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詩詞淺談李白和尼采 推薦站內著名文學雜志：《中華詩詞》創刊于1994年。它是由中國作家協會主管，中華詩詞學會主辦。國際刊號ISSN：1007-4570;國內刊號CN：11-3453/I，郵發代號：82-827。從一開始，它就把“切入生活、兼收并蓄、求新求美、雅俗共賞”作為辦刊宗旨。它最大特點是“學術理論與創作并重，以創作為主兼及評論”。雜志的任務是“推出精品，推動詩詞創作，繁榮祖國詩壇，活躍詩詞評論”，方向是“走向大眾，為大眾服務”在雙百方針的指引下，振興中華詩詞。

　　關鍵詞：中華詩詞,李白,尼采

　　唐代著名詩人李白 (701-762) 一生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 本文將討論李白詩中所反應出的詩人對自然，人生，仕途，以及酒的態度，并著重分析兩首詩中所滲透出來的自我意識，個人主義，和浪漫主義，并將其和尼采的“上帝已死” ，“酒神精神” 進行比較對比研究。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縣)。隋末，其先人因罪流徙于西域碎葉城，李白的誕生地。約五歲時，隨父遷居綿州昌隆(今四川江油縣)青蓮鄉。青年時期在蜀中就學漫游，成年后，先后漫游了長江，黃河流域的名山勝地。唐玄宗天寶初，應召入京，為供奉翰林。兩年后被排擠出長安，又重新漫游。安史之亂中，因參加永王幕府，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東歸。晚年漂泊東南一帶，后病死于安徽當涂。

　　李白的詩雄奇奔放，想象豐富，夸張大膽，清新明快，一向被人們尊為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要分析李白，我們首先要了解他所處的歷史時期。在唐朝， 詩歌的地位和它在現代社會的地位有所不同。大家可能更清楚的是詩歌在現代文壇上的邊緣化處境。在中國市場上，更容易占據市場、贏得經濟效益的都市小說等快餐式文學形式發展的如火如荼，而象詩歌散文等純文學普遍受到了冷落。美國前不久的一項調查表明，美國公民中讀書的人數正在逐年下降，取代書本的是電影，電視，網絡等多媒體文本。在全球化，或是全球西化的大氣候下，資本主義經濟的鋪天蓋地，似乎已經將整個文學擠到了犄角旮旯，更不必說詩歌這個文學下的一個細小的分支了。在這種大氣候下，詩人是和政客、國家領導人決然分開的，不容混雜的身份。但在李白生活的唐代，詩人或文人卻是在朝廷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權力， 和地位。

　　李白《將進酒》中的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至今被人們廣為傳頌，在當時更是不知鼓舞了多少文人墨客去追求仕途。隋朝廢除了曹魏時延用下來的“九品中正制”，建立了科舉制。隋煬帝時加設進士科，使得當時興起的庶族地主階層也可以通過考試進入仕途。唐高宗調露二年(680年)，進士科考除貼經外，又開始加試“雜文”，即詩賦，使得庶族知識分子人人都有機會進入統治政施展才華。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日常喜歡的詩賦不再是“小道”、“玩意兒”， 而成了求仕途的本錢。由此，詩賦在社會上受到了重視，士族和庶族的界線在制度上被打破，中下層的文人有可能在更廣闊的天地施展才華。制度上的變革給文人以至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帶來了很大改觀， “天生我材必有用” 的自信遍布士林。 唐代“文人政治” 的勢力漸大。

