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尼爾·蒂奇是美國著名的管理學家、作家與教育家，他提出的技術政治文化模型是組織變革分析中普遍采用的模型之一‍‌‍‍‌‍‌‍‍‍‌‍‍‌‍‍‍‌‍‍‌‍‍‍‌‍‍‍‍‌‍‌‍‌‍‌‍‍‌‍‍‍‍‍‍‍‍‍‌‍‍‌‍‍‌‍‌‍‌‍。 杭州作為全國網約車新政中第一個出臺相應細則的省會城市，應用技術政治文化模型進行了一場組織變革‍‌‍‍‌‍‌‍‍‍‌‍‍‌‍‍‍‌‍‍‌‍‍‍‌‍‍‍‍‌‍‌‍‌‍‌‍‍‌‍‍‍‍‍‍‍‍‍‌‍‍‌‍‍‌‍‌‍‌‍。 本文在介紹技術政治文化模型的基礎上，分析此模型關注的重點內容，并針對性地提出建議‍‌‍‍‌‍‌‍‍‍‌‍‍‌‍‍‍‌‍‍‌‍‍‍‌‍‍‍‍‌‍‌‍‌‍‌‍‍‌‍‍‍‍‍‍‍‍‍‌‍‍‌‍‍‌‍‌‍‌‍。

　　【關鍵詞】組織變革; 技術政治文化模型; 網約車平臺

　　杭州作為全國網約車新政的試點城市，也是第一個出臺網約車細則和相應的市級地方性法規的省會城市。 本文著重對杭州政府針對網約車平臺進行的組織變革進行分析、評估與評價。

　　互聯網論文范例：網約車與巡游車融合發展之路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涌現出愈來愈多兼具“突破性”和“顛覆性”的破壞性創新技術，即利用新技術與市場價值的重新組合與聯結，實現創新性的發展路徑，進而觸及傳統企業所無法觸及的領域，并實現對傳統企業的顛覆和超越。 本研究關注的基于“互聯網+”創新技術的網約車平臺則可以歸屬于這一范疇，其內在技術基礎是移動互聯網技術、地理信息技術、大數據匹配算法、數據云儲存和移動社交應用與移動支付的結合。

　　與傳統出租車行業不同，各網約車平臺普遍通過降低間隔與提供多種個性化定制服務來滿足客戶的需求，如拼車、快車與訂車。 經過數年的發展，此類網約車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組成部分。 而隨著優步公司、滴滴打車等公司的成功，證明了這一新興技術擁有的商業價值。 但是，在網約車領域中也出現了多起人為事故，例如多起女乘客被平臺司機殺害的事件，使得人們對于這一平臺的安全性提出質疑。 因此，我國政府有責任、有義務針對這一社會變化對政府內部結構進行調整，并且出臺相關法規和政策。

　　本文通過對主要資料類型包含政府文件、相關研究報告、文獻、新聞報道等進行分析，希望通過定性陳述與定量數據，將多源數據進行耦合分析，從不同角度切入研究問題，為日后進一步展開研究奠定基礎。

　　一、問題概述

　　隨著網約車平臺的迅速發展，出現了多起社會重大安全事故。 有關輿情數據監測系統顯示，網約車網絡口碑呈現負面趨勢。 網民普遍認為即便網約車比出租車更加快捷，從安全性上來講，傳統出租車更加值得信賴。 為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從國家政策層面進行調整。

　　為規范市場，2016年7月28日，國務院下發《關于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管理暫行辦法》。 在此基礎上，各級地方政府紛紛響應。 2016年10月10日，杭州市政府出臺《杭州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和私人小客車合乘管理實施細則(試行)》。 在此基礎上，杭州市政府于2018年3月出臺《杭州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2019年10月出臺了有效期為一年的《杭州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試行)》。 從目前來看，這一政策規劃仍在調整完善中。

　　二、理論適用性和案例分析

　　任何組織都應該直面持續的和不可避免的組織變革，因為他們處于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并且是在與外部力量的持續互動中運行的。 在現代社會，新興技術的突破，如“破壞性技術”正在顯著地作用于組織的日常運營之中，并迫使它發生改變。 勒溫(1947)為組織變革的模型分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眾多科學家對他的研究進行了深化。 阿基里斯(2007)開發了用于判斷組織變革可能的多個模型，并提供了相應框架。

　　這些框架為研究人員提供了收集、分類和解釋數據的恰當方式。 筆者認為，對杭州政府此次變革的評估應采用蒂奇的技術政治文化模型，他從技術、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確定了模型中的關鍵變量。 其中，輸入類別分為環境-歷史部分和資源部分。 輸出類別的重點是效益和對社會大眾的影響。

　　此模型關注的是輸出變量，即蒂奇所指的組織變革的效率。 當然，這個變量仍依賴于輸入和涉及全過程的各個變量。 并且所有的變量都是相互依賴的，盡管有些關系較強或較弱。 外部環境包括組織的輸入、輸出和反饋循環。

