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容易發的社會學論文,城市,人際關系,特點

　　[論文摘要]當前中國城市的急劇變化使人際關系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對這些特點的全面把握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我國轉型趨勢，故而十分重要。本文在前人基礎上，對中國城市人際關系進行了系統的歸納和分析，從多角度展示了人際資本的性質和特點。

　　伴隨著城市化和社會轉型步伐的加快，傳統的鄉村人際關系迅速瓦解，城鄉二元結構逐漸被打破，大量農民工入城，導致血緣關系與業緣關系相互混合，各種“走后門”的非正式手段仍在人情社會中起著重要作用。城市居民由“社會人”日益變成“原子人”，自主性和獨立性逐漸增強，城市人際網絡出現了新的特點。

　　一、同質聚居性

　　所謂“同質聚居”是指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或經濟收入的人聚居在相近或相鄰區域內的現象。“居住在同一地方的人們有很強的集體認同和共同體感，人們的地域團結感、忠誠感很強。”(蔡和，城市社會學，2003：126~127，128)具體包括以下幾點。

　　(一)差序格局依然存在

　　費孝通稱中國社會結構關系特征為“差序格局”，即中國人際關系網是以血緣為核心向外輻射而成的“同心圓”狀格局，是“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遠，也越推越薄。”(費孝通，鄉土中國，1985：25)位于最中心位置的是家庭成員、近親以及少數摯友，中國人在和遠離中心的人進行交往時往往要以格局中心地帶的人為中介。這種差序格局在當前的中國城市中仍然是主要的人際交往方式之一。根據零點公司于2006年所作的一項調查，從具體的人際網絡結構上看，親戚圈的規模最大，占人際規模的33%，社交圈略小，占31%，同學圈和同事圈則分別占到20%和16%(鄭秋瑩，秦穎，2006)。

　　(二)業緣和趣緣群體增多

　　所謂業緣群體是指社會成員基于勞動和職業的聯系通過互動和交往而形成的群體，是同質相聚性的一種具體形式。當代中國發展日益迅速，勞動分工越來越細，由此形成的勞動亞群體愈來愈多，體現在人際關系上就是“同事關系”。同一個業緣群體在生產方式、生活習慣以及思維模式方面都表現出較強的同質性，因此群體內的交往比較頻繁，構成了現代人際關系網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所謂趣緣是指由具有共同的興趣愛好并表現出趨同行為的個體結成的群體，是較為常見的一種同質群體，比如城市中的“俱樂部”、“沙龍”、“協會”等等多種形式，群體內成員定期集會，彼此交流情感和生活經歷，因為有共同愛好，所以其聯系較為緊密，是都市人進行交往的又一個重要形式。

　　二、異質隔離性

　　所謂“異質隔離”是指差異性較大的個體往往發生排斥進而導致彼此隔離的現象。這種隔離是經濟地位因素、民族文化因素、戶籍制度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結果。隔離矛盾的突出可能導致“極化城市”和“破碎城市”等。

　　(一)匿名性

　　由于城市社會分工比較發達，居民比較密集，人們之間的接觸帶有短暫性、表面性和匿名性，人與人之間往往只是見面禮儀型，彼此并不深交。這就導致利益關系的間斷性，人們之間一般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沖突，彼此的匿名也為人際交往卸下了后顧之憂。這種社會斷裂性交往不會持久并且與經常心靈無關，因此人們會產生陌生感，感覺到其間的隔離，產生人世冷漠之悲。

　　(二)功利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價交換原則日益滲透到城市居民的人際關系之中，其中信息交換是核心。當今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為了實現各自的事業理想，都市居民的交往就染上了濃厚的功利性和商品化色彩。“親兄弟，明算賬”、“只交有用的朋友，不交無用的朋友”等習語反映出人們普遍的功利主義傾向。以市場信息為例，市場經濟是一種信息經濟，誰掌握的信息多，誰就更有可能在競爭中取勝。所以除了通過信息化技術獲得最新信息外，人們還往往通過私人關系得到甚至預知某些有價值的信息，進而形成“一次性關系”。這種短平快的簡單關系有利于降低人們在市場競爭中的成本，但又不可避免地使人具有了較強的工具性，產生隔離之感。

　　(三)理性化

　　在馬克斯·韋伯看來，理性化即合理化。他認為社會行動可以分作價值合理行動、目的合理行動、情感行動和傳統行動等四種類型，其中只有前兩種屬于合理化行動。當前城市人交往的主線是理性，他們在進行交往前一般都要經過縝密的思考，力求達到價值合理和目的合理, 尤其要經過成本和收益的效價過程：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則取消或者回避交往;如果收益大于成本，人際交往才會發生。除了交往主體的主觀考量之外，現代城市的異質性和流動性使城市人很難進行全情投入式交往，他們必須爭取在有限的交往機會中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趨理性化還表現為交往的規范性，即辦事的程序性、合法性、契約性和事務的單項性等。

