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建數字絲綢之路對“一帶一路”建設和提升中亞國家現代化發展水平意義重大‍‌‍‍‌‍‌‍‍‍‌‍‍‌‍‍‍‌‍‍‌‍‍‍‌‍‍‍‍‌‍‌‍‌‍‌‍‍‌‍‍‍‍‍‍‍‍‍‌‍‍‌‍‍‌‍‌‍‌‍。中亞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各國紛紛出臺數字經濟發展戰略，電子商務發展方興未艾，電子政務能力不斷提升，但各國數字經濟發展差距較大‍‌‍‍‌‍‌‍‍‍‌‍‍‌‍‍‍‌‍‍‌‍‍‍‌‍‍‍‍‌‍‌‍‌‍‌‍‍‌‍‍‍‍‍‍‍‍‍‌‍‍‌‍‍‌‍‌‍‌‍。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建數字絲綢之路有著良好的基礎，雙方已建立起較為穩定持久的互信關系，都提出了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已有多層次合作機制，中亞國家對雙方合作的內在動力較強‍‌‍‍‌‍‌‍‍‍‌‍‍‌‍‍‍‌‍‍‌‍‍‍‌‍‍‍‍‌‍‌‍‌‍‌‍‍‌‍‍‍‍‍‍‍‍‍‌‍‍‌‍‍‌‍‌‍‌‍。但雙方合作也面臨不少挑戰，中亞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薄弱、數字人才緊缺，網絡安全和地緣政治風險亦不斷增加。中國和中亞國家可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治理、電子商務、數字人才培養等路徑入手展開合作，因國施策，共建數字絲綢之路。

　　〔關鍵詞〕“一帶一路”、數字經濟、數字絲綢之路、中國與中亞合作

　　近年來，中亞國家普遍將數字經濟作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本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和新方向，積極開展對外合作。習近平主席在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首倡共建數字絲綢之路后，中亞國家積極響應。數字經濟合作有可能成為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建絲綢之路和提高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最具潛力的新領域。因此，有必要對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合作基礎、面臨的挑戰進行深入探討，以更好地推進雙方合作。

　　一、中亞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特點

　　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1]以計算機、網絡、通信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革命催生了數字經濟，數字經濟的本質在于信息化。數字經濟的主體主要包括個人、企業和政府，最能體現信息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以及制度創新的要求。[2]其中，電子商務和電子政務都是數字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最主要推動力。

　　[3]數字經濟還包括云計算和大數據的數字基礎設施，也包括基于數據、算法、信用的數字金融及其他新模式、新業態。高上網率是發展數字經濟的必要條件和基礎。“數字絲綢之路”是數字經濟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的結合，是數字技術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撐，它依托互聯網技術，以跨境電商為基礎推進數字基礎設施、智能支付和物流體系建設，進而推動合作機制建立，成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新引擎。[4]

　　21世紀以來，世界進入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時期，為更好地滿足本國公民日益增長的信息需求，并融入全球信息社會，中亞國家開始分階段發展信息和通信設施建設，在越來越多的領域運用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計算機技術，為各國數字經濟的初步發展奠定了基礎。近年來為提升經濟現代化水平，順應世界經濟數字化發展潮流，中亞各國采取多項措施催生數字經濟全面可持續發展。

　　第一，中亞各國紛紛出臺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側重點各有不同。哈薩克斯坦于2017年12月通過了《“數字哈薩克斯坦”國家規劃》[1]，2019年12月又出臺了關于該規劃的修改和補充決議。該規劃實施期限為2018—2022年，中期目標是通過使用數字技術加快哈薩克斯坦經濟發展速度，提高人民生活質量。

　　長期目標是為哈薩克斯坦經濟走上創新發展道路創造條件，擬實施17項任務，包括工業和電力數字化、運輸和物流數字化、農業數字化、發展電子商務和電子政務、發展金融技術和非現金支付、建設智慧城市、擴大通信網絡和通信技術基礎設施的覆蓋面、保障信息和通信技術安全、提高居民教育水平以及數字識字率、支持建立創新發展平臺等;最終目標是使哈薩克斯坦在全球通信技術發展中的排名(2016年排名第52位)到2022年上升至第30位，到2025年上升至第25位，到2050年上升至第15位。[2]

　　烏茲別克斯坦2018年7月頒布“關于發展數字經濟措施”總統令[3]。2019年11月，發布《數字烏茲別克斯坦2030國家戰略構想》草案討論稿與實施路線圖，擬在2020年10月1日之前制定《2030年國家數字戰略》，確定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優先項目，以及2030年之前的數字發展目標。

　　根據該草案，烏茲別克斯坦數字戰略的主要目標包括：確保數字經濟、電子政務、信息和通信技術以及創新技術的系統發展;提高居民的數字識字率，培養高素質的數字人才;推廣遠程工作方法;擴大電信基礎設施和數據處理中心，并實施創新項目;完善有關數字經濟的法律法規;提高數據的收集和加工效率;采用現代化的IT項目和公司融資形式;提高政府電子訂單的透明度和可及性;建立風險基金和技術園區，吸引外國投資，促進面向出口的產品研發;加強數字發展領域的國際合作。烏茲別克斯坦期望到2030年可提供高質量、安全、便宜和智能的高速互聯網和移動通信，建立穩定和有競爭力的通信和電信市場，減少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1]

