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海風淺談錢鍾書文學批評語體特色的形成 推薦本站高人氣雜志：《粵海風》一本非常具有特色的優(yōu)秀文學批評雜志 　創(chuàng)辦于20世紀80年代，最初是通俗文學雜志。1997年實行全面改版，在全國期刊界首次高張文化批評的旗號。主要欄目有論說、人生、反響、藝苑、回望、現(xiàn)象、漫話等。作為以文化批評為旗號的新銳雜志，《粵海風》不囿于學科分類，積極探討社會發(fā)展進程中的文化背景、文化心態(tài)和一切有關文化的話題，在追求學理和文化意義的同時，強調可讀可感。風格新潮而不晦澀，高雅而不矯情;貼近現(xiàn)實卻不媚俗，追求深度終不作繭自縛。由于注重文化品位，堅持精品路線，《粵海風》受到社會、尤其是學術文化界的廣泛關注，進入了許多一流專家學者的視野，成為全國較有影響的學術文化類刊物。《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文學報》、《中國青年報》等著名主流報刊以及國外的一些華文報刊轉載過《粵海風》刊發(fā)的文章，其中有的文章在海內外產(chǎn)生過不小影響。2006年受邀加入中國期刊網(wǎng)和龍源國際期刊網(wǎng)，在國內外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擁有許多高端訂戶。

　　【摘要】典雅精煉的文言與明白曉暢的白話兼用，是錢鍾書批評著述重要的語體特征。以五四時期的“文白之爭”為背景，考察錢鍾書在文言與白話問題上的辯證立場和基本態(tài)度，指出批評對象、批評文體時錢鍾書語體選擇的制約與影響，對于深入反思白話文運動的成敗得失，更好地理解錢鍾書文學批評的語體特征，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粵海風,錢鍾書,文言,白話,批評文體,批評對象

　　在中國現(xiàn)代批評史上，很少有人像錢鍾書那樣同時使用文言白話兩種語言進行：既可以采用嚴謹準確的現(xiàn)代漢語，書寫《七綴集》、《寫在人生邊上》那樣的學術論文、學術隨筆，也能夠運用典雅精致的文言，完成《管錐編》、《談藝錄》這樣的札記和詩話著作。“在《談藝錄》中，有意識的精致的文言，與《寫在人生邊上》中實驗性的形式，成為鮮明的對照，并令人更加相信錢鍾書在后一部著作中，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以古典文體的流暢表達，來充實粗淺的白話。”…換言之，對于錢鍾書而言，原本以一種殘酷的非此即彼的狀態(tài)對立著的文言與白話，已不再是矛盾的兩極，而成為可以轉換自如的語言符號。

　　那么，錢鍾書“文白兼用”的語體特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筆者認為，以五四時期的“文白之爭”為背景，考察錢鍾書在文言與白話問題上的辯證立場和基本態(tài)度，揭示批評對象、批評文體之于語體選擇的制約與影響，對于更好地理解錢鍾書批評話語的特點以及更深入地思考白話文運動的成敗得失，都將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文自之爭

　　肇始于晚清的語言革命，到五四時期演變?yōu)槁晞莺拼蟮陌自捨倪\動，在激烈的論辯中，主張以白話取代文言的革命者最終得償所愿，由知識界發(fā)起的語言變革迅速獲得官方的認可，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20年頒布命令，要求國民學校一、二年級的國文，從這年秋季起一律改用白話。而在此之前，積極倡導這場變革的學者和作家們，就已開始嘗試用一種不同于幾千年來傳統(tǒng)漢語書寫的語言，進行著意義非凡的言說活動。“文白之爭”塵埃落定已經(jīng)近一個世紀，其間盡管各種政治勢力此消彼長，意識形態(tài)變幻莫常，社會體制多有更迭，但無論是官方蓋棺定論式的結論，還是主流知識界一般的立場，基本上都對這場影響深遠的文化革命持肯定的態(tài)度——這并不奇怪，因為評價五四時期的語言變革，一個基本的立場是始終不變的，那就是以白話取代文言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語言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識階層的專擅之物，語言的平民化以及由此而來的文化的平民化、文學的平民化乃至政治的平民化，對于苦難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然而，像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文化變革一樣，白話文運動從一開始就有其致命的缺陷，推動這場運動的動力明顯缺少立體感和多向性，其根本的出發(fā)點是建立在單純的社會政治立場之上的，而對于這場變革的真正對象——語言本身——缺少足夠的尊重。

