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意義的創新(Meaningful Innovation， MI)作為新時代引領企業積極回應社會需求，助力其提升可持續競爭優勢并實現系統性超越的全新范式開始獲得關注。 然而，相關研究體系尚未完善，尤其缺乏對相關概念的可靠測度以及與之相關的實證檢驗。 研究基于文獻采集，對有意義的創新之理論基礎進行系統性回顧，歸納與識別其基本框架與核心概念。 進而，運用訪談法與問卷法，針對內涵結構的 5 大核心維度實施“意義導向” (Meaning Orientation)的量表開發與信效度檢驗，形成可靠的有意義創新的測量模型，并進一步驗證有意義的創新過程對創新績效顯著的正向影響。

　　關鍵詞：有意義的創新;意義導向的創新;意義導向量表;量表開發;創新績效

　　引 言

　　新形勢下，國際競爭日趨激烈，“黑天鵝”事件頻發。 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與復雜性的激增為企業創新帶來雙重困境：從供給端看，非市場沖擊使得上游供應鏈的體系的“斷供”風險加劇，技術創新要素的可得性、可靠性與穩定性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從需求端看，受新冠疫情等影響，全球化市場的進一步萎縮使得企業創新的目標對象變得愈發模糊，市場的準入門檻不斷提高，使得創新產出盈利能力的可預測性進一步降低。 現實的挑戰與發展的困境為創新管理理論范式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破局技術要素與市場需求的雙重約束，尋找動態環境下構建企業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創新路徑成為了核心議題。

　　在此背景下，有意義的創新(Meaningful Innovation， MI)作為一種將意義識別與轉化納入企業創新過程的全新范式，開始在創新管理領域興起并獲得重要關注[1-3]。 該范式強調，企業對產品的內在意義與創新活動外部性問題的主動關注[1，2]，將有利于其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塑造[4]。然而，盡管有意義的創新相關理論研究不斷豐富[1-5]，但其作為一種新興范式仍然缺乏經驗證據的支撐，尤其缺乏對相關概念的可靠測度及實證研究。 為彌補上述不足，本研究從以下方面著手展開：

　　(1)首先基于現有文獻的收集與整理，對有意義的創新(MI)的基本框架與核心概念進行系統性回顧與總結，對其核心定義、構念維度與主要影響進行識別與分析。 (2) 進而，運用訪談法與問卷法，研究針對創新“意義導向”(Meaning Orientation)的五個基本維度：工具意義、價值意義、社會意義、戰略意義與未來意義，實施基于探索式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與驗證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的量表開發與信效度檢驗，形成有意義創新過程(MI)的測量模型。 (3)在此基礎上，研究初步驗證有意義的創新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并結合其未來應用與啟示進行討論。

　　理論基礎與核心概念

　　1、理論基礎：范式演化與有意義的創新自 Schumpeter 的開創性研究以來，關于創新范式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便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前行。 從范式演化的理論視角[6]進行詮釋性綜述(Interpretive Review)，創新理論的演化經歷了一個概念范疇與認知邊界逐漸擴張的過程。

　　具體來說，是從與產品研發最直接相關的技術元素、技術模塊、技術架構、用戶、市場競爭態勢等因素，逐漸向產品與客戶的關系以及產品與整個外部社會的關系方面擴張。 這一過程將創新范式的理論視野逐步拓展到產品創新的設計風格、感知價值、表達形式等內部意義，以及社會責任、公共價值等外部意義。 簡單來說，這是一條從“技術與市場”到“內部與外部意義”的路徑，其間涵蓋了諸多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理論范式(見表 1)。關于創新理論的研究始于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周期性榮枯的關注。 20 世紀初，經濟學家 Schumpeter 率先認識到了“創新”在經濟發展的“景氣循環”(也作“商業周期”，Business Cycle)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為本領域的開創者與奠基人，Schumpeter 將創新定義為“生產函數的重新建立”或“生產要素的新的組合”[8]。創新的五種類型被提出，即推出新產品、實施新方法、開拓新市場、獲取原材料的新供應、實踐新組織形式。 在這一開創性研究的基礎上，以“市場與技術”為核心的企業創新“經典范式”逐步形成，諸多具有持續影響力的里程碑式成果次第涌現。從技術發展角度出發，在已有研究[23，24] 基礎上，Ettlie 等[9] 提出了漸進式創新( Incremental innovation)與突破式創新(Radical innovation)的分類，其中“突破性技術”被定義為與現有技術存在根本性差異并對采納組織而言具有新穎性的那一類技術[24]，該框架為競爭環境下討論技術變革與企業戰略的關系提供了有效的工具[25]。 基于上述分類的不完備性，Henderson 和 Clark[11] 提出了架構創新(Architectural innovation)與模塊創新(Modular innovation)的全新分類維度，從而將技術視角下的創新范式引入四象限的全新框架。

