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松本龜次郎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獻身中國留學生預備教育40年。預備教育是中國留日學生必經的教育階段。在中日關系風譎云詭之際，他通過創辦東亞高等預備學校來直接教育留學生，并以出版日語學習教材的方式間接指導留學生，用實際行動踐行著中日友好及為鄰邦培養棟梁之才的教育目標。松本龜次郎以自身微薄之力，為近代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為中日友好交流奠定了一定基礎。

　　關鍵詞:松本龜次郎，中國留日學生，留學生預備教育

　　松本龜次郎(1866—1945)在近代中國留日教育的篇章中具有不可泯滅的歷史地位。他生活的時代，中日關系日趨緊張，松本龜次郎卻毅然放棄穩定職業，積極投身于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預備教育事業。在日本國內反華洪流漸盛之時，他卻能夠堅守正義，逆風前行，守護著中國留日學生，為他們指明了人生道路，為近代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為促進中日友好關系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正如其在«解譯日語肯綮大全»的序言中所寫:“自問對于中華學生之教育，視為無上之至樂，終身之天職，功名富貴，淡如浮云。兀兀窮年，以迄今日，而不知老之將至矣。”[1]

　　一、松本龜次郎的留學生教育觀

　　松本龜次郎在其40年留學生預備教育生涯中，始終站在中國留學生的立場上思考教育問題，通過創辦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與出版日語學習教材相結合的教育方式，身體力行著“不求任何形式的報酬，以至純的精神，施以坦蕩蕩無以名狀的大自然的淳化教育，使留學生歸國后能令自己的國家躋身于世界文化大國之林”[2]的教育理念。

　　1.留學生教育目標觀:為鄰邦培養建國人才

　　教育目標具有一定的歷史特性，深受時代及社會需求的影響。生活在中日關系日趨緊張時代的松本龜次郎，對于中國留日學生教育的目標具有清晰的認識，他認為，“今貴國正值復興之際，余所望于此后之留學生者，除此(中日親善)而外，更希望能切實努力，以便他日復興與建國之重任”[3]108，留學生教育應以為鄰邦培育建國之才為根本目標。

　　20世紀初，日本社會流行的“清國保全論”蔓延至教育界。中國留日學生教育的開創者、“清國保全論”的支持者嘉納治五郎曾表示，對于日本而言，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之間是唇齒相依的關系:“日本與清國如唇齒輔車之相依，一旦有事，必投于戰亂之中，其禍害及于我國者甚大，不可不防也􀆺􀆺夫日本與清國僅隔一水，往古嘗輸入其制度文物，以成我昔日之文明。今日我國為東洋先進之國，彼此關系甚切，決非歐美諸國可比，然則我國之對清國，只有盡力扶掖之。”[4]

　　對于本就仰慕中國傳統文化的松本而言，他對中國的崇敬之情，并未隨著日本甲午中日戰爭的勝利而消失，反而堅定了要為中國復興培養人才的決心。在日本全國掀起一股“清國熱”的浪潮之時，他毅然接受了嘉納治五郎請其擔任宏文學院(原為“亦樂書院”)日語教師的邀請，此為其從事留學生教育事業之嚆矢。民國初期，“革命黨人，以建國方成，需材孔亟，因而派遣大批學生士赴日以求深造”[3]105，日本當下從事中國留學生預備教育的學校供不應求。松本龜次郎先是通過租借教室來教育留學生，“但新學生之來東者為數無限，僅僅借了三四個教室，實有不能收容之勢”[5]，經反復思量，他決定傾其私產創辦學校，最終在1914年和友人創辦了專門從事中國留學生日語教育的學校———東亞高等預備學校。

　　東亞高等預備學校是松本龜次郎踐行“為鄰邦培養建國人才”教育觀的重要載體，無論在課程設置上，還是在學制及編班方式的規定方面，均以培養當時中國發展所需人才為目標。在辦學之初，松本龜次郎即表示“只要有一個中國留學生，東亞高等預備學校的校門也要開，決不停辦”[6]127。在課程設置上，為了使留學生不致因課程不銜接而難以進入日本專業大學學習，該校除日語外，還教授英語、數學、物理、化學和繪圖等普通學科，由各專業教師分別擔任教學工作，這也是該校的辦學特色之一。

　　在學制上，該校采用更加靈活、有彈性的講座制，各科目上課時間固定。各科目每日授課2小時或3小時，采取“上下午輪流到校上課”的“兩班倒”排課方法，以2—4月為一段落。學校準許兼修其他學科，新到的留學生入學時還可以隨時增加組別，因為得地利之宜，留日學生集于此地的甚多，約占當時留日學生總數的2/3[7]80-90。