　　語言是人類歷史在漫長演進的過程中逐漸產(chǎn)生的，語言出現(xiàn)后，受制于諸多因素的影響，所有的結構要素諸如語音、語法、詞匯等等實際上一直處在發(fā)展完善之中。語言的變化發(fā)展是由地域的、民族的、種族的、性別的、階級的、文化的、心理的以及社會變革等諸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在一定的時期分別對特定社會狀態(tài)下的語言產(chǎn)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和作用。但是，語言的發(fā)展變化始終是漸進的、緩慢的，同語言的產(chǎn)生一樣具有自身演化的規(guī)律和特點。“語言作為人類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從一個社會到另一個社會，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不斷延續(xù)使用，即使有變化也是很微弱的。”語言的變化絕不是涇渭分明式的新舊交割，新舊之間傳承關系的復雜性也遠非語言學家所能認識和把握，正因為此，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才有過這樣的論斷：“語言，或至少語言的要素(這一區(qū)別十分重要)，是一個一個時期傳遞至今的，除非我們跨出現(xiàn)有經(jīng)驗的范圍，才談得上新語言的形成。由此可見，過去對現(xiàn)在的影響深深地滲入了語言的結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五四時期的語言革命只是從社會政治的單向性角度考量語言變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忽略了影響語言變革的其他因素，從而以毫無顧忌地違背語言自身的演化邏輯為代價，去換取有目的性的跳躍式發(fā)展結果，此中的經(jīng)驗和教訓值得深刻反思。

　　平心而論，當黃遵憲率先提出語言革命的主張時，其目的還僅僅止于改變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的斷裂狀態(tài)，他在1868年的《感懷》一詩中寫道：“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表達的正是這樣的訴求;到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發(fā)表，第一次明確喊出“崇白話廢文言”的口號，其所提出的變革理由也無非是所謂白話文的八大益處：“省目力”、“除嬌氣”、“免枉讀”、“保圣教”、“便幼學”、“煉心力”、“少棄才”、“便貧民”。其中，除“保圣教”多少帶有社會政治色彩外，其余七項均不過欲使語言趨向平民化而已，與黃遵憲的主張并無實質區(qū)別;但是，延至《新青年》創(chuàng)刊，激進的改良主義主張成為時尚和主流，此時的語言變革就不可避免地與社會政治的變革聯(lián)系在一起了。最初，新文化的主將之一胡適的態(tài)度還較為謹慎，在與陳獨秀的通信中，胡適對自己的文學革命主張曾有過如此說明：

　　以上所言，或有過激之處。然心所謂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貴報，或可供當世人士之討論。此一問題關系甚大，當有直言不諱之討論，始可定是非。

　　不難看出，由于意識到自己的主張一經(jīng)發(fā)表，勢必石破天驚，深刻影響中國文化的歷史進程，此時的胡適還保留著一位學者提出問題時應有的審慎態(tài)度，不僅坦言“有過激之處”，而且反復強調要經(jīng)過“直言不諱之討論”，這從后來發(fā)表的文章以“芻議”為題亦可見一斑。

　　然而，或許是不滿于胡適的謹慎，或許是激進的思想驅使，陳獨秀在緊隨其后的《文學革命論》中，將胡適猶猶豫豫未能道盡的主張完全徹底地推向了極致：

　　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日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日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日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與《通信》、《芻議》相對溫和的語氣不同，陳獨秀此文算得上是一篇“戰(zhàn)斗檄文”，言語措辭帶有強烈的政治訴求，非但觀點越來越偏頗，而且態(tài)度也變得越來越專橫。在《文學革命論》發(fā)表后不久的一次通信中，陳獨秀斷然排斥任何質疑白話文運動合理性的聲音，他說：“改良文學之聲，已起于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fā)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新文化運動主將們之所以如此理直氣壯，是因為他們有著自己對于這場語言變革的理想化信念，一是要解決語言的貴族化、精英化與新思想、新觀念廣泛傳播的矛盾，一是要消除語言本身承載的傳統(tǒng)文化內涵，這兩個問題實際上都涉及到五四時期刻不容緩的思想啟蒙運動。由此看來，五四時期的“文白之爭”，表面上是純粹的語言之爭，其實是現(xiàn)代化進程中新舊兩種勢力的博弈，早已籠罩上了厚重的社會政治色彩。