　　從技術要素的跨邊界流動角度出發，Chesbrough[13]提出了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的概念。 他認為傳統的、被嚴格限制在企業內部的創新模式是一種“封閉式創新”，無法適應全球化視角下全方位的市場競爭，企業可以通過管理資源在組織邊界內、外的主體間的“交換與溝通”來加強自身的競爭力，提升企業整體的技術創新水平。從市場需求角度出發，Von Hippel[10]從創新主體與用戶的互動的角度提出了用戶創新(User Innovation)的范式。 用戶創新的核心是強調創新過程是最大化搜索與組合運用知識的過程，由于散在于客戶個體的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26，27]具有粘性而無法直接傳遞到企業內部，所以傳統的封閉式創新無法滿足用戶多樣化和個性化的需求。 在此情況下，企業應當將外部用戶(特別是領先用戶)的個體化隱性知識作為創新的重要資源，主動引入用戶參與到創新的過程之中，最大限度的獲取其處于隱性與顯性狀態的需求，從而提升創新的效率于效果。

　　從市場與技術相融合的角度，Christensen[12] 提出顛覆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的理論范式，認為其是新入企業以“技術”為依托，通過低端市場戰略或開拓新市場的模式，完成對在位企業的部分(或完全)替代的競爭性博弈過程。 遵循 Schumpeter 的思路，經典創新范式關注“技術與市場”因素在企業創新活動中的作用，然而，進入新千年以來，伴隨著發達經濟體從后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型的社會浪潮，創新的過程與產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溢出市場，進而向整個社會場域彌散。

　　在市場與技術之外，創新范式開始關注外部意義。 伴隨著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研究[28]的興起，有關企業創新的探索也開始轉向創新活動對社會需求的回應[2]，諸如社會創新[18]、公共創新[22]、責任式創新[29]等新范式逐漸形成。 本質上看，新興范式所關注的是創新的外部性問題，專注于回應諸如：“哪些創新主體更關心創新的社會價值?”[22]、“哪些領域(部門) 更關注創新的社會需求?”[18，30-32]Mumford[18]以及 Nicholls 和 Murdock[19]提出了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的概念，聚焦于具有社會服務性質的組織所進行的創新實踐和擴散行為。 Swann 等[22]提出的公共創新(Common Innovation)的范式則開始關注公眾利益。

　　Stilgoe 等[21]與梅亮等[33]學者提出的責任式創新(Responsible Innovation)，強調由于創新產出的不確定性會帶來相應的風險，應當讓利益相關主體參與到創新過程中。除了對外部意義的關注，創新范式發展的另一個維度是對內在意義與感知價值的關注。 意大利學者Roberto Verganti[16]認為，在產品創新的過程中，創新者的創新目標，不僅僅是使得產品擁有更高的性能與更低的成本，更應當關注產品為用戶帶來的審美體驗。 Verganti 據此提出設計驅動創新(Design⁃driven innovation，DDI)的理論范式，強調產品創新的過程是運用設計語言賦予產品內在意義的過程，該范式強調了意義搜索與表達的重要作用，從而拓展了借助于技術突破和消費者需求分析(市場拉動)的傳統創新范式。

