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業提供優質豐富的林產品及良好的生態服務的能力，與滿足人民快速增長的對林業高品質多樣化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成為新時代林業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由于我國森林資源面積受到擴張空間的制約，擴大林業有效供給必然主要依賴于森林資源質量的提升和結構的改善。因此，全面提升森林經營水平是推進新時代林業發展的著力點。在分析造成森林經營水平低的原因的基礎上，提出新時代林業發展應該重點從森林經營理論和模式創新、明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定位、注重正向激勵和加強人力資本開發等方面，加強森林經營能力建設。

　　關鍵詞：新時代;林業發展;森林經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林業發展一度陷入資源和經濟的“兩危”困境。經過多年植樹造林和大規模林業重點工程建設，我國林地面積和森林資源總規模都有了快速增長，森林資源步入良性發展軌道。第九次森林資源清查數據(2014−2018年)顯示，我國森林面積由改革開放初期的1.22億hm2增加到2.2億hm2，森林覆蓋率由不足13%增加到22.96%[1]。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林業 作為國民經濟中最大規模的綠色產業，肩負著保障基本林產品和生態服務供給的雙重任務。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展現的新特征為林業提出了新問題和新要求，必然會全面影響和決定林業未來的發展方向，反過來，林業發展必須在全面決勝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滿足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要求。對林業而言，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變化密切相關。以往主 要認為森林是木材的來源，當今社會開始關注森林提供的一系列生態效益和社會服務[2]。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201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99.1萬億元，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3]，人民收入水平顯著提高，經濟已由高速增長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收入增長推動消費水平和結構的轉型升級，人民生活要求由過去的一般數量滿足向追求更高水平、更高質量的美好生活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求更加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協調發展。

　　因此，森林作為地球上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力量，不僅要滿足人們對森林所提供的優質木材和其他綠色非木質林產品等物質產品的需要，而且要創造和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游憩娛樂、健康養生、文化科技等生態和精神服務，以順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轉化。

　　經過幾十年的生態林業建設，我國森林資源總量增加、質量提高，但距離建設美麗中國對數量充足、分布合理、生態穩定的森林生態體系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4]。因此，林業面臨的主要矛盾也將轉變為林業提供優質豐富的林產品及其良好的生態服務的能力，與滿足人民快速增長的對林業的高品質、多樣化產品和服務需求之間的矛盾。在保持森林資源總量穩步增長的基礎上，充分重視提升森林資源質量和改善森林資源結構，挖掘和有效發揮森林生態系統的多種功能和多重效益，成為林業新的經濟增長點。

　　一、森林經營水平是影響新時代

　　林業發展的關鍵擁有一個穩定、健康、可持續的森林資源體系是林業增加有效供給、提高供給質量、改善供給結構、提升綜合效益的根本保證。市場需求引領下的林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任務是擴大產品有效供給，主攻方向是提高產品供給質量，核心環節是優化產品供給結構[5]。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上述這一切的實現必須以資源豐富、質量穩定和結構優化的森林生態和生產體系為基礎條件，提升森林資源數量和質量是確保實現林業有效供給的根本和關鍵�！度珖�森林經營規劃(2016−2050年)》明確指出，森林資源總量不足與森林資源質量不高、功能不強的問題是我國現代化林業建設的短板，其中，森林資源質量不高、效益低下、功能脆弱，是我國林業最突出的問題[6]。森林資源總量不足將是客觀存在的長期問題。 我國人均占有森林面積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森林資源數量表現為供給相對不足。

　　一方面，受土地資源所限，森林資源規模擴張能力受到嚴格約束，增長空間不大;另一方面，基于人口增長和森林面積增長潛力的分析，即使到2050年森林覆蓋率上升并穩定在26%以上，我國人均森林占有面積仍將處于較低的水平。因此，森林資源總量相對不足是由我國實際國情和林情所決定的，在中短期內難以發生明顯改觀。由于森林資源面積受到擴張空間的制約，擴大林業有效供給必然主要依賴于森林資源質量的提升和結構的改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森林資源總規模增長速度較快，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追求資源數量增長的同時，森林資源質量提升和結構改善問題卻沒有引起相應的重視。