　　土庫曼斯坦總統于2018年11月批準了《土庫曼斯坦2019—2025年數字經濟發展構想》，將分2019年、2020—2023年、2024—2025年三個階段實施[2]，目的是在國家、企業和公民的參與下，為有效發展數字經濟創造有利的體制和法律條件，并改善數字生態環境。主要任務包括：在全國所有經濟部門采用包括數字技術在內的創新技術;完成向電子文件和電子身份識別系統的過渡;建立競爭性數字經濟;建立協調一致的電子工業;消除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土庫曼斯坦經濟領域數字化主要包括兩個方向：一是工作流程電子化;二是確保機關、企業和其他非國有機構向數字化過渡。主要目標是通過數字應用提高科學、技術和創新活動的效率，加強數字領域的國際合作，保障科學、教育和生產之間更加緊密的相互聯系，為經濟數字化轉型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持。[3]

　　吉爾吉斯斯坦2018年12月通過《2019—2023年吉爾吉斯斯坦數字化轉型構想》決議[1]，并于2019年2月出臺實施路線圖[2]，期望加速本國數字化轉型和社會經濟發展。吉爾吉斯斯坦數字化轉型的基礎包括發展數字技能、改善規范性法律框架、發展數字基礎設施和平臺、發展數字化國家、發展數字經濟和管理體系等方面。[3]

　　吉爾吉斯斯坦擬發展三個重要領域：一是商業生產的數字化轉型，將創新技術引入金融和銀行業，提供合格的專業人員并提高國內公司的效率和競爭力，在優先經濟部門發展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平臺;二是利用伙伴國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即利用歐亞經濟聯盟2025年數字議程，參與共建數字絲綢之路，并支持其他有關發展區域數字基礎設施的國際倡議;三是減少發展和開發數字技術的障礙。[4]

　　塔吉克斯坦政府于2019年1月通過《關于塔吉克斯坦2018年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和2019年任務》決議，要求制定本國數字經濟發展構想并在社會經濟部門引入數字技術。2月，根據經濟發展和貿易部《關于編制塔吉克斯坦數字經濟構想成立管理和技術工作組》命令，成立管理和技術工作組。

　　[5]塔吉克斯坦總統于12月30日批準《塔吉克斯坦數字經濟構想》，擬分2020—2025年、2026—2030年和2031—2040年三個階段，且必須在數字中亞-南亞項目(DigitalCASA)[1]框架下實施該構想。塔吉克斯坦擬從以下主要方向發展數字經濟：發展數字基礎設施;優先以可負擔得起的價格為國內所有人提供寬帶接入服務;向數字政府過渡;關鍵行業數字化;保障信息安全和網絡安全;發展人力資本;建立創新生態系統。[2]

　　第二，電子商務發展方興未艾。一是電子商務增長迅猛。比如，哈薩克斯坦2013—2014年電子商務年增長率為26%，2015年以來年均增長加速到30%。2018年哈薩克斯坦網購人數達到230多萬，網購交易量達到2595億堅戈(約合7.53億美元[3])，比上年增長50%，有1700多家獨立的網上商店和大約20個電子商務平臺為100多萬中小企業提供產品銷售服務。[4]

　　二是紛紛出臺有關電子商務的政策。哈薩克斯坦制定的《2025年前電子商務發展路線圖》于2019年獲批，其明確三個主要發展方向：擴大電商出口規模;吸引企業參與電商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并推動電商發展。[5]哈薩克斯坦政府還為電子商務從業者制定了稅收優惠政策，并通過法律形式予以保障。

　　烏茲別克斯坦早在2015年12月便已通過《2016—2018年在烏茲別克斯坦發展電子商務的構想》[1]。2018年，烏茲別克斯坦出臺“關于加速發展電子商務措施”總統令，并確定2018—2021年烏茲別克斯坦電子商務發展方案，其涉及六大領域，包括：改進電子商務發展的法律、規章和管理框架;為電子商務創造有利環境;加強出口能力和國際電子商務合作;發展電子商務物流基礎設施;發展電子商務領域的人力資源;促進和提高公眾和企業界對電子商務的認識。[2]

　　三是開始注重物流平臺建設。比如，哈薩克斯坦通過改善郵政服務，大幅提升物流速度。目前，烏茲別克斯坦約有120家公司從事國際快遞業務，其電子商務和服務業已取得很大進展。[3]吉爾吉斯斯坦擬根據商品供應情況制定農產品儲存和加工設施方案，并吸引投資者發展農產品貿易和物流中心系統。[4]

　　第三，電子政務[5]發展能力不斷提升‍‌‍‍‌‍‌‍‍‍‌‍‍‌‍‍‍‌‍‍‌‍‍‍‌‍‍‍‍‌‍‌‍‌‍‌‍‍‌‍‍‍‍‍‍‍‍‍‌‍‍‌‍‍‌‍‌‍‌‍。一是電子政務范圍不斷擴展，應用水平逐步提高。中亞各國電子政務已逐步擴展到各級政府行政機關、國家立法、司法機關以及其他一些公共組織，既包括政府各部門之間內聯網的電子化與網絡化辦公，也包括基于外聯網的信息共享、實時通信與協同辦公，以及政府與社會各實體之間基于互聯網的雙向信息交流。國家行政機關電子政務的普及大大提高了中亞各國政府的行政效率和透明度。

　　以哈薩克斯坦為例，其2016年通過電子形式在門戶網站上提供公共服務約4000萬次;截至2017年7月，哈薩克斯坦已經實現740多項電子化服務、83項移動服務。[1]哈、烏、吉三國的政府門戶網站為其本國公民提供了與政府機構互動的機會，但塔、土兩國由于信息和通信技術基礎設施不足、計算機識字率低和因特網接入有限等問題難以解決而電子政務發展緩慢。[2]