　　與之類似，Bi⁃anchi 和 Bartolotti[14]首先定義了形式化創新(Formal Innovation)的概念，他們將該范式定義為：在不改變產品功能與生產方法的情況下對產品做出的改變。 由此將產品創新的方向聚焦與審美的(Aesthetic) 與象征的(Symbolic)內容。 與之相似的，Cappetta 等[15]通過對 1984-2002 年間時尚產業(Fashion Industry)的縱向實證分析，提出了風格創新(Stylistic Innovation)的范式，聚焦產品與服務的美學與象征性元素對創新的重要意義。此外，Stoneman[17]在其《軟創新》(Soft Innovation)一書中強調，創新不能停留于過去的工業產業范疇，應更關注文化與創意產業中的創新活動。

　　軟創新( Soft Innovation) 被定義為：主要關注于產品與服務的審美(Aesthetic)與知性訴求(Intellectual appeal)而非功能表現(Functional performance)的創新范式。在創新范式從原有“關注技術、效率和市場”的維度，向兼顧“外部性和內在意義”維度轉向的大背景下，陳勁和曲冠楠[1]提出了有意義的創新(Meaningful innovation， MI)的新范式，認為創新范式應當回應哲學思考與人文關懷在創新活動中“回歸”的思潮，強調對“創新意義”的關注將有助于企業擺脫短期利益與資源稀缺的約束，“實現具有引領社會進步和人類發展意義的偉大創新實踐”。 有意義的創新(MI)的提出將企業創新的核心關切從傳統的“市場與技術”維度向兼顧“人文精神與哲學思考”的內、外部意義維度拓展，是新時代助力企業制定與實施高質量創新戰略，獲得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重要范式[4]。

　　2、核心概念：有意義的創新過程與維度在有意義的創新(MI)框架下，企業創新活動可以被理解為“創新主體對創新意義(內部意義與外部意義)的綜合表達”[1]。 從內涵角度來看，有意義的創新是“以創新意義統籌創新元素的重新組合，以獲得具有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戰略價值與未來價值的創新產出的創新范式”[2]。

　　從過程視角來看，有意義的創新是企業基于推演機制(Deductive Mechanism) 與反思機制(Reflective Mechanism)[1] 不斷進行意義發現(MeaningDiscovery)并實施意義轉化(Meaning Conversion)[3]的系統過程。作為有意義的創新框架中的核心概念，創新意義(Innovation Meaning)的本質是社會復雜巨系統中的“吸引子”(Attractor)[3]，它代表了客戶的更高層次需求以及社會發展的中長期方向。

　　從總體上看，創新意義可以分為內部意義與外部意義兩個方面：內部意義代表了創新產出與客戶之間交互所涉及的意義之和，例如滿足客戶都某產品功能上的需求(易用、可靠、性能優良)或是滿足客戶內心的高層次需求(審美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等);外部意義則代表了創新主體希望通過產品語言的群體性表達①來實現的正外部性，其涵蓋了社會福利的整體改善、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以及人類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等�；�于以上，陳勁等[2]將企業實施有意義創新劃分為 5 個主要維度，其分別代表了創新主體對“用戶工具意義，用戶價值意義，社會意義、戰略意義、未來意義”的關注。 首先，用戶工具意義是一種內部意義，其代表了產品功能對客戶需求的滿足[1]。

　　具體說來，其包含了諸如“產品功能與客戶實際使用需求的匹配”與“功能的實用性、便捷性、耐久度”等方面，對工具意義的關注體現了有意義的創新對傳統“技術與市場”范式的呼應，在該維度下，企業創新的效果是技術與市場需求的函數。 其次，用戶價值意義是同樣是一種內部意義，其代表了“產品滿足使用者更高級需求(尊重的需求、認知的需求、審美的需求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的能力”[1]，其具體涵蓋了為用戶帶來情感上的共鳴，被尊重的感覺、優秀的審美體驗、精神層次的滿足等方面。對價值意義的關注，體現了有意義的創新對設計驅動式創新、軟創新與形式化創新等范式的整合，其體現了創新過程中對使用者高層次需求的滿足。 此外，是社會意義維度。

