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縱觀中國植物紋樣的發展史，隨絲綢之路傳入的忍冬紋樣對其產生了深遠影響。文章以絲綢之路影響下 忍冬紋與中國本土文化的結合歷程為脈絡，以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的時間順序，梳理了忍冬紋造型、 內涵及應用方面在絲綢之路的不同發展時期向卷草紋、纏枝紋的演化過程。總結出忍冬紋造型特征由最初模仿植 物自然形態到明清時期造型豐滿、結構多樣的變化特點;并從忍冬紋的文化內涵入手，歸納出其寓意從側重紋樣 本身的宗教內容，趨向于組合紋樣的象征意義;從忍冬紋到纏枝紋，其應用也由單一的宗教裝飾逐步走向多元化。

　　關鍵詞：絲綢之路;忍冬紋;卷草紋;纏枝紋

　　忍冬紋最早出現在魏晉時期絲綢之路南路[1]，以單葉波狀延續或多葉回旋交錯的形式被廣泛應用于佛 龕、石窟壁畫、服飾與器物裝飾中，為中國唐代卷草紋樣和宋元纏枝紋樣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敦煌作為絲 綢之路上“華戎所交，一大都會”，其石窟裝飾中蘊藏著大量忍冬紋飾物，薄小瑩[2]在《敦煌莫高窟六世紀 末至九世紀中葉的裝飾圖案》中對忍冬紋的來源與裝飾形式進行了詳細分析;《敦煌邊飾初步研究》一文 也曾述其源流，指出敦煌北魏洞窟所見的忍冬紋樣由西域傳入，是西亞伊朗一系幻想中的葉片形象[3]。

　　目前關于忍冬紋的研究資料中，針對其源流、造型特點、傳播背景都已有了較為完善的總結，但對于忍冬紋 內涵及藝術造型在中國本土演變過程缺乏系統分析。本文以忍冬紋自魏晉南北朝至明清的變遷為研究對 象，旨在探究絲綢之路影響下，外來圖案與本土文化結合的過程。

　　1 忍冬紋造型變遷

　　忍冬紋在魏晉時期經絲綢之路傳入我國，隨后在佛教東漸的過程中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造型不斷變 化。隋唐時期，由忍冬紋樣發展而來的“唐草紋”與花卉造型結合，造型華麗繁復。隨后纏枝紋在宋元、 明清時期盛行，受時代背景的影響，纏枝紋造型展現出從秀美風雅到繁密堆砌的變化過程。在此階段，紋 樣中傳統忍冬紋造型逐漸弱化，更加顯現出中國本土特色。

　　1.1 魏晉南北朝忍冬紋樣

　　據文獻記載，忍冬紋出現于南朝時期(公元 420—589 年)，是絲綢之路上外來植物紋樣的本土化演變， 通常表現為單葉適合式紋樣、單葉波狀連續紋樣或多葉回旋連綴紋樣。單葉適合紋樣以葉片自然卷曲組合 為主體，組成外型規范的裝飾造型，葉瓣造型受當時“求真”的佛學文化影響，追求對植物形態的真實描 摹[4]，莖與葉有明顯區分，常見的有單獨紋樣、方形、圓形及角隅形適合忍冬紋樣[5]。

　　單葉的連綴 式組合造型以“S”型最為常見，比如，北魏云岡石窟二期窟中裝飾紋帶[6]，植物莖葉首尾相連 一正一反，多應用于壁畫、瓷器、衣物邊飾。多分枝交互連綴式紋樣[7]，由多葉片及植物枝干組 成飽滿的平衡構圖。此時期忍冬紋造型已相對固定，線條明朗，構圖形式多變。

　　1.2 隋唐卷草紋樣

　　隋唐時期，海上、陸上絲綢之路空前繁榮，唐代為絲綢之路發展進程中最為暢通無礙的時期，通商國 家多達 130 多個，經濟、文化等發展卓越。此時期的忍冬紋樣在造型和題材上都得到了進一步的延伸，造型上與先秦時期云氣紋相結合，演變成了獨具中國審美特色的“唐草”紋樣，更能夠體現當時思想文化的 藝術特征[8]。

