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在交往原則公正、平等的前提下，存在著人們持有財富多寡的自然分化趨勢。如果暫時撇開各種以社會調節、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形式出現的矯正分配措施——它們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克服這一自發趨勢的有效途徑——而是去認識這一趨勢的形成原因，那么從個體角度來看，問題就在于財富增減的原因是什么。
    在閱讀《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的過程中可以看到，這一問題同樣是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與施蒂納發生分歧的問題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對施蒂納的諷刺性批判，揭示了自己與施蒂納在這一問題上對事物本質的認識方法的差異，這種差異是通過對財產概念與資產概念的區別而體現出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一認識方式，對于我們今天從理論上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相關問題，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一、能力與資產：誰帶來了財富？
    自從財產所有權形成以來，個人財產的持有多少就一直是一個困擾著人們的社會、經濟和倫理道德問題，用最通俗的話語來說，也就是窮人和富人的問題。這一問題隨著近代資產階級所弘揚的自由、平等理念和工業革命所創造的巨大財富與財富占有的社會分化這一現實狀況之間的反差，而日益彰顯其重要性。它不僅成為人們紛爭不休的話題，也成為哲學家、思想家們關注、思考和研究的對象。
    在《形態》一書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與施蒂納存在著分歧。他們雖然沒有對施蒂納的觀點進行系統的分析、批判，但是，我們從他們對施蒂納的諷刺性批判中，已經能夠清晰地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與施蒂納的分歧所在，以及在這一分歧中所體現出來的對事物本質的認識差異。
    個人財產持有多少的問題，如果從發生學意義上來進行分析，它不僅涉及到人們對財產的目前持有狀況，而且涉及到人們對財產的未來持有狀況。馬克思和恩格斯與施蒂納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圍繞著發生學意義上的財富所有與分化而展開的。這一分歧起始于一個德文詞匯：施蒂納在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書中，使用了一個具有雙重涵義的德文詞匯Vermgen（“能力”或“資產”）來闡述窮人和富人的差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態》第一卷第三篇分析施蒂納那唯一者的私有財產時，這樣闡述了施蒂納的觀點：
    我們可以在這里“插入”一段桑喬（指施蒂納——引注）的偉大發現的“插曲”，他說在“窮人（Armen）”和“富人（Reichen）”之間，除了“Vermgende”（有能力、有資產的人）和Unvermgende（沒有能力、沒有資產的人）之間的區別，不存在“其他差別”。（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5, S. 347；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7頁；參見施蒂納，第292頁；cf. Stirner, S. 296）這里的Vermgende應當理解并翻譯為“能力”還是“資產”呢？這兩種不同的涵義實際上預示著對事物的兩種不同的理解：
    如果將其理解并翻譯為“能力”，那么我們就遇到了一種今天并不陌生的解釋性理論，即“富人之所以是富人，是由于他們的能力、努力”。于此，我們很容易發現，施蒂納對貧富差別原因的理解與今天自由主義對貧富差別原因的理解是何等相似。即使我們不認為這種相似性源于一種繼承關系，也應該將其看作為對同一種事物用同一種方法所進行的認識：這種認識在貧富差別與能力大小之間尋找對應的關系，在兩者之間劃等號，即富人等于有能力的人，窮人等于沒有能力的人；進一步說，富人憑借能力獲取、治理、增殖財產，窮人卻沒有能力去進行這一切。
    如果我們將Vermgende理解并翻譯為“資產”，那么它似乎適合于我們所熟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即窮人與富人的區別在于有沒有資產。這似乎與施蒂納想要表達的意思有距離。現在先來看看英文是如何處理這一問題的。
    1976年的英文版將德文詞匯Vermgende和Unvermgende翻譯為resourceful和resourceless（cf. Karl Marx/ Fredebick Engels Collected Wowks, Volume 5, p. 368），即“有財產資源的人”和“沒有財產資源的人”。該詞字面上已經不包含“能力”的意思了，已經不能體現德文詞匯所具有的雙重涵義。根據英文版的翻譯，施蒂納對窮人與富人形成原因的理解似乎是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相近的。
    由于德文詞匯Vermgende具有雙重涵義，即“能力”或“資產”，其否定詞是Unvermgende，即“沒有能力”或“沒有資產”，因此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問題：對于施蒂納來說，窮人缺的到底是什么：是“能力”，還是“資產”？只有弄清楚施蒂納的原意，我們才能夠明白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意圖。
    然而，對施蒂納原意的理解取決于對其使用詞匯的涵義選擇，這樣的情況同樣存在于接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引用的施蒂納關于窮人與貨幣關系的論述之中。在這一論述中，對施蒂納原意的理解仍然取決于對Vermgen（能力或資產）這一詞匯的確切涵義的選擇。這樣的選擇存在著幾種不同的情況，第一：
    “貨幣是從哪里來的呢？……人們支付的不是貨幣，因為貨幣可能會不足，而是自己的Vermgen，只有借助于這一Vermgen，我們才會有Vermgen……使你們感到遺憾的不是貨幣，而是你們沒有Vermgen，去獲得貨幣。”（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5, S. 374；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1－462頁）施蒂納的這段話，由于Vermgen所具有的雙重涵義而令人費解：無論將Vermgen統一理解為“能力”還是“資產”，這段文字都是無意義的。但是，如果我們按照下面的方式進行不同涵義的選擇，整個句子似乎就可以理解了，例如第二：
    “貨幣是從哪里來的呢？……人們支付的不是貨幣，因為貨幣可能會不足，而是自己的能力（Vermgen），只有借助于這一能力，我們才會有資產……使你們感到遺憾的不是貨幣，而是你們沒有能力去獲得貨幣。”這樣，施蒂納的原意就可以理解為將缺乏能力看成是貧窮的原因。但是，換一種譯法行不行呢？例如第三：
    “貨幣是從哪里來的呢？……人們支付的不是貨幣，因為貨幣可能會不足。

我們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進行的批判中已經看到，他們通過對資產與能力的區別分析財富的來源問題，一方面揭示了財富在資產關系中的增殖，揭示了財富的不同功能與不同性質，另一方面批判了能力在資產關系中的異化現象。這第二個方面的批判與第一個方面的批判所面對的是不同的事物，前者分析財富來源與資產的關系，后者分析個人能力在一定條件下的扭曲發展。這兩個問題并非完全是由于產生于同一個同源詞而同時受到關注：如果我們暫時撇開能力的被異化現象，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能力與資產在財富的增殖過程中確實是存在著相互關聯性的。不過，能力能夠借助于資產這一渠道發揮財富增殖的作用，首先得依賴于資產關系的存在，因此，馬克思更加關注資產問題而不是個人能力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與施蒂納們在財產關系與資產關系問題上的分歧是顯而易見的。將資產關系消解為財產關系便能夠輕而易舉地僅僅用一個人的能力大小來解釋其財富的增殖與否，進而解釋貧富分化現象的存在。這樣一種解釋方法不僅在當時已經很流行，就是在今天，仍然是自由主義理論對貧富分化現象的一種辯護性觀點。這種觀點將一種抽象的原則貫徹到底，而對已經發生性質變化的財產關系表示無奈。顯然，施蒂納的“唯一者”與諾齊克的“自我所有”原則的極其相似，并非只是一種偶然巧合。從這一角度來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事物的研究思路、與施蒂納們的分歧及對后者的批判，對于我們今天認識事物的本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然能夠提供基礎性的理論研究資源和理論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