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態學作為一種科學的思維方法，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本文認為，生態哲學經過多年的迅速發展，形成了多種學術取向，且都可以給社會學以較多的啟發。

　　關 鍵 詞：雜志之家,生態學,生態哲學,社會學,啟示

　　生態學作為一種科學的思維方法，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與人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活動休戚相關。特別是近50年來，隨著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協迫效應的增加，生態問題成為當今世界重要的全球問題。人們用生態學的方法來解決環境與發展問題，形成了一種嶄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歷史上,社會學受過生態學很多影響, 一些社會學家曾借用生態學的概念和理論進行過重要的社會學研究。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性環境保護運動的風起云涌,生態哲學思想有了很大的發展,其對社會學的影響也愈加明顯。

　　一、歷史上生態學對社會學的影晌

　　生態學作為描述個體生物及生物種群與環境之間關系的學科,是19世紀后期由一些動物學家與植物學家建立的。進入20世紀后,生態學對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這在美國社會學中表現的尤為突出。

　　20世紀初,當偏重于理論建構的歐洲社會學在體制化上進展緩慢之時,美國社會學的體制化卻獲得了很大的發展。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在其內戰結束后半個多世紀中高等教育發展迅猛,從而為各大學接納更多的教師和新學科創造了很大的空間;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美國社會學秉承當時在美國風行的實用主義哲學的精神,與一些社會改革運動相結合，注重實際社會問題的研究。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社會學的體制化過程基本完成，社會學在各大學建立了穩定的學科地位,但還缺少一個系統的理論框架來指導社會學研究。在此情形下，一些社會學家將生態學的概念和理論大量借用到社會學研究中來。到了20世紀30年代、40年代，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 曾出現“城市生態學”(urban ecology) 、“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 及 “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 等研究方向。其中，芝加哥學派 (Chicago School) 的帕克及其學生對人類生態學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 產生的影響也比較久遠。

　　人類生態學理論是在20世紀初社會學家借用生態學科的術語、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尤其是城市社會所形成的一個理論學派。在當時這些社會學家看來，人類社會與動植物世界有著許多相類似之處，因此，可以發展形成社會學領域的人類生態學理理論�？梢哉f，人類生態學理論的誕生和發展對于美國社會學早期的發展的影響和貢獻是巨大的。從美國社會學發展史角度來講，人類生態學是美國第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本土社會學理論。在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異軍突起之前，人類生態學理論支配了美國社會學界。

　　人類生態學理論的貢獻和影響不僅表現在對美國社會學早期的發展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對城市社會學的發展上。人類生態學理論對于城市社會學學科的誕生和發展其影響功不可沒。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沒有人類生態學理論，作為獨立分支學科的城市社會學就不可能誕生。[蔡禾：15-16]人類生態學理論是城市社會學第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自身理論體系，是新城市社會學理論范式出現之前城市社會學領域唯一居支配地位的理論范式，它指引了城市社會學發展方向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20 世紀20年代、30年代是人類生態學派的全盛時期，除帕克外，伯吉斯、麥肯齊等學者都努力將生態學的原理應用到社會學研究中。帕克引用生態學原理，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和大自然平衡定律去解釋城市中人的行為，城市好像一個大自然環境，人類按不同特性聚集而居。為了生存，這類人、動物或植物要與另一類人、動物或植物爭奪最佳的位置及稀有資源。

　　這些早期的研究，基本上是以類比的方法，借用生態學中的概念及相關理論，來研究一些社會學問題，諸如城市中人口的空間分布對人們行為的影響，社區解組(ccmmunity disorganization) 與青少年犯罪的關系，自殺率、離婚率的空間分布與道德共同體的對應關系等，研究的是社會環境對人的影響，而非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20 世紀50年代末，鄧肯在人類生態學的基礎上，提出人口(population)、組織(organization)、環境(environment)、技術(technology)等四個因素組成一個“生態復合體”，簡稱為POET生態復合體。生態復合體的概念強調了人類利用組織和技術手段主動適應環境的一面，這是人類獨具的特色。

