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16位高級漢語水平的巴基斯坦留學生為調查對象，對其工作記憶容量和記敘文寫作的語法能力發展進行研究。研究發現，工作記憶容量與漢語二語學習者寫作語法能力的準確性顯著相關，與流利度和語法復雜度無顯著相關性。研究還發現，經過5個月的寫作訓練，學習者書面語寫作的各項能力發展處于一種不平衡狀態：寫作的流利度和語法的復雜度有明顯進步，語法準確性無明顯提高。

　　[關鍵詞]工作記憶;語法能力發展;復雜度;準確性;流利度

　　零、引言寫作是第二語言教學(以下簡稱“二語”)的重要內容，尤其是對中高級水平學習者而言。寫作能力包括詞匯、語法、篇章等不同方面，其中，二語寫作的語法能力體現為學習者在一定的語篇情境中提取、運用語法知識和語法規則進行表達的能力，是學習者書面語產出能力的必要構成因素，也是衡量二語者語言能力的重要指標。

　　相對于母語者的無意識加工方式，二語者在寫作過程中提取和加工句法規則需要占用更多的注意力認知資源，因此可以認為二語寫作語法能力發展受個體認知能力影響，具有更為明顯的個體差異。工作記憶能力(workingmemorycapacity)是人腦存貯信息并對其激活和加工的能力，它是影響個體之間認知能力差異的重要因素(Conwayetal.2005，劉會霞、燕浩2017)。

　　從學習者工作記憶能力的差別研究二語寫作語法能力的發展，有助于深入探究二語者書面語產出能力的發展過程和機制。鑒于此，本文對漢語二語者記敘寫作語法能力發展和工作記憶的關系進行考察。一、已有研究回顧1.1二語寫作語法特征發展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采用CAF框架下的復雜度和準確度對漢語二語寫作的語法特征進行考察。②所謂語法復雜度(syntacticcomplexity)指二語寫作中句法產出形式的多樣性和復雜化程度，所謂語法準確度(syntacticaccuracy)是指二語寫作中語法產出是否準確，流利度則體現為寫作速度，與詞匯、句法都有一定關系(Wolfe-Quinteroetal.1998，Norris&Ortega2009)。

　　英語學界對二語教學中學習者水平、歷時發展變化等方面對二語寫作語法特征的發展進行了諸多實證研究。部分研究者采用不同水平學習者橫向對比的方法對寫作的語法特征進行考察，發現語法特征的不同維度與語言水平、寫作質量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鮑貴2009，趙俊海、陳慧媛2012，吳雪、雷蕾2018);還有些研究者在DST(動態系統)理論下進行歷時縱向研究，對學習者二語寫作不同句法維度的發展情況進行動態考察，研究發現句法能力的不同維度之間發展不平衡并呈現為不同形式的交互關系(紀曉凌2009，王海華、李貝貝、許琳2015，江韋姍、王同順2015)。

　　漢語二語寫作語法特征的研究主要關注語法測試指標、漢語水平與語法能力之間的關系。安福勇(2015)使用T單位指標分析了三組不同水平漢語二語者書面語的流利度、句法復雜度和準確度，發現寫作水平與流利度、句法復雜度呈正相關，與句法準確度無明顯相關性;吳繼峰(2016)對英語母語者漢語寫作的句法復雜度進行考察，發現以話題鏈數量、話題鏈的分句數、零形成分數量作為分析指標可以區分出不同寫作水平二語者句法的復雜性，T單位并不是有效指標，研究結果的不同可能與受試的母語背景有關。漢語寫作研究所進行的縱向研究非常少，并且多存在受試數量少或跟蹤調查時間短的問題。綜上，雖然多項研究都發現二語寫作中語法發展呈現出非線性、各維度不均衡的狀況，但對于發展不均衡的原因尚缺少深入探討。

　　1.2工作記憶與二語寫作語法能力的研究

　　工作記憶(workingmemory)是大腦暫時存儲信息、激活提取并加工處理信息的容量有限的記憶系統，其與語言理解、產出、習得等活動均有密切關系(易保樹、羅少茜2012)。工作記憶容量大小具有明顯的個體差異，其與語言產出的關系成為二語習得研究中的熱點，其中，工作記憶與二語書面語產出的關系已引起學界關注。

