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年來，雙邊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成為了睦鄰與互信的伙伴，實現了合作共贏的目標‍‌‍‍‌‍‌‍‍‍‌‍‍‌‍‍‍‌‍‍‌‍‍‍‌‍‍‍‍‌‍‌‍‌‍‌‍‍‌‍‍‍‍‍‍‍‍‍‌‍‍‌‍‍‌‍‌‍‌‍。 30年對話與合作，最為寶貴的經驗是把對話作為共識的價值觀、把相互尊重作為共識的文化、把開展合作作為共識的基礎‍‌‍‍‌‍‌‍‍‍‌‍‍‌‍‍‍‌‍‍‌‍‍‍‌‍‍‍‍‌‍‌‍‌‍‌‍‍‌‍‍‍‍‍‍‍‍‍‌‍‍‌‍‍‌‍‌‍‌‍。 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中國與東盟一直堅守對話與合作的大方向不動搖‍‌‍‍‌‍‌‍‍‍‌‍‍‌‍‍‍‌‍‍‌‍‍‍‌‍‍‍‍‌‍‌‍‌‍‌‍‍‌‍‍‍‍‍‍‍‍‍‌‍‍‌‍‍‌‍‌‍‌‍。 中國與東盟的未來關系發展面臨著諸多挑戰，應對新形勢、新問題、新目標，需要新思維、新方略、新智慧。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東盟地區有望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發展中心，中國與東盟需要協力把握雙邊關系穩定，穩固和平與發展的大局根基，為地區與世界的穩定繁榮做出更大貢獻。

　　〔關鍵詞〕中國-東盟關系、合作文明、中國外交

　　〔作者簡介〕張蘊嶺

　　2021年是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 三十而立，對中國與東盟關系而言，意味著雙邊關系已走向成熟，其標志之一是建立了穩固的雙邊關系基礎與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標志之二則是學會了“處事”，特別是能夠妥善處理雙邊關系中出現的矛盾與爭端。 可以說，雙方已經成為睦鄰與互信的伙伴，實現了合作共贏的目標。 在紀念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之際，總結雙方合作的成功經驗，對雙邊關系行穩致遠具有重要意義。

　　一、堅持對話合作的大方向不動搖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是接鄰和近鄰關系，有著長期交往的歷史。 二戰以后，雙方關系的發展經歷了曲折反復的進程。 東盟成立后，中國與其并沒有直接的聯系，冷戰結束為雙方建立直接的聯系提供了機遇，也讓雙方對發展與彼此關系有了新的戰略定位。 1991年，中國提議與東盟開展對話，得到東盟的積極響應。 當年，中國外長以貴賓身份參加東盟外長會議，次年，東盟把中國認定為“磋商伙伴”。

　　當時，中國與東盟對話磋商的重點議題是政治與安全。 對中國來說，首要的任務是如何在新形勢下開拓有利的國際環境，推動非對抗的伙伴關系構建，打破美國等國家對中國的遏制與制裁，開拓對外開放與發展的良好環境。 對東盟來說，首要的任務是如何實現“后沖突時期”東南亞地區的穩定， 通過與中國開展對話磋商，構建地區可持續的和平。 因此，雙方在認知和定位上有著相向而行之處。

　　基于這樣的基礎，在經過幾年的對話之后，1996年東盟將中國升格為“全面對話伙伴國”，開啟了雙方對話合作的新進程。 1997年中國領導人與東盟領導人首次直接對話，雙方發表了聯合宣言，確立了“中國與東盟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新定位，把睦鄰和互信作為雙方關系發展的新坐標。

　　進入21世紀，中國-東盟關系得到進一步深化和提升，包括建設中國-東盟自貿區，雙方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2002年)，進一步磋商“南海行為準則”，中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2003年)，與東盟建立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2003年)，向東盟派駐大使(2008年)等。 與此同時，中國積極參加由東盟牽頭的東盟-中國對話機制(10+1)，東盟-中日韓合作機制(10+3)、東亞峰會(10+8)、東盟地區論壇、東盟防長擴大會、亞洲合作對話會議、亞歐會議、東亞-拉美合作論壇等，支持東盟的中心地位和在這些合作機制中發揮領導作用。