　　同一時期，也有的學者借用生態學的理論與概念來研究人類社會對自然環境的適應過程，形成了“文化生態學”的研究方向。但從事這些研究的主要是人類學家，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人類歷史早期或現代的不發達地區一些社會組織較簡單的社會。社會學家一般認為限制現代工業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不是生態環境條件，而是社會體制的安排，因而他們對工業社會的研究多集中于社會內部的組織與矛盾，而很少涉及社會與自然的關系。

　　二、 生態哲學的興起與發展

　　生態哲學或環境哲學是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由于人類經濟技術盲目地發展造成人類生態環境危機的境況下產生的新興哲學應用學科之一。在一些專家看來 ,“生態哲學”與“環境哲學”研究的對象、觀點和方法大致是相同的 , 都倡導一種新的價值觀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可以看作是同一學科的不同說法。只是，“生態哲學”更多強調的是用生態學整體主義的世界觀和生態科學的方法論去觀察、評價和調節自然一技術一社會的關系, 而環境哲學則重視借助于生態學、倫理學、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綜合知識來探討自然一技術一經濟一社會的關系，尋求人一自然一社會和諧的可持續發展。[王正平，P29]

　　生態哲學或環境哲學的孕育,起始于20世紀初至 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在西方,工業革命的興起促進了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同時也造成森林資源和野生物種的破壞,帶來城市的空氣、水源和生活環境的污染。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關注人類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和義務 ,反思人與自然關系的本質。1933 年，德國哲學家阿爾伯特·施韋茲(Albert Schweitze)出版了《文明與倫理》一書,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倫理原則。1949年,美國生態學家、森林保護工作者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ld)的論文集《沙鄉年鑒》出版。在該書“大地倫理”一章中,他提出, 為了保護“生命共同體的穩定、完整和美麗”，需要一種新的大地倫理。在這個生命共同體中,人類只是“普通的成員和公民”。1967年,美同歷史學家林恩·懷特(Lynn White)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很有影影響的論文《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林恩·懷特認為，我們的生態危機,根源于西方人猶太教——基督教的觀念, 即認為人類應該“統治”自然。由于我們把自然視為異己,僅把它看作是供人類開發的資源，我們已經使地球遭受了大浩劫,并正在帶來嚴重的惡果。他指出,“我們對生態環境的所作取決于我們對‘人---自然’關系的認識。更多的科學和更多的技術將無法使我們擺脫現在所面臨的環境危機, 除非我們能找到一種新的信仰。”人類為了克服所面臨的生態環境危機, 必須探尋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新的價值觀念”。這個精神成長的需求,必須由以專門探討人與自然關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新學問來完成, 生態或環境哲學便應運而生。20世紀70年代是人類環境意識全面覺醒的時期, 也是環境哲學的形成時期。1970年舉行第一個“地球日”(Earth Day) 之后，1972 年聯合國環境大會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 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類環境宣言》。環境哲學形成的標志是這一時期發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有關環境哲學的重要論文和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l972年,威廉姆·布萊克斯編輯出版了學術論文集《哲學與環境危機》。1974年，挪威學者 S.kavloy 正式提出“生態哲學”一詞。此后國際上陸續出版了以“環境哲學”或“生態哲學”命名的著作、論文( 集 )。環境哲學開始廣泛探討為什么應該和何以能實踐的問題,開始以主動挑戰的精神剖析和反擊西方哲學、科學與文化傳統中的謬誤。從一系列哲學根本問題和話語形態上看,環境哲學都可以說是西方現代哲學史上實質性的哥白尼革命。

　　20 世紀 80 年代是環境哲學的確立時期。這一時期,人們在環境保護上“地球第一”的概念已經形成，許多哲學家、科學家繼續以自己獨特的環境哲學思考方式論證自己的環境價值觀念,提出自己的環境保護方式,并開始確立起相對穩定和比較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l981年,斯可利穆衛斯基 (Henryk skolimowski) 在倫敦出版了《生態哲學:設計新的生命策略》。1983年,湯姆·雷根出版了在動物權利理論方面的重要系統著作《動物權利的情形》。羅賓·阿特弗爾德 (Robin Attfield) 出版了專著《環境問題的倫理學》。環境或生態哲學的突破之代表首數阿倫·奈斯(Arne Naess)提出的深層生態哲學。深層生態哲學的目的在于克服西方二元論哲學,摧毀西方哲學關于自然的陳舊的思考、范式,變革西方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制度。“深層”相對于“淺層”而言,淺層生態運動局限于人類本位的環境和資源保護。阿倫·奈斯說，“我用生態哲學 (ecosophy) 一詞來指一種關于生態和諧或平衡的哲學”。