　　這也正是李白這個過著食客般生活的“無業游民”如此自信的歷史原因，他“千金散盡還復來”的邏輯正是出於他對自己詩賦魅力的自信。李白是熱衷于從政的。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二)，他四十二歲那年被應召入京的時候，曾洋洋得意的寫道：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來時儻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別內赴征》)。李白的這種自信似乎的確不是完全盲目的，在他到達長安后，皇帝玄宗見他時曾親自迎他，宴席中還親自為他調羹，道：“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并從此以后，以翰林供奉。表面看來，李白的這段境遇是世間難得的詩人和政治家相調和的產物，但象李白這樣有獨特個性的詩人，又如何能成為政治的口舌和幫腔呢。李白在長安不過兩三年就出走了，表面的原因似乎是因他得罪了高力士，高挑撥李白和楊貴妃的關系，使李白在朝中終不得重用。但如細察李白的詩風，就會看到根本原因是其詩人本質無法于其從政的愿望相融。

　　李白的詩一向以其飄逸豪放著稱，不受傳統的約束，率性而為。正如他在《廬山謠寄廬侍御虛舟》一詩中寫到“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一個“狂”字，將他狂妄不羈的性格表露無遺。他的這種狂妄使得他這個渺小人類之中的一員，在言語構筑的想象世界中，一下子擴充到了世界宇宙的范疇。他在《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云》中，簡簡單單的一句“欲上青天攬日月”，就唯妙唯肖的描繪出了他“笑孔丘”的“狂”態，而這句話中所傳遞出來的他作為一位心比天高的宇宙間的自由人的身份，也正是他“笑孔丘”的原因所在。孔丘之道正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注重的是忠孝仁義，其人格觀也是以“愛君憂民之心，經國匡世之略” 為標準的。這種人格觀的本質是一種社會集體的人格觀。在當時封建制度的統治下，這種社會集體的人格觀其實也是封建制度的人格觀，而非是個人的人格觀。李白能夠“笑孔丘”，就足以看出他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反叛。李白是個極其個性化的詩人，他敢愛、敢恨，敢喜、敢憂，他的一切似乎都是和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背道而馳。在他的詩里，常會出現諸如愁殺、笑殺、狂殺、醉殺、惱殺等夸張的用字，如：

　　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綠水曲》

　　笑殺陶泉明，不飲杯中酒。 ---《嘲王歷陽不肯飲酒》

　　春風狂殺人，一日劇三年。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笑有此贈》

　　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

　　千杯綠酒何辭醉，一面紅妝惱殺人。 ---《贈段七娘》

　　從這些詩句中，我們不難看出李白是個愿意或者善於將感情推向極端的人。賀之章看完李白的詩后贊他為“謫仙人”，而李白也就已“謫仙人”自居，在《上李邑》中寫道：“大鵬一日同飛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使風歇始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李白這種帶有狂放色彩的自信，在多首詩中都留有痕跡，比如，他又有詩道：“黃鶴高樓已捶碎，黃鶴仙人無所依，黃鶴上天訴玉帝，卻放黃鶴仙人歸，神明太守再雕飾，新圖粉壁還芬菲，一州笑我為狂客，少年往往來相譏。”

　　李白的這種洋洋自得的“狂”態，讓人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尼采，那個號稱“上帝已死，超人將至”的德國“瘋子”。尼采發出“上帝死了”得呼喊是因為他看到了“上帝”這個基督教的核心概念的存在是對生命的最大非難：神對人類的憐憫使人類衰弱，神對人類痛苦無所不在的注視使人類喪失了戰勝痛苦的勇氣。而尼采所說的“超人”并不是在于體格上的強健，而是在于生命意志的強大：這個超人不依賴于他人，而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他不需要靠別人的理想生活，而是自己為自己創造理想和價值標準，并把自己的理想貫徹到所有其他人身上 。

　　李白對儒家的蔑視和尼采對上帝的否定如出一轍。對於儒家思想，李白處處持反抗、譏諷的態度。即便是對儒家所維系的傳統，李白也是想有所突破的。除去前面提到的“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外，他也常拿孔子自比，如在《古風》中道：“我志在刪述，重輝映千春”，在《書懷贈南陵常贊府》中道：“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圣猶不遇，小儒安足悲”。同時，他也看不上用儒家思想來進行統治、治國。他在《登廣武古戰場懷古》中道：“撥亂屬豪圣，俗儒安可通”，又在《嘲魯儒》中道，“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然墜煙霧，足著遠游履，首戴方頭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甚至更加直白的在《淮陰書懷寄王宗成》中道：“予為楚壯士，不是魯諸生” 。