　　Kellogg(1996)、Hays(1996)較早開始研究工作記憶與寫作能力的關系，發現母語者寫作能力受到工作記憶容量的影響。二語者在寫作中需占用更多的認知資源，工作記憶容量與書面語產出的關系目前研究結論并不一致。研究者發現工作記憶容量與二語寫作的不同維度之間有明顯關系(Bergsleithner2010，易保樹、羅少茜2012，李紹鵬2015，韓亞文、劉思2019)。

　　Bergsleithner(2010)以32名巴西英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對其英語寫作與工作記憶的關系進行考察，發現學習者作文的準確度、復雜度與工作記憶容量有直接關系;易保樹、羅少茜(2012)對36名中國英語學習者開展的實證研究則發現工作記憶容量只對學習者寫作的準確度有顯著影響，對流利度、復雜度無明顯影響，不同維度之間在注意資源上所形成的競爭受個體工作記憶容量大小的影響;李紹鵬(2015)認為學習者工作記憶容量的大小對二語寫作的任何階段都有影響。

　　也有研究者提出相反的觀點，Bridges(2011)、Lu(2010)發現二語學習者工作記憶與書面語產出之間沒有明顯的相關性。綜上，對工作記憶與二語書面語產出的關系尚未形成一致看法，可能與工作記憶的實驗設計不同、受試的二語水平不一致有關系，并且成果主要集中于英語二語領域，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相關實證研究非常匱乏。

　　此外，學界關于工作記憶與二語寫作能力動態發展的實證研究成果較少，關于二語寫作語法能力發展與工作記憶的研究更少。因此，本研究在CAF框架下對漢語二語寫作語法能力的發展變化進行縱向考察，探討二語寫作語法能力發展與學習者個體工作記憶容量的關系，具體研究如下問題：第一，學習者在以漢語為第二語言進行書面語產出的發展過程中，流利度、語法的準確度和復雜度是否同步協調發展?第二，漢語二語者書面語產出的語法能力發展是否受到學習者工作記憶容量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2.1研究對象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上海外國語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的16位本科生，他們的母語背景和漢語學習時間相同，均為巴基斯坦學生，母語為烏爾都語。受試均已通過HSK5級，HSK5級成績為180—230分之間，為高級漢語水平學習者(新漢語水平考試大綱2009)，平均年齡為23歲(21—25歲)。①

　　2.2研究工具與數據收集

　　本研究的數據主要來自于兩部分：一部分為受試的作文語料，另一部分為受試的工作記憶容量測試。

　　(1)作文語料作文語料來自于受試的課堂限時寫作。受試在同一個年級的本科班學習，每兩周有一次記敘文寫作訓練。我們收集了受試兩次作文的語料，均為限時(90分鐘內完成)作文，當堂完成。兩次作文之間間隔的學習時間為20周，作文題目為：“我的留學故事”(第一次)和“童年往事”(第二次)。 這兩個題目都與受試的日常生活相關，題目難度相當。

　　紙質作文由研究者輸入電腦轉寫為電子文本，本研究不考察漢字錯誤，在轉寫時對錯字進行了糾正，保留了作文詞匯、語法及標點的原始狀況。本研究主要考察受試作文的流利度、準確度和語法復雜度等三個方面。流利度是綜合指標，體現的是受試的寫作速度，我們采用單位時間內產出的字數、詞數進行考察(曹賢文、鄧素娟2012);句法準確度、復雜度的考察均采用了英語研究中廣泛使用的T單位。此處，T單位指標(Hunt1965)在英語第二語言教學研究中廣為使用，研究者(Jiang2013，安福勇2015)發現T單位對漢語二語寫作分析也較為適用，本研究“將單句和偏正復句看作一個T單位，將聯合復句中的分句視為獨立T單位”(亓海峰、廖建玲2019)。

　　語法準確度測量每篇作文中無誤T單位的數量和T單位總數的比例(Jiang2013)，語法復雜度除T單位外，還結合句子及復句比例，從三個維度定義語法復雜度，測量每篇作文中T單位所包含的平均詞語數量、句子所包含的平均詞語數量以及復句在總句數中的比例。兩位研究者首先對學生的作文進行總體打分，然后根據測試指標獨立分析作文語料，并抽取樣本進行核查，樣本一致性達到85%以上。