　　綜合第九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數據和《全國森林經營規劃(2016−2050年)》資料可以發現，我國森林蓄積量89.79m3/hm2，為世界平均水平的69%;森林年均生長量4.23m3/hm2，僅為林業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53%;森林生態服務價值尚未充分發揮，每公頃森林每年提供的主要生態服務價值僅6.1萬元，只相當于日本等國的40%;現實林分中每公頃蓄積達到林地生產潛力50%以上的只占31%，而未達到林地生產潛力20%的占比高達43%。

　　中國目前雖然擁有世界上面積最大的人工林，但是人工林經營質量總體上還存在較大差距，結構優化空間較大。盛煒彤[7]對我國人工林質量進行研究指出，我國森林質量最突出的問題是生產力問題，我國主要人工造林樹種每公頃蓄積量遠遠低于日本類似樹種，杉木不足日本的1/4，落葉松不足1/3，而且其年均實際生長量分別僅是我國制定的速生豐產林標準的1/4和1/2。同時，人工林存在針葉化與純林化問題，混交林僅占人工林面積的15%，以及連作嚴重和成林后缺乏科學管理等問題。

　　可以看出，不管是森林提供的生態服務價值，還是木材供給能力，我國森林資源的整體質量和結構還存在較大差距，具有巨大的提升和改善空間。提升森林資源質量和改善森林資源結構與森林經營水平密切相關，目前我國森林資源質量和結構的整體水平較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森林經營水平低。“森林質量不高，是我國林業最突出的問題。提高森林質量，關鍵在于加強森林經營。”[6]可見，森林經營總體水平較低是制約我國林業供給有效、質量提升和結構優化的最大短板。加強森林經營應該成為新時代林業發展的重中之重。只有良好的森林經營才能精準提升和改善森林資源質量和結構，提高林產品和服務的有效供給能力，才能有效解決人民日益增 長的對森林產品和服務的有效需求。

　　二、我國森林經營水平低的原因分析

　　總體而言，我國森林資源質量和結構不佳是長期不注重森林經營，林業經營主體開展森林經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未能得到充分發揮的結果。造成森林經營水平較低的制約因素主要體現在林業供給側。一些學者更多從技術層面提出如何加強森林經營[7-9]。實際來講，森林經營管理者也應該認真反思和破除制度、政策安排層面諸因素的約束。

　　(一)長期“重采重造輕經營”的政策導向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林業供給結構的轉變大體上可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20世紀末，林業以追求木材生產和重視林業經濟價值為主，重采輕造是主要的政策特征;第二階段是自21世紀以來，林業以林業生態建設和重視林業生態價值為主，嚴禁采伐、積極鼓勵植樹造林是其主要的政策特征。這兩個階段的林業政策導向過于偏向強調“重采”或“重造”兩個極端，而忽視了有效林產品和服務供給的關鍵中間環節−森林經營和撫育管護，使得該環節的技術相對落后，投入不足。雖然政策的制定受到當時所處歷史和社會經濟條件，以及資金和人才不足的制約，但是，長期“重采重造輕經營”的林業生產經營方式造成了目前我國森林資源質量和結構整體較差的突出問題。

　　(二)不重視微觀實際操作層面的森林經營指南

　　開展和加強森林科學經營，需要現代先進的森林經營理論和經營技術為指導。然而，我國在此方面的研究相對不足。許多研究重點停留在跟蹤國外的森林經營理論和經營模式，如森林多功能理論、林業分工論和近自然林業經營理論等，而基于我國國情林情的森林經營理論與技術體系建設相對滯后，理論指導經常搖擺不定。《全國森林經營規劃(2016-2050年)》在確立多功能森林經營理論為指導的經營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多功能森林經營技術體系，但仍然缺乏區域性和具體林分層面的規劃和經營指南，林業微觀經營主體在實際經營中難以具體操作。針對具體林分實際操作層面的技術指導性規程和標準還亟待建設和完善。

　　(三)林業科技推廣能力嚴重不足

　　林業科技推廣能力弱關鍵在于缺乏完善的林業科技推廣體系。林業科技推廣體系的最薄弱環節是基層林業部門的人才嚴重短缺。長期以來效益低下的粗放式經營、體制機制的僵化、政策的多變以及林業基層單位工作條件差等原因導致林業領域，尤其是基層林業部門專業人才流失嚴重，引進困難�？茖W高效的森林經營離不開專業人員根據國家宏觀林業經營目標及相關標準、指南等，統籌考慮本地或本單位森林資源狀況、地理區位、植被特征、經營狀況和經營目標等，制訂科學合理的林分級別的森林經營策略、規劃和技術操作規程，并分類指導，具體實施。