　　儒家求名望輕富貴，安貧樂道，而李白卻恰恰相反，他是不求名望，但求眼前的富貴：他“王侯皆為平交人”，“十千五千旋沽酒”，“渾身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李白這種結交權貴、享受生活的現實主義生活態度，是和當時儒家思想中的隱忍主題格格不入的。李白那時的生活甚至可以用現在流行的“小資情調”來進行描述，他是他那個時代的“超人”。

　　要想證明李白的“超人”特質，就要先看到他人性的自由。他對於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本身就表明了他思維方式的自由;他雖能充分享受金錢物質給生活帶來的各種好處，卻同時是輕財好施的。他自稱在他二十幾歲在維揚的一年里，“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他雖結交權貴，卻一向認為名是身外之物。李白是寧要酒也不要名的。他在《笑歌行》中道：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楚屈平，賣身賣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后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

　　李白這種人性的自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吾不滯于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由”。如此看來，李白這個自由的“超人”所創造出的“價值標準”，可能就是他多次提到的“舒卷”：他在《商山四皓》中道，“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又在《秋日煉藥院鑷白發贈元六兄林宗》中道，“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殘”。尼采的超人并不是只有成功沒有失敗，只有快樂沒有痛苦。他的超人之強在能夠承受最大的失敗和最深的痛苦，能夠面對失敗和痛苦歡笑和舞蹈。他的超人總是孤獨的。這些又是和痛苦孤獨，求政路不通，求道心不靜，“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 的李白多么的相似。

　　當然，有人會說李白的這種不拘一格的“自由”和孤獨感是他求仙尋道的結果。不可否認，李白的確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求仙訪道，煉丹服藥，云游四海，曾試圖過與世無爭的退隱生活。道教在當時并不是主流思想，和儒家思想相比，算是處於邊緣的地位。與儒家的“入世”說教不同，道家講究“游世”，一種脫離社會體制的自然生活。 脫離社會體制的個體人， 通過修行， 達到“天人合一” 的境界。李白“欲上青天攬日月”的詩句就是將個體人的自我意識擴充到了無限的宇宙，很有莊子所謂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意境。但道家所倡導的這種宇宙的人化，以及人的宇宙化，本身就是一種自我個性的張揚，自我意識的膨脹，一種對自然人的超越，和對人的意志的特別強調。煉丹服藥只是道家想超越自然人身體所有的限制的一種努力罷了，并不能代替道家思想的本質。道家思想中的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的確和西方尊重“個性”的思潮有諸多的相似之處，而其“仙人”的概念又和尼采的“超人”極為相似(當然要除去道家思想中的消極避世的一面)。在儒家集體主義意識占主流的當時中國社會，我們還是應該肯定道家思想的反叛性和創新精神的。

　　另一個讓我將李白和尼采掛鉤的因素是他們對酒的認識。尼采認為，夢和醉并不是人生的反常狀態，而是人生的真實需求。夢幻的美麗完滿和現實生活的不完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正是因為存在著夢幻，生命才成為可能并值得懷念。同樣，當個人的生活夢想在現實中破碎時，人們又需要醉的情態。在醉中，人們達到了忘我，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不復存在，生活成為藝術，人感到自己成為了神。在醉中，痛苦不再是難以忍受的折磨，而成了人們蔑視和嘲笑的素材。人們在狂歌醉舞中超越了個人的痛苦。尼采的這種“酒神精神”認為，藝術是治療的專家，當意志面臨極端的危難時，它將人的厭惡化為想象，將恐懼化為烏有，使人們產生崇高感。同時，它使精神愉快，使人們從沉悶的荒謬中得到解放。正是由於藝術的這種功能，生命才得以可能。