　　為更細致地考察語法準確度，我們對受試的語法偏誤進行描寫和歸類。本研究主要考察語法能力，受試作文中出現的漢字錯誤不包括在偏誤的歸類中。魯健驥(1994)、朱其智(2007)將偏誤分為錯序、誤加、誤用、遺漏、結構雜糅五類。錯序是句子成分位置不準確形成的偏誤;誤用是句子中不該使用某種結構而使用了某種結構或句子中虛詞使用錯誤形成的偏誤;遺漏包括句子成分缺失形成的偏誤，也包括句子中缺少必要的虛詞形成的偏誤;誤加包括不需要使用某種結構而冗余使用了該結構形成的偏誤，也包括不需要使用某個虛詞而冗余使用了該虛詞形成的偏誤;雜糅是將不同的結構疊加在一起導致的結構混亂。本研究考察的語法能力就是參照上述分類指標。

　　(2)工作記憶容量測試對被試的工作記憶容量采用閱讀廣度測試(readingspantest)進行測量。閱讀廣度測試根據Kimetal.(2016)和Kim&Shin(2018)研制的閱讀測試題，包括42個句子，每個句子末尾都有一個隨機編制的英語字母，測試時被試需要記住句子末尾的英語字母并對句子的語義進行正誤判斷。42個句子中有50%的句子語義不正確。語義判斷任務為干擾任務，閱讀廣度測試的主要目的是在被試同時做兩個干擾任務時測量他們記憶信息的能力。

　　每個句子逐一快速在電腦上呈現，被試首先大聲朗讀呈現的句子并判斷句子語義是否正確，同時需要記住每個句子末尾編制的英語字母。閱讀廣度測試句共分為12組，每組句子數量不同，包括2到5個句子;當每組的最后一個句子在電腦上呈現以后屏幕上會出現提示符，提示被試句子閱讀結束，被試需要按照句子呈現的先后順序寫出每個句子末尾的英語字母。研究者根據被試寫出的字母判斷其工作記憶容量。每位受試單獨參與測試，時間約為20分鐘。因為受試的母語是烏爾都語，實驗前由一位烏爾都語教師將閱讀測試中的42個測試句翻譯成烏爾都語，原測試題中一些具有文化色彩的表達，會根據烏爾都語的特點進行調整以利于受試理解。

　　三、分析結果與討論

　　3.1二語寫作語法能力發展的表現

　　我們對16位受試兩次寫作的各項語法指標數據進行統計分析。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兩次作文的總體打分有顯著變化，作文的總體水平在提高(t(15)=2.99,p=0.01)。作文1和作文2的流利度也有明顯的差異(單位時間內字數t(15)=2.60,p=0.02;單位時間內詞數t(15)=4.00，p=0.001)，該發現與紀曉凌(2009)的研究結論相似，與王海華、李貝貝、許琳(2015)的研究結果也一致。

　　作文1與作文2的平均句長有顯著差異((t15)=1.95,p=0.07)，該發現與鮑貴(2009)對英語二語學習者句法發展的調查結果一致，與安福勇(2015)對漢語二語學習者作文發展的研究結論也基本一致。雖然作文1和作文2的平均句長有顯著變化，但是另外兩個復雜度指標T單位長度(t(15)=–0.63,p=0.54)、復句比例(t(15)=0.30,p=0.77)并無明顯變化。

　　這顯示出語法復雜度的三個指標并不完全同步，與江韋珊、王同順(2015)對英語二語者語法復雜度的調查結論類似。語法準確度的變化不顯著(t(15)=1.42,p=0.18)，該結論與Yoon&Polio(2017)、亓海峰、廖建玲(2019)研究結論一致。這一數據說明二語寫作的語法準確度在短時間內較難提高，但與紀曉凌(2009)的研究結論相反，可能與寫作能力縱向調查的周期和測量指標的不同都有一定關系。

　　3.2工作記憶與漢語二語寫作語法維度的相關性

　　為進一步分析二語寫作語法能力發展的影響因素，我們對受試工作記憶容量與二語寫作語法各維度的關系以及各維度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相關性分析。

　　首先，需要考察工作記憶容量與第1次、第2次作文的各測量指標之間的相關性。我們發現工作記憶容量與作文總分顯著相關(作文1總分：r(14)=0.55,p=0.03，作文2總分：r(14)=0.70,p<0.001);另外，工作記憶容量與T單位準確率顯著相關(作文1無誤T單位比例：r(14)=0.67,p<0.001,作文2無誤T單位比例：r(14)=0.74,p<0.001)。

　　研究結果說明二語學習者的工作記憶容量與作文的總體打分、作文的句法準確度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工作記憶容量與作文的流利度、作文的句法復雜度無明顯的相關關系。該結果顯示出工作記憶容量對漢語二語寫作語法能力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準確度方面，與Lu(2010)、易保樹、羅少茜(2012)對英語二語學習者書面語產出的研究結論相似。