　　二是電子政務水平不斷提高。聯合國關于所有成員國電子政務發展狀況的電子政務發展指數(EGDI)報告從在線服務的范圍和質量、通信基礎設施的地區合作以及人力資源的開發三個重要方面評估各國電子政務績效水平。按其2018年報告[3]，在2016—2018年期間，哈薩克斯坦作為中高收入國家，在線表現和服務得到了顯著改善，從高級EGDI值上升到極高EGDI值，2018年排名居193個國家中的第39位，成為40個極高值國家之一;烏、吉兩國的排名分別為第81位和91位，均從中級分值上升到高級分值;塔、土兩國的排名分別為第131位和147位，從低分值上升到中級分值。[4]盡管中亞五國數字化建設水平不一，但各國電子政務能力水平皆呈持續上升的積極趨勢，進步較大。

　　第四，經濟數字化發展差異較大。在中亞國家中，哈薩克斯坦數字經濟起步最早、發展最快，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次之，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發展最慢。

　　2018年是“數字哈薩克斯坦”實施的第一年，對信息和通信投資漲幅達40.3%，哈薩克斯坦接入互聯網的機構占比從67.7%上升到75.1%，擁有互聯網資源的機構占比從21.7%上升到22.3%，2018年哈薩克斯坦數字化總經濟效益為5.78億美元。截至2019年11月底，哈薩克斯坦有250萬固定互聯網用戶，同比減少1.8%;因特網用戶逐漸轉向移動電話，到2019年12月，哈薩克斯坦全國共有1520萬移動電話用戶[1]，約占其總人口[2]的83%。由于實行經濟數字化，預計2019年哈薩克斯坦年生產率增加2%~10%，油田產量將增加3%，生產成本將減少10%~20%，通過精確耕作農業產量將增加25%~50%。[3]

　　2018年，烏茲別克斯坦電信和信息技術服務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為1.545億美元、4710萬美元，分別占服務出口和進口總額的5.1%和2.1%。2019年，烏茲別克斯坦有2250萬用戶上網，約占其總人口的68%以上;烏茲別克斯坦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動電話用戶超過1600萬，約占其總人口的48%以上;烏茲別克斯坦通信技術支出780萬美元，僅占其國家總支出的1.5%。

　　[4]為將全國不同機構的不同信息系統和資源整合成單一、受保護的信息空間，烏茲別克斯坦正在與俄羅斯合作實施若干項目，涉及增值稅合法化、商標以及收銀機自動化等領域。[5]截至2019年10月，吉爾吉斯斯坦的互聯網用戶數量已達到250萬人，占總人口的40%，每年增長18%，約有70%的成年公民使用互聯網，其中約有200萬人注冊使用社交媒體。[1]吉爾吉斯斯坦40%的人口擁有銀行賬戶，15%的人口擁有互聯網銀行，5%的人在網上買賣。[2]

　　截至2019年10月1日，塔吉克斯坦的互聯網用戶超過298萬人，約占其總人口的46%;移動通信用戶618.69萬人，其中446.8萬是活躍用戶。[3]土庫曼斯坦2016年移動設備互聯網接入的份額增長了32%，而固定電話網絡接入份額下降了56%。[4]土庫曼斯坦全國網絡用戶數量穩步增加，僅2017年10—12月網民數量就增加了1.2倍。[5]為推進數字經濟轉型，土庫曼斯坦擬創建里海創新技術中心，在其中建立“數字經濟園區”，以確保里海國家的主要經濟活動實現數字化。[6]2018年，土庫曼斯坦投資總額達115億美元，主要投向油氣、數字經濟、農業和交通通信等領域。[7]

　　二、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基礎

　　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建數字絲綢之路并非空中樓閣，經過多年磨合，已具備開展數字合作的良好基礎。

　　(一)數字經濟合作已初步展開

　　一是已開展多項互聯互通合作。硬件設施方面的基礎良好，比如從中國上海到德國途經中亞等20多個國家的亞歐陸地光纜已經開通，成立了面向中亞、西亞的烏魯木齊區域性國際通信業務出入口局，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參與建設的中國—中亞光纜對接。[1]這些都大幅提高了中國通往中亞乃至歐洲的數據通信能力和速度，改善了中國電信國際通信出入口的分布格局，有效提升了中國與中亞國家跨境通信網絡質量與網絡安全。

　　中國電信與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合作伙伴2017年啟動了“絲路光纜項目”，并將延伸至中亞、南亞、西亞其他國家，通過海、陸方式通達中東、非洲和歐洲，創新陸纜合作模式，解決傳統跨境陸地光纜“連而不通”和“通而不暢”的問題[2]，這將整體提升亞歐區域的網絡互聯互通水平，加強區域內跨境信息服務能力。中哈兩國2019年簽署的中國政府向哈薩克斯坦捐贈超級計算機的協議[3]將促進哈薩克斯坦數字研發水平的提高。

　　網絡建設方面，華為、中興等企業已是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數字經濟的參與者以及重要的電信設備供應商，并與中亞國家開展了多項合作。[4]從2007年起，華為積極參與哈薩克斯坦“村村通”工程，獨家提供技術設備，解決了哈薩克斯坦偏遠地區30多萬人的通訊問題;在2013—2015年兩年內建成覆蓋哈薩克斯坦全境的4G網絡，哈薩克斯坦5000人以上的農村都已可使用4G網絡[5];浪潮威海海外服務有限公司與哈薩克斯坦國家鐵路電信公司已簽署《哈薩克斯坦全國數據中心合作協議》[1]。

