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搜集國內外網絡健康信息獲取與健康焦慮的期刊論文，分析網絡健康信息特征和用戶使用行為對健康焦慮的產生和加劇的影響。結果顯示，信息來源差異、信息超載、信息沖突、信息窄化和誤導信息都是影響健康焦慮的重要因素，但就診情景與用戶自我診斷情景中的健康信息使用效果存在差異。應該充分利用網絡健康信息特點和傳播優勢，利用技術和人文雙重手段促進健康信息的合理使用。

　　關鍵詞：網絡健康信息,健康焦慮,健康信息特征,網絡疑病癥

　　心理學家認為，個體對存在的威脅的認知偏向使得他們對危險過度警惕，并導致他們對威脅狀況做出模棱兩可的闡釋，或夸大威脅[1]。在健康信息領域，用戶從互聯網搜索健康信息的行為有可能會使他們產生錯誤的看法，夸大患病的可能性，產生健康焦慮或導致焦慮加劇。健康焦慮指的是用戶對某種身體狀況或患有疾病的恐慌狀態和過度關注[2-3],健康焦慮可導致嚴重的“疑病癥”。

　　用戶如何看待和加工搜索到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用戶的行為，即用戶有可能因為在線健康信息的內容、形式、來源和所表達的觀點而對自身健康狀況做出不恰當的自我診斷，從而引發用戶對健康問題的擔憂。

　　互聯網時代的健康信息行為之所以越來越引起關注，主要原因是在線健康信息已經成為國內外用戶獲取信息的首選渠道之一，但是由于在線健康信息生產和傳播的某些特性，用戶在接觸、獲取和使用健康信息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信息缺乏(lackofinformation)、信息超載(informationoverload)、信息沖突(informationconflicting)、信息窄化(informationnarrowing)、信息誤傳/誤導(misinformation)等情況，目前的健康信息傳播(healthcommunication)策略中的部分慣用手段可能也會影響健康信息對用戶的作用，如恐懼訴求、情感訴求等的廣泛應用可能會影響用戶的健康行為。

　　雖然這些傳播策略的初衷是幫助用戶戒除不良生活習慣，如戒煙、改變不良飲食習慣等，但是與信息的內容和形式特征結合起來之后，有可能會出現負面效果。除此之外，健康信息來源、質量、可信度、可讀性等特征有可能也會影響用戶接觸信息時的感知狀況，成為激發用戶產生焦慮的刺激因素之一。

　　因此為了用戶能夠通過在線健康信息真正達到增加健康知識、獲取公平的健康服務、提升健康生活質量和醫療服務質量等目的，有必要關注在線健康信息使用可能導致的健康焦慮。健康信息究竟對健康焦慮有哪些影響?健康信息的使用一定會產生焦慮、擔憂等負面情緒嗎?健康信息的哪些特點會影響用戶使用健康信息時的行為?這些問題可以從國內外的相關實證研究中獲取部分答案。

　　1在線健康信息使用與健康焦慮的產生

　　為什么信息技術變革會使健康信息對個體或群體健康行為產生相較之前的時代更大的影響?筆者認為，由于健康狀況對個體和家庭的重要性，任何人面對健康問題時都難免產生擔憂、恐懼的情緒，這種情緒在網絡時代逐漸加劇與網絡時代健康信息的特點和用戶信息行為密切相關。網絡技術更新換代速度加快，產生健康信息和知識的主體多元化，不同來源的健康信息充斥在虛擬網絡空間，迅速增長的信息數量、多渠道傳播模式、形式豐富但真假難辨的信息內容與用戶的信息利用能力未能匹配。

　　除了學者經常關注的用戶信息素養、健康素養，還包括用戶對健康、健康信息的認知狀態和情感反應，對醫療和保險制度、醫生、網絡醫療等的看法，健康傳播特點和健康信息使用習慣等諸多復雜因素，共同導致了網絡時代普通用戶的健康焦慮程度提升。研究者總結了健康相關互聯網使用的好處和挑戰。表格中提到的挑戰部分，有很多已經在目前的健康信息服務中凸顯出來，引發了部分健康信息使用的負面后果。在互聯網時代，學者持續關注互聯網及健康信息使用對用戶健康行為產生的負面影響，形成了一系列實證研究成果。