　　盛唐時文化融合與物質生活的豐裕使人們的審美傾向于更加雍容富麗的表現形式[9]，使得卷草 紋整體造型也趨于豐滿圓潤，醇厚豐盈。初唐時期卷草紋雛形得以展現，枝葉纖細，翻轉聯結，魏晉時期 忍冬葉造型以及構圖形式依舊可見，葉片明顯內卷，造型更為豐富[10];盛唐時期，花卉圖案與 卷草紋結合，此時的卷草紋樣已與傳統忍冬紋相去甚遠，只保留了其波狀連綴的構圖形式，造型豐厚磅礴， 流暢完滿[10]。

　　中唐時期，卷草邊飾由植物枝葉與花果共同構成，傳統忍冬邊飾中莖葉的結構線 作用被明顯削弱，葉瓣云紋造型明顯[10];晚唐卷草紋造型已趨于穩定，花葉與飛龍游鳳等動物 造型組合，形成豐腴雅致的“唐草”風格[10]。從隋唐時期莫高窟卷草紋邊飾可以看出，卷草紋 是忍冬紋與唐代審美特征融合的結果，忍冬紋的骨架結構貫穿其發展始終，植物枝葉與花卉、果實、動物 紋樣自由組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卷草紋樣。

　　1.3 宋元纏枝紋樣

　　宋元時期是植物紋樣最為興盛的階段，在 “唐草紋”造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纏枝紋，更加 偏離了早期忍冬紋樣的裝飾風格。宋代，隨帝室 南遷，海上絲綢之路的意義被進一步強調，到元 朝，絲綢之路上與外域的交往再一次出現高峰， 文化交流取代此前的商貿交易成為這段歷史時 期中絲綢之路的主要功能[11]。

　　此時期伊斯蘭教經絲綢之路傳入后日益發展，伊斯蘭文化中裝飾紋樣緊密繁 復的花卉連綴形式對纏枝紋的構成形式產生影響，纏枝紋結構與造型特征逐漸趨于程式化[12]。這一時期的 纏枝紋樣更為寫實，“生色花”描繪自然形態的圖案裝飾在宋代出現，由于此時期思想文化的開放，裝飾 紋樣也明顯擺脫了忍冬紋嚴謹的結構與造型特征，例如[7]石刻圖案顯現出宋代纏枝紋更為靈活生動的表 現形式，南宋墓出土的植物紋樣中花中有花的復合紋樣形式也尤為盛行，常有花中加果、加葉、 動物、錦紋等，也有葉中加鳥、卍字紋、幾何紋等，取其錦上添花的寓意[13]。

　　1.4 明清纏枝紋樣

　　明代宣德、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進一步延伸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覆蓋范圍，抵達赤道以南的非洲地 區，至此，中國已經建立起了貫穿太平洋至印度洋北部的貿易線路。雖在明清時期政府有海禁政策，但私 商貿易依舊盛行，直至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開放通商貿易，中西文化交流更為廣泛[14]。法國在此時期興 盛的洛可可風格對乾隆時期的植物裝飾紋樣影響至深，清代后期的裝飾紋樣由傳統的質樸造型，發展出西 洋化的表現風格，深受宮廷裝飾中奢華、繁復的堆飾手法影響[13]。

　　同時，從清代琉璃八字影壁纏枝紋盒子 [6]造型可見，葉片在整體畫面中被不斷弱化，花頭造型成為裝飾紋樣的主題，花形更為夸張，忍 冬紋中葉片的主體裝飾地位被削弱;北京故宮石刻邊飾[7]，纏枝花紋與如意蓮花紋樣組合，取佛教 中蓮花意象，花朵飽滿繁茂作為視覺中心展現出三種不同的處理手法。

　　2 忍冬紋內涵變遷

　　《辭源》：“忍冬：藥草名。藤生，凌冬不凋，故名忍冬。三四月開花，氣甚芬芳。初開蕊瓣俱色白， 經二三日變黃，新舊相參，黃白相映，故又名金銀花。”在戰亂頻發、時局動蕩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受外 來文化影響，忍冬紋被大量飾于佛教建筑中的植物紋樣，隨即被賦予了具有堅韌意味的“忍冬”之名，這 一特性與我國凌冬不凋的金銀花有相似之處，所以金銀花與忍冬紋就此在中國文化中交織在了一起[8]，忍 冬紋便寓有強韌、堅忍不拔的內涵，也被作為健康長壽的象征。自古也傳有忍冬紋象征輪回之說，因此忍 冬紋也被作為墓葬裝飾。