　　其次，需要考察工作記憶容量與作文1、2各指標發展變化的相關性以及作文1、2各指標之間變化的相關性。下表4體現的是相關性分析結果，分析結果顯示工作記憶容量與作文的準確性發展之間顯著正相關(r(14)=0.54,p=0.03)，與其他指標的發展變化無顯著相關關系。此外，單位時間平均字數和平均詞數顯著相關(r(14)=0.76,p=0.001)，構成流利度的這兩個指標明顯呈同向發展。復雜度的指標分析顯示兩次作文平均句長的發展與T單位長度的變化顯著正相關(r(14)=0.51,p=0.005)，與復句比例的進步也顯著正相關(r(14)=0.53,p=0.03)。上述結果顯示各維度雖然發展并不完全同步，但是各維度內部的各指標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交互關系。

　　3.3不同個體語法能力發展的差異

　　本研究設計了兩個問題：第一，在漢語二語者書面語產出的發展過程中，流利度、語法的準確度和復雜度是否同步發展?

　　第二，漢語二語者書面語產出的語法能力發展是否受到學習者工作記憶容量的影響?針對問題一，受試經過20周的寫作訓練，書面語表達中語法的準確度、復雜度和流利度的發展不同步。其中，流利度和語法復雜度指標2(平均句長)有明顯提高，但是復雜度的另外兩個指標(T單位長度與復句比例)沒有明顯進步。針對問題二，結果顯示學習者的工作記憶容量影響了語法的準確度，也影響了準確度的進步。

　　總之，數據分析的結果顯示漢語二語者書面語產出的發展過程中語法準確度的發展比流利度和語法復雜度的發展滯后，并且語法準確度與準確度的進步速度與漢語二語者的工作記憶容量密切相關。我們選取兩位工作記憶容量有明顯差異的受試，以其作文1、作文2的前3句話為例進行質性分析，以更具體地展示個體之間作文語法能力發展的不同表現。

　　受試1的工作記憶容量高于平均值(16位受試工作記憶容量的平均值為24.19，受試1的工作記憶容量為28)，受試1的作文2中句子長度、T單位長度、復句比例等這些指標都有提高，作文2的語法復雜度明顯高于作文1。雖然兩次作文的語法準確度都較高，但仍可看出作文2比作文1準確度有所提高。例如：①交到了很多朋友，他們對我好。例①中第一處偏誤為主語遺漏：(我)交到了很多朋友;第二處偏誤為狀語遺漏，“對我好”中缺少“很”。②他絕對忘不了他的童年生活。例②誤用了“絕對”。

　　受試2的工作記憶容量低于平均值(16位受試工作記憶容量的平均值為24.19，受試2的工作記憶容量為20)。與上面受試1相比，作文1、2中句子長度、T單位長度、復句比例等這些指標也發生了變化，表5選取的片段中作文1的平均句長為24字/句，作文2的平均句長為27.33字/句，明顯高于作文1;作文1中T單位長度為14.4字/T，作文2中T單位長度為20.5字/T，作文2的句法復雜度高于作文1。

　　但是兩次作文的語法準確度都較低，經過6個月的訓練，作文2的準確度仍沒有提高。受試2的作文1中前3句話出現了三處語法偏誤。例如： ③有難過也有快樂。例③中的偏誤為成分遺漏，應為：有讓人難過的，也有讓人快樂的。④有悲觀也有樂觀。例④中的偏誤為詞語誤用和成分遺漏，應為：有讓人悲傷的，也有讓人開心的。⑤我今天要跟你們分享一下來到中國以后我遇到了一件難過的事情。例⑤中的偏誤為助詞“了”的誤用，應去掉“了”，換為“的”。

　　受試2的作文2中前三句話也有較多偏誤：⑥對每個人來說，童年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例⑥中的偏誤為代詞“他”的誤加、副詞“都”的遺漏，應為：童年都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⑦我童年時也度過美好的難忘的時光。例⑦中的偏誤為遺漏和錯序，應為：度過了難忘的美好時光。⑧每個人都不能忘記童年時發生的任何事情。例⑧中的偏誤為詞語誤加，應去掉“任何”。受試1和受試2的作文片段體現出不同個體之間二語寫作語法能力發展的差異性，同時他們的語法發展軌跡也存在共性，都體現出語言系統內部復雜度和準確度之間存在競爭關系，二者發展并不同步，語法復雜度的提高比準確度明顯，也早于準確度，可以看出語法準確度要提高需要更長時間，變化過程更緩慢。