　　2.留學生教育價值觀:

　　使留學生深入了解日本并促進和平自甲午海戰以降，中國學子紛紛負笈東渡，希望“師夷長技”以強國興邦。對于學子們的這一出發點，松本龜次郎十分贊同，他認為，應使中國留學生深入了解日本，以培養促進中日友好交流的人才。當時，除少數日語水平較高的學生外，大多數留學生到達日本后首先需要接受一段時間的預備教育，待通過日本正規學校的招生考試后，才能去相應的學校接受正式教育。由于留學生在國內深受傳統文化影響而形成思維定勢，因此，正式教育對留學生個人的改變與對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影響并未如意料中的深遠。而預備教育則是中國留日學生所受教育中最令人矚目的一環:它不僅授以文字語言上之知識，而且亦給予其對日本之印象，增加其對日本之理解，而改變其過去在國內所養成之習性，更改其對日本之觀念、見解，而影響其以后所受之教育，其回國以后對日本之感情[8]。

　　可見，預備教育對留學生世界觀，特別是日本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響。譬如，松本龜次郎根據中國人日語學習的習慣，在總結多年教學經驗的基礎上，通過編寫日語教材來間接教育留學生，加深了其對日本歷史文化的理解。他編寫的日語學習著作以實事求是為導向，將日語的語法、會話、課文緊密結合，讓學生學習日語的同時，一并學習日本的歷史沿革、地理概況、中日關系的發展等，是學生學習日語、了解日本國情的良心著作，因此經久不衰。

　　如«華譯日語會話教典»，松本以中日對照和會話形式寫出中日文化的關系，使其不僅是一本會話教材，還是一部論述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著作，堪稱當時中日文化交流中最為理想的書籍。中日友好是松本龜次郎的畢生追求，他認為，留學生教育能使學生深入了解日本與中日之間的關系，可以促進交流和理解，避免戰爭。對此，他指出:“予本此(中日友好)信念，在過去數十年中，孜孜于貴邦留學生之教育者，無他，概中日既同文同種而為兄弟之邦，自應親善，予之教育鄰邦留學生者，使其明瞭中日間之關聯，而協力于和平也。”[3]107但由于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在中國留日教育中占據重要地位，是當時維持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留日預備學校，抗戰時期外務省明顯加強了對該校的管理和經營。抗日戰爭期間，日本政府委托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舉辦所謂的“宣撫人員訓練班”，培養助其侵略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

　　以松本為代表的一批正直教育家認為，這種行徑與創辦學校的初衷大相徑庭，不利于中日間友好交流，強烈抵制“宣撫人員訓練班”的開辦。30年代開始，日本軍國主義逐步加強了對國內政治的控制。在軍國主義的高壓統治下，一部分知識分子還是逆水行舟，他們經歷過挫折與妥協，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以隱晦和婉轉的方式進行了抗爭[9]。松本龜次郎盼望和平，反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他在中國考察游歷時，目睹了日本侵華政策所造成的慘狀后，撰寫了«中華五十日游記􀅰中華留學生教育小史»來批判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對華政策，表達了其對中國的友好情感與中日友好交流的祈望。

　　3.留學生教育實踐觀:

　　以學生為本，一視同仁松本龜次郎對于日本學校教育及社會中歧視中國的現象加以批評，對因受軍國主義蒙蔽而對中國留學生冷嘲熱諷的日本人，松本用極其懇切的口吻進行勸說:“日本國民中，至今尚有借甲午、日俄兩役戰勝之余威，動輒對中國人加以蔑視輕侮之言行者􀆺􀆺余有厚望于我國民者，宜慎于此，而行國民間之交際，盡所可能，開放家庭，給予留學生以歡談機會。留學生諸君，均出自良家子弟，日后歸國，均為彼國之有力人物，故我國民均應對待以相當之敬意。”[6]154對于留學生教育，松本認為，在實踐中應以學生為本，做到一視同仁。以學生利益為主的松本龜次郎，在實踐中處處為學生考慮。

　　1923年，關東大地震令東亞高等預備學校付之一炬，松本因回鄉探望母親而幸免于難。他在故鄉得知此消息，心系學生安危，夜不能寐。想方設法回到東京后，看到東亞高等預備學校的“校舍及住宅，全部變為白灰，玻璃已熔成膠樣，鐵柱也彎曲如橡皮管而歪倒著，留學生的宿所、衣服、書物等之被燒毀，大部分學生已陷入非受衣食補助，即一天也不能過活的窘境”[10]，心中十分悲痛。為了讓學生盡快復學，松本與同事利用簸箕親手清理廢墟，并在校舍周圍樹立界碑，搭建臨時校舍，使東亞高等預備學校成為震后東京地區最早復課的學校。