　　德國哲學家薩克塞在1984年出版了《生態哲學》一書。他認為，生態哲學研究的是廣泛的關聯。由于廣泛的生態關聯 , 每個人都在更高的程度上成為整個體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 人與人之間變得更陌生了，每個人在這個龐大的體系中生活都感到更不安全，更無保護。這里, 我們面臨著一場根本性的轉變：面臨著爭取建立人際相互理解新基礎的任務。因此, 薩克塞認為 ,“生態哲學所探討的正是在這一關聯中如何行動的問題人如何發現他的作為社會的房子——這就是世界一一以及在其中共同居住應怎樣去布置和安排。他強調，“人在生態關聯網中遇到了嚴格的控制。我們意識到我們不是作為主人而對這一發展，我們自己也是整體的一部分。雖然我們成為近化的幫手, 可以影響其方向，但是自然不是我們可以隨意擺布的物體，而是我們得適應自然，以便使自然根據其規律按照我們的意愿起作用。”所以，生態哲學的任務是人們在自然一技術一社會的關聯中“加強對我們生存基礎和我們人類基礎的反思”,在技術的運用上趨利避害 ,在順應自然的基礎上利用自然，重新確立人與社會發展的方向,創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生活。

　　美國物理學家卡普拉 (F.Capra) 認為，生態哲學是現代科學世界觀, 是科學最前沿的人的觀點。他說 :“一種新生態世界觀正在形成 ,其科學形式是由系統理論賦予的”。他把生態哲學理解為生態世界觀,是轉變以往價值觀而形成的新的生態世界觀。它的特點，一是強調世界的整體性;二是認為世界是運動的,過程比結構更為基本。

　　我國學者余謀昌先生也認為：“生態學，或生態學世界觀，它是運用生態學的基本觀點和方法觀察現實事物和理解現實世界的理論。”他在所著的《生態哲學》一書中對生態哲學的特點作了如下全面概括：“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哲學方向。它產生于人們對當代生態危機的哲學反思，以及生態學發展的理論概括。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世界觀，它用生態學整體性觀點去觀察現實事物和解釋現實世界。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方法論。它以生態學方式思考，是科學的生態思維。”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其他幾種環境哲學理論，如福格特的生存哲學、海德格爾的“拯救地球”和“詩意地安居”的哲學思考、羅馬俱樂部的新價值論、詹奇的自組織進化宇宙體系、拉塞爾的地球生命系統理論、羅爾斯頓的自然系統價值創新理論等。青年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有關人與自然關系、自然觀、自然保護的觀點也受到重新關注，還產生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生態社會主義思潮。生態哲學家強調人類應對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以及現代社會的價值觀與組織方式中違背生態規律之處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深層的改造。受此影響，一些環境社會學家對傳統的社會學提出批評, 并試圖進行新的理論建構,把自然環境與社會的關系納入社會學研究的范圍。其中，卡頓和鄧拉普在建立環境社會學的理論框架方面作了較多努力，將其中的“環境”明確定義為自然環境 ,指出環境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應是環境與社會間的相互作用。

　　三、 生態哲學對社會學的啟示

　　生態哲學經過20多年的迅速發展，涌現出了眾多的流派，形成了多種學術取向。深層生態學認為生態系統中蘊含有一種值得人類學習的“生態智慧”的觀點，社會生態學關于人類社會對待自然的態度與社會組織密切相關的看法，后現代環境哲學對啟蒙世界觀的批評,都可以給社會學以較多的啟發。

