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工業問題是一個既關乎現代市民社會又關乎國民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缺少相關考察的《巴黎手稿》無法妥善兌現其理論意圖。1844年的文本群(包括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德法年鑒》文章，以及恩格斯和格奧爾格·韋伯的材料)中浮現的若干線索，一致指向工業問題。經過重構的《巴黎手稿》工業形象表明，馬克思深知工業部門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特殊性，即工業相比農業來說具有遠為強大的社會整合力，它既是生產力的廣泛聯合形式，也是社會關系的粘合劑;此外，工業最緊密地結合了自然科學技術的成就，其典型表現就是機器(特別是蒸汽機)的大量引入，工業由此得以充分彰顯人的本質力量，并徹底重塑其生產空間和生產者。馬克思同樣深知工業勞動乃是異化勞動的發達形態。他憑借鮮明的歷史意識并在法德學者的提示下發現，為英國帶來繁榮與災難的普遍工業勞動，是異化的當前極致形式和朝向異化揚棄階段的轉折點，而色諾芬筆下的農業勞動圖景恰好構成非謀生活動的原型。與此相關，《巴黎手稿》中的黑格爾主義批判部分，是一種有意識但并非有計劃的試探，旨在有助于理解和證成現代工業和共產主義的邏輯地位。

　　關鍵詞：馬克思;《巴黎手稿》;工業問題;《德法年鑒》;恩格斯;黑格爾主義批判

　　《巴黎手稿》因其殘缺不全的外觀、頭緒紛繁的內容、跌宕起伏的出版史以及由此引發的激烈意識形態斗爭，堪稱馬克思主義研究史上解讀分歧最大、傳奇色彩最濃的文本[1]66。有趣的是，恢宏且漫長的解釋史總是或明確或隱含地運用德國哲學，更確切地說是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哲學，作為測定《巴黎手稿》思想水準的參照系。于是，該手稿越是拘泥于或者雜糅著黑格爾歷史神學框架和費爾巴哈人本學的成分，在基本路線或內在結構上就越不成熟，越是充斥著可見的矛盾，反過來講，該手稿越能以歷史且唯物的立場對待經濟現象或經濟事實，就越科學，越能為后來的思想體系奠定基礎①。

　　由于這種預先設定，研究者自然傾向于將異化論這一沾染著濃重哲學色彩的思想視為主線，著力弄清馬克思的異化論及其不同階段在多大程度上因循守舊，又在多大程度上推陳出新。因此《巴黎手稿》經常留給世人這樣的印象：國民經濟學是馬克思批判工作的出發點，但也僅僅是出發點，有時甚至像是某種契機或者由頭，而哲學才是其中根本重要的東西。這種印象的確立有其合理性，畢竟馬克思此 前已在黑格爾主義氛圍中浸淫多年，他將這種前理解引入那時剛啟動不久的經濟學研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我們有沒有可能建立其他的觀測坐標呢?現在或許是時候正視《巴黎手稿》序言草稿對讀者提出的要求了。馬克思這樣寫道：“我用不著向熟悉國民經濟學的讀者保證，我的結論是通過完全經驗的、以對國民經濟學進行認真的批判研究為基礎的分析得出的。”[2]289-290這里有四個要點：1)讀者應當預先充分了解國民經濟學;2)分析工作的完全經驗性;3)研究所抱持的認真態度;4)研究本身的批判性。前三點意味著有一些人，例如某些青年黑格爾派成員和某些空想社會主義者，雖然也鉆研國民經濟學，甚至發表過相關主題的著作，但由于在這個領域涉獵有限，或由于沒有掌握足夠的實證材料，或由于不屑于細細推敲經濟學的各種觀點，故而難免不得要領。上述第四點意味著，馬克思研究工作的宗旨不是去單純否定國民經濟學(這種做法尤其在空想社會主義者中并不罕見)，而是要澄清其前提，劃定其界限。