　　二是跨境電子商務合作發展較快。21世紀以來，中國與中亞國家已跨境互建多個電子商務平臺和物流基地，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跨境、第三方電子商務合作呈快速增長的態勢，跨國、跨機構、跨領域的電商布局擴展到亞歐廣闊的區域。首先，政府推動電子商務合作。如2019年11月中國商務部與烏茲別克斯坦投資和外貿部簽署了《關于建立投資合作工作的諒解備忘錄》和《關于電子商務合作的諒解備忘錄》，雙方商定，在做大傳統貿易的同時，積極打造電子商務、礦產資源合作等新的增長點，提升便利化水平。

　　[2]其次，企業間合作規模不斷擴大。中國大型電商企業幾乎都與中亞國家開展了多領域、多種模式的合作。如2018年9月哈鐵快運公司與華為、伊犁百特興商貿有限公司簽署了《關于共同開展跨境電商業務的戰略合作協議》，各方將充分利用哈鐵快運公司現有的阿騰科里無水港、霍爾果斯經濟特區、運輸物流中心、機場、阿克套港等基礎設施，開展中歐之間的跨境快遞物流業務，預計年貨運量可達100萬噸。

　　[3]中國與中亞國家的一些企業建立了專門面向中亞市場的電子商務體系，如阿里旗下的全球速賣通很早就已進入哈薩克斯坦，現已成為當地排名第一的網上交易平臺，其中服裝、家居、數碼產品等最受哈薩克斯坦消費者歡迎。[4]最后，中國與中亞國家電子商務合作的模式不斷創新，如2016年哈薩克斯坦國家主權財富基金Samruk-Kazyna領銜哈薩克電信、哈薩克郵政與阿里巴巴集團簽署了合作備忘錄，阿里巴巴推動哈薩克電信旗下的支付業務與支付寶合作，推動哈薩克郵政和菜鳥網絡合作，加快在俄羅斯、中亞和東歐地區跨境電商的物流發展。[1]電子商務合作正在成為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重要引擎。

　　三是多渠道開展人才培養合作。中亞國家獨立以來，尤其是21世紀以來，中石油、中石化、華為、中興及其他企業越來越注意所在國的需求，對中亞五國的一些中小學或大學贈送或援助計算機等教輔設施，為中亞國家提升全民“數字化”和“智能化”能力與素質作出一定貢獻。專業人才培養方面，中國對龐大數字人才的培養有著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等多種模式和豐富的經驗，并與中亞國家展開了長期合作。

　　其中，通過上海合作組織、中國政府獎學金及其他渠道來華學習計算機、信息與通信技術、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的中亞國家留學生越來越多。在中亞國家的中國企業不斷為東道國培養專門的數字人才，如2011年華為率先與哈薩克斯坦國際信息技術大學設立聯合獎學金，支持當地培訓通信人才，不僅為進入行業的中亞當地公司提供相關運營和技術培訓，還與哈、烏兩國高校合作培養創新人才[2];阿里巴巴幫助哈薩克斯坦開展中小企業電商培訓，促進當地電子商務的發展[3]。這些都為中亞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更有效的幫助與支撐。

　　(二)中亞國家有著與中國開展數字合作的多方面訴求

　　中亞國家數字經濟的發展亟需借助外力，而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優勢突出，中亞國家對數字中國的發展充滿期待，希望能搭上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快車，通過與中國的數字合作對本國經濟提質升級，實現彎道超車的夢想。

　　中亞國家需要借鑒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經驗‍‌‍‍‌‍‌‍‍‍‌‍‍‌‍‍‍‌‍‍‌‍‍‍‌‍‍‍‍‌‍‌‍‌‍‌‍‍‌‍‍‍‍‍‍‍‍‍‌‍‍‌‍‍‌‍‌‍‌‍。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逐步上升至國家戰略高度，黨的十九大作出建設數字中國、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具體決策部署。過去幾年來，中國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涉及互聯網+、大數據、電子商務、智慧城市、創新發展戰略等多個方面，構建了既有頂層設計又有具體措施的政策支持體系，形成了上下各方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強大合力。[1]中亞國家近兩年開始從國家戰略角度出臺關于數字經濟發展的規劃措施，不斷借鑒中國的經驗，以調動各方力量形成共同發展數字經濟的合力。除政策設計規劃外，中亞國家也需要借鑒中國企業發展數字經濟的經驗和技術。

　　畢馬威和阿里研究院對全球數字經濟發展進行了研究，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消費者、數字產業生態、數字公共服務、數字科研等五個維度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比較，美國、中國領先世界，排名前兩位。[2]中國的電子商務、移動支付、云服務、智慧物流等不僅能使中小國家、欠發達地區、小微企業、普通人得到更多發展機會，還將改變傳統商業模式，不受地域、規模和時間限制，支持不同規模的商家建立系統的數字化商業模式。中亞國家目前經濟增速普遍放緩，很希望借鑒中國“互聯網+”行動計劃中整合了傳統產業與數字技術的成功經驗[3]和技術，創造本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中亞國家亟需中國的市場和投資，構建面向未來的新型數字經濟合作模式。21世紀以來，中亞國家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依存度不斷上升，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中亞國家前三位的貿易伙伴國和投資國。中國形成了有14億多人口的龐大市場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截至2019年10月，中國網民規模達8.54億[4]，居全球第一，已形成網上消費、共享經濟、信用支付等數字生活的模式。中亞國家越來越關注中國的巨大市場潛力和數字社會形態，更有著需要順應中國數字社會模式才能參與中國市場競爭的緊迫感和危機感[1]，近年來明確將中國作為其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的重要市場，通過數字合作大力開拓對中國的農產品貿易、工業產業、旅游業等多領域市場。