　　社會意義代表了有意義的創新過程對社會需求的回應[2]，其包含了諸如：企業創新對環境的保護、對資源的節約、對積極社會價值的倡導等內容，是創新主體對即將轉化為商業價值的社會中期發展的判斷。 進一步的，是戰略意義維度。 戰略意義代表了企業創新活動對國家戰略需求的支持，這一部分創新意義在短期內或無法為社會以及市場所識別，但其對于國家發展與國際競爭力具有中長期的關鍵作用，也可為企業帶來潛在的競爭優勢[2]。 為了捕捉與轉化這一維度的創新意義，企業需要將自身創新發展與國家戰略需求相掛鉤并積極回應政府鼓勵的產業方向。 最后，是未來意義維度。 未來意義是企業主動預見與塑造的未來，代表了創新活動的長遠價值，其考慮的是尚未被識別的商業價值、社會需求、國家戰略需求與人類未來發展的需要等長期價值。

　　綜上，從文獻角度來看，有意義的創新(MI)的 5 個維度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其共同組成了一個五維的創新“意義空間”。 現實中的企業創新活動可以被視作是意義空間中的一個點，其代表了企業創新活動對不同意義維度的側重程度。 基于此， 本研究對有意義的創新 ( MI) 范式下企業創新 “ 意義導向” ( MeaningOrientation，MO)的量表進行開發，遵循上述 5 個維度的理論基礎開展，并嘗試從實證經驗角度驗證上述維度的相對獨立性、有效性與可靠性。

　　量表編制與施測

　　1、量表編制根據有意義創新的理論基礎與概念維度，研究進行初始量表的編制。 初始量表的條目采集有兩個來源：其一，是文獻采集。 基于以“有意義的創新”“創新意義” “創新意義治理” “創新意義分析” “產品內在意義”等為關鍵詞的中外文獻收集，研究提取出描述企業有意義的創新過程的核心詞，例如：滿足客戶精神需求[1，16，17，34]、提供審美體驗[1，16，35]、塑造積極的社會文化[1，2，17]、關注人類的可持續發展[1，2，5] 等。 進一步地，將上述提取的核心詞編制成為表意清晰的條目，例如：“我所在的企業(或團隊)的產品創新會考慮其帶給客戶情感上的共鳴”“我所在的企業(或團隊)的產品創新能夠倡導積極的社會文化” “我所在的企業(或團隊)在產品創新時考慮社會未來的發展需求”等。其二，是訪談采集。

　　研究面向國內相關領域研究者(10 人次)與企業管理者(20 人次)實施訪談研究，運用定性方法提取企業創新中與意義導向相關的內容并編制成量表條目。 依上述方法形成的條目如：“我所在的企業(或團隊)的產品創新令其更好匹配客戶需求” “我所在的企業(或團隊)的產品創新能給客戶提供優秀的審美體驗”“我所在的企業(或團隊)的產品創新能給客戶精神層次的滿足與超越感” “我所在的企業(或團隊)在產品創新時會積極回應政府鼓勵與倡導的方向”“ 我所在的企業(或團隊)的產品創新考慮到了大眾(非目標客戶)的利益”“ 我所在的企業(或團隊)在產品創新時會考慮未來客戶需求變革的方向與速度”�；�于上述過程，研究首先提煉并編制出初級條目 40 條，根據語義對重復或相近條目進行刪減與合并，并將其劃分到 5 個基本維度之中，初步提純后形成包含 25 個條目(題項)的初始量表。

　　2、量表施測對意義導向量表(Meaning Orientation Scale，MO⁃Scale)的施策采用線上問卷發放的方式進行。 考慮到本量表測量的客體是企業創新活動，需要目標企業具有較為高的創新意愿以及頻繁的創新行為，研究選擇在中國南方一家電子類高新科技型企業進行問卷發放。 該企業屬于高新技術型企業，對創新的主觀與客觀要求較高，作為調研對象符合意義創新問卷的施測要求。本次問卷在 2020 年 1 月初到 3 月初進行問卷的發放，主要是以線上問卷鏈接的方式發送給企業的員工，員工通過鏈接進入到問卷頁面進行回答。