　　既然國民經濟學是對現代市民社會的解剖和科學反映，那么，現代市民社會就構成國民經濟學的先決條件和適用范圍——只有充分把握那從根本上規定著現代市民社會的事物或力量的實際面貌，才能準確評估國民經濟學以及馬克思的相關批判研究。工業正是我們要找的這種事物或力量，工業問題也正是一個既關乎現代市民社會又關乎國民經濟學的“核心問題”[3]67-68。若沒有對工業問題的充分考察，《巴黎手稿》就無法妥善兌現其擬定的理論意圖。現有研究文獻大多僅僅對該問題一筆帶過，未能洞悉它對于理解《巴黎手稿》的關鍵意義。實際上，在1844年，工業正在強有力地掃蕩舊世界和開辟現代性的新尺度(不妨稱之為“工業現代性”)，這最典型地體現在英國和法國。

　　馬克思不僅在巴黎(1845年又有機會在布魯塞爾和曼徹斯特)目睹了工業時代的降臨，而且主要通過法語學者和德語學者的報道了解到工業問題在英國的最新情況。按照馬克思當時的認識，工業現代性與政治現代性(由法國大革命及其“人權宣言”所代表)、哲學現代性(由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法哲學所代表)一道，共同為人類(當然首先是歐洲人)定義了何為現代世界，或者說現代世界與前現代世界的根本分野。

　　馬克思作為一個如此重視站在原則高度談論事情的思想家，不可能不知道唯有經由工業問題才能把握住現代社會巨變的主線，不可能不知道“勞動”“生產”或“制造”只是隨著工業現代性的到來而上升為人類生活的主要關鍵詞，不可能不知道經濟維度只是在工業時代才從幕后走到前臺、真正彰顯自己的決定性力量，不可能不知道歷史意識和時間規劃(例如工廠作息表、鐵路時刻表)只是通過工業世界的形成而全面滲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因此，筆者擬從工業問題的角度重新考察《巴黎手稿》，這種考察分兩步進行：第一步是梳理1844年文本群中浮現的若干線索，既涉及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德法年鑒》文章，也涉及馬克思當時的密友恩格斯和格奧爾格·韋伯(GeorgWeber，1816-1891)的材料。筆者認為，這些文本顯示出某種協同性，一致指向工業問題這條主線，也就是說，該問題在《巴黎手稿》那里并非橫空出世的東西。

　　第二步是重構《巴黎手稿》中的工業形象，涉及工業部門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特殊性，和作為異化勞動發達形態的工業勞動。有必要在此指出的是，1983年，亦即歷史考證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部分第2卷(MEGA2/I/2)出版的次年，在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坐擁手稿原件的羅揚先生憑借其令人肅然起敬的考證和推斷，要求消除交叉形成的各種馬克思文本之間被人為劃定的界限[4]123-170。自此以來，無論人們是否接受羅揚的某些或多或少激進的判定，將馬克思的思想發展置于廣闊的文本群中加以考察，已逐步成為學術界努力的方向，本文也正是帶著這種方法論意識進入《巴黎手稿》的。

　　一、1844年文本群中浮現的若干線索

　　(一)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兩處值得推敲的表述

　　第一處值得推敲的表述，在《巴黎手稿》筆記本對筆記本第頁的第二次補充的開篇。筆記本(馬克思以羅馬數字標注的頁碼截止于第頁)雖有或多或少的散佚，但卻無疑構成整部手稿的核心內容。這次補充的意義很特別，因為：1)它是《巴黎手稿》最后一次補充，補入之處位于筆記本相當靠后的位置，按通常的寫作習慣，此處應該出現筆記本的階段性思想總結，創作意圖應該漸趨明朗，文獻的融會貫通亦應達到較為完善的程度;2)寫在前面的第一次補充僅占四分之一頁紙，馬克思顯然感到意猶未盡，經過一番醞釀之后再次補入，而這回補充的文字洋洋灑灑、篇幅悠長，事實上已經喧賓奪主。這次補充開宗明義地提出：“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馬克思緊接著按照邏輯的次序(而非歷史的次序)敘述了這條道路從“最初”到“最后”的各個發展階段，共產主義構成這里的“最后”階段亦即自我異化的揚棄階段(馬克思隨后同樣按照邏輯次序敘述了共產主義本身的各個環節，在此不贅述)。

　　這就意味著，共產主義之前的倒數第二個階段，必定是異化狀況臻于極致從而完全暴露的階段(而且這個階段本身也可以像共產主義那樣，進一步在內部劃分為若干環節)。該階段的相應表述是：“圣西門則相反(即不像重農學派或傅立葉那樣高揚農業勞動——筆者注)，他把工業勞動本身說成本質，因此他渴望工業家獨占統治，渴望改善工人狀況。”[2]