　　蒂奇將任務-戰略變量定義為：組織為執行其任務與戰略、滿足效率與生產力標準的方式。 任務變量是指幫助組織完成變革的技術。 網絡變量是指必須與設計中的社會結構所關聯的群體。 有關人員變量是指組織變革中被涉及到的人員，這是根據人員背景、變革動機和組織管理風格所決定的。 組織機制過程變量的關鍵是考察正式組織能否承擔此次變化，這也考驗著組織的溝通、決策、沖突管理、控制風險和獎勵系統。 緊急網絡變量是指非正式出現的組織結構和過程。

　　三、杭州市政府組織變革分析

　　(一) 組織變革分析

　　關于此次組織變革的任務-戰略變量，杭州市政府發布的《網約車平臺新規》體現出了政府的決心、目的和解決方案，為處理這個項目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方法。 在任務變量中，集中體現在通過開發云存儲完成的在線共享安全信息數據庫上。 該數據庫是領導小組對這些平臺進行規范和監督的基礎。 首先，網絡變量，在實施過程中，應由杭州市政廳、交通運輸部門的部分人員負責。 領導小組的領導是時任杭州市副市長，負責協調涉及到的資源分配問題并對此工作進行指揮。 此外，相關人員變量是指此次杭州市形成的相關領導小組。

　　考慮到此次變革主要圍繞交通客運方面，為提高小組的工作能力，主要小組成員應由交通運輸部門的人員擔任。 小組成員的人際交往能力和基層工作經驗很重要，因為網約車平臺關系到社會保障問題，需要小組成員直接與公眾進行對話。 組織機制變量是指杭州市政府從中央政府獲得財政支持、從網約車平臺獲得技術補充的制度。 最后決定應在所有上述組織審議后予以核準‍‌‍‍‌‍‌‍‍‍‌‍‍‌‍‍‍‌‍‍‌‍‍‍‌‍‍‍‍‌‍‌‍‌‍‌‍‍‌‍‍‍‍‍‍‍‍‍‌‍‍‌‍‍‌‍‌‍‌‍。 政府主要負責協調和監管。

　　作為該模型的焦點，輸出變量旨在解決安全問題，并使得公眾對網約車平臺重新獲得安全感，從而刺激網約車平臺的進一步發展。 從政策文本層面來看，杭州網約車從業者平穩渡過了數量和價格合力管制時期。 但是，仍存在權益保障失范、順風車規劃模糊等問題。

　　(二)評價

　　據報道，2019年有5個新形成的網約車平臺，這意味著網約車市場保持了一定程度上的增長，也代表著杭州市政府的組織變革也完成了其保護網約車平臺發展的主要目的之一。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此次組織變革也存在著一定問題。

　　首先，該模型要求通過激發各變量背后的多元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和配合度，提升多元主體的參與深度，從而構建出一個高效組織結構。 但是網約車平臺、網約車司機與監管部門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工作不協調的情況。 監管部門在大規模查處無證網約車時，網約車與司機數量在這一段時間內必然會面臨下降與短缺的問題。 車輛數量的減少，意味著人們將再度面臨叫車難、叫車貴的狀況。

　　其次，多個變量的參與意味著其權力與責任需要進行合理劃分，進而確保此次組織變革的有效運轉。 杭州市政府通過成立特別工作組的形式對政府權力進行再次劃分。 然而，傳統出租車行業對網約車平臺的發展仍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作用，這主要是基于二者是競爭關系。 因此，領導小組應聽取出租車司機的想法，對其進行適當安撫并給予相應補貼。

　　四、杭州市政府組織變革建議

　　蒂奇從不同于上述的另一層面來體現出技術政治文化模型內部發生的動態變化，即要求分析者通過分析變革中技術、政治與文化三部分的關系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首先，在技術方面，杭州市政府將獲得的政府撥款，主要用于官員培訓和相關技術軟件的投資，以落實這些規定，并授權領導小組重新配置必要的資源，如檢查司機個人信息的權利(政治部分)，公眾和媒體也將敦促政府規范平臺(文化部分)。

　　其次，在政治方面，應該為涉及的網約車平臺提供技術支持，包括提供足夠的云存儲來存儲司機的資料(技術部分)。 此外，來自公眾和媒體的聲音對這些平臺很重要，因為公眾是他們的客戶，他們的媒體印象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效益(文化部分)。

　　最后，在文化方面，網約車平臺應進一步提高科技水平以提升社會滿意度(技術部分)，比如發明一種新的網約車安全系統，采用新技術來跟蹤和識別車輛。 中央和杭州市政府都將出臺并推進關于網約車市場的規定，以確保公眾的安全(政治方面)。

　　總之，從以上三個方面來看，技術、政治、文化動態之間有著深入的合作，從而促進了此次杭州市政府組織變革的推行。

　　五、 結語

　　本文綜合運用蒂奇的技術政治文化模型對杭州市政府針對網約車平臺進行的組織變革進行分析評估，幫助人們更加客觀地看待這項政策以及未來的走向。 作為一項涉及到經濟學的政策，需要結合跨學科知識對分析評價過程進行優化，這也是在未來進一步研究中需要注意并加以完善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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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曹嘉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