限度地實現“善治”目標。

　　意識形態治理的“善治”，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堅持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價值底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不優越，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過程公平不公平、效果好不好，群眾最清楚也最有發言權。二是堅持把意識形態風險防范與化解作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重中之重。利用數字智能技術的精細管理和精準監測等優勢，預先感知、及時發現、實時監測并有效化解各種潛在的意識形態風險，筑牢維護中國意識形態安全的制度之基。同時，以意識形態安全為保障，以數字化賦能為牽引，不斷開創“中國之治”新境界。

　　(三)技術賦能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限度盡管數字智能技術在某種程度上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現代化水平，但是技術治理與治理現代化并不是兩個直接對等的概念。“技術治理作為推動治理現代化、提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工具，其本身并不必然具備現代化特征。”[13] 在現實的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實踐過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離不開科學高效的技術手段支撐，技術治理是推進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手段。然而，作為一種治理工具和模式，技術治理并不是萬能的，其間也可能會存在由于技術失效而造成治理偏差等問題。

　　基于這一認識，通過數字智能技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實踐勢必會存在著一定的限度。在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實踐中，就出現了一些由于過度推崇技術工具理性而出現的治理新困境，以大數據的算法推薦技術為例，算法根據個體的信息接受偏好有針對性地推薦信息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教育信息分發的精準度和匹配度。

　　但是，由于算法推薦的信息內容高度同質化，在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受眾的信息“審美疲勞”，使受眾困于算法推薦技術營造的“信息繭房”之中，這種單一化的信息內容接觸還可能會致使受眾視野窄化和觀念固化，不利于社會價值觀念的有效整合。英國著名技術哲學家 Pacey 指出，只要認識到技術是非中性的，總是涉及價值觀，“我們就能更好地看到技術的哪些方面與文化價值相聯系，哪些方面在某種意義上是獨立于價值的，我們就能更好地把技術看作一種人類活動，而且還可以認為它涉及組織的和非精確的價值觀所特有的模式”[14]。因此，在理解技術治理時，不僅要看到自然科學層面的技術，更要認識到其中也蘊含著人文社會層面的治理技術。

　　作為一種以意識形態教化為基本任務的特殊教育實踐，思想政治教育區別于其他教育活動的顯著特征就在于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這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不是單單強調數字智能技術手段的應用，而是要將人文關懷和政治價值傳播貫穿始終。技術賦能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要避免以單一的工具理性審視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和區塊鏈等技術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的應用，注重從社會意義層面考察數字智能技術對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結構和治理體系的深刻影響，特別是對意識形態治理帶來的新變化和新挑戰。在全球信息化和數字中國戰略建設背景下，意識形態治理面臨著復雜風險挑戰，需要進一步探索超越技術治理單一工具理性限度的有效路徑，利用數字智能技術的超前預測、精細管理和精準施策等優勢，更好地推進精神文明建設。

　　三、確立整體智治的思想政治教育媒介邏輯

　　媒介邏輯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實踐邏輯在數字化生存背景下的具象體現。隨著數字中國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整體智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要求，確立媒介邏輯已成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現代化的基本趨勢。

　　在上述治理手段中，自治和德治是柔性的治理手段，而法治作為法律強制力的體現，則更多作為剛性的治理手段在發揮作用。近年來，隨著數字智能技術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廣泛滲透，隱私泄漏、網絡詐騙和直播亂象等社會問題頻現，一些嚴重的網絡意識形態問題甚至危及國家安全，迫切需要從法律層面明確意識形態治理的主體責任，加大對網絡違法問題的懲治力度，利用法律威懾力為柔性的自治和德治保駕護航。與此同時，法治本身也蘊含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在要求，需要在自治和德治的加持下進一步提升治理溫度。

　　群眾利益無小事，群眾參與法治過程的程序是否公正、流程是否便捷以及利益關切是否得到滿足等，都將影響到他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通過大數據技術的精準定位和數據集成共享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由“大水漫灌”模式逐漸向“精準滴灌”模式轉變。在這一過程中，要不斷探索把當前社會基層治理中的網格化服務管理體系建設經驗應用到虛擬空間中，用活用好大數據技術，建立健全虛擬空間的網格化服務管理體系，于細微處了解群眾需求，及時解決群眾急難愁盼的問題，以實實在在的行動提升群眾對柔性意識形態治理的認同度、支持度和滿意度。

　　參考文獻：

　　習近平.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6.

　　[ 1 ]張瑜. 論思想政治教育網絡觀的演進與理論創新[J].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5)：190—196.

　　吳滿意，王麗鴿. 從精準到智慧：思想政治教育創新發展的根本態勢分析[J].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4)：198—204.

　　[ 3 ]董雅華，趙成林. 區塊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預測力探析[J]. 思想教育研究，2020(10)：37—41.

　　[ 4 ]常宴會. 論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學化[J]. 思想理論教育，2021(1)：47—52.

　　[ 5 ]習近平.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84.

　　[ 6 ]吳超. 治理現代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的發展邏輯與進路[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3—4.

　　作者：董扣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