　　唐代卷草紋在表征上由忍冬紋與云氣紋樣結合而 成，在內涵上也被賦予了更多的中國本土文化。此時 的卷草紋樣受唐朝兼容并蓄的社會環境影響，不單以 葉片裝飾形式出現，多與牡丹、石榴、鳳凰等動植物 紋樣靈活組合，具有了富貴、圓滿等美好寓意。同時 也從裝飾角度體現出了唐文化中博采眾長、兼包并容 的精神氣質。 相較唐卷草的雍容富麗，受宋明理學的影響，這 時期的纏枝紋更加儒雅內斂，具有優雅恬淡的風格， 誠如《中國工藝美術史》中所說“如果把唐代的工藝 美術風格概況為‘情’，宋代則可概括為‘理’。”[15]

　　宋代纏枝紋樣更加注重內在意蘊的表達，由以往宗教氛圍的營造轉為對人們精神愿景的抒發。 明清時期的纏枝紋樣被賦予更多的象征寓意，吉祥主題最為流行，裝飾圖案更有“圖必有意，意必吉 祥”的形勢，使其具有寄寓吉祥的功能。多將花草果木與文字或動物組合以表達對生活的美好愿景，有纏 枝菊與壽字結合寓意益壽延年，又有將攀附纏繞的纏枝紋稱為“萬壽藤”“常青藤”，取其連綿不 絕，興旺繁盛的禎祥寓意。

　　3 忍冬紋應用變遷

　　忍冬紋在南北朝時期與佛教文化關系密切，是當時石窟寺裝飾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多作為莫高窟、云 岡、龍門石窟中龕楣、藻井、人字披、佛光的邊緣飾紋。除了服務于佛教信仰外，由于忍冬紋特有的輪回 寓意，也被用作墓葬石棺、雕刻、墓碑裝飾。隋唐時期，在忍冬紋基礎上演變出的繁復的卷草紋占據裝飾 藝術主體，除了用于石窟裝飾外，瓷器、絲織品、繡品、銅鏡、銀飾上也可見卷草紋裝飾。

　　宋元時期海運貿易發達，商品交易往來密切，海上絲綢之路在此期間也被稱為“陶瓷之路”，其中陶瓷、漆器 大量外輸，纏枝紋在器物裝飾上應用甚廣，裝飾手法常見開光法，纏枝紋在裝飾面中起分割作用，增加裝 飾層次，突出主題，增加飾物美感。到明清時期，植物紋樣應用已經十分廣泛，纏枝紋更是層見疊出，被大量運用在絲綢、瓷器的裝飾上，出口青花瓷器乃至蜀、宋、云錦三大古錦中便有大量纏枝紋裝飾[16] 。

　　哲學論文投稿刊物：《世界哲學》經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指導委員會審定，入選CSSCI來源期刊,這是刊物同仁幾年努力的結果。《世界哲學》雖然是中央級學術刊物，但由于它原來是純粹學術翻譯刊物，因此不具備入選國內學術期刊索引評估系統的資格。

　　4 小結

　　忍冬紋在中國本土的變遷過程與絲綢之路關系緊密，受絲綢之路上文化與經濟交流的影響，忍冬紋在 造型方面由最初簡潔明朗的自然形象，發展到帶有中國傳統云氣紋造型和社會風貌的組合紋樣形式。從忍 冬紋、卷草紋到明清時期程式化的纏枝紋，隨著絲路的發展脈絡，紋樣寓意經歷了由單純的宗教內涵到表 達美好愿景和生活態度的轉變，應用范圍也更為廣泛。不同時代的石窟、器物、織物裝飾紋樣直觀反映了忍冬紋與中國裝飾文化相結合的過程，通過對外域文化本土化演變的研究，能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國裝飾藝術的豐富內涵。

　　參考文獻：

　　[1] 張曉霞. 中國古代植物裝飾紋樣發展源流[D]. 蘇州：蘇州大學, 2005. 48.

　　[2] 薄小瑩. 敦煌莫高窟六世紀末至九世紀中葉的裝飾圖案[A].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五輯[C].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 社，1990. 355—411.

　　[3] 林徽因. 敦煌邊飾初步研究[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 10.

　　[4] 冉祥華. 佛教與魏晉南北朝美學精神之流變[J].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 (5): 97-101.

　　[5] 常沙娜. 中國敦煌歷代裝飾圖案[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作者：孫 弋，張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