　　(四)原子化和平等性

　　王曉玲在《中韓人際關系網結構比較》一文中說，“中國人在工業化過程中選擇了‘個人主義’”(王曉玲，2008)，他們的關系網較小，更多的依賴家人和朋友�，F代城市人日趨原子化，交往日益自主性，注重保護個人隱私，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自己的合法權利，不容許任何人干涉和侵犯。一項調查數據顯示，登門拜訪前打電話預約的有81%�，F代城市人希望擁有自己獨立的空間，保留自己的尊嚴和隱私，不愿意受到他人太多的影響，喜歡保持有規劃的生活，進行有條理的工作。此外，由于自我個性的獨立和對他人自由的尊重，平等的交往氣氛逐漸形成。這得益于社會民主程度的提高和個體權利意識的覺醒。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個體的原子性交往容易導致相互冷漠，出現人際隔離狀態，不利于人脈的長期保持。

　　三、時效多樣性

　　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人口流動性強，城市居民由于工作緊張常常產生交往量和交際時間不足的矛盾，解決矛盾的辦法之一是改變交往方式，在趨理性化的過程中更加注重時效性。

　　(一)虛擬化

　　網絡空間的虛擬性強化了人際交往的匿名性，其“再造”和“遮蔽”功能有利于人們在一個全新的世界里將內心深處的真實“本我”展示出來，也可以安全地按照自我安排重塑人際關系，重構角色規范。虛擬空間有效彌補了真實空間的功能不足，利用跨時空的人際互動方式，在互聯網上形成有歸屬感的“虛擬社會空間”，“使得原本不太便利的‘垂直式狹窄的鄰居交往空間’轉換成便捷的‘自由廣闊的鄰居交往空間’(張學東，2007)，有利于人際關系的加強和改善，使志趣相投的人的頻繁聚集成為可能。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虛擬化給城市交往帶來的種種問題，比如角色身份的混淆、欺詐行為的增多等。

　　(二)信息化

　　阿爾溫·托夫勒在《未來的沖擊》一書中把新時代的人際關系的持續期分為三類：一是能維持比較長期的交往關系的，如家庭關系和親屬關系;二是能維持中期關系的，如鄰居關系、同事關系以及教堂、俱樂部和朋友關系;三是僅能維持短時間關系的，如服務性關系等。第三種關系是建立在獲取信息的基礎上的，只有彼此提供相應信息時，交往才會成為可能。信息成為城市人交往的媒介，在互動中不斷產生和傳遞著信息，形成信息循環，牽引和支配著人們的行動。同時，獲取信息的途徑的便捷性還提高了人們交往的效率，增加交往的機會，縮短交往時間，擴大交往范圍，增加交往深度，使人們不再滿足于傳統的靜態交往模式，主動適應和追求動態交往模式。

　　四、廣泛淺層性

　　改革開放以來，單位制的瓦解使城市居民逐漸擺脫了束縛和控制，原子化個人突破了單位和地域的限制，“由封閉走向開放，把親情式的交往擴展到由業緣、地緣等發展而來的人情交往中”，“形成一種反親情化傾向”(卜長莉)。與此同時，交往機會的增多使得城市居民每次交往的投入有限，間接交往的中介手段如電話、手機、網絡等的介入，給人們的交際設立了無形的隔閡，弱化了人們感情的穩定性。

　　(一)多取向多層次性

　　現代城市的發展使初級社會群體趨向衰落，地緣關系不再緊密，科層化組織日益發達。流動性的增加，社會階層結構的開放，加之城市文化世俗化、平民化，城市居民在社會交往中強化了“以個人為中心的并且是具有選擇性的價值觀念”(李寧，2005)。人們的活動內容越來越多樣化，不同層次間互動的可能性和機會增加，人們的選擇自主性增強，出現了多取向多層次性。

　　(二)復雜化

　　城市人際關系的復雜性主要表現在多樣性和互感性(張鳳英，2004)。如前文所述，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網絡的普及使得人際交往的方式變得多樣，各個層次的人們在現實層面接觸機會的增多和在虛擬空間中交往的無涉性使城市人脈錯綜復雜。傳統鄉土文化與現代城市文化相互交織，使得人們的觀念呈現復雜性。根據一份調查資料，在問到“如果到一個部門辦事(公事或私事)，你是先找熟人還是直接去”時，有67.5%的人認為找熟人比較好。這種人情關系與現代社會社會的公平競爭理念產生矛盾，反映在人們的交往行為中就是復雜多樣。