　　面對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中亞國家主動采取增加大豆、果蔬、畜產品生產和出口中國等舉措，通過多種數字合作模式積極擴大對華出口，創造了更多就業和機會。比如，2019年浙江菲什娜電子商務有限公司首次將烏茲別克斯坦的車厘子引入中國，在天貓網開售3小時，中方顧客就下單4700多筆[2]，不僅通過數字合作開拓了新商機，也滿足了中國老百姓對美味食品的需求。未來，中亞國家將把數字合作作為優先領域，積極發展與中國數字貿易與數字創新的合作[3]，為本國經濟注入新動能。

　　(三)良好雙邊關系利于推進數字合作

　　首先，中國與中亞各國已建立起較為穩定持久的互信關系。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與中亞國家關系不斷提升。21世紀以來，中國與中亞國家均已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中哈已上升到永久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中烏、中塔、中吉皆提升到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中亞各國都將發展與中國的關系視為本國對外合作的優先方向，這為雙方數字合作提供了基本政治保障。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哈薩克斯坦[4]和烏茲別克斯坦[5]都向中國緊急援助醫療物資，向中國提供道義和實際支持，體現了與中國緊密的伙伴關系。

　　其次，中亞國家是“一帶一路”合作的積極參與者。“一帶一路”合作首倡于哈薩克斯坦的納扎爾巴耶夫大學，中亞各國將其視為機遇積極響應，并主動將本國經濟發展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相對接。比如，2016年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簽署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光明之路”新經濟政策對接合作規劃》[1]，2019年9月哈薩克斯坦新任總統托卡耶夫訪華期間又簽訂了中哈兩國政府《關于實施“光明之路”新經濟政策與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合作計劃的諒解備忘錄》。中國與中亞國家在“一帶一路”合作上達成的高度共識為共建數字絲綢之路奠定了良好基礎。

　　最后，數字絲綢之路倡議與中亞各國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相契合。中亞國家近年來出臺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正好與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數字絲綢之路倡議同步。2019年哈薩克斯坦新任總統兩次訪華時都著重提到要與中國共同發展數字經濟等領域合作，烏、吉、土、塔等國領導人也都提出與中國發展數字合作的愿望。同為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的中國與中亞國家可通過共建數字絲綢之路，對接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深化數字設施互聯互通、數字技術創新、數字化轉型等多領域務實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搶抓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機遇，實現跨越式發展。

　　(四)多層合作機制為數字經濟合作提供平臺

　　中國與中亞國家已建立了穩定交流的多層機制合作平臺，常態化的多層交流機制將促進中國與中亞國家數字經濟合作走深走實。中國與中亞各國首腦多邊與雙邊會晤機制可發揮重要的頂層設計和實質性推動作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亞信峰會及領導人互訪等，成為推動中國與中亞國家數字合作的重要平臺。

　　比如，2019年哈薩克斯坦新任總統托卡耶夫在訪華期間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聯合聲明》指明兩國要“加強跨境電商合作，建立電商合作機制，打造合作新業態和新模式，促進兩國‘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對接”[2]。托卡耶夫總統還邀請阿里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王堅擔任哈薩克斯坦高科技顧問[1]，開啟了借鑒中國經驗的務實合作。

　　中國與中亞國家建立了多種區域和次區域合作機制、諸多專業領域的多邊對話合作平臺促進合作落到實處。近年來，中國倡導主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中哈跨境電商合作論壇[2]等專業平臺影響越來越大，中亞國家參加的機構越來越多，成為中國與中亞國家數字經濟高端對話、交流合作、成果展示的重要平臺。

　　此外，“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亦為雙方合作提供了高規格平臺。中國與中亞國家代表可在高峰論壇上共同規劃合作重點，形成共同合作的多項多雙邊協議。比如，在首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中哈簽署支持中國電信企業參與“數字哈薩克斯坦2020”規劃合作的框架協議，中哈產能合作基金投入實際運作。[3]

　　三、面臨的挑戰

　　由于中亞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剛剛起步，各國國力、推進的力度與合作伙伴的選擇存在差異，中亞國家之間、行業之間、城鄉之間數字鴻溝差異巨大，普遍存在宏偉戰略和嚴峻現實之間的差距，實現數字化轉型的目標困難重重。因此，中國與中亞國家開展數字經濟合作將面臨多方考驗。來自外部國家的競爭，也將給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建數字絲綢之路帶來一定的挑戰。

　　(一)中亞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滯后

　　互聯網信息化以“電子化”的技術或設備為基礎，洲際之間以海底光纜作為連接手段，網絡通信速度、質量和成本等是制約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數字基礎設施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首要任務是網絡帶寬和網絡性能的大幅提升，但中亞國家和亞歐區域普遍存在網絡等硬件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問題。如烏茲別克斯坦缺乏能夠確保數字經濟穩定運作的現代技術和基礎設施，城市光纖設備質量不高，電信網絡穩定性不夠，難以確保數字設備連續運行，無線寬帶覆蓋率和傳播速度很慢，邊遠地區難以利用網絡基礎設施。

　　[1]吉爾吉斯斯坦沒有一個用于全國定向的國家地理空間數據系統，地址寄存器GPS不能正常工作，居民點地圖不準確，無法在地圖上提供準確地址，也無法準確計算出租車運費。[2]土庫曼斯坦的互聯網覆蓋面較有限，其剛開始建立先進的通信系統，增加通信服務的數量、質量和種類，并將寬帶接入該國最偏遠地區。[3]中亞國家內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后影響網絡覆蓋范圍和運行速度，將影響參與中亞國家與中國數字合作的用戶數量以及合作效率。