　　然而，現實中，基層林業部門和林業經營單位普遍存在從業人員年齡結構老化現象嚴重、文化素質普遍較低、專業和管理人才短缺等問題。這導致林業科技推廣體系環節出現嚴重斷層，現代森林經營新模式和新技術難以推廣實施，森林經營新理念、新業態、新技術和新模式難以在林業內部形成和發展。

　　(四)市場激勵作用弱，林業經營主體開展森林經營的積極性不高

　　厘清并明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定位，激勵林業經營主體的自愿行為和社會資本的積極參與對森林經營至關重要。森林經營不能僅僅依賴政府投資和強制行為。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大幅度增加財政投入難度很大，林業投入必須更多地依靠市場[5]。事實證明，單純依靠政府扶持和財政投資遠遠不能滿足森林集約經營對資金和人力的需求，必須重視市場對實現森林資源配置高效、質量優良、結構合理、功能協調的林業供給格局的決定性作用。

　　森林由粗放經營向科學集約經營的轉變需要林業經營主體付出更大的精力、物力和財力，進行人力和資本的持續投入。只有森林集約經營能夠帶來更為可觀的收益，才能激勵和吸引林業經營主體自愿轉變經營方式，積極吸納社會投資和人才，成功實現森林經營的升級轉型。

　　然而，在實際工作中，過于強調林業的公共產品屬性和公益性特征，忽視了林業的私人產品屬性和經濟性特征。政府對林業生產經營給予過多的行政管制和直接干預，使市場資源配置的自動調節機能難以充分發揮作用，抑制了林業經營主體開展森林經營的能動性和積極性。

　　三、全面提升森林經營水平的著力點

　　新時代林業發展要求森林質量的全面提升和森林結構的系統優化。我國森林資源質量仍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10-11]，森林經營是實現森林質量提升的根本途徑[7]。培育健康穩定、功能完善的森林生態系統是現代森林經營的根本目的，也是改善林產品和服務的有效供給、滿足人民對高品質美好生活的需求的基本途徑。這需要從深入提升森林經營水平和能力入手，引領和推進新時代林業發展。

　　林業論文范例：片段化森林群落構建的生態過程及其檢驗方法

　　(一)重新審視和建立符合中國特色的森林經營理論和模式

　　良好的森林經營實踐必須由先進的符合國情和林情的森林經營理論為指導。我國目前的森林經營基本上是以20世紀90年代初建立的森林分類經營理論為指導，從全局看，森林分類經營理論是具有基本指導意義的。然而，我國地域廣闊，各地自然生態條件和社會經濟狀況具有巨大差異，這勢必造成森林資源分布、成長狀況和豐裕度的不同，經營目標呈現多元化。

　　分類經營實踐不能陷于某一林分單一追求經濟效益或生態效益的“兩個極端”。我國總體上是一個缺林少林的國家，人均擁有森林資源水平低，若嚴格遵循分類經營模式，為單純獲得木材而培育森林或者為獲得森林生態效益而純粹保護，都不利于森林整個生長期內多功能效益的充分發揮和利用。同時，隨著人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森林游憩、康養、文化等親近自然的需求越來越多。因此，在總體分類經營的基礎上，強調森林資源培育的生態學原理和近自然經營，重視森林整個生長周期的全部功能和價值的充分利用，應該是我國森林經營理論和經營模式的調整方向。

　　參考文獻：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中國森林資源報告(2014−2018)[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19.

　　[1]HELMSJ.Forestterminologyinrelationtosocietalchangeanddecisionmaking[C]//KAENNELDOBBERTINM，PRULLERR.Forestterminology：livingexpertknowledge：howtogetsocietytounderstandforestterminology.SilvaVocGroupSessionatthe IUFROWorldCongress2000.Vienna：InternationalUnionofForestResearchOrganizations，2002.邱海峰.2019年中國GDP近百萬億元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N].人民日報海外版，2020-01-18(3).

　　[3]謝晨，吳海娟.把握林業發展趨勢努力建設美麗中國[J].林業經濟，2013(1)：25-27.

　　[4]堯斯丹.推進林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N].學習時報.2017-03-10(8).

　　作者：林德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