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集體化時代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推行互助組到人民公社體制結束的時代。山西堪稱集體化的典型和縮影，開展以山西為中心的集體化時代農村社會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那個時代中國農村社會的變遷邏輯和歷史特征。多年的研究經驗顯示，開展集體化時代農村社會研究，首先需要進行一場資料革命，在掌握和解讀基層農村檔案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就視角而言，自下而上的社會史視野應是我們研究集體化時代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立場;從方法來說，“優先與人類學對話”是我們進行集體化時代農村社會研究的基本主張。集體化時代農村研究在“走向田野與社會”的治史理念下，未來應該有更為廣闊的學術空間。

　　[關鍵詞]集體化時代;農村社會;山西;基層農村檔案

　　農村論文范文：關于農村集體土地征收有關問題的探討

　　摘要：本文結合農村集體土地征收的有關規定和在具體工作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從征收權界定的不嚴謹、征地補償標準和范圍的不盡好合理、征收程序等幾方面提出了農村集體土地征收制度需要完善的幾點看法;同時就上述幾點問題及征地補償、土地收益分配、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等幾個方面提出了幾點意見。

　　作為中國歷史20世紀的重要篇章，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研究歷來受到海內外學者的重視，近年來更有大為發展之勢。何謂“集體化時代”?陋見所知，或曰“合作化時代”，或曰“公社化時代”，對其上限的界定更有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等諸多說法。我們認為，集體化時代即指從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推行互助組到人民公社體制結束的時代，此間約40年時間(各地容有不一)，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農業學大寨前后相繼，一路走來，這是沉睡千年的廣大農村未曾經歷過的燃燒歲月，也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也許還是絕后的特殊時代。之所以將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建立的互助組作為開端，是因為互助組的目標就是集體化，毛澤東于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明確指出，中國幾千年來一家一戶的個體經濟“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認為要“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①。沒有互助組，就沒有后來環環相扣、疊浪逐高的合作社，這是一個歷史的存在，也是一個邏輯的存在。

　　引人注意的是，山西在整個集體化進程中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和影響。早在1940年代初，太行革命根據地的西溝李順達互助組即在晉冀魯豫邊區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李順達成為新中國發展史上著名的勞動模范②;及至1950年代，山西省委在上黨革命老區試辦十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對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產生了重要引領和示范效應，在中共黨史尤其是農業發展史上影響至深;自1960年代起，“農業學大寨”作為一項運動迅疾遍布全國，前后延續近二十年時間，成為人民公社時期最重要的時代特征。可以說，在整個集體化時代，山西都稱得上引領風騷，“敢為天下先”，也是集體化時代的一個典型和縮影。我們以為，開展以山西為中心的集體化時代農村社會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那個時代中國農村社會變革的實踐邏輯和特質，進而為新時期的鄉村振興提供地方經驗和歷史借鑒。自2003年歲末我在太原南宮舊書市場第一次意外發現并搜集到第一批基層農村檔案起，到現在已有15個年頭。

　　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從檔案的搜集、整理到初步的研究，經歷了一個探索和實踐的過程。風起青萍，勢成難轉，我們欣喜地看到，隨著集體化時代研究的活躍，當代基層農村檔案已不再是往昔備受冷落的“灰姑娘”，而是漸成集體化時代研究的“新寵”，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研究已成為學界的一個新熱點，吸引越來越多的學者投身其中。本文將根據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多年來的學術經歷和體悟，就集體化時代農村社會研究的思考與實踐進行階段性反思和總結。無甚高論，借以求教。

　　一、資料革命：“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

　　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在前輩學者喬志強先生(1928—1998)的指導下，歷來重視歷史文獻，尤其是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工作。在業師喬志強先生的體認中，“歷史調查可以說是社會史研究的主要方法”①，先生最早出版的《曹順起義史料匯編》(1957)及后來問世的《義和團在山西地區史料》(1980)、《退想齋日記》(1990)等重要史料和著述，無一不是他實地走訪，勞力摸索，潛心搜集所得。及至我等下一輩，順應區域社會史學術潮流的興起，繼承了先生的學術傳統，明確提出了“走向田野與社會”的治史主張，成為我們從事以山西為中心的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共同取向。目前中心年輕一代學者大都是我最初培養的博士，也都貫徹著這一理念，在研究中利用了田野工作搜集到的大量地方文獻、民間文書及口述資料。