　　在新的形勢下，中國-東盟之間的合作不斷擴展和深化，如完成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談判、推進“2+7合作框架”擴大合作領域、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等。 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中國與東盟之間保持緊密合作，在疫情防控、推動經濟復蘇、疫苗分發使用等方面加強合作，通過召開外長會議、領導人線上會議等進行對話，就開展全方位合作達成共識、采取行動。 中國與東盟在防控疫情與恢復經濟方面開展的合作成為典范，雙方貿易投資逆勢增長，使得中國與東盟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

　　回顧30年來中國-東盟開展對話合作的歷程，最為重要的是，無論發生什么樣的變化，雙方一直堅持對話合作的大方向不動搖。 中國與東盟開展對話合作也創建了一種新型合作伙伴關系，而合作導向的國際關系代表著一種新的文明，即合作文明。

　　二、中國-東盟合作的寶貴經驗

　　中國與東盟開展對話合作30年，不僅讓雙方受益，還讓一個曾充滿敵意、沖突、對抗的地區成為友善、穩定、和平與發展的地區，這是最為寶貴的。 總結中國-東盟30年的對話合作經驗，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重視。

　　(一)對話是共識價值觀

　　中國與東盟開展對話基于共同的認知，即通過對話增進相互了解和理解，在此基礎上尋求合作。 中國與東盟國家在歷史、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很大差別，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彼此是分不開的鄰國，關系好則雙方受益，反之則受損。

　　東盟是一個區域組織，中國與其開展對話，旨在推動與整個東南亞地區國家的關系發展與合作機制構建。 東盟自身在以對話促合作方面有著深切的體會和成功的經驗，各成員之間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方面也存在巨大差異，必須通過對話與合作實現合作共贏的目標。 “東盟方式”的精髓是對話與合作，以實現共贏為目標把各國聚攏在一起，創建一個和平、合作與發展的東南亞。

　　因此，對話是東盟成員認同的基本價值觀。 作為一個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始終將對話與合作視為發展對外關系的根本途徑，堅信只有在深入對話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增進理解、形成共識，進而開展務實、有效的互利合作。 因此，“對話”一詞看似簡單，實則有著深刻的含義，中國與東盟一直堅持通過對話來化解矛盾、解決分歧，通過合作實現互利，體現了雙方基于共識的價值觀。

　　在中國與東盟的關系中，南海問題既敏感又棘手。 南海問題很復雜，爭端一時難以有解，只有通過對話，才可就穩定大局、防止發生沖突達成戰略共識，避免損害雙方全面關系。 南海爭端只涉及中國與東盟少數成員，盡管東盟并不具備解決爭端的能力，但其在維護東南亞整體利益上具有代表性。 中國與東盟就南海問題開展對話，正是基于維護整體利益的共識，這既包括東盟本身的整體利益，也包括東盟與中國關系的整體利益。 中國與東盟共同努力，通過耐心與坦誠的對話，發表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共同承諾“強調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有關爭議”，“在爭議解決之前，各方承諾保持克制，不采取使爭議復雜化和擴大化的行動，并本著合作與諒解的精神，尋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徑，包括開展海洋環保、搜尋與求助、打擊跨國犯罪等合作”。

　　中國與東盟發展合作關系，需要建立政治互信。 在彼此存在巨大差別和爭端的情況下，建立可持續的政治互信并非易事。 政治互信達成的基礎是相互的，即雙方對彼此都有信心、有耐心，特別是在出現問題時，能夠堅持通過對話與合作來處理應對。 2003年，中國與東盟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此后，雙方共同制定了多份文件和行動議程，逐步加固了戰略伙伴關系的基礎。 盡管中國與東盟關系經歷了風風雨雨，面對了諸多挑戰，但在困難時期雙方有定力，總體上保持了穩定與合作的大局。 應該說，中國與東盟戰略伙伴關系是經得住考驗的。