　　228馬克思的意思簡潔明了：圣西門為工業賦予優先性，工業勞動與農業勞動相對，工業家和工人在這個意義上具有利益連帶性。但事情恰恰在這里變得有些蹊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馬克思這里將工業和農業設為對立范疇，從而對工業做了狹義理解，可一旦翻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給出的材料依據，即圣西門的《實業家問答》，我們立刻發現書中的“實業家”(跟馬克思的“工業家”是同一個詞)明明包含農業勞動者。實業家或實業階級的人員構成問題，是該書自問自答的第一個問題。圣西門明確指出：“實業家是從事生產(produire)或向各種社會成員提供一種或數種物質資料(moyensmatériels)以滿足他們的需要或生活愛好的人。

　　可見，播種谷物或繁殖家禽的農民是實業家;馬車制造匠、馬蹄鐵匠、制鎖匠、細木工是實業家;制造鞋帽、麻布、呢絨和開司米的工廠主也是實業家;商人、貨運馬車夫和商船的海員同樣是實業家……他們構成三個大階級(grandesclasses)，這三個階級叫農民(cultivateurs)、工廠主(fabricants)和商人(négociants)。”①那么，我們必須追問：馬克思為何在表述圣西門的觀點時出現疏失?更確切地說，他究竟從何處意識到工業和農業的重要區分，并將工業優先性學說跟圣西門聯系在一起?實際情況可能是這樣的：一方面，馬克思通過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注意到工業本身相對于農業的特殊性和應予優先發展的戰略意義②，從而對工業問題變得極為敏感，另一方面，馬克思又通過法國圣西門主義者，例如舍伐利埃(MichelChevalier)，注意到現代工業的成就和工人階級的悲苦③，兩種知識來源合力促成 了最終的偏差①。

　　馬克思未必認同二人的學術立場和未來方案(比如舍伐利埃要求用時代的道德觀念調整國民經濟，李斯特要求建立貿易壁壘和關稅同盟)，但這絲毫不妨礙馬克思受益于他們對事情的觀察和評判——畢竟馬克思深知蒲魯東的如下教誨：“每一種謬誤都有某種真正現實的東西作為自己的對象”，因而我們必定能在社會科學家的書里找出他們“不自覺地放在里面的真理。”②馬克思寫于1845年秋的《評李斯特》，有一段話或可鞏固我在這里的判斷：“圣西門學派狂熱贊美工業的生產力。它把工業喚起的力量同工業本身即同工業給這種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條件混為一談了。當然，我們決不能把圣西門主義者同李斯特這個人或德國庸人等量齊觀。”[5]259圣西門主義者跟李斯特肯定不同，但正因為雙方都高揚工業的意義，才會讓讀者誤以為他們志同道合，馬克思的提醒也才不致流于空穴來風。另一處值得推敲的表述在《巴黎手稿》序言草稿。

　　馬克思在那里明確宣稱，自己在《德法年鑒》上面“十分概括地提到過本著作的要點”[2]290。也就是說，《德法年鑒》構成理解《巴黎手稿》的關鍵先決條件，這是由馬克思本人確認的事實。實際上，《德法年鑒》是這篇極為簡短的序言(特別是其中保留下來的正文草稿部分)里面三度援引的作品。馬克思沒有在此具體指明《德法年鑒》中的篇目，不過我們有理由認為首先(但并不僅僅)指向《〈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第一，《巴黎手稿》序言草稿開篇首句即為“我在《德法年鑒》上曾預告要以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形式對法學和國家學進行批判”。雖然該句引出的第一自然段的論證在筆者看來不甚明朗，但馬克思顯然在指示讀者主要聯系《〈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來理解《巴黎手稿》。

　　第二，馬克思在十五年之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1月)中，同樣暗示《〈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構成自己巴黎時期研究工作的主要前奏。如果說《〈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有什么地方直接論及作為《巴黎手稿》主題的國民經濟學批判，那必定主要包括下面兩段話：“工業，一般而言的財富世界，對政治世界的關系，是現時代的主要問題之一(DasVerhältnisderIndustrie，überhauptderWeltdesReichtums，zuderpolitischenWeltisteinHauptproblemdermodernenZeit)。這個問題開始是以何種形式引起德國人的關注的呢?以保護關稅、貿易限制制度、國民經濟學的形式。”③