　　四、結論

　　4.1主要結論

　　研究結果表明由流利度、T單位準確率、T單位長度、句子長度和復句比例所構成的綜合指標能有效反映高級漢語學習者寫作的語法發展情況。研究發現，不同的寫作維度發展變化相關性較低，同一維度內部的多種指標發展之間有較高的相關性，其中T單位長度、平均句長和復句比例這三種語法復雜度指標之間相關性比較顯著。

　　經過20周的寫作訓練學習者書面語語法各維度發展處于一種不平衡狀態，其中流利度、句法復雜度呈較明顯的上升趨勢，作文的平均句長和平均字數顯著提高，而準確度提高緩慢，說明高級漢語水平學習者記敘文流利度和語法復雜度的發展優先于語法準確度的發展，流利度、語法復雜度、語法準確度的發展處于競爭狀態，這種競爭主要體現為對注意力資源分配上的競爭，流利度和復雜度的提高需要更多關注表達的內容，而準確度的提高則更多關注語言規則和語言形式。

　　工作記憶容量對寫作的語法準確度有明顯影響，與語法準確度發展顯著相關，對流利度和語法復雜度發展無明顯影響，說明二語寫作中，流利度、語法復雜度和語法準確度的認知過程各有側重，語法準確度需要二語學習者在寫作中集中注意力關注語法規則，避免語法錯誤，語法的復雜度和流利度則主要在于對記憶資源的提取和重組，個體工作記憶容量的大小對語法準確度影響更為明顯。

　　4.2研究啟示

　　本研究有以下幾點啟示：

　　第一，本研究檢驗了CAF維度的不同指標對漢語二語寫作分析的有效性;第二，展示了高級水平漢語二語者寫作語法能力發展的表現并從個體工作記憶容量的差異分析了二語寫作語法發展的影響因素，揭示了工作記憶容量的大小對漢語二語寫作語法準確度有明顯影響，對語法復雜度和流利度無顯著影響。本研究也有局限：首先，受試人數較少，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研究結論的全面性和代表性;其次，本研究主要考察了近5個月的學習時間內學習者兩次作文的語料，考察周期不長。此外，應考慮采集母語者參照數據，以便更準確地判斷二語寫作中語法發展是學習者語言能力自身發展的結果還是話題或其他因素影響的結果。

　　4.3教學啟示

　　本研究對教學有如下啟示：第一，在二語寫作過程中，語法準確度發展較慢，需要占用更多的注意力資源，在寫作教學中教師可針對學習者水平和寫作訓練要點，結合語言形式的輸入多樣化地設計寫作任務，比如除了獨立寫作，可采取閱讀后縮寫、續寫等讀寫結合的任務，強化語言形式的輸入;其次，針對語法準確度發展較慢的情況，除了教師對學習者作文的反饋外，還可以采用小組互評、同伴互評等多樣化的寫作反饋任務，強化對語言形式的關注;最后，應了解學習者句法能力的提高與個體工作記憶能力有關，可針對不同個體的特點，設計不同的任務。

　　參考文獻：

　　[1]安福勇.不同水平CSL學習者作文流暢性、句法復雜度和準確性分析——一項基于T單位測量法的研究[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5,(3).

　　[2]鮑貴.英語學習者作文句法復雜性變化研究[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9,(4).

　　[3]曹賢文,鄧素娟.漢語母語和二語書面表現的對比分析——以小學高年級中國學生和大學高年級越南學生的同題漢語作文為例[J].華文教學與研究,2012,(2).

　　[4]韓亞文,劉思.任務復雜度和工作記憶容量對中國英語學習者書面語產出的影響[J].山東外語教學,2019,(2).

　　[5]江韋姍,王同順.二語寫作句法表現的動態發展[J].現代外語,2015,(4).

　　[6]紀曉凌.英語學習者書面語發展研究[J].現代外語,2009,(2).

　　[7]孔子學院總部.新漢語水平考試大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8]李紹鵬.二語寫作發展中的個體差異研究[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5,(6).

　　[9]劉會霞,燕浩.二語聽力個體差異的工作記憶效應[J].現代外語,2017,(3).

　　[10]魯健驥.外國人學漢語的語法偏誤分析[J].語言教學與研究,1994,(1).

　　作者：亓海峰1金善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