　　(三)間接化

　　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城市大規模人口減少了人際交往的直接性和情感性。城市中群體直接性交往的原生態被打破，成員間日益疏遠。首先是現代城市通訊事業迅猛發展導致的城市居民社會交往手段的間接化。從過去的BP機、大哥大，到如今的E-mail等，以及廣播、電視等大眾媒介都使人際交往省略了直接交往的必要。其次是交往觀念的間接性。即使是在個人社會交往網絡內，人們日益傾向于間接交往，通過間接化媒介，在匿名性的安全保護下敞開心扉，真誠交往。還有就是交往行為的間接化，通過“蝴蝶效應”的運作，與間接群體建立良好關系達到接觸目標群體的結果，如現代社會的商業競爭中兩企業聯合共同抵抗第三企業的控制等現象。

　　(四)泡沫化

　　城市交往中雖然交往頻度增加，卻產生了大量的人際泡沫。人際泡沫的本質是交往的淺層性，或者說是個人同社會的隔離。美國社會學家沃思認為城市是一個大量社會異質性人群的聚居場所，異質性個人在放寬的環境中任意化合成為不同的社會圈，由于這些社會圈中的成員彼此間是部分相關甚至毫不相關，因此沒有一個社會圈可以完全支配他的忠誠。個體進入各個社會圈交往時并不指望與其它成員保持長期聯系或者根本沒有全心投入的預期，因此交往只停留在表層，產生人際泡沫，并在生活中體驗到知己難覓之感。他的社會圈越大越多，人際泡沫就越泛濫。

　　五、其他特征

　　(一)隱蔽運作性

　　社會關系網絡是指社會行動者之間人際關系的空間格局。社會關系是建構社會關系網絡的基本材料，使社會行動者之間通過直接或間接的互動形成的經驗聯結。社會關系是目標取向的互動的結果，突出了社會行動者的能動性(劉能，2003)。城市人際關系網絡是與社會等級相關的社會事實，受到社會分層的影響。中國城市居民注重人際關系的運作性，在等級制或科層制提供的正式手段之外通過人際網絡這一非正式渠道獲得利益和特權。這種關系網具有隱蔽性，掩藏在個人社會互動網之中，具有一定的擴散性和滲透性。關于可運作關系網的人數，專家認為50萬人是一道界限。人口在50萬以下的城市很容易并且大多數都發育了成熟的關系社會生態;人口在500萬以上的城市關系社會生態發育最低、最不興盛;50萬~500萬之間的城市是一種模糊樣本，“既是關系網效用的邊際，也是憲政體制的生長點，處于一種雙軌制過渡狀態”(于陽，2007)。中國人善于對人際關系進行經營和操控，注重一點一滴的聯系的建立或者間接性人脈的疏通，充分利用自己人情網獲得一些非制度性優惠，小至看病優先，大至加官進爵，由此形成的“送禮文化”是中國城市人際關系中的一個特色。

　　(二)城鄉鴻溝性

　　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打破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創造了條件，大量的農民工涌入城市，不僅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更使得城市人際關系更加復雜化�！读泓c中國居民溝通指數2005年度報告》主要從溝通的主觀意愿、實際具備的能力條件、具體的行為特征以及獲得的收益等四個方面對中國城鄉居民進行自我量化評估指出：2005年中國城鄉居民溝通指數的總體得分為66.84分，剛剛超過及格水平。城鄉居民溝通能力仍有差距，造成了“溝通水平鴻溝”。經過計算，2005年中國居民“溝通水平鴻溝系數”為0.33，表明中國目前的城鄉溝通水平鴻溝較大。(鄭秋瑩等，2006)

　　(三)方式有限性

　　中國居民交往方式較為單一，飯桌社交仍是主流。仍據《零點中國居民溝通指數2005年度報告》，中國居民平均每人參加的社交活動只有一種，最為普及的三種社交活動為聚餐、體育運動和卡拉OK。其中，“聚餐”者比例為46.4%，體育運動和卡拉OK比例分別是13%和12.12%。(鄭秋瑩等，2006)

　　(四)松散依賴性

　　中國城市人際關系通常呈現一種松散狀態，但是由于分工體系日益復雜，，各種群體之間不管相似性有多大，都存在著潛在的聯系和依賴性。迪爾凱姆在討論社會分工時說，社會分工雖然造成集體意識的淡化，但是分工群體之間的相互依賴性起到了替代性作用，所以整個社會還是一個有機整體而不至于松散。城市人際關系由于城市元素的異質性好似雜亂無章，其實內隱著一個強社會網絡，中國人利用它獲得隱蔽性利益，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依賴而不可分的。

　　人際關系是一種社會資本，從人際關系網絡的角度來看，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網絡規模越大，社會資本越多;二是網絡頂部越高，網內擁有的權力越大、地位越高、財富越多;網絡差異越大，網內人的互補性越大，潛在社會資本越大;網絡構成越合理，社會資本的穩定性越強(邊燕杰，2004)。我們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人際資本進行評估和選擇，以更好地適應這種轉型人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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