　　1925年，為滿足學生需要，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在學制方面做了調整，改設預科、本科和專修科三種①。此外，為了便于中國留學生順利投考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又設立了特別預科，所設課程，完全根據報考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需要設置，所以有些課程是一般預科中沒有的，如步兵操典、法制常識等[6]138。并且，為了適應中國南北學制②與學生程度的差異，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從1928年開始，本科設甲(供舊制中學四、二制畢業生入學)、乙(供新制中學三、三制畢業生入學)兩班分別教授。

　　他曾在«中國留學生教育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批評日本大學對留學生教育漠不關心的態度，提出:“第一，我國大學中，除容納本國學生之外，盡有容納外國學生之余地者，則應盡納之，第二，對留學生，鄰邦人教育者保障應與確立也，第三，國家對于興亞教育之上，應有相當之預算。”[11]松本龜次郎在實踐中一視同仁，始終堅持以留學生教育觀為指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二、松本龜次郎的留學生教育觀形成因素

　　松本龜次郎出生于土方村(現大東町)，自幼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其幼年同窗好友、日本女子醫學教育的創始人吉田彌生曾描寫村中貧困生活:“在那個時代，這個村子里的人，永遠過著同樣的生活。”[6]12但貧窮艱苦的生活并未阻礙松本求知的渴望，在其成長的過程中，除了自身的勤奮外，深諳孔孟之道的授業恩師、“授業生”③的“工作”經歷④以及當時“興亞思想”的傳播，在松本篤實溫厚性格的基礎上，推動了其教育觀的初步形成。

　　1.外在因素:社會生活環境與授業恩師的影響

　　土方村位于靜岡縣，群山環繞，雖然自然條件艱苦，然而好學之風濃厚，為文化、教育領域培育了眾多人才，如書法大師川村驥山、農村教育家鷲山恭平、東京女子醫科大學創辦人吉岡彌生等。雖然1868年明治維新改革運動的浪潮席卷日本各大城市，但土方村因地理位置偏僻，受外界影響較小，人們仍然過著與江戶時代并無二致的生活。明治維新后，舊幕府時期的武士、醫生被迫遷移至鄉村，為了謀生，其中很多人開始開辦私塾授課。這些武士和醫生大多經過系統的漢學學習，因此，在培養學生時也是以傳統的漢學著作———“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和經典史集等為主要教學內容，為漢學的持續傳播提供了師資保障。

　　此外，松本龜次郎的家庭雖然生活條件貧苦，但其祖、父均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且十分重視對后代的教育。家庭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松本教育觀念的形成。松本的授業恩師，如樋口逸苗、松下發三郎、常盤健等人，無一不具備深厚的漢學功底。啟蒙恩師樋口逸苗方丈以教授中國傳統漢學著作為主，啟發了松本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因明治維新后日本舉國上下實行學制改革，他轉入嶺向小學就讀。

　　學習期間，11歲的松本在老師的鼓勵下參加了“授業生”的選拔考試，并在復習時直接受教于當地精通孔孟之道、著名的漢學家松下發三郎。漢學基礎扎實的松本在“授業生”考試中脫穎而出，收到了松下發三郎請其做教學助手的邀請。而同時，嶺向小學校長考慮到學校師資不足的現狀，要求松本擔任本校的授業生。于是，經過再三考慮后，松本決定留在嶺向小學，并用漢文給松下發三郎寫了一封道歉信表達內心的愧疚之情:“嚴寒之際，敬候師座康樂安詳。生承師座惠恩，得參加應試，現已蒙本校錄用為教員。按生本意，極愿仍追隨吾師領受教誨。然事已決定，今后當在嶺向學校教員任內繼續聆訓深造。再者，生本擬親自造訪面報，惟以校務繁忙，不克抽身，謹先陳，懇請見諒。”[6]341882年，由于同齡或后輩友人接續前往東京或靜岡讀書，因此松本亦萌生了外地求學的念頭。

　　但因家庭經濟困難，在征求雙親意見后，他最終選擇進入橫須賀①的舊藩儒醫常盤健的漢學塾讀書。無論在寺子屋、嶺向學校、常盤健漢學塾，松本在學業和品德上都深受同學的尊敬與教師的信任。在求學過程中，松本常受教于漢學名師，在“以四書五經為經，以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為緯，務使熟記，以求有成”[6]37之明治中葉前學術風氣的影響下，各有所長的授業恩師為松本打下了堅實的中國傳統文學基礎，使松本對漢學萌生了深摯的仰慕之情。另外，擔任授業生的“工作”經歷，也直接影響了松本愿終身從教的志愿，養成了對教師職業的崇高敬意。