　　有研究者就評價說：“提倡白話文和反對白話文的雙方，從開始就知道文學革命里面牽涉到社會和政治的關系。”正因為此，語言之爭才演變?yōu)楦锩�與保守之爭、啟蒙與蒙昧之爭、進步與落后之爭，理解此點，有助于我們更準確、更深入地認識和把握錢鍾書在文言白話問題上的立場與態(tài)度。

　　二、異量之美

　　在新文化運動一路高歌之時，錢鍾書還在家鄉(xiāng)接受童蒙教育，對于這場必將深刻影響到他本人學術研究的革命懵然無知，遑論發(fā)表意見。然而十幾年后，“文白之爭”早已塵埃落定，青年錢鍾書卻“不合時宜”地發(fā)表了自己對于文言與白話的看法，這就是刊發(fā)在《國風》半月刊上的《與張君曉峰書》。在這封信中，錢鍾書認為，文言白話之爭表面看“已成Deadissue”，“已由時代代為解決”，“無須討論”，但實際上頗值得反思：昔El新舊兩派大起爭端，是因為“雙方皆未消門戶之見’!，“各否認彼此根本上之有存在之價值也”;如今時過境遷，雙方“氣稍釋而矜稍平”，方能有保留地于“異量之美”兼收并蓄。錢鍾書接著寫道：

　　竊謂茍自文藝欣賞之觀點論之，則文言白話，驂袒比關，正未容軒輊。白話至高甚美之作，亦斷非可家喻戶曉，為道德涂說之資。往往鉤深索隱，難有倍于文言者，……若從文化史了解之觀點論之，則文言白話皆為存在之事實;純粹歷史之觀點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事不說，二者亦無所去取愛憎。若就應用論之，則弟素持無用主義(Futilitaifanism)非所思存，恐亦非一切有文化之人所思存也。一笑。

　　由上述文字可以看出，與五四時期新舊兩派歇斯底里或氣急敗壞的論辯態(tài)度相比，錢鍾書的氣度要平和從容得多，這其中自然也有時過境遷、語境大不相同的原因，但立論的角度和思維的方式更是決定這份從容之態(tài)的重要因素，請看這封信中的另外一段話：

　　弟以為白話文之流行，無形中使文言文增進彈性(Elasticity)不少。而近日風行之白話小品文，專取晉宋以迄于有明之家常體為法，盡量使用文言，此點可征將來二者未必無由分而合之一境。兩段話合觀，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錢鍾書的立場態(tài)度。

　　首先，在立論的角度上，錢鍾書實際上完全摒棄了從社會政治的角度看待語言功用的立場。信中很清楚地表明，討論此問題的角度，一是“白文藝欣賞之觀點論之”，文言白話，各有其美，深賾難解或曉暢易懂全在文章本身，并不關乎文字;二是“從文化史了解之觀點論之”，存在即是合理，不必費言空論，心存偏執(zhí);至于其他角度(即信中所謂“應用”)，錢鍾書則明確表示自己與“一切有文化之人”一樣持悲觀主義(Futilitarianism)態(tài)度，換言之，那種將復雜的語言變革問題簡單歸結為政治啟蒙的實用主義觀點，是錢鍾書“非所思存”的。審視問題的角度不同，看待問題的結論自然就有差別。對于錢鍾書而言，從文學、文化的角度審視傳統(tǒng)，始終是他作為一個批評家和文化人一以貫之的立場。其次，在思維方式上，錢鍾書也全然沒有當初新舊兩派以偏蓋全的思維定勢，而是以辯證的立場冷靜客觀地分析文言、白話在文藝創(chuàng)作、文化傳承方面的優(yōu)劣，分析二者在現(xiàn)時狀態(tài)下互通互補的可能。第三，在討論問題的態(tài)度上，錢鍾書也沒有先人為主、意氣用事，而是以一種從容平和的語氣闡發(fā)自己的意見，決不輕言文言白話的優(yōu)劣反倒相信“將來二者未必無由分而合之一境”。在他看來，白話在開啟民智方面的普及意義，與文學家、批評家以典雅的文言進行創(chuàng)作、從事研究，不應該簡單給予一元價值的判斷。事實上，如果撇開語言在那個時代所擔負的“啟蒙”責任，我們早就應該注意到，在語言的社會政治功能之外，文言、白話并不是決定文學或學術優(yōu)劣高下的因素，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以文言(而且采用的還是典型的傳統(tǒng)批評文體)完成，并不影響其流芳百世的價值。當代的讀者閱讀古典名著、古典詩歌，也不會覺得它們在傳情達意上有什么問題。