　　一項針對104名荷蘭參與者的探索性調查研究表明，健康焦慮與在線健康信息搜索的增加有關，那些焦慮的用戶會從信息檢索過程中得到更多的負面影響。另一項以來源可靠的政府官方網站為資料的實驗研究表明(n=120)，與沒有健康焦慮的用戶相比，在線健康信息會讓那些有健康焦慮的人更加焦慮。而來自不太可信的網站的健康信息并不會導致用戶有較高的健康焦慮。因此研究者強調，互聯網在有健康焦慮用戶的生活中扮演著關鍵角色[5]。荷蘭學者對5322名16～93歲受訪者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那些健康焦慮感相對高的人會進行更多的搜索。用戶進行信息搜索的初衷是為了獲取更多有效信息和知識，加深對自身健康狀況的了解，緩解對某些疾病的焦慮，然而過度的在線搜索卻有可能使這種焦慮繼續加深，繼而導致更廣泛、更大量的持續搜索行為的產生[6]。

　　針對美國255名大學生進行的在線健康信息使用調研結果顯示，健康焦慮與健康搜索頻率、所尋求與健康相關信息的比例、健康相關搜索時間和數量、感知互聯網使用優勢、搜索后的高度緊張和對醫生缺點的感知等因素存在正相關關系[7]。由此可見，雖然健康焦慮的產生有用戶個體和社會環境諸多因素的共同影響作用，但用戶的互聯網健康信息搜索行為從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健康焦慮，健康焦慮反過來又增加了用戶搜索信息的頻率和強度，因為用戶在搜索、瀏覽和驗證信息的過程中都會無形中增加搜索頻率。

　　這種過度使用網絡的行為被定義為“有問題的網絡使用”(ProblematicInternetUse,PIU)，也是一種對互聯網使用的不當專注，會導致顯著的痛苦或損傷。但這種使用網絡搜索的初衷卻是為了消除對健康的負面情緒，但無意中卻導致了不當使用和更嚴重的后果。研究表明，相對于搜索后健康焦慮沒有變化或降低的用戶，那些在健康搜索后健康焦慮程度加深的用戶會有更明顯的PIU[8]。隨著用戶搜索行為和健康行為發生變化，普通的健康焦慮傾向有可能會發展成為焦慮癥，即網絡疑病癥(Cyberchondria)，被認為是疑病癥(Hypochondriasis)和健康焦慮在互聯網時代的延伸。

　　這種焦慮狀態的產生與在線信息搜索存在密切關系，國外已有部分研究關注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搜索而產生的健康焦慮主要表現為對自身健康狀況的擔憂，過度、頻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進行搜索，通過在線獲取的健康信息進行自我診斷，懷疑自己身體健康狀況有問題，并因此去醫院就診，要求做進一步檢查[9]。

　　研究表明，在線健康搜索行為是健康焦慮和疑病癥產生的重要影響因素[10]。健康焦慮與用戶在線搜索頻率、用戶健康搜索的時間、搜索健康信息占所有搜索行為的比例有正相關關系[11]。而那些因為個人特征、健康因素、信息因素或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已經具有一定健康焦慮的用戶在繼續搜尋信息的過程中，會加劇健康焦慮感[6]。因此部分具有較典型焦慮感的用戶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越搜索信息越覺得焦慮，越焦慮則越癡迷于搜索信息。

　　但在線信息搜索和健康焦慮的交互過程中，并不是一個持續的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持續過度的信息搜索并不是必然會導致嚴重的健康焦慮，焦慮感增加后的再確認搜索也不會必然加重健康焦慮的程度，還需要更多實證研究予以證實信息搜索和健康焦慮的時序變化。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搜集的研究樣本和被試多數是非臨床意義上的健康焦慮癥用戶，屬于一種負面情緒狀態下的用戶健康行為，與真正意義上的嚴重“疑病癥”“焦慮癥”還存在較大差異。