　　中亞國家數字金融[4]等基礎設施軟件發展緩慢，影響電子商務發展。如烏茲別克斯坦移動互聯網經常出現故障，互聯網本身速度也很慢，銀行卡現金補充困難，占壟斷地位的烏茲卡(UzCard)支付系統本身不完善，70%的公民在網上購買貨物仍然喜歡支付現金，而不是銀行卡或支付系統。[5]吉爾吉斯斯坦的公共門戶網站無法移動支付，而且國家支付系統不接受不同貨幣的付款，也很難從國外賬戶轉賬。[6]土庫曼斯坦的數字金融服務范圍很有限，剛開始電子匯款、網上購物和購買鐵路車票等服務。中亞國家數字金融發展緩慢難以與中國的電子支付、銀行錢包等多種新型支付手段對接，加上跨境電子匯兌不暢和跨境電商稅收協調等問題，會影響雙方的合作成效‍‌‍‍‌‍‌‍‍‍‌‍‍‌‍‍‍‌‍‍‌‍‍‍‌‍‍‍‍‌‍‌‍‌‍‌‍‍‌‍‍‍‍‍‍‍‍‍‌‍‍‌‍‍‌‍‌‍‌‍。

　　(二)數字治理規則和監管水平存在差異

　　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強有力的法律框架和規則體系來保護各方利益。在跨境數字服務和貿易方面，建立和執行國家法律法規的難度不斷增加，各國政府需要政策空間來規范數字經濟，以實現各種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標[1]。中亞各國數字化發展快于相關立法和規則制定(比如關于數字競爭、電子稅收、跨境數據流、知識產權、數字貿易和數字使用政策等立法)，中國與中亞區域數字治理和監管水平差異較大，還缺乏明晰統一的治理規則和監管政策，雙方需要共同確定跨境電子商務支付方式、海關電子口岸、跨境稅收監管等多領域的數字治理和監管標準與規則。中亞區域數字規則尚未建立和統一，網絡安全的隱患和擔憂較大。中亞區域在立法層面缺乏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基本規定和原則，立法缺乏一致性，信息和通信技術監管支離破碎。中亞區域法律保障體系存在幾組不同差異。

　　第一組，僅有哈薩克斯坦，其擁有打擊網絡犯罪的全面法律保障，已頒布數據保護和保密法。第二組，在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主要立法領域中，至少有一項關于電子交易的法律草案。第三組，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相關法律還在醞釀，消費者信心仍然很低，這限制了其電子商務的增長。[2]此外，中亞國家網絡詐騙和網絡犯罪時有發生，網民面臨垃圾郵件、網絡病毒和網絡攻擊等風險，普遍存在涉及消費者隱私、個人數據保護、電子政務信息安全等多方面的網絡安全擔憂。這些都會影響中國與中亞國家數字經濟合作的安全和有效監管。

　　(三)中亞國家數字人才不足

　　中亞國家數字人才嚴重缺乏，更缺乏既懂技術又精通外語，能夠對外暢通交流與合作的復合型人才，這成為制約中國與中亞國家數字合作的瓶頸。比如，在“數字哈薩克斯坦”框架內，計劃到2022年公共服務的電子化率達到80%，但由于哈薩克斯坦信息和通信技術專業人員嚴重不足，勢必影響該框架實施。[1]烏茲別克斯坦是中亞地區人口最多的國家，超過60%的人口是年輕人，平均年齡不超過29歲，而2019年，烏茲別克斯坦信息通訊技術專業人員在就業人口中所占比例為0.5%，遠低于歐盟平均水平3.7%。[2]

　　吉、塔、土三國數字人才嚴重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有大量普通民眾缺乏基本的網絡技能，急需“數字掃盲”。這一方面是由于中亞國家數字發展剛剛起步，各類大學培養數字人才的師資和水平有限。另一方面，數字人才期望進入私營企業獲得更高收入，不少人才更傾向于到俄羅斯或歐美等國工作。[3]中亞國家亟需培養更多的數字專業人才，同時也需要提高本國民眾的數字能力。[4]中亞國家民眾數字識字率不高會影響中國與中亞國家數字合作的廣度，中亞國家數字人才缺乏會影響雙方合作的深度。

　　(四)多國在中亞競爭或將增加中國與中亞國家數字經濟合作的不確定性

　　中亞各國獨立近30年來，一直是多國競爭的對象，多國競爭的復雜性給投資者增加了政治和安全風險。中亞地區地緣政治的“中央性”以及本地區國家對外部援助的需求[5]，招致不少鄰國和域外國家積極介入該地區事務，這種趨勢在未來仍將延續。多國在中亞地區的博弈會影響中亞國家對數字經濟合作伙伴的選擇。除“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和歐亞經濟聯盟之外，美國、日本、歐盟等均曾提出在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計劃，如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戰略及其經濟走廊構想、歐洲學者提出的“歐洲絲綢之路”設想[1]等，并建立了“中亞五國+美國”(C5+1)、“日本—中亞外長會議”等多種機制。

　　目前，雖然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因其開放性、普惠性而得到了中亞國家廣泛的響應和歡迎，但由于各國利益訴求不同，存在多國對中亞地區的諸多經濟合作構想間的競爭。尤其是美國推出“中亞新戰略”[2]，在中亞地區以推進民主、經濟合作等為借口，干預中亞國家自主發展，阻撓中亞國家與俄羅斯、中國等鄰國發展友好合作關系[3]，使用經濟、法律杠桿阻撓中國在中亞招標基礎設施項目。[4]在5G技術世界市場份額爭奪戰中，美國甚至試圖培養能夠排擠華為產品的競爭對手。[5]中亞部分“中間地帶國家”的行為具有多變性、短期性和低可預測性[6]，其與中國開展數字經濟合作也不可避免出現不確定性。