　　文學作品與學術著述價值的高低不在于語言的不同，“文言白話，驂袒比美，正未容軒輊’，這種“異量之美”，才是這封信的著力闡發(fā)之處，也是今天我們反思白話文運動的關鍵所在。筆者認為，錢鍾書在1934年的這封信中流露出的看法，直接影響到他后來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學術研究中的語言選擇。

　　三、批評文體、批評對象的制約

　　從批評文體上看，很難想象一部用白話寫就的“詩話”或“札記”是什么樣子。作為中國文學批評主要的文體樣式，詩話和札記自身的特點無不決定著其所使用的語言應是典雅靈動的文言語體，試簡要分析之。首先，從內容上看，詩話的主要功能是點評詩作、臧否人物、追源溯流、辨彰清濁、指摘利鈍以及記錄詩壇軼事、詩人言行等，札記則是讀書的摘要和心得，這些內容的表述，或追求的是三言兩語、切中肯綮，而非宏篇大論、滔滔不絕，變?yōu)榱钊松�畏復生厭的高頭講章，或崇尚的是魏晉以來品藻人物的清談雅興，講求清新靈動、傳神寫意，而這些要求無疑都使文言的優(yōu)勢得以凸顯出來，成為錢鍾書考量的因素。可以說，詩話、札記的內容以及由此而決定的語言風格，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錢鍾書的語體選擇。其次，從形式上講，詩話和札記都屬于筆記體，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國傳統(tǒng)文論重視個體感悟、忽視邏輯論證的思維特點，結構松散，長短不拘，整部詩話、札記以及其中的篇章段落一般都缺少嚴密的理論體系、嚴格的范疇界定以及嚴謹?shù)恼撟C法則(始、敘、證、辯、結)，在語言的要求上自然也多傾向于簡練蘊藉的文言。白話盡管也可以有精煉的表述，但總體而言是無法與文言媲美的。因此，文言在語法結構和詞語組合上的靈活性顯然又是錢鍾書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第三，從功能上看，傳統(tǒng)文人撰寫詩話的動機主要是歐陽修所說的“以資閑談”，錢鍾書在《談藝錄》“序”中所說的“托無能之詞，遣有涯之日”也是此意。

　　札記則屬于個人的讀書筆記，目的同樣帶有私密的色彩。《談藝錄》、《管錐編》如果使用白話，非但不能得心應手，而且在語言形式上也顯得過于莊重嚴肅，難免與文體的上述功能相違背，顯得不倫不類。

　　與《談藝錄》、《管錐編》不同，在《七綴集》這類批評著述中，錢鍾書則嘗試使用白話進行，個中原因其實簡單明了，因為《七綴集》采用的文體樣式屬于典型的西學范式，在內容上主要圍繞一個明確的問題展開，在形式上不僅篇幅字數(shù)與現(xiàn)代學術論文沒有差別，而且具有層層推演、邏輯嚴密的結構系統(tǒng)，論題的提出、概念的界定、論據(jù)的使用、論證的過程、結論的產(chǎn)生以及參考文獻的列舉，無所不包，極其規(guī)范，文言文顯然難以滿足這樣的文體要求。文體的特點再次決定了語體的選擇，同時也顯示出錢鍾書在文言與白話兩種語體上所具有的高超的、毫無滯礙的駕馭能力。

