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的短篇小說《黃色墻紙》被認為是女性主義文學代表作之一，小說揭露了19世紀的美國社會對女性身心狀態的冷漠態度。前人從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學、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等不同視角對此作品進行了大量研究。小說的敘事修辭策略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聚焦于該小說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運用韋恩·布斯的修辭學理論探索小說中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特征，具體從第一人稱敘述的逼真性;不可靠性;控制距離三個維度來揭示隱含作者對讀者的“勸服”的功能。

　　關鍵詞:敘述者“我”;逼真性;不可靠性;控制距離;隱含作者

　　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主要探究演講者或戲劇及史詩作者如何對觀眾或讀者起到“勸服”作用。韋恩·布斯作為新亞里士多德學派代表人物，其小說修辭學繼承并發展了亞氏理論，注重探討小說中作者和讀者的交流及其如何對讀者進行勸服。布斯在其著作《小說修辭學》中說道:“在寫有關小說修辭學的時候，我首先感興趣的不是說教性的小說，即用來宣傳或者教導類的小說。我的主題是非說教性小說的技巧，被看作是與讀者交流的藝術———史詩、小說或短篇故事的作者當他嘗試有意或者無意地將小說世界強加給讀者的時的修辭來源。”

　　[1]xiii?而小說修辭效果，就是小說家利用小說藝術的各種技巧手段，對讀者發生的積極作用，即通過說服讀者接受作品所塑造的人物，認同作者在作品中宣達的價值觀，從而最終在作者和讀者之間達成精神上的契合與交流[2]260。申丹曾評價布斯的理論，“就文本而言，布斯感興趣的是作者(通過敘述者、人物)與讀者交流的種種技巧，影響控制讀者的種種手段。無論作者是否有意為之，只要作品成功地對讀者施加了影響，作品在修辭方面就是成功的。”[3]18對于技巧的作用，李建軍說道:“技巧必須有助于小說家更好地刻畫人物、敘述故事、彰顯主題，從而實現作者意欲在讀者升上實現的道德感化目的和美學感染效果。”

　　[2]259布斯的修辭學強調作者與讀者的溝通，他認為修辭效果來源于多方面，如敘述者的視角選擇、可靠性等特點。在短篇小說《黃色墻紙》中，作者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以日記體的形式記錄了一個女人被迫接受“休息治療”的經歷。日記體的敘述者自然是第一人稱“我”。而日記體自身又有其鮮明特性。如錢念孫所言:“由于日記是與自己靈魂的對話，具有很強的秘密性，因而采用第一人稱自我剖白形式的日記體小說，在敘述語言上有力地增強藝術的真實感和親歷感，更易于把作為‘旁觀者’的讀者拉到作品主人公的敘述情境之中。

　　而且由于日記在許多時候是作者的自言自語和內心獨白，日記體小說尤為擅長揭示和表現作品主人公的主觀感覺和心理活動。”[4]223女主人公如同被囚禁在家里的犯人一樣，而丈夫租來用以療養的房子整體氛圍也帶給她一種怪異和壓迫的感覺。日記詳盡展示了女主人公“我”逐漸走向瘋癲的過程。故事本身反映了女性追求自我空間和獨立的艱難過程，同時也批判了整個19世紀對女性的束縛。然而女主人公的瘋狂是一種勝利還是無奈，抑或二者兼具?文本中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有哪些特點?作者的意圖又是什么?本文將集中探討敘述者“我”的特征，以揭示隱含作者對讀者的勸服的功能。

　　一、敘述者“我”的逼真性

　　在《西方日記體小說》一文中，王建平強調了日記作者本身的心理狀態成為讀者關注的對象，“日記體小說敘述的直接性，在描述事件發生的同時，往往將讀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敘述行為本身，即處于現在進行時狀態之下的日記本身。日記作者的品格及當時的心理狀態———一直言不諱或有所保留、率直誠懇或蓄意曲解、頭腦冷靜或情緒激動等等———轉而成為敘述的焦點。”[5]

　　14故事以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視角敘述了一個女人被身為外科醫生的丈夫囚禁在租來的一座老房子的樓上臥室里的故事。她被禁止思考，而讀者所看到的這個日記體的故事也是女主人公“我”背著丈夫偷偷寫下的。她必須藏起她的日記，這樣她才能夠從被其丈夫稱為“暫時的緊張沮喪———一種輕微的歇斯底里傾向”中恢復，這一病癥在當時對女性來說是很普遍的。

　　第一人稱敘述給了這位“瘋女人”權利來講述自己的故事。敘述者“我”并沒有名字，整個故事都是以女主人公的日記體的形式娓娓道來，這讓讀者切身地感受到她的困境。敘述者“我”承擔著兩個角色，即作為故事層面的主人公及話語層面的敘述者。小說作者吉爾曼自己曾經患過抑郁癥并求助于一位權威的醫生米歇爾先生并接受他的治療。