　　但是不可否認，技術和信息環境的變革，放大和加速了普通用戶的健康焦慮形成和發展過程，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日益嚴重。在線信息搜索為什么會引發或加劇部分用戶的健康焦慮，這其中有個人、社會和信息環境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UMT)的相關實證解釋了健康問題的不確定性與信息搜尋行為的正向關聯[12]。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證明，在線信息搜索通過焦慮敏感性(Anxi⁃etySensitivity,AS)與健康焦慮的產生和持續發生關聯，對不確定的容忍度(IntoleranceofUncertainty，IU)會對焦慮有調節作用，即當用戶有較高的IU時才會因為瀏覽健康信息而產生較高的健康焦慮[13]。焦慮敏感性是個體對焦慮后果的擔心和恐懼[14]，對不確定的容忍度用于評估關于不確定性的負面信念，而用戶瀏覽在線健康信息的行為會增加焦慮敏感性并使用戶的焦慮風險加劇并不是普遍現象,具有神經質人格會刺激健康焦慮的產生從而促使用戶進行更多搜索[15]。

　　另外，有較高健康焦慮的用戶會在搜索中不斷“升級查詢”(queryesca⁃lation)，升級查詢后，不論是高焦慮用戶還是低焦慮用戶，其焦慮水平都有可能提升[16]。這也是為什么用戶通常只是搜索非常輕微和簡單的癥狀，卻在不斷搜索和鏈接跳轉中被指引著去瀏覽同樣具備這些癥狀的危重疾病信息，這也是用戶“疑病”形成的過程。網絡健康信息的利用和傳播除了會影響個體健康狀態，還會造成社會公共衛生恐慌。如2015年印度新德里有1200人因為豬流感死亡，并有數千名陽性檢測者，同時，由于用戶盲目相信和依賴網絡中提供相關疾病信息的網頁和應用程序(APP)，進一步導致網絡上恐懼豬流感的用戶增加[17]。

　　網絡健康信息的部分特點已經在以往的健康信息搜索行為研究中作為變量被納入模型中，如信息超載、信息誤傳和信息沖突，被證實與用戶的搜索行為有關聯，且會進一步影響健康焦慮的產生和發展。但由于學者還沒有對在線健康信息的文本特征和傳播特點做過深入研究，因此相關理論和實證研究成果并不豐富。以下將具體解釋已有研究成果中對網絡健康信息與健康焦慮或疑病癥的相關性的描述和結論，為后續實證研究的模型構建提供理論基礎。

　　2信息特征與健康焦慮

　　為數不多的實證研究表明，健康信息的特點會影響用戶對相關健康話題的看法[18]。為什么用戶接觸大量健康信息后會影響他們的行為，而其中一部分用戶會產生健康焦慮?互聯網時代的健康信息還有哪些特征值得挖掘?2.1信息來源一般來說，互聯網時代的在線健康搜索會提供給用戶數以億計的網站和沖突的健康視角。檢索和索引內容中的偏差(例如偏離事實的、被歪曲的結果)，加上搜索者在執行搜索和解釋搜索結果時的偏見，會導致用戶獲得錯誤的答案[19]。

　　比較典型的案例是見諸報端的國內外用戶通過搜索引擎獲取醫療信息而導致的負面影響，如魏則西事件、醫療廣告等。在國外，網絡成為用戶獲取信息和自我診斷的重要工具后，用戶求助于“Dr.Google”或“Yahoo!Answers”，卻沒有考慮到任何人都能夠在網上發布可能不真實的信息，而用戶并不認為醫生面對面的診斷會比在網上隨機搜尋到的信息更加可信，因此有醫生認為“Dr.Google”是網絡疑病癥的重要觸發因素[20]。