　　“無產階級只是通過噴薄而出的工業運動，對德國來說才開始形成(DasProletariatbeginnterstdurchdiehereinbrechendeindustrielleBewegungfürDeutschlandzuwerden)，因為組成無產階級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貧民，不是在社會的重擔下機械地壓出來的而是由于社會的急劇解體、特別是由于中間等級的解體而產生的群眾。”④可以看到，馬克思在文中一方面不得不囿于“德國式的現代問題”的主題限制，另一方面又在努力揭示工業現代性的普遍原理，后者屬于《巴黎手稿》序言草稿所說的“要點”，這是不會弄錯的事情。

　　相比之下，同樣刊登于《德法年鑒》的《論猶太人問題》，旨在借助猶太人的解放這一契機，從客觀和主觀兩個維度分析封建制向現代的轉型，其中的客觀維度指向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二分結構(文章第一部分)，主觀維度指向所謂“猶太精神”(文章第二部分)，亦即“商人的民族”的那種利己主義和金錢崇拜的心態。在本人看來，《論猶太人問題》對應著18世紀的尺度(18世紀既是完成現代社會結構轉型的世紀，也是“商業的世紀”，盡管商業在之后的世紀依然舉足輕重)，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對應著19世紀的尺度(19世紀是工業的世紀和社會革命的世紀)，于是，兩篇文章在《德法年鑒》中的實際排印順序就不難理解了，即《〈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優先于《論猶太人問題》，盡管這跟成稿順序無關，甚至可能恰好與之相反①。

　　(二)馬克思密友方面的一些需要留意的情況

　　再來看看馬克思巴黎時期密友方面的一些情況。我們在此暫不討論盧格和赫斯。馬克思和盧格雖在巴黎比鄰而居，但二人在1844年3月即已決裂。也是在這個月，赫斯從巴黎回到科隆，他和馬克思當年似未保持書信往來，而且他所撰寫的得到《巴黎手稿》首肯的幾篇文章均已在此前發表或成稿。更何況無論盧格還是赫斯，都沒有表現出深入探究工業經濟事實的興趣。

　　有鑒于此，我們不便根據他們的情況推斷馬克思在1844年夏天的最新思想動向。這里重點談談恩格斯的情況，然后簡要談談韋伯的情況，他們在此具有更明顯的優先性。按馬克思的回憶，從《德法年鑒》刊發恩格斯的文章之后(即1844年2月)，他便同恩格斯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但由于某些令人遺憾的緣故，馬克思1844年致恩格斯的書信一封都沒有保存下來，而恩格斯1844年10月之前致馬克思的當年書信也未流傳下來，這就是說，我們無法得知當年二人之間的討論或者爭論。但恩格斯的《德法年鑒》文章無疑有助于我們間接捕捉馬克思的思考新動向。事實上，正是恩格斯那種明顯能夠彌補青年黑格爾派知識結構盲區的探討，引起了馬克思的關注，并強化了馬克思那里已經隱約預感到的一些基本問題意識(但不能由此認為馬克思先前并不在意政治經濟學，只是因為受到恩格斯先行工作的刺激才決意開展相關研究)。

　　二、重構《巴黎手稿》中的工業形象

　　現在，我們如果再次翻閱《巴黎手稿》，會更容易覺察那些被異化概念或德國哲學批判的普照光芒掩蓋了生動色彩的細節。下面我們試圖結合馬克思在1844年夏天業已掌握的思想資源和業已具備的生活經驗，從兩個角度重構《巴黎手稿》本身在工業問題方面詳細討論或者至少有所提示的內容，從而凸顯該問題在這部手稿中的重要地位。雖然馬克思此時在工業運轉的實際細節方面的知識不及恩格斯，但諸多跡象表明，馬克思正在醞釀著有關工業世界的更具氣象的理論洞察。