　　在醫生那里，她被告知永遠不要，而且一天只有兩個小時可以用腦。然而，這種休息療法并沒有幫助她恢復而是將她逼到崩潰邊緣直到她再次開始，精神才漸漸恢復。后來，她將這段回憶寫成了小說《黃色墻紙》:“在她的故事里，她描述了一個鄉下住宅的豪華，并賦予它哥特色彩。這個古老的房子變成‘一座宗祠……一座殖民地的豪宅，一種世襲的財產’。她允許自己去思考自己在精神錯亂時所感受到的那一個個女人是誰。”[6]

　　176從故事層面來講，敘述者正是吉爾曼自己的化身。敘述者“我”同樣喜歡，而在某種意義上對于主人公也是真正的治療。而故事中的另一個人物約翰，女主人公的丈夫，一位醫生，為女主人公制定了治療方案，包括完全的臥床休息，禁止她與家人和親友的聯系。敘述者“我”一直被丈夫監視、控制。同樣，她也不允許、思考，只允許吃藥、休息及按時吃飯。如果一位具有極高信譽的醫生，又是某人自己的丈夫都確認朋友和親戚對于這暫時的緊張抑郁(一種輕微的歇斯底里傾向)絲毫無用，那么當事人該怎么辦:[……]因此，我服用磷酸鹽或者亞磷酸鹽———無論是哪一種，及一些補藥，旅行，戶外運動，并絕對禁止“工作”直到我恢復如初。[7]

　　2約翰，如同一位暴君將女主人公視為罪犯一樣監視著她。敘述者“我”是一位妻子、母親但唯獨不是她自己。她被男權社會的婚姻控制，沒有任何權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在這樣一個家庭里，女主人公就像生活在福柯所謂的圓形監獄里，被監視，被規定，被安排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她被視為精神有問題，而這種病癥是否真的就如同這位既是醫生，又是丈夫的約翰先生所說的那般，從“我”的敘述中，讀者可以感受到女主人公是不接受這樣的宣判的，也不同意她丈夫的做法，但是她又無奈地被迫服從了丈夫的一切安排。可這些終究沒能限制她思想上的反抗。

　　就我個人而言，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個人而言，我認為舒適的工作，興奮和改變對我是有好處的。但是我又能如何?盡管有這些規定，我的確也寫了一會;但是這真是費了我好大勁———不得不非常小心謹慎，否則會招致極大反對。我有時幻想我的境況:如果我不被反對，并且有更多的社交和刺激該有多好。但是約翰說最壞的事情莫過于我胡思亂想自己的狀況，我也承認這的確讓我感覺不太好。因此，先不管它，現在來談談這座房子。[7]

　　2，3盡管敘述者“我”對丈夫約翰不滿意，有時會很無理智地沖他發火。但她不得不遵從約翰的指示要對自己適當的控制。因此，她很努力地控制自己，至少是在丈夫面前，這讓她感到很累。這種對敘述者的精神健康的監禁令她陷入精神錯亂。在沒有其他刺激的情況下，她開始對臥室里的墻紙樣式和顏色著迷起來。最初對他們租下的這座房子的描寫“一座殖民地的豪宅，一種世襲的財產，我會說這是一座鬼屋”。

　　這里“殖民地的”“鬧鬼的”兩個形容詞如同草蛇灰線，暗示了后面女主人公的生存狀態和她的精神錯亂過程。當她看見這墻紙，幻覺出現在她的心里，而且她感受到這里有什么地方不對勁，很怪異。在我的生命里，我從未見過如此糟糕的墻紙。這些蔓延的艷麗的圖案犯下每一種藝術罪。下面的一切足夠無聊到迷亂雙眼。色彩的足夠艷麗在不斷刺激并引發仔細的觀察，當你跟隨這差勁的不確定的曲線走一小段距離，它們突然就自殺了———以驚人的角度跳下，以驚人的沖突毀滅自己。

　　[……]這是最奇怪的黃色墻紙!它令我想到我曾經見到的所有黃色的東西———并不漂亮，如金鳳花，但是舊的臟的黃色東西。但是這紙還有其他的———是氣味!……我能想的唯一的事情是這氣味如同這紙的顏色!一種黃色氣味。[7]4黃色暗含著膽小、卑怯?，女主人公此時自己的境況看到墻紙的顏色也是如同自己的心境一樣，與墻紙產生了共情。