　　從批評對象上看，《談藝錄》、《管錐編》論述的主要是古典文學與傳統(tǒng)文化，對于錢鍾書而言，不僅要征引大量的文獻資料，而且還要在隨時寫下自己簡明扼要的評述。如果引文主要是典雅的文言，而論說又變?yōu)楝F(xiàn)代漢語，或多或少會破壞著述整體的語言風格，而且也會遇到語言和思維的轉換問題。錢鍾書自己也說：“因為《管錐編》里引文大都是文言文，如處處譯成白話文則諸多不便亦不宜。”至于涉及到的西文與文言在語言形態(tài)上的協(xié)調問題，在錢鍾書這里并未造成應有的麻煩，原因在于他的翻譯已臻于“化境”，可以將西文著述譯為典雅的文言。有學者指出：“錢鍾書在《管錐編》內的西文雅言翻譯，可以作為哪位翻譯專業(yè)研究生的論文題目，尚綽綽乎有余。”錢鍾書自己也說：“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到在翻譯過程中盡量消除外來語言的異質性，使其在語言形態(tài)上歸化于全書的語言類屬和風格，是錢鍾書在《談藝錄》、《管錐編》中能夠使用文言的一個重要的前提，試舉一例說明之：

　　《堂·吉訶德》第二編第五章敘夫婦絮語，第六章起曰：“從者夫妻說長道短，此際主翁家人亦正伺間進言”云云(EntantoqueSanehoPanzaYSUmujerTerseaCascajoPasaronlaimper-tinentereferidapl6tica，no estaban ociosasla sob-rinaYamadedonQuijote);《名利場》中寫滑鐵盧大戰(zhàn)。結語最膾炙人口：“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祈天保夫無恙，戰(zhàn)場上之夫仆臥。一彈穿心，死矣o”(Darknesscamedownontheif~ldandthecity：and Ameliawas prayingforGeorge，whowaslyingOilhisface，dead，with abulletthroughhisheart)。要莫古于吾三百篇《卷耳》者。男、女均出以第一人稱“我”，如見肺肝而聆款唾。

　　顏延年《秋胡詩》第三章“嗟余怨行役”，乃秋胡口吻，而第四章“歲暮臨空房”，又作秋胡妻口吻，足相參比。

　　這段文字節(jié)選自《管錐編》論“話分兩頭”敘事模式節(jié)，由于全篇的引文多為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所以錢鍾書也使用文言翻譯西方小說，而且譯文只為滿足說明問題之需，所以非常凝煉，僅以傳達意旨為目的，這從小說中某些人物的名字被略去即可看出。如此則可避免中西引文以及錢鍾書評述在語言形態(tài)上的不一致現(xiàn)象，無論是對于讀者的閱讀還是全書的整體風格都有順暢妥帖的效果。

　　有學者指出：“錢先生對白話文有極深的造詣。但是在他從事學術創(chuàng)作時，他還是舍棄了它。考慮到錢鍾書學成于五四新文化的氛圍中，考慮到文言文幾乎成為消亡的語言，他的舉動格外耐人尋味。”事實也確實如此，趙毅衡在一篇題為《吳宓沒有寫出的長篇小說》的文章中曾說：“如果吳宓真能得保守真旨，見好就收，論文用文言寫小說改用白話(錢鍾書就是一佳例)，二十年代怎么會讓汪靜之享情圣大名?三十年代也能給何其芳等指撥迷津，而他的長篇肯定讓海倫女士比莎菲女士更享譽文壇。”新文化運動時期，以當時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前身)的《學衡》、《國風》兩個刊物為陣地，形成了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著名的“南高學派”(也稱“東南學派”)，代表人物有梅光迪、胡先輔、吳宓、柳詒徵、張其昀、繆鳳林等人，他們堅守中國文化的本位立場，批評新文化運動對待傳統(tǒng)的簡單做法，被當時許多人視為文化保守主義者。趙毅衡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當年的許多文化保守主義者都沒能像錢鍾書那樣學會文化保守主義的真旨——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真正做到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保持多元化的價值取向，而是斤斤計較于自己在“文白之爭”中的陣營和立場，所以應該寫出好詩佳作的吳宓最終還是因為不能放棄對于白話的偏見，在文言與白話之間根據(jù)自己的需要進行恰當?shù)摹⒆杂傻倪x擇，而導致計劃未能演變?yōu)楝F(xiàn)實，白白喪失享譽文壇的機會。今天，再次閱讀趙毅衡這段話，聯(lián)想起吳宓與錢鍾書這兩位“亦師亦友”、學貫中西的學者在文學和學術道路上全然不同的命運，感慨良多之余，我們或許更能理解錢鍾書在語言問題上的立場與態(tài)度、考量與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