　　正是中心三代學人積年累月的傳承和堅守，催生了集體化時代中國農村社會研究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我們關注的集體化時代基層農村檔案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既是反思“革命-現代化敘事”的學術實踐，亦是社會史研究應有的社會關懷。自20世紀中葉以來，眾多海內外學者圍繞中國革命與建設的相關議題展開了長期探討，涌現出許多成果。盡管汗牛充棟的著述關懷有別、角度各異，但總體上陷于革命史與現代化的兩極敘事窠臼而難以超拔，并衍生出不一而足的解釋困境和實踐難題。從有關土地改革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窺其一斑。作為“革命史敘事”的范本，韓丁的《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以下簡稱《翻身》)將土地改革描繪成世代受經濟盤剝和文化壓迫的農民翻身求解放的史詩性事件。

　　韓丁親身參與了太行區潞城縣張莊的土地改革運動，用社會學人類學的“在地式”觀察視角，從農民的日常生活邏輯出發來認識土改的歷史實踐。在韓丁眼里，土改翻天覆地，影響至深且巨，一如他對“翻身”的解釋：“對于中國幾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來說，這意味著站起來，打碎了地主的枷鎖，獲得土地、牲畜、農具和房屋。……它還意味著破除迷信，學習科學;意味著掃除文盲，讀書寫字;意味著不再把婦女視為男人的財產，而建立男女平等關系;意味著廢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選舉產生的鄉村政權機構。總之，它意味著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②在韓丁筆下，翻身之于中國鄉村社會的積極意義不言而喻，翻身不僅成為北方土改的代名詞，也成為中國鄉村革命的符號象征與政治隱喻。雖然與《翻身》的時代背景大體一致，彼此甚至有許多雷同的生活場景，但弗里曼等人的《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以下簡稱《鄉村》)卻循著“現代化敘事”展現了土改背離官方表述、導致社會失范的一面。

　　《鄉村》以華北平原的饒陽縣五公村為個案，以五公村頭面人物耿長鎖的生活軌跡為線索，從歷史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對五公村的土改展開敘述，呈現了一個與革命史敘事截然相反的土改敘述：土改沒有必要在華北鄉村進行，土改在華北鄉村是多余的、殘酷的和血腥的，土地改革不但沒有解放農民，給貧苦農民以權力，反而將鄉村中的權力交給了地痞和懶漢，破壞了在抗戰時期已經建立起來的鄉村秩序③。

　　就《翻身》與《鄉村》比較而言，我們不難發現二者的不同，也就是“革命”和“現代化”兩種敘事話語的不同：革命敘事把中共領導的革命活動生動而富有詩意地展現出來，說明土改的必然性及其在國家、民族、歷史進程中的巨大意義;而現代化敘事則將土改放置在一個與世界緊密聯系的視野中來審視，認為土改不但沒有實現國家對農村的有效整合，反而使已經十分脆弱的農村社會秩序陷于混亂。誠然，歷史研究的進步需要論爭和分歧，但兩種敘事話語對集體化時代農村社會的書寫已非狹義的學術研究所能承載。兩種敘事對集體化時代非此即彼的呈現，在很大程度上實則是不同社會價值尺度的張揚，抑或說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文明”的沖突，正如柯文所言：“研究中所遵循的取向，所提出的基本問題主要仍然是由史家的社會文化環境所決定的。”④

　　對史家而言，回應歷史的問題需要歷史的眼光，歷史的眼光則有賴于歷史的資料，尤其是一手的材料，回歸集體化時代事實本身的基礎和前提，便是從搜集基層農村的檔案入手。2005年8月至2006年6月，我們帶著諸多疑惑多次走進《翻身》描述的那個普通村莊——張莊。令人振奮的是，我們發現了張莊自土改到人民公社解體時期保存相對完整的檔案資料。通過反復的文本閱讀、資料分析以及田野考察，我們發現，“鄉村社會有其自身運行的機制，當這種機制與國家選擇的路徑不同時，或者可以說當國家的權力意志及政治策略與鄉村生活的情境不同時，普通村民作為鄉村社會最基本的個體應當如何協調外來的文化與鄉土規范的沖突，這樣一種邏輯衍化的過程，單從國家與社會的宏觀理論結構入手是無法理解的”①，同樣也是“革命-現代化”敘事不能完全解釋的。