　　本次數據共在線上回收問卷 800 份，去除無效問卷，最終回收的有效問卷為 790 份，有效問卷的回收率為 98􀆰 75%。 其中，男性共 606 人，占比 76􀆰 7%，女性共 184 人，占比23􀆰 3%;年齡的范圍從最小 21 歲到 52 歲，平均年齡 30􀆰 56 歲;高中及中專以下 11 人(占 1􀆰 4%)、大專 108 人(占 13􀆰 7%)、本科 589 人(占 74􀆰 6%)，研究生及以上 82 人(占 10􀆰 4%);基層員工 627 人(占 79􀆰 4%)，基層管理者 123 人(占 15􀆰 6%)，中層管理者 35 人(4􀆰 4%)，高層管理者 5 人(0􀆰 6%)。量表分析1、項目分析對意義導向量表的 25 個題項進行各項指標測量學分析，從頻次分析結果來看，每個題項都具有較為合適的社會贊許性。 各個題項的均值分布范圍為 3􀆰 8949 至 4􀆰 3924 之間，這說明了各個題項并沒有出現“天花板效應”②或“地板效應”③。

　　同時，各個題項的標準差分布范圍是 0􀆰 59288 至 0􀆰 75546 之間，分布較為均勻，沒有特異的數據出現。 各個題項的通俗性水平分布范圍在 0􀆰 77898 至 0􀆰 87848 之間，這也表明了各個題項有著較為中等水平左右的通俗性。2、探索性因素分析將被試的樣本數據隨機分成數量相等的兩組(樣本量均為 n = 395)，分別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和驗證性因素分析(CFA)。 首先用其中一組對意義導向量表的測量題項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分析的 KMO 指標為0􀆰 96，高于 0􀆰 7 的標準，這表明問卷的樣本量十分充足。 Bartlett 球形檢驗值顯著水平為 0. 000<0􀆰 001，說明適合做驗證性因素分析，近似卡方分布為 8869􀆰 149，自由度為 300。 運用 SPSS22􀆰 0 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極大斜交旋轉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據 Kaiser 原則，共提取 5 個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這 5 個特征根因子共解釋了 75􀆰 572%的總方差。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將因子載荷小于 0􀆰 4 或多重載荷于不同因子的條目進行逐步刪除，分析刪除了 4 個不適合的題項并反復進行因子分析之后，意義導向量表最終剩余 21 個題項，較為均勻并且合適的分布在 5 個因子當中，共解釋了 77􀆰 224%的方差。

　　5 因子模型與問卷測量對應的假設構思一致，即意義導向量表由用戶工具意義、用戶價值意義、戰略意義、社會意義、未來意義五個因子構成，這五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分別為 15􀆰 353%、14􀆰 330%、10􀆰 547%、20􀆰 917%、16􀆰 077%。 最終確定的具體題項也在表1 中進行了展示(每個條目都有較為類似的題項前綴描述如“我所在的企業(或團隊)的產品創新(或在產品創新時)”在表格中省略)。 因子 F1 工具意義包含 4 個條目，因子 F2 價值意義包含 4 個條目，因子 F3 戰略意義有 3個條目，因子 F4 社會意義包含 6 個條目，因子 F5 未來意義維度有 4 個條目。

　　有意義的創新與創新績效為了獲得更為穩健的量表，研究基于有意義的創新理論基礎展開效標效度(Criterion Validity)④的檢驗。為此，研究初步考察有意義的創新框架中最為基礎性的研究議題———“企業實施有意義的創新行為是否會促進創新績效”。

　　1、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基于理論基礎中有意義的創新之基本框架，企業對創新意義的關注將有利于企業協調效率邏輯與意義邏輯[3]，兼顧短期與長期利益[1]，擺脫短期資源有限性帶來的認知約束[2]，進而提升創新活動的整體績效，為企業帶來可持續的競爭優勢[4]。 在此框架之下，最為基礎性的研究議題可被歸結為：“企業實施有意義的創新行為是否會促進創新績效”。 具體來說，就是企業創新對(用戶)工具意義、(用戶)價值意義、社會意義、戰略意義與未來意義的關注是否會對創新績效產生積極影響。 運用所開發的意義導向量表，研究嘗試初步驗證上述關系。 據此，提出研究假設如下：研究假設：創新意義導向的 5 個維度對員工的創新績效均能產生正向影響。