　　深層生態學認為，自然生態系統的組織蘊含了一種很深的生態智慧，在一個由多種生命形式及其與環境間關系交織成的高度復雜的網絡中，自然演化出了相當完備的機制, 使物質與能量的轉化率達到很高的水平，使其流動形成“封閉的循環”,基本不留廢物。人類的經濟體系也是地球生態圈物質與能量循環系統的一部分，人類在此系統中選擇以各種方式導引、改變、利用這一循環，使物質與能量在其流動中為人類所用。人類要與自然保持健康、可持續的關系，其活動就不能違背生態規律。在探討合理的工業組織與經濟體系時，社會學應該認識到，雖說從長遠看，人類有可能不斷開發出新的資源以緩解生態對人類經濟活動的限制，但對任何特定的時期而言，人類對自然過程的干預都不能超出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閾限(鑒于有效地協調各種社會力量的難度，實際上應該將人類的干預維持在適當地低于此閾限的水平, 以建立一個“緩沖地帶”)。人類可以從自然中吸取智慧，以是否能達成或接近“封閉的循環”為一個評價標準，而不能把經濟的元限制發展作為一個預設,如一些生態哲學家指出的,“可持續發展”應以可持續的生態圈為前提。深層生態學從現代生態意識的整體性和相互依存性出發提出的現代環境價值新觀念，對社會學來說是富有啟迪的。它們從根本上有利于人們轉變傳統的思想價值觀念，對人與自然環境作出新的觀照與思考，促進人類與自然界和諧相處，推動人、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社會生態學認為, 人類之所以對自然采取主宰、征服的態度,與人類社會的組織方式, 尤其是等級制度密切相關一一人類是把社會中的等級制移用到了自己與自然的關系上。它認為，生態危機根源于人類社會生活模式的弊端，正是人統治人的壓迫性的社會結構，產生并強化了一切統治形式、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人對自然的統治。“人統治自然的觀念直接源于人統治人的實在”。如果不破除社會的壓迫制度，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必須在社會公正的基礎上確立人與人的平等關系，才能確立人與自然的平等關系。[余謀昌137-138]社會生態學從對“人—社會—自然”系統的研究，要求重構人與自然的關系，建立“生態社會模式”。美國著名社會生態學家、社會生態學研究所創始人默里·布克欽指出：“社會生態學之所以被稱之為‘社會的’，是因為它認識到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事實，即目前幾乎我們所有的生態問題都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而產生的。事實上，如果不徹底地處理社會內部的問題，我們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目前的生態問題，更不可能解決生態問題”。[354]所以,要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就必須對社會制度進行改造。受此啟發, 社會學在探索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途徑時,應該更多地強調對社會組織方式,包括分配制度的改革,而非不顧生態后果的經濟發展，把社會問題轉嫁于環境,在加重對環境壓力的同時回避了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這樣最多是將問題拖延一段時間，而同時又得冒著將自然生態系統推向崩潰的危險。

　　后現代環境哲學認為, 啟蒙世界觀是造成現代社會大規模破壞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啟蒙運動留給現代社會的兩大遺產，一是張揚理性,一是社會不斷進步的理念。對理性的張揚強調人類的獨特性, 讓人類高高凌駕于自然之上, 將自然僅僅視作服務于人類利益的資源。社會不斷進步的理念鼓勵了人們崇尚物質享受的價值取向與高速運行的經濟體系，促使人類以強大的技術手段從自然攫取越來越多的資源，并排放出大量污染物, 結果使生態系統的變動超出了其自動平衡機制所能恢復的限度, 從而破壞了生態平衡，引發了環境危機。社會學在相當程度上秉承了啟蒙世界觀。當環境危機使我們警醒時，我們有必要對啟蒙世界觀進行反思,認識到人類與自然界的命運是緊相交織的，人類的價值取向應從征服自然轉向與自然建立和諧的關系。這種轉變需要對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重加界定，還會涉及到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假設，這無疑是對傳統社會學理論的重大挑戰。

　　四、結束語：生態哲學對社會學的挑戰

　　現代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成果之一,是在人與自然之間形成了一種隔離，使人不易受到自然力量的侵害。這種隔離也使得人們不易看到自己的生活與自然的密切聯系。但如果我們走出自己直接生活體驗的范圍，在深層次上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將不難看出人類的生命活動在終極意義上是依賴于其自然環境的。

　　社會學作為研究社會組織結構與社會運行規律的科學,在其理論建構與實際研究中完全應該把社會放在自然生態系統中加以考察,這是社會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視角。在全球環境不斷惡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對生態哲學中關于人與自然及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觀點加以審視,并將其合理成分納入到社會學理論的建構中,是社會學應該認真對待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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