　　2.內在驅動:堅忍不拔與不畏強權的性格品行

　　松本龜次郎在求學過程中勤苦好學、百折不撓的性格品質成為其日后從事教育事業的內在動力。明治時期(1868—1912年)，教師人數較少，社會地位較高。師范學校對于地方來說算得上是最高學府，“除伙食費外，一切公費”的辦學政策令家境貧寒的有志少年十分向往。但地方師范學校的錄取比例也相當低，如靜岡師范學校。松本立志考入靜岡師范學校，并以最終獲得小學訓導員的資格證書為目標，但他前兩次報考均以失敗告終。不過松本從小養成的吃苦耐勞的品質使他愈挫愈勇，憑借頑強的毅力，克服天氣惡劣，每天徒步11公里上學，最終通過了靜岡師范學校的特別插班考試。

　　進入靜岡師范學校后，松本一方面繼續刻苦學習文化課，另一方面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各位任課教師的影響。該校的授課教師均為當時日本社會新教育領域的開拓者，如原田砂平是靜岡縣音樂教育的創始人，江原素六與城谷謙是靜岡縣最早的現代小學校長，溝部惟幾等人為靜岡縣英語教學的創始人等，他們秉承的是建立在“融合日本傳統文化”基礎之上的新的教育理念，這為松本日后致力于中日教育交流事業打下了基礎。與此同時，松本還是一位不畏強權、敢于同不合理勢力作斗爭的人。

　　他在靜岡師范學校讀書時，勇于和同學創作長歌(是日本詩歌中的一種形式)表達對英國輪船諾曼頓號觸礁沉沒事件②的抗議，在學校安排長達17個小時的急行軍負重訓練，次日仍需照常上課的消息傳開后敢于組織全校7成的學生參與罷課，進行反抗，“九一八事變”前夕，他出版并適當傳播批判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對華政策的相關著作，義無反顧地站在中日友好的立場上為中國發聲。

　　此外，松本龜次郎求學時期，日本社會正處于大轉型時期，由學習中國轉為全面學習歐美，對中國的態度由崇拜轉為蔑視。尤其在甲午戰爭后，日本國內知識分子及民眾蔑視中國的情緒逐漸高漲。但松本龜次郎因從小受漢學熏陶，因此并未受時代思潮的影響。他非常仰慕儒學，后在“興亞主義”思想的號召下，義無反顧地投身于留學生教育事業，不遺余力地教授中國留日學生，另一方面，他從內心深處同情處于“水深火熱”的中國，出于對留學生的感同身受，以及回報中國對日本的“文化傳授”之恩，松本希望中日兩國能友好交流，故此他強烈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政策。

　　三、松本龜次郎留學生教育觀的歷史價值

　　中國留日學生教育是促進中日文化友好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松本龜次郎畢生的教育理想，他通過直接教學和編寫日語教材、著作等間接方式，將其留學生教育思想付諸實踐，為當時的中國培養了眾多在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等領域的人才，推動了中國近代化進程。松本龜次郎的教育觀是在甲午中日戰爭后，日本軍國主義大力扭曲中國傳統文化及輕蔑留學生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提出的，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

　　1.緩和了中國學生對日本的仇視態度

　　甲午戰爭后，中日關系日趨緊張，許多留日學生歸國后紛紛成為“排日反日”運動的中堅力量。松本龜次郎在其留學生教育事業中，并未受軍國主義或民族觀念的影響，始終秉承著以學生為本，“為鄰邦培養建國人才、使學生深入了解日本進而促進和平”的教育理念，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替留學生爭取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利用自身在中日兩國社會的影響，著述刊文，積極為中國發聲，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留日學生對日本的仇視。中國留學生通過接受東亞高等預備學校的教育，學習松本編寫的學習教材，感受到以松本為代表的日本正直教育家們的真誠。此外，松本還積極為留學生奔走，努力改善學習環境。

　　1918年以降，留日學生的教育問題成為日本國會議題，松本等人為改善留學生的教育環境，開始向國會請愿，直至1922年，他們提交的«關于中華民國留學生教育建議書»通過審批。該建議書提出:“關于中國留日學生教育，政府開辦相當之設施，實為必要。據一般之意見，對中華民國留日學生之教育費應列入預算之中，且應對中華民國留日學生之教育設施，予以改善。”[7]100這在客觀上促使日本為中國留學生建構良好的學習環境。再次，在視察中國教育后，松本撰寫并向社會知名人士寄送«中華五十日游記􀅰中華留學生教育小史»一書以擴大社會影響，批判日本的侵華政策。另外，松本的中日友好教育目標也得到了留學生的認可。