　　研究表明，用戶的搜索策略(搜索用詞、檢索式構建方式)會影響他們選擇訪問的站點，繼而影響他們獲得表達不同立場的信息[21]。美國的皮尤調查結果顯示，美國人每10人中有8人通過網絡獲取健康信息，但有75%的用戶基本不檢查信息來源和發布日期就盲目相信[22]。在用戶瀏覽信息的過程中會出現常見的“忽略基礎概率”(baserateneglect)現象，這使用戶在進行主觀概率判斷時傾向于使用當下的具體信息而忽略掉一般常識的現象[23]，表現為在接觸到大量健康信息時，盡管某些惡性事件的發生概率很低，但是用戶可能會傾向于認為自己患病，并將軀體癥狀與這些信息聯系起來(如頭疼與患腦瘤)，并不斷強化這種概率。而“可得性偏差”或“獲得性偏差”(availabilitybias)的存在也會使用戶在瀏覽健康信息時產生同樣的認知偏差[24]。

　　可得性偏差指的是用戶更容易被自己所看到或者聽到的東西影響，而不是用統計學知識去思考問題[25]。這與“醫學生病”的現象類似，即醫學生在學習醫療專業知識的過程中，每接觸和了解一種疾病，便會結合軀體癥狀認為自己也有患該種疾病的可能性[26]。而互聯網正在使普通用戶成為疑病的“醫學生”，而與醫學生獲取的專業醫學知識不同的是，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在網絡上發布健康信息，普通用戶通過網絡獲取的信息質量不能保證，所以健康焦慮問題才會逐漸加劇。

　　研究表明，在線搜索會增加用戶的疑病傾向，且疑病癥患者更傾向于使用社會化的信息獲取和交流渠道，如在線論壇、網絡聊天和博客等。從官方或權威網站獲取的健康信息可能會加重用戶的疑病傾向[27]。已有研究結果中用戶使用的信息多數來源多樣，包括公共網站、大學、研究機構和公共媒體，如果健康信息具有官方、權威的來源，向用戶提供可靠科學的科普信息，是否會有助于用戶緩解焦慮?如果健康信息是由醫生提供的，是否有助于降低焦慮?

　　對于這個問題，學者對152名孕婦的信息來源和焦慮程度做了調研，結果顯示使用醫生或護士作為信息源的患者焦慮水平明顯較低，沒有從任何來源獲得信息的患者的焦慮水平處于中間水平，從個人來源(即朋友和家人)接收信息的病人的焦慮程度最高[28]。研究者調研了有異常宮頸脫落細胞涂片經歷患者的信息需求和行為，結果表明，從網絡中獲取的相關健康信息被認為是比較私人的，并能夠有充足的時間去尋求信息，但是很多網站將HPV與一般的性傳播疾病(STD)混淆，導致用戶具有恥辱感并引發焦慮。

　　相比較而言，從醫療專業人士那里獲取的信息被認為是具有支持性的，但是如果在信息交流過程中使用了太多的醫學專業術語，也沒有足夠時間對這些信息解釋清楚，并且這些信息并不是用戶所需要的，或者是沒有能夠建立起良好的醫學信息支持關系(patient-providerrelationship)，那么這種原本被認為有支持性的信息就無法發揮作用[29]。

　　因此為患者提供個性化的信息支持十分必要，有助于緩解焦慮。比利時安特衛普大學(UniversityofAn⁃twerp)開發了一個循證(即基于證據的醫學資源，Evi⁃dence-BasedMedicine,EBM)的人類乳突病毒(HPV)信息的網站，邀請訪問網站的用戶填寫狀態-特質焦慮量表(State-TraitAnxietyInventory，STAI)，6.4%(323人)的用戶填寫了該問卷，結果顯示訪問該網站的用戶有較高的焦慮程度。其中搜索前進行的HPV檢測、較低的年紀和對網站提供的疾病信息內容不放心是導致用戶在該測試中得分較高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者建議在宮頸癌普查的醫療背景下，醫生應該向患者提供相關健康信息或者幫助確認用戶在網絡中搜索到的信息以降低用戶的焦慮感[30]。