　　這樣一種共情的產生是因為她所處的環境，男權文化使其感到壓抑進而瘋狂。之后，她又看到了這圖案里有人，最終開始相信圖案背后有一個女人在地板上爬，她想沖破墻紙:前面的圖案的確在移動———難怪!后面的女人在搖晃它!有時我想后面有很多女人，有時僅僅一個，而且她在周圍爬的很快，她的爬行總是將圖案搖來搖去。然后在最明亮的地方它保持靜止，在最陰暗地地方，她只是抓住欄桿并用力搖晃它們。

　　而且她總是試圖爬出來。但是沒有人可以排除那個圖案———它令人窒息;我想這是它有很多腦袋的原因。它們爬出，接著這圖案將它們勒死并把它們顛倒過來，使他們的眼睛翻了白眼!如果這些腦袋被覆蓋或者摘掉或許也沒有像現在這么糟。[7]4敘述者認為她必須試圖解救墻紙里的女人，她開始把墻上剩下的紙撕掉。最后，她想象著很多女人在墻紙的圖案后面，并相信自己是其中之一。在夏天的最后一天，敘述者將自己鎖在屋里以便于撕掉剩下的墻紙。

　　當約翰回到家，她也拒絕打開房門。當他帶著鑰匙回來，發現妻子在屋里爬行，在墻上轉圈，并觸摸墻紙:“發生了什么事?”他喊道。“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到底在做什么!”我繼續爬行，但是我回頭看了看他。“我終于出來了，”我說道，“不管你和簡怎么樣，我已經撕掉了大部分的紙，所以你不能把我送回去!”現在那個人為什么會暈倒呢?

　　但，事實的確如此，而且就在我的路對面的墻上，以至于我不得不爬過他![7]18當她呼喊著，“我終于出來了”，當她繼續繞著房間爬行，每次跨過他那遲鈍的身體，她的丈夫暈倒了。以這最后的行動，她逃離了限制她的地方。而此時她的丈夫，迫使她待在家里的力量已經變成了無生命的物體，擋著女主人公的去路。她把自己從母親的角色中解放出來，扮演了一個“瘋女人”的角色。

　　二、敘述者“我”的不可靠性

　　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對隱含作者進行了描述:“只有通過寫故事，小說家才能夠發現———不是他的故事———而是故事的作者，可以說是這位官方的抄寫員的敘述。”[1]71或者可以稱之為作者的第二自我。隱含作者有意或無意地選擇讓讀者讀到什么，讀者推測他作為一位真實人物的理想的，文學的創造出來的版本，他是他自己選擇的總和[1]74-75。布斯感興趣的是探討作者如何通過敘述者或人物影響讀者。布斯將敘述者分為兩類，非戲劇化敘述者和戲劇化敘述者。這里我們更多關注后者，即敘述者作為人物出現。

　　在《黃色墻紙》中，敘述者“我”屬于布斯意義上的戲劇化敘述者。“某種意義上，敘述者一旦稱自己為‘我’，或者像福樓拜那樣，告訴讀者‘當包法利夫人進來的時候，我們在教室里’。但是很多小說更充實地戲劇化它們的敘述者，讓他們進入那些他們所講述的生動的人物角色。在這些作品中，敘述者常常與創造他們的隱含作者大不相同。”[1]

　　152在《黃色墻紙》中敘述者“我”承擔主人公及敘述者的雙重角色。進而，敘述者“我”可以直接展示女主人公的心靈并描述她逐漸崩潰的過程來講述發生在這個怪異房子里的親身經歷。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說道:“當敘述者所言或所行符合作品的規范(即隱含作者的規范)時，敘述者是可靠的，反之則不可靠。”[1]158-159里蒙·凱南進一步發展了可靠和不可靠敘述者，并提供了不可靠敘述的幾種來源:“一個可靠的敘述者向讀者呈現的故事及評論被認為是對小說真理最權威的概括。而不可靠敘述者，相反，所呈現的故事和/或評論是讓讀者有所懷疑的。

　　[……]不可靠敘述的主要來源有以下幾種:敘述者的知識的局限，敘述者個人的介入及其有問題的價值方案。”[1]103-104事實上，《黃色墻紙》是由一個瘋女人的瘋話組成的。敘述者“我”處于非正常的精神狀態，以故事中的人物及話語層面的敘述者雙重身份來講述自己的故事，敘述者在故事內，是介入故事的，因此她的敘述更加主觀和片面。

　　所以，這里的敘述者“我”就是布斯意義上典型的不可靠敘述者。敘述者“我”出現了幻覺，總是感覺每一個人都在監視她并且可以看見藏在墻紙背后的女人將要咬著牙將床移動。她的話充滿跳躍性和不連貫性。這些都呈現給讀者“我”是一個邏輯有問題的敘述者。敘述者“我”作為一個內視角，可以直接帶著讀者體驗自己的精神崩潰過程。