　　(二)相互尊重是共識文化

　　中國與東盟國家有著自己的制度構建與治理方式，有著基于自身國情的不同道路選擇，雙方都力求在符合各自利益的前提下有所作為。 因此，只有相互尊重彼此的選擇，才可以真正開展平等的對話，才可以推進互利合作‍‌‍‍‌‍‌‍‍‍‌‍‍‌‍‍‍‌‍‍‌‍‍‍‌‍‍‍‍‌‍‌‍‌‍‌‍‍‌‍‍‍‍‍‍‍‍‍‌‍‍‌‍‍‌‍‌‍‌‍。 相互尊重是各自的內在意識，既是一種覺悟，也是一種道德，其體現為一種基于內生意識的文化，與一些國家居高臨下的“教導意識”存在本質差別。

　　當然，尊重并非無原則的認同與接受，而是對符合共同利益的行為、符合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規約的認可與支持。 中國與東盟在處理國家間關系基本原則上有著高度認同。 比如，東盟堅持的基本原則是：尊重各國的獨立、主權、平等、領土完整和民族特性; 堅持以和平手段解決紛爭; 不干涉成員國內政; 就涉及東盟共同利益事宜加強磋商，依照東盟條約和國際慣例解決紛爭等。 中國對上述原則高度認同。 東盟制定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確立了不訴諸武力、和平解決爭端的基本原則，中國亦高度認同，進而成為第一個簽署該條約的非東盟成員國家。 中國認可東盟的中心地位，一向支持東盟在地區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積極參與東盟構建的合作機制，如“東盟+”系列合作機制、東盟地區論壇，以及東盟牽頭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 東盟也尊重中國的政治制度選擇，對中國發揮大國作用表示支持，對中國的諸多倡議，特別是“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設等，都給予了大力支持; 在中美之間不選邊站，支持中美開展對話合作，等等。

　　正是有了相互尊重，中國與東盟之間才形成了“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良好氛圍，進而切實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開展互利合作。 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專家研究論證過程中，中國將東盟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自貿區協議談判，這在當時并無先例。 東盟10國內部差別大，利益訴求、市場開放能力等不盡相同，如何綜合考慮東盟成員國的不同關注、利益和市場能力是一個現實問題。 當時，東盟剛剛經歷了金融危機，各成員國經濟處于恢復階段，有的國家擔心向中國開放市場會使資本流向中國，特別是欠發達的東盟成員，擔心中國商品會侵占并壟斷當地市場。 在此情況下，中國提議自貿區建設從“早期收獲計劃”開始，即先期開放東盟欠發達國家最能受益的農產品市場，支持東盟成員擴大向中國出口，在市場開放安排上對欠發達成員采取特殊的照顧安排，給予他們更長的寬限期，先易后難、分步談判，簽訂綜合經濟合作協議，支持東盟經濟發展等。 正是由于切實尊重了東盟國家的利益關注，中國成為第一個與東盟整體簽訂自貿區協議的國家。

　　(三)開展合作是共識基礎

　　中國與東盟通過開展多方位、多方式、多領域的合作，實現了合作共處、合作發展與合作安全的目標。 有了開展合作與實現合作共贏的共識，雙方才可以進一步深化關系。 事實上，合作不是一種手段，而是一種文明，即在發展國家間關系中以合作為導向，而不是以對抗為導向。 在這種文明的導向下，中國與東盟國家把合作共處、合作發展和合作安全作為發展與深化關系的基本理念。

　　東盟成立的初衷是通過合作實現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合作共贏是各成員國參與區域合作的基本信條。 中國與東盟有著開展合作的共識基礎。 中國外交有著“和合文化”的基因，這充分體現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睦鄰、安鄰、富鄰”“親誠惠容”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原則和倡議之中。 因此，中國與東盟開展合作基于共同的理念，雙方共同的信條是通過合作可以實現共贏。