　　從醫療數據和健康信息的評價來看，質量較高的循證研究資料(可分為五級證據或九級證據)和醫生提供的支持信息是醫學行業內比較認可的決策依據，而這樣的信息難以滿足用戶的信息需求，有可能由于用戶本身信息素養和健康素養的水平差異，網站提供的專業信息超出用戶理解能力范圍，無法對用戶起到指導作用;另外專業醫學信息與公共媒體提供的信息相比，從內容、表現形式、易讀性等方面都存在差異;并且根據國內外對用戶健康信息獲取渠道的調查，在線公共搜索引擎、網站和社交媒體一直是用戶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專業的醫療信息站點并沒有成為用戶的首選。

　　可見，即便在網絡中存在大量經過加工的、科學的、專業的健康信息，用戶依然會因為信息獲取而產生焦慮感。由于信息的傳播特性，導致用戶接觸信息的數量、內容、形式和對信息的理解難以引導和控制，但對于尋求醫生幫助和處于就診流程中的患者則可以通過患者教育和健康促進宣傳等方式對其進行引導和協助。研究指出，過量和過少的信息對患者的焦慮都有影響，因此研究者考慮在基于需求的患者教育中為患者提供適量的健康信息來緩解患者對手術治療的焦慮感并提高對醫療服務的滿意度。相關的多中心、單盲、隨機對照試驗結果(n=450)也證實了這一策略的有效性[71]。

　　研究者還開始關注不同類型的健康信息傳播方式對患者接受或評價某種診療方案的影響。比如決定是否進行侵入式/介入性的產前檢查(包括羊膜腔穿刺術、絨毛活檢術、胎兒臍血穿刺術及胎兒鏡檢查等)可能會激發焦慮的產生，研究者提供給被試關于羊膜穿刺術和絨毛膜絨毛取樣的文字、音頻或視頻三種信息形式，測量被試閱讀或觀看相關信息后產生的與孩子健康相關的擔憂、預期情緒困擾、預期應對效能、感知流產的可能性。結果表明，與音頻信息相比，高焦慮的人在回應視頻信息時表現出更大的痛苦和更低的應對效能。與短信相比，接觸視頻信息的被試認為流產可能性更大。

　　由此研究者認為視頻信息是一種非常有效和有教育意義的傳播方式，可以反過來利用視頻信息的優勢，通過科學、客觀的健康信息內容教育幫助他們正確認識醫學問題[72]。健康問題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研究問題。除了文中提到的信息特征，個人和社會環境因素也不容忽視。網絡健康信息為普通用戶提供了積累和更新醫療健康知識的廣泛途徑，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信息鴻溝對健康服務的影響，但個體的健康特征、健康素養、認知特點、信息環境、生活環境、經濟因素等都會對健康焦慮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一定作用，需要綜合考慮。

　　而隨著醫療服務信息技術的不斷革新，用戶可以使用多種全新的技術手段和服務方式獲取所需的健康信息和服務，如在線付費健康咨詢、個人健康顧問服務、遠程醫療服務和個性化醫療服務等，這也就是說除了傳統的在線健康搜索、論壇發帖、朋友圈詢問等方式，用戶可以有更多專業有效的信息獲取途徑。但由于這些新興服務模式開展時間并不長，是否也會遇到與其他傳統信息獲取途徑相同的問題，是否能夠對網絡時代的健康焦慮有緩解作用，還需要更深入的實證研究來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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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刊物推薦：《健康周刊》Health Weekly以“健康生活”為核心內容，貼近生活，面向百姓，服務群眾，融新聞性、實用性、服務性于一體;以做中國人的健康顧問為己任，培養公眾健康的生活方式，倡導強健的生命觀。它突出主流聲音，引導大眾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滿足廣大讀者對醫藥、衛生、保健信息的需求，并揭露假醫假藥和損害人民健康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