　　在進入正題之前，應當首先說明《巴黎手稿》里面與工業問題相關的若干概念。“Industrie”既可以指嚴格意義上的工業，從而與農業和商業相并列且相區分，也可譯為廣義上的“產業”或“實業”。直接由該概念構成的一組詞匯包括“industriell”(工業的)、“Industrielle”(工業家)、“Industrialismus”(工業主義)、“Industrieherrschaft”(工業統治)、“Industrieherr”(工廠主，宜改譯“工業主”)、“dieproduktiveMachtderIndustrie”(工業生產力)、“industrielleBürger”(工業資產者)、“industriellenUnternehmer”(工業企業家)、“industrielleCapital”(工業資本)、“Industriearbeit”(工業勞動)、“Fabrikindustrie”(工廠工業)、“Industrieschacher”(以產業形式牟利的行為，宜改譯“工業牟利”)等。“Manufactur”常與“Industrie”混用，但嚴格說來應該譯作“工場手工業”，中譯者有時不加區分地譯為“工業”或“制造業”。

　　按照《巴黎手稿》援引的威廉·舒爾茨1843年著作中的描述，“Manufactur”位于勞動發展的第三個階段，高于“手的勞動”(Handarbeit)和“手工”(Handwerk)，但尚未達到“機器方式”(Maschinenwesen)的水準，算是初步發達階段的工業[9]39。由它構成的詞匯例如：“Manufacturkraft”(工業力)、“Manufacturproduktion”(工業生產)、“Manufacturnation”(工業國)、“Manufacturherr”(工場主)。此外，“Fabrik”(工廠)與工業問題密切相關，它在19世紀是工業的主導組織形式，經常成為時人爭議的焦點。它有別于傳統的手工工場，正如《巴黎手稿》曾出現“工場和工廠”(ManufacturundFabrik)的表述。由它構成的詞匯例如：“grossenFabrik”(大工廠)、“Fabrikwesen”(工廠制度)、“Fabrikarbeit”(工廠勞動)、“Fabrikarbeiter”(工廠工人)、“Fabrikant”或“Fabrikherr”(工廠主)。

　　需要說明的是，農業(Agrikultur)也可以作為廣義“Industrie”的一種①，但不可歸入“Manufactur”的行列。總的來看，能夠恰當表示工業現代性的詞匯顯然是“Industrie”及其派生詞(例如“工業革命”)。但與此同時，為了防止因為外延寬泛而引發的不必要混淆，人們(包括馬克思)往往使用“現代工業”“自由工業”“工廠工業”“機器大工業”之類的術語，本文以下討論的工業也主要指這層意思。同樣有必要說明的是，在19世紀上半葉，西方工業的門類已蔚為大觀，包括紡織業(絲、麻、毛、棉等)、皮革制造業、瓷器制造業、玻璃制造業、釀造業、建筑業、船舶業、冶煉業、機器制造業、采礦業等，但其典型代表是作為輕工業的棉紡織工業(作為重工業的鋼鐵工業在19世紀下半葉逐漸取而代之)，棉紡織工業也是青年馬克思工業思想的主要經驗原型。

　　(一)工業部門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特殊性

　　我們看到，《巴黎手稿》在談及工業部門的特殊性時，主要以農業部門為參照系(當然這里首先指尚未經過工業方式洗禮的傳統農業)。二者都是物質生產運動的主要分支，但彼此有著根本的差別，這些根本差別只是到了工業革命之后才極為真切地顯示出來。

　　1.社會整合力。在英國那種通過原始積累階段的圈地運動而令大地產占主導地位的國家，農業人口相對于土地面積來說星星點點、微不足道;在法國，地產析分(尤其在大革命之后)愈演愈烈，小土地所有者多如牛毛(據說里程不長的圣日耳曼鐵路在修建過程中需同近千名土地所有者談判)，一個人擁有的地塊常常相隔甚遠，而且所有權移轉速度極快(從法國當地火熱的地產銷售廣告可見一斑)[9]29-33。

　　無論是在哪一種情況下，農業都是一種分散的、孤立的、沉悶的生產活動，它對人口的需求并不旺盛，一般不會隨著勞動力密集而等比例地提高生產。農民之間的社交聯系(相對工廠工人而言)本就淡薄，加之相鄰的農民在產品種類和消費需求方面大同小異，精神交流和物質交換更顯得沒有必要。相反，按 照馬克思的“薩伊《實用政治經濟學全教程》摘要”，工業“使人與人的關系不可或缺”(rendindispensableslesrelationsd’hommeàhomme)，它是“社會的粘合劑”(cimentdelasociété)[10]331。