　　(五)中亞投資環境復雜

　　中亞地區一直存在安全挑戰。“三股勢力”的威脅、阿富汗問題的外溢以及地區的毒品走私、跨國犯罪、非法販售武器等都影響中亞地區的社會安全穩定，其對中國與中亞國家數字經濟合作項目的影響不容忽視。

　　中亞國家營商環境差強人意。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2020營商環境報告，哈薩克斯坦排名第25位，相對較好;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別排名第69位、第80位和第106位。[1]同時，中亞各國腐敗問題比較嚴重，按照透明國際2019年1月發布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2]，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分別排名第124位、132位、152位、158位和161位。[3]近年來，中亞有些國家民族主義或地區主義抬頭，其在數字經濟相關項目的選擇和實施過程中可能會優先選擇本國企業或中亞國家企業，這可能會提高中國對中亞數字項目投資的成本和不確定風險。

　　四、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建數字絲綢之路的路徑選擇

　　中國與中亞國家已就深化數字經濟合作、共同推動數字絲綢之路建設達成廣泛共識。中國可根據中亞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因國施策，通過政策支持和國家戰略對接，共同推進中亞各國數字化轉型進程和現代化發展，提升亞歐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打造美好共贏的數字絲綢之路。

　　(一)共建數字基礎設施，促進中國與中亞國家互聯互通

　　中國在數字產業、互聯網金融等領域領先全球，具備成功的經驗和良好的商業模式。中亞國家正處于數字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中國可利用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到中亞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當中，實現與中亞國家在數據信息服務、互聯網業務和國際通信業務領域的互聯互通。

　　一是數字基礎設施硬件建設合作。中國的相關企業可利用自身優勢，積極參與到中亞國家擬建的多個互聯網、物聯網、光纖光纜等硬件設施項目當中。中亞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很大。如哈薩克斯坦計劃到2022年為1800萬人口提供寬帶互聯網[1]，并將互聯網用戶比例從2019年的81.3%增加到2022年底的82.3%[2]。烏茲別克斯坦計劃到2020年底在全國所有2萬多所社會設施，包括學校和醫療機構接入光纖互聯網，將智能手機用戶數量提高到2300萬。[3]為此，中方企業可與中亞國家共建光纖光纜、人造衛星、電話線、有線電視線等網絡設施，為中亞國家提供路由器、閱讀器、中繼器和其他控制傳輸途徑的硬件設備，促進中亞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和服務的可獲得性，推動雙方網絡高速率、廣普及、全覆蓋、智能化。

　　二是數字基礎設施軟件建設合作。中國企業可持續參與中亞國家數字軟件設施的建設，與中亞國家一道建立高質量的軟件和硬件相結合的基本信息和通信技術基礎設施。[4]目前，哈薩克斯坦數字發展部已制定5G發展路線圖，正在研究制定5G移動通訊新技術標準，并在努爾蘇丹、阿拉木圖和奇姆肯特實施了5G試點項目，計劃于2021年底前在努爾蘇丹市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和世博園引入5G技術，自2023年起在全國范圍內推廣。[5]烏茲別克斯坦正處于建設5G網絡的初期階段，已在2019年完成了對5G移動通信網的測試，定下了2020年在塔什干組織商業網絡啟動的目標。[6]上述項目，華為等企業都可積極參與。

　　中國還可在中亞國家經濟數字化的不同階段參與其數字產業化建設，如與中亞國家共同建設中亞數字管道等油氣行業信息化項目，將5G技術和物聯網技術應用到中亞國家的能源開采領域之中;參與中亞國家產業數字化、數字醫療、數字教育等多領域建設，將中國“互聯網+”、云計算、區塊鏈等的技術和經驗推廣到中亞國家。在中亞國家培育更多適應當地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新業態和新模式，促進中亞國家的數字化轉型，發展繁榮當地數字生態系統‍‌‍‍‌‍‌‍‍‍‌‍‍‌‍‍‍‌‍‍‌‍‍‍‌‍‍‍‍‌‍‌‍‌‍‌‍‍‌‍‍‍‍‍‍‍‍‍‌‍‍‌‍‍‌‍‌‍‌‍。

　　(二)共同推進數字治理，營造公平良好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

　　數字經濟的跨國性和流動性要求在國家間開展更多的對話、建立共識和決策[1]，隨著中國與中亞國家數字經濟合作的快速發展，中國可與中亞國家秉持共同參與、共享紅利、共擔責任的原則，在數字治理領域開展多方與多邊對話與交流，打造數字治理的樣板區域，共同提高中亞區域數據治理的水平。

　　積極參與構建面向未來的數字共同體框架。在數字經濟全球治理啟動之初，爭取獲得更多的數字經濟全球治理權力[2]，共同創造發展中國家掌握“話語權”的機會。充分利用中國與中亞國家都參與的互聯網治理論壇+、區域通信聯合體、“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數字絲綢之路”分論壇等機制，以及上海合作組織、亞信會議等區域性合作機制，逐步建立中亞區域數字合作的定期交流機制，共同設立中亞數字經濟治理網，分享數字治理經驗,探討建立統一的數據標準、數據使用原則，并共同制定相關的治理規則、協調政策、競爭政策、跨境數據交流政策、跨境稅收政策、監管政策等。