　　二、自下而上：書寫完整的集體化歷史

　　檢討多年來集體化時代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中國革命史或中國共產黨黨史模式。這一模式大多限于對重大事件和上層路線方針政策的詮釋，骨架雖有但血肉缺乏。這種宏觀性的研究很少讓我們看到基層民眾在集體化時代所展現出的復雜的實踐、鮮活的人物和動態的過程，普通民眾的身影似乎淡出了歷史。二是海外學者的人類學社會學著作，如韓丁的《翻身》、柯魯克夫婦的《十里店(一)：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弗里曼等人的《鄉村》等，由于觀察立場和價值預設不同，這些著作中蘊含了不同的敘事取向，他們對集體化時代的刻畫有著極大差異甚至截然相反的評判，他們的研究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揭示歷史的真實，又能做到多大程度的“同情的理解”?這都需要進一步深思和商榷。三是國內學者的多學科解讀，如張樂天從社會學視角寫就的《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閻云翔在人類學視域下完成的《私人生活的變革》、孫立平主持的“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資料搜集與研究計劃”系列成果等，他們試圖從普通民眾的視角去揭示集體化時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更多側重的是國家向社會的滲透。

　　三、優先與人類學對話：走向田野與社會

　　毋庸諱言，作為20世紀中國革命的重要歷史主題，波浪壯闊的集體化進程完全是在特定的區域社會里發生和展開的，而任何一個區域都有其特色迥異的地理環境、人文傳統、政治生態及社會結構。正是這些差異極大的區域性特征，決定了宏觀的集體化實踐必然會在微觀的地域空間中呈現出紛繁復雜的歷史景觀，也就是說，集體化時代農村社會研究更多面臨的是“地方性”知識，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集體化研究時必須走向“在地化”。研究歷史首先需要“同情的了解”歷史，物換星移，時過境遷，由于地理空間感的模糊、地方性知識隔膜等限制，使得我們今天在構建歷史場景時面臨很多困難。那么，我們怎樣才能最大程度地貼近那段歷史，獲得豐沛的時空感和現場感呢?根據我們多年來的摸索和體會，“優先與人類學對話”是目前相對切實有效的選擇和取向。這是我們多年來從事區域社會史研究的一種感受，是搜集、整理和研究集體化農村基層檔案過程中的一種體悟。

　　四、結語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作為中國近現代新陳代謝過程中一個難以忘卻的時段，集體化時代因其“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歷史實踐而成為20世紀中國歷史變革中最為劇烈的時期。在這段歷時四十年的時段中，中國共產黨人旨在以土地和經濟的集體化來推動國家的現代化，隨著1980年代國家政策的改弦易轍，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宣告了集體化道路的終結。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并不能因為集體化時代的曲折而漠視或者否認集體化時代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意義，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回望集體化時代的歷史經驗依然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尊重歷史的最好方式就是還原歷史，從基層農村檔案入手，從自下而上的視角出發，“優先與人類學對話”，是我們開展集體化時代研究的可取路徑。

　　誠然，在“走向田野與社會”治史理念下，集體化時代研究還有很多問題有待深入。集體化時代雖然肇端于20世紀40年代前后，但它畢竟與傳統社會尤其是民國時代的社會結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那么從長時段來說，集體化時代中有哪些變與不變的歷史要素?孕育集體化時代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機制是什么?作為整個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土地改革、合作化等運動顯然并非中國所特有，在與西歐、蘇聯、印度、臺灣等不同區域的比較中，中國的集體化究竟有哪些結構特質?又如集體化時代的運作邏輯是如何或明或暗地影響著今天的現代化歷程?如此等等，這些都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探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