　　這首先是由于工業為了“共同的生產目的”，將大宗物質財富跟多樣化的技藝(因而龐大數量的工業人口)“廣泛結合”，或者說，將“無理智的自然力”和“生產性的人力”在相當大的規模上“聯合起來”[2]178，186[9]27。工業的這種結構既是分工高度發達的產物，又力求在一定范圍內克服分工。其次，工業具有高度的內部相互依存性，任何一種工業的成功發展都需要其他眾多工業門類的密切配合(即所謂上下游產業鏈)。

　　某種工業若是稍稍停頓，機器便不啻于一堆廢鐵，先期投資遭受難以挽回的重創不說，等待著它的還有難以承受的違約風險，于是人們常常看到企業家寧愿虧損也會繼續掙扎著生產;至于某個工業部門發生傾覆的情況，那更會嚴重動搖整個國家工業體系的根基。這樣的事情在農業領域是無法想象的。

　　最后，工業在現代所匯聚的資本體量和調集的社會資源是農業難以望其項背的，工業力量和農業力量決不可同日而語。工業為了自身的順暢運轉，必定到處大力推動交通運輸狀況的改善、通商路線的開辟、殖民地的建立和信用業(其完成形式正如“穆勒評注”所言是銀行業)的更新，從而在國內各個城市之間以及世界各個商埠之間建立極為緊密的紐帶，這些都是農業國在所謂自然趨勢下不可能迅速取得的成就[11]45，140，150，176，196，283-284。有鑒于此，工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所占比重，以及勞動人口在工業中的分布狀況，就成為衡量一國經濟發展程度的標志，現代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工業化。

　　三、結語

　　工業問題是地地道道的現代問題，是現代問題的縮影和典范。工業問題貫穿著19世紀的國民經濟學著作和社會主義著作，構成雙方爭論的共同前提和核心議題，并且為馬克思的黑格爾主義批判賦予了特定的邏輯角色。該問題有資格成為《巴黎手稿》研究視角的一個重要的競爭備選項。一旦抓住這條線索重新看待《巴黎手稿》，我們將在1844年的馬克思那里發現一條近乎直通《資本論》的道路，西方學界一度盛行的那種基于異化論本位解釋框架而制造的“兩個馬克思”命題將被根除。

　　如果說馬克思主要是通過在法國巴黎的一般生活觀察和學術閱讀來把握工業問題的，那么恩格斯主要是通過在英國曼徹斯特深入工業區的實地調查來把握工業問題的，如《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副標題“根據親身觀察和可靠材料”所表明的那樣——實際上，大家如果仔細品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措辭就會發現，代表著恩格斯得出跟馬克思“一樣的結果”而走過的所謂“不同道路”，正是涉及工業現代性之診斷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并不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這使馬克思從此以后能夠自豪地談起“我們”這個字眼。作為馬克思借以理解現代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主要背景，對工業問題的世界歷史意義的宏觀把握毫不意外地繼續出現在《神圣家族》《評李斯特》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這里且以1844年9月初開始創作的《神圣家族》為例略作說明。

　　該書談到“英國工業史”，談到正在形成中的工業世界“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羅萬象的王國”，談到真正的工業活動只在行會特權被消滅之后才能發展起來，談到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就是工業社會，而工業的活躍乃是資產階級社會生命力的表征，談到關乎工業意義的唯物主義學說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具有本質性聯系，還談到對工業問題的認識乃是真正認識某一歷史時期的法門，等等[19]13，88，148，156-157，166，191。

　　工業革命論文范例：試論英國工業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

　　可以想見，當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這種原則高度上重新審視事情的時候——這種共同達到的原則高度當然構成二人終生合作的前提條件，他們知道，共產主義學說首先是工業世界的意識形態——不僅唯物史觀的輪廓逐漸明朗起來，而且德國哲學界某些學術討論(特別是青年黑格爾派和“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性質也變得極為昭彰。與這一階段的馬克思恩格斯密切相關的刊物《威斯特伐里亞汽船》[20]，其刊名中的“汽船”即為頗具工業時代氣息的隱喻(實際上，機器隱喻的流行正是這個時代的修辭征兆)：汽船亦即19世紀初試航成功的蒸汽動力船舶，它是工業現代性的重要象征，在此喻指乘風破浪的人民力量。

　　作者：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