　　共同構建規范有序、開放安全的數字世界。中國和中亞國家應加強數據法制建設交流合作，推進數據保護法規建設[3];規范中國與中亞國家個人出入境、海關商品進出口、電子支付、跨境物流、跨境運輸等數據的收集、處理、交流等活動;加強在數據保護領域的協商，促進數據風險防范交流，共同維護網絡空間安全和公平競爭的環境，打擊侵犯個人信息等危害數據安全的跨境犯罪行為，共同構建中亞數字經濟領域的法律法規保障體系。

　　(三)大力開展電子商務合作，共創區域經濟合作新機會

　　中國電子商務發展速度居世界前列，10年前中國的零售電商交易額不到全球總額1%，而到2019年中國電商交易額已居世界第一，占全球電商交易額40%以上。[1]中國可與中亞國家分享電子商務的發展經驗，大力推動促進雙方在該領域的合作。

　　中國與中亞國家可共同開拓彼此的跨境電子商務市場。中國電商市場居世界第一，2016年中國跨境進口電商交易規模已跨入“萬億時代”[2]，2018年中國跨境電商交易規模達到9.1萬億元，預計2019年將突破10萬億元，2020年達到12.7萬億元。[3]中亞國家可充分挖掘中國14億人口巨大市場的潛力，通過電子商務將中國作為其出口的重要目的地以及農業、制造業產品的主要輸出國。中亞國家數字貿易市場潛力巨大。以哈薩克斯坦為例，預計到2025年，哈薩克斯坦互聯網平臺購物交易額將增至5000億堅戈(約合13億美元)，占其總零售額的5%;物流公司從哈薩克斯坦電子商務過境運輸中獲得的收入將增至1.3萬億堅戈，并將創造多達28萬個新的就業機會。[4]另外，中國加強與中亞國家的合作，不僅在于其7000多萬人口的巨大市場，還在于其過境運輸通往歐洲、南亞、西亞等第三方市場的巨大潛力。

　　不斷創新中國與中亞國家電子商務合作的模式。目前，中國與包括中亞國家在內的沿線各國共同推出中歐班列多式聯運“一單制”跨境區塊鏈平臺、跨境電商報通關結算一站式服務，中國烏魯木齊國際陸港區跨境電子商務試點產業園區為跨境電商企業提供全方位的清關、保稅等服務，探索“商貿+互聯網+物流”融合發展新模式。中國可與中亞國家共同探索試點境內制造企業至其境外分支機構至境外消費者(M2B2C)業務模式、境內外貿企業至其境外分支機構至境外消費者(B2B2C)業務模式，在跨境電商B2B2C出口業務模式認定規范、業務流程、技術標準和監管模式等方面取得突破，提高運營效率。

　　共同為跨境電商營造良好環境，促進區域貿易便利化。目前，哈薩克斯坦正在逐步提升邊境檢查站的現代化，計劃利用創新科技在中哈邊境建設新的“光明之路”過境點，以簡化通關流程和過境運輸手續。[1]中國與中亞國家可以共同提高海關監管服務水平，簡化檢驗檢疫流程，放寬進出口稅收和支付結算政策限制，協商完善跨境電商支付、檢疫、物流等方面的政策，降低雙方跨境電商企業的政策風險和法律風險。

　　(四)加強數字人才培養合作，提供人力資源保障

　　數字化人才的質量決定著數字化轉型的質量。中國與中亞國家可從全民數字基礎能力的培養和數字專業人才的培養兩個方面進一步推進雙方的數字人才培養合作。

　　對中亞國家全民數字基礎能力的培養重點在于提供計算機等數字培訓設施和從中小學開始的學校基礎教育，提高民眾的數字應用能力。中亞國家受教育率普遍較高，但由于人口年齡、缺乏計算機、地處偏遠等多種原因，依然有相當數量的人需要數字掃盲，即學會使用電腦和互聯網。

　　2019年，中亞國家中數字化率最高的哈薩克斯坦接受數字掃盲培訓的總人口為53.2萬人，比計劃人數多了6萬多人。[2]中國可與中亞國家合作，參與到中亞國家的社區IT培訓計劃、數字掃盲培訓班等多種合作項目當中，協助中亞國家在不同層級的教育機構中開展數字教育和發展數字技能，為中亞各國信息技術行業大規模培養高級信息技術人才。[1]只有越來越多的公民具備基本的信息通信技術技能，中國與中亞國家的數字經濟合作才能進一步推進。

　　采取多渠道多模式對專業人員進行培養，提高中亞國家從業人員的數字專業能力。隨著中亞國家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工智能、物聯網、機器人、虛擬現實等被中亞國家認為是技術革命之后最需要學習的職業技術。[2]近年來，中亞國家已開始通過多種渠道與多國合作培養專業數字人才，如烏茲別克斯坦和阿聯酋在2019年啟動了一個含納100萬程序員的聯合培訓項目。[3]

　　中國可與中亞國家聯合培養數字人才，可以雙方的大學和企業為媒介，通過政府間項目、校企聯合項目、定向培養項目等多種方式協同育人、產教融合，在數字新型學科建設、相關科研課題、實訓基地建設等多領域開展全面合作，使數字課程設置與各國需求形成對接，推進中亞國家數字產業發展與人才培養模式的有效銜接。隨著中亞國家數字能力的提升，還可聯合培養中亞國家電子商務、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復合型人才，推動形成院校、學生和企業的人才培養鏈、供給鏈，為中亞國家的產業輸送所需的數字化應用型人才，助力中亞國家的數字化轉型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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