　　如布斯所說:“我們應該提醒自己任何持續的內視角，任何深度都暫時性地將人物的內心通過敘述者展示出來;內視角因此取決于我們上面描述的質量的變化，最重要的是不可靠性的程度。一般來講，我們陷得越深，我們就會帶著同情接受更多的不可靠性。”[1]164敘述者“我”以內視角的方式展示其內心，很容易吸引讀者并令讀者接受她的判斷。然而，整個故事中，我們真正能夠得到的僅僅是一個瘋女人的敘述，單方面的片面的表達，一個徹底的不可靠敘述者。

　　三、敘述者“我”的控制距離

　　因敘述者和隱含作者或人物或讀者的距離不同，其展現出來隱含作者的價值、情感等也隨之而不同。在《小說修辭學》中，當談及敘述者的控制距離時，布斯說道:“是否他們作為參與行動的行使者或是受害者，敘述者及第三人稱反應者依據不同程度和種類與作者、讀者及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的距離而明顯的不同。在任何閱讀體驗中都存在著作者、敘述者及人物和其他人物間的隱含對話。

　　這四者中的每一個都能夠安排與其他三者中任何一方的關系，在價值、道德、智力、審美甚至生理上從認同到完全對立。”[1]155吉爾曼將自己的經歷寫進故事，如萊夫科維茨·霍洛維茨在她的書《野性的躁動: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及<黃色墻紙>的創作過程》中說道:“她允許自己去思考這個女人是誰，正如她自己曾經處于瘋狂的邊緣感受到自己的狀態。”[6]

　　176這部自傳體短篇小說選擇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來向讀者直接講述女主人公的經歷，相比第三人稱而言，與讀者的距離更近，更親密。因此，敘述者“我”可以直接和讀者交流，并以其強烈的逼真性吸引讀者走進主人公的內心，并對其感同身受，盡管有時她的敘述是不可靠的。如布斯對隱含作者召喚隱含讀者的全面理解:“簡言之，作者創造一個自己的形象和讀者的形象;他創造他的讀者正如他創造他的第二自我，并且最成功的閱讀是在這些創造中的自我中，作者和讀者可以達到完美協同。”[1]

　　138事實上，當敘述者“我”以日記的形式輕輕訴說自己的故事，似乎一切都理所當然，我們看到在她所講的和隱含作者真正通過“我”的聲音所要揭示的之間是有空白的。整個故事中，女主人公將她的想法全部傾瀉給讀者，讀者在理解和判斷間也感到一種張力。盡管在戲劇化的“我”和丈夫間，讀者更易對“我”產生理解和同情。因此，當描述約翰對她這樣一個瘋女人的細心照顧時，一種諷刺的語氣展現的淋漓盡致。“敘述者或多或少與她所講述的人物都有一定距離。他或許在道德上、智力上或者脾氣上不同于他所講述的人物。”[1]

　　156在《黃色墻紙》中，敘述者“我”由于疾病，甚至瘋癲，在道德判斷上及智力上都是脆弱的，而她的丈夫和看管她的妹妹在理智上是正常的，敘述者“我”與故事中的人物，女主人公的丈夫和看護者妹妹的距離是較遠的。而作為文本外的讀者，直接接受敘述者“我”的訴說，更傾向于理解她的所感所言。布斯很注重小說的道德和說教功能，他認為藝術和道德有著必然的聯系。他說道:“我本應該說的更有力度些，那就是在道德上，人物可以贏得我們的認同，無論何時他們選擇去做他們認為應該做的，即使他們的行為按照常規來看是不正常的。

　　的確，我們愛他們尤其是如果他們違反常規道德的時候，只要我們有贊同他們的理由。如果他們不惜代價地追求他們的‘不道德’，這種效果甚至更強。”[1]417在本故事中，敘述者“我”正是這樣一個反對傳統道德，拒絕做一個溫馴的妻子并違背她的丈夫，追求自己的自由，即堅持。她的反抗行為也因她自身所經歷的痛苦而自然贏得了讀者的認同。敘述者或許距離讀者自身的標準有很大距離，例如，在生理上及情感上，敘述者最終不能像一個人一樣站立，而是像一個動物一樣爬出，這也極大地震驚了她的丈夫。

　　結語

　　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通過敘述者“我”，同時也是故事中的人物，講述了“我”逐漸走向瘋癲的故事。從故事層面講，敘述者“我”在現實生活中無法逃離丈夫的監管，而最終找到了另一種釋放的途徑，即黃色墻紙。從話語層面講，整個故事是以日記體的形式通過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來展開。本研究主要應用布斯修辭學理論分析了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特點:逼真性，不可靠性及其控制距離，從而揭示了文本中隱含作者的功能，即對讀者的勸服效果，傳達了作者的道德和情感傾向———對于男性壓迫的批判及對女性的同情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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