　　1930年，松本一行考察中國教育時在沈陽遇到他的學生，在臨時宴會上，學生吐露:“我們都主張中日親善􀆺􀆺千方百計的努力，想排除一切障礙，以達到親善的目的􀆺􀆺”[12]340留學生因從內心深處理解并贊同松本的教育觀，于是歸國后不遺余力地推動中日友好交流事業的發展。

　　2.為近代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

　　民國時期，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學生派遣國，同時也是受留學生影響最大的國家。松本龜次郎在留學生預備教育上頗有建樹，留日學生大多都直接或間接地蒙受過他的教誨。汪向榮指出，“單就他直接教導過的留學生人數，總也在一萬以上”[12]2，其中比較著名的學生有周恩來、魯迅、秋瑾等人，而經由學習松本編寫的日語學習教材，間接地接受其教育的學生人數，則因“民國以后，留日學生幾乎都用松本龜次郎的著作為教科書”[7]109而無法估計。其中，再版次數高達40次的«言文對照漢譯日本文典»，由于采用日語口語與書面語對照的撰寫方式，獲得了中日兩國眾多學校的肯定。

　　松本在該書訂正增補第23版新序中這樣寫道:“一一與漢文比較而求其譯字適當，尤屬于草創之事，絕無先哲典型可參考。然僥幸得日清大雅之同情，凡清國駐東留學界并其本國各省諸學校之教材或參考書，均得采用之榮，誠出于余之望外也。”[13]110同時，留學生們也對該書評價甚高，一位名為崔謹的留學生曾言:“先生能漢文，既經口授，復做成此書，漢文和對照，以餉國學者。竊思吾華志士，果能潛心研究此書，不三四月可以盡通，內地各日人所教授，吾恐無此便捷也。”[13]

　　111可見，松本的教育理念與設校著書的教育實踐獲得了留學生群體的廣泛認可。預備教育幾乎是所有留日學生必經的教育階段，以為留學生之后的學習奠定語言和文化基礎。松本龜次郎在教育留學生的過程中，將教育觀與教育實踐活動緊密結合，使留學生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歷程，為近代中國發展培養了需要的人才。

　　3.為中日友好交流奠定基礎

　　松本龜次郎通過對留學生進行日語教育，終身致力于培養促進中日友好交流的人才。在日本軍國上下輕蔑中國之時，他毅然決然從事留日學生的預備教育工作，在中日關系日趨緊張之際，他不畏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公開批判日本的對華政策，在中日文化交流的篇章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清末新政至1922年新學制頒布之前，日本一直是我國學制改革效仿的對象。中國學生在日本留學期間，對日本的學制體系較為熟悉，是新思想、新技術傳入我國的重要媒介，也成為中日教育文化友好交流的橋梁。

　　松本著書設校，以自身之力，從事留學生預備教育40年，為實現中日友好之根本信念盡心盡力。松本對于中日友好事業，曾言:“中日親善之道，決非空言可致。政治家之努力，雖可見效于一時，而百年大計，則仍有待于中日合作之鞏固，中日合作之中，文化之合作尤為重要。”[3]

　　107“今日中日兩國，以兄弟之邦而不幸交釁，自屬不幸􀆺􀆺蓋戰爭自古以來不能解決問題，深信兩個有識之士必會有鑒于此，而致力于長遠合作。”[14]而對于中國“屢禁不止”的“排日反日”運動，松本認為是日本錯誤的對華政策所致:“向來中國人民之親日或排日，都是我國對華政策的反應。若我國對華政策能順應國際形勢，則何有排日之事?”[15]他秉承這一信念，孜孜不倦地教育著中國留學生，期望學生能明確中日之間“同文同種的兄弟之邦”的關系，為中日和平友好貢獻自身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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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學生論文范文：基于任務的來華留學生漢語實踐課研究

　　[摘要]漢語實踐課是以“在做中學”理論為指導，以中國文化體驗為主題，以任務型教學法為基本教學法，以語言運用和文化感知為主要教學目的，在交際中完成“理解的輸入”和“可理解性輸出”。根據實踐主題的不同，漢語實踐課分中國傳統文化實踐課、中國歷史文化實踐課、中國當代國情實踐課、中國山水風光實踐課。漢語實踐課的任務分為交際功能類、文化體驗類、知識競賽類、綜合類4種類型，每種類型的任務都可用微觀評估法進行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