　　合作發展是中國與東盟合作中最富有成效的領域，其中以自貿區建設最為突出。 如今，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貨物貿易基本上實現了零關稅，服務貿易與投資開放程度也隨著自貿區協議的升級而不斷提高，雙方互為最重要的貿易和投資伙伴。 應該說，中國與東盟已經基本建成了一個基于規則的、開放的經濟發展區。 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電力、水資源等領域的合作不斷擴大，這些領域都是經濟發展所必需具備的基礎條件。 由于這些項目建設投入資金多、建設周期長，一般企業往往不愿意涉足，或者不具備投資能力，政府間合作則有助于解決制約基礎設施建設的瓶頸。 比如，中國與東盟通過“一帶一路”、專項合作基金等項目的對接，大大加快了東盟國家發電站、交通干線等方面的建設，這對改善東盟成員國的綜合發展環境起到有力助推作用。 我們看到，盡管部分國家對中國倡議和推動的“一帶一路”建設存在非議，但東盟國家給予了普遍的支持，并且積極參與和推動合作。 瀾滄江—湄公河合作項目也是一個能夠說明合作共贏的例子。 一般來說，一條河的上下游國家總是為水而結怨，而中國與下游的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越南通過開展合作而修睦和實現共同發展。

　　總之，在國際局勢復雜多變的情況下，中國與東盟堅守對話與合作的大方向，共創了一片新天地，這是難能可貴的。 中國與東盟的對話合作是一種雙重結構，也可稱之為“雙軌”，它既是中國與東盟10國的對話與合作，也是東盟10國作為一個整體與中國的對話合作， 力求把“中國方式”與“東盟方式”實現對接，這是中國與東盟發展與深化關系的特色方式。

　　三、面向未來，共創未來

　　世界正在經歷百年大變局，充滿著各種矛盾，國際關系與格局處于重大調整時期，中國與東盟的未來關系發展也面臨諸多挑戰，應對新形勢、新問題、新目標，需要新思維、新方略、新智慧。

　　(一)合作應對諸多不確定性和由此帶來的各種風險

　　大變局涉及各個方面，其中力量對比變化會引發矛盾和沖突，威脅安全和發展。 歷史上，因力量對比變化，特別是大國力量對比發生轉變，不乏引發沖突、戰爭甚至是大規模戰爭的教訓。 在當今的力量演變中，最為突出的是非西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中國和東盟都在其列。 這引起西方發達國家的警覺與驚恐，為此采取各種措施加以阻遏，包括實施單邊主義政策，對競爭者加以封堵、打壓，為后起者貼上“極權”“非市場經濟”“技術盜竊”等標簽進行抹黑，甚至上升為“文明沖突”。 在各方力量對比變化中，最引人關注的是中國綜合實力的快速提升。 美國認定中國要替代美國，要主導世界，為此，將中國設定為戰略對手，與中國開展對抗性的戰略競爭，對中國采取各種打壓、封堵和制裁措施，并且力圖在地區和世界范圍組建以中國為對手的集團。 在亞洲，美國正在以“印太戰略”“四邊機制”(QUAD)為支柱構建新聯盟，意在遏制中國，這必然會加劇地區的緊張與對抗。

　　在此情況下，中國與東盟需要協力把握雙方關系穩定，一方面堅守對話合作的大方向，穩固和平與發展的大局根基; 另一方面，協力推動開放、包容、合作的新型國際關系構建，讓合作文明成為主流價值觀。 在大變局時期，各方都有自己的選擇，都會努力開拓多方面的關系與合作機制。 重要的是，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不針對第三方，致力于維護雙邊的合作共贏關系，通過共同參與和推動多樣性對話與合作機制，緩解與消減對立和對抗。 因此，中國與東盟保持互信與合作，對于維護亞洲、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信息化時代，中國與東盟亟需提升話語權的影響力。 在國際輿論方面，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擁有很強的導向力，其所散布的許多帶有戰略意圖的誤導性言論，容易引發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誤解與矛盾。 因此，中國與東盟需要加強在信息、媒體傳播方面的合作，雙方可在現有地區對話合作機制下建立戰略對話平臺，制作媒體項目，發布研究報告，提升中國-東盟經驗的影響力。