　　2、研究方法本研究的數據與意義創新問卷測量均來自中國南方一家電子類高新科技型企業，問卷也采用線上問卷的方式進行發放和回收，使用總體 790 個有效樣本進行數據分析。 問卷施測涉及企業的各個層級，分布較為廣泛。意義導向量表采用進過探索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后的維度和條目，問卷的信度和效度都比較好。 創新績效采用 Welbourne 等[42]在研究中使用的 4 個條目。 調研問卷均采用 5 點李克特量表來衡量，同時，問卷還包括了企業員工的人口學變量性別、年齡，并設置了控制變量。

　　3、研究結果本研究運用 SPSS22􀆰 0 作為數據分析的軟件。 意義創新的的驗證性因素分析(CFA)結果表明，測量工具具有良好的擬合度。 同時意義創新的信度系數 α 為 0􀆰 96，創新績效的 α 信度系數值為 0􀆰 92，這表明變量的測量問卷具有較好的信度。 各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及各個變量相關系數表。

　　結論與啟示研究

　　開發了意義導向量表(MO⁃Scale) ，并應用該量表對有意義的創新過程與創新績效之間的理論關系進行實證檢驗。 研究首先依據關鍵詞對有意義的創新(MI) 相關文獻進行搜集、整理與回顧，以確定本研究的基本框架與核心概念維度。 其次，基于文獻采集與訪談采集方法，研究形成擁有 25 個條目的意義創新初始量表，并在中國南方一家電子類高新科技型企業進行問卷發放。 進而，研究基于項目分析、結構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與驗證性因子分析)與信效度檢驗最終確定了具有 5 個維度、21 個條目的意義創新的正式量表。

　　基于所開發的量表，研究基于現有理論基礎與問卷數據，初步檢驗了有意義的創新對員工創新績效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意義創新的 5 個維度(用戶工具意義、用戶價值意義、社會意義、戰略意義、未來意義)對員工創新績效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各回歸模型均通過 F 檢驗整體顯著，各回歸系數為正且顯著。本研究的主要貢獻與啟示在于：首先，研究首次開發了有意義的創新的測量模型———意義導向量表(MO⁃Scale)，為使用經驗數據進行企業創新的意義分析提供了可靠與有效的分析工具，彌補了該領域長期也來缺乏實證證據支撐的短板。

　　其次，研究運用該意義導向量表，首次對企業創新的意義維度進行了測量，并對“有意義的創新過程對員工創新績效的影響”進行了初步檢驗，具有積極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最后，研究發現具有較高的實踐意義。 研究結論顯示，對于關注創新的高新技術企業而言，在創新過程中引導員工主動關注創新活動的重要意義，將有利于促進創新活動的績效，提升企業的競爭力。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其一，是用于量表開發的數據收集對象僅限于一家企業，盡管樣本規模較大，但其必然會影響量表的外部效度。 在未來的研究中，如可以進一步擴展數據收集的來源，將有利于量表信效度的進一步提升;其二，是績效影響的分析結論仍比較初步，受限于數據收集的客觀限制，本研究無法進行多輪次的數據采集。 盡管在量表編制的過程中使用了將問題條目打亂并隨機排序等方法，但仍然難以從根本上消除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Bias)的影響。 這一主要不足之處希望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彌補。

　　參考文獻：

　　[1] 陳勁，曲冠楠. 有意義的創新：引領新時代哲學與人文精神復興的創新范式[J]. 技術經濟， 2018，37(7)：4⁃12

　　[2] 陳勁，曲冠楠，王璐瑤. 有意義的創新：源起、內涵辨析與啟示[J]. 科學學研究， 2019，37(11)：261⁃270

　　[3] 曲冠楠，陳勁，梅亮. 有意義的創新：基于復雜系統視角的交互耦合框架[J]. 科學學研究， 2020，38(11)：187⁃196

　　[4] 曲冠楠，陳勁，王璐瑤，等. 創新意義資產：理論基礎、戰略價值與企業實踐[J]. 科學學研究， 2021，39(6)：162⁃170

　　[5] 陳勁，朱子欽，梅亮. 意義導向的科技創新管理模式探究[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2019，40(12)：3⁃18

　　[6]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7] Schumpeter J. A.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M].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2

　　作者：曲冠楠1 接 園2 陳 勁2，3 王璐瑤2，3Juan Roger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