　　李白雖沒有象尼采那般總結出什么“酒神精神”，但他的詩句卻處處體現出這種精神的實質。酒常被李白用來逃脫對仕途和人生失意。他的詩句從表面上來看，都是乘興而飲，滿載著豪飲的痛快淋漓之感，對名，對金錢都表現的不屑一顧。在長安時，李白是酒中八仙之一，作過許多關于酒的詩。其中有一篇道：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圣，復道濁如賢，賢圣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

　　三月咸陽時，千花盡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經須飲，窮通與修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

　　窮愁千萬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開。辭粟臥首陽，屢空饑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

　　李白這里說的“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酒傾愁不來”，和“酒酣心自開” 將酒的功效和醉酒后的狀態生動的描述了出來。這里說的“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和前面就提到過的“君愛身后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都道出了李白享受酒醉遠遠勝過求名求仕途的心態。難道李白是個貪杯的酒鬼?當然不是。當他有意或是無意的將酒和名并列在一起談論時，他報國無門，有志難展的苦悶就在不經意之間躍然紙上。李白可以是超人，可以是宇宙，可以是大自然，可以在《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云》中“抽刀斷水” 、“攬日月” ， 但是他卻無法從根本上擺脫他所在的社會體制對他心志的束縛，由此我們也就知道他“舉杯澆愁愁更愁”的真正原因是“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了，也就明了了他在《將進酒》中“鍾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用醒;古來圣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的感慨了。

　　在尼采的酒神精神下，痛苦是生命的興奮劑，失敗更能鼓起生活的勇氣，它使人們經歷痛苦和失敗之時仍然能歡笑和舞蹈。狄奧尼索精神告訴人們的并不是沒有失敗，而是決不能做一個失敗主義者。它是對生命的肯定，甚至包括對生命中最奇妙最困難問題的肯定。它是在致力于追求最高形態的過程中對其生命力的無窮無盡感到歡欣的生命意志。

　　套用尼采的這套酒神精神邏輯，李白以酒澆愁、銷愁、開心就變成了一種生命意志的展現。這是否解釋的通呢?我看是講得通的。李白雖有“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的無奈和煩愁，但他卻沒有因為自己的不得意或是不得志而失意。他的對策和尼采的酒神精神不謀而合：“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而且這種酒解法似乎很有效，所以李白的下句就是那句千百年來一直用來鼓舞人心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詩中的李白還將他的這種價值觀向岑夫子和丹丘生推銷道，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鍾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用醒;古來圣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為何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開頭我們分析過，李白如此自信的原因和他“千金散盡還復來”的邏輯正是出於他對自己詩賦魅力的自信。如果我們將詩看作是藝術的一種形式，那么就可以解釋為藝術使得李白有如此寵辱不驚，不為貧富所左右的個性了 。這就又和尼采認為藝術是治愈專家，使生命成為可能的觀點相一致了。

　　李白和尼采觀點的諸多相似之處，讓人們不由的懷疑，先于尼采一千多年出生的李白，是否早就在唐代的中國演繹了尼采想象中的超人。當然，由於唐代的文藝理論還沒有太大的發展，李白沒能象尼采那樣提出一套理論體系，充其量也就算是為后來出現的尼采理論提供了一個研究文本。但李白作為一個詩人卻是被永久的載人了史冊，被人們傳頌。

　　參考書目：

　　《歐美哲學通史-現代哲學卷》，常健，李國山編著，南開大學出版社。天津， 2003。

　　《中國詩性文化與詩觀念》，王南著，四川出版社，成都， 2002。

　　《唐詩》，韓兆琦選評，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北京， 1999。

　　《李白傳》，李長之著，百花文藝出版社，天津， 2004。

　　《悲劇的誕生》，弗里德里希•尼采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弗里德里希•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