　　(二)深化各領域合作

　　2018年，在中國與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系15周年之際，雙方通過了《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年愿景》文件，提出“開展更緊密的合作，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實現雙方互利共贏的美好未來”，并就深化政治安全、經濟、人文交流等領域的合作進行了具體規劃，提出了指導原則和落實方針，以促進更緊密的中國-東盟合作，包括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未來，首要的是把中國與東盟合作的事情辦好‍‌‍‍‌‍‌‍‍‍‌‍‍‌‍‍‍‌‍‍‌‍‍‍‌‍‍‍‍‌‍‌‍‌‍‌‍‍‌‍‍‍‍‍‍‍‍‍‌‍‍‌‍‍‌‍‌‍‌‍。 這包括，以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為宗旨，建設好和平、安全的中國-東盟; 以共同發展、合作發展為宗旨，建設好可持續、繁榮的中國-東盟; 以民心相通、和諧相處為宗旨，建設好互信、互助的中國-東盟。

　　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中國與東盟國家面臨的戰略考驗是，如何妥善應對南海地區的新形勢，即在美國及其盟友加大介入南海問題，將中美戰略競爭帶入南海的情況下，堅持通過對話與合作處理爭端，維護南海開放、和平與合作的大局。 在《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年愿景》中，雙方明確承諾，致力于維護和促進南海和平、安全與穩定，尊重和致力于南海航行與飛越自由，根據包括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公認國際法原則，由直接相關的主權國家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領土和管轄權爭議，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在行動上保持自我克制，避免使爭議復雜化和升級，擾亂地區和平穩定，全面有效完整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在協商一致基礎上，爭取早日達成和通過一個實質和有效的“南海行為準則”等。 只要雙方有定力，維護南海安全大局是有保障的。 為了增加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南海領域的互信，可以在確保航行與飛越自由、提供海上“公共產品”、協同巡航等方面，做出更多實際的安排和行動。

　　為了鞏固中國與東盟之間和平與安全基礎，雙方需要在構建安全合作機制上做出更多努力，逐步構建具有更多實質性內容、有常設機制支撐，在實施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上可發揮作用的安全保障機制。 這種安全保障機制是多層次的，體現中國-東盟合作的特色，以問題為導向，以行之有效為原則，以合作行動為基礎。

　　(三)攜手推動創新發展

　　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與東盟都面臨著創新發展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課題。 作為發展中國家地區，無論是東盟地區的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網絡建設，還是中國-東盟開放發展區域的互聯互通，都還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進一步規劃、制定并實施行動議程。 更為重要的是，傳統的發展方式面臨不可持續的挑戰，需要創新發展方式，更新發展理念，實現向新發展范式的轉型。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與東盟的合作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可持續合作發展的階段，無論在政策制定，還是項目規劃實施上，都必須跳出傳統產業轉移的范式，制定新的合作發展議程。

　　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是，一則總量繼續增大，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有望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二則創新發展方式，通過新發展理念導向，加大新技術應用，逐步構建起可持續的新發展結構。 中國的發展前景對于東盟的發展是一個機遇，通過雙方合作把中國的可持續發展與東盟的發展規劃對接，推動東盟地區的新發展。 中國提出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旨在立足國內市場，提升創新驅動能力，實現發展轉型，“十四五規劃”為推動“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實施制定了具體的計劃。 因此，未來中國與東盟的合作發展，不僅有著更大的拓展空間，而且有著更強的驅動力。 從未來發展趨勢看，考慮各方面因素，中國-東盟地區有望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發展中心。

　　為了實現中國與東盟合作發展的美好未來，雙方需要進一步提高政治互信、加強政策溝通、促進民心相通，排除干擾，誠心誠意深化合作。 在未來的關系發展中，面對復雜的形勢，雙方特別需要相互傾聽對方的意見，即便出現分歧和矛盾，也要堅持溝通和協商，讓合作關系行穩致遠。

　　國際關系論文：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發展的國際經驗借鑒與展望

　　溫故而知新。 回顧中國-東盟關系發展的經驗與成就，展望雙方關系發展的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堅守對話與合作的大方向，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中國-東盟關系的未來會比過去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