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4年08月04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
摘 要：泰國是一個由多族群組成的國家。目前在泰國的華人占泰國總人口的10%以上。而泰國曼谷的唐人街為華人華僑與泰國本土群眾進行生產生活、文化交流和經濟貿易提供了重要場所和平臺。泰國華人華僑的移民類型，可以分為以下幾種：一、商業貿易移民;二、宗教傳播移民;三、謀生移民;四、戰爭移民。
1、商業貿易移民
早在宋元時期，廣東東部的潮汕地區，由于臨近大海，成為當時外國商船與中國進行海洋貿易重要港口，加之當時政府積極鼓勵中國與外國加強貿易，當時很多潮州人就從“海上絲綢之路”開始遠渡重洋進行海外貿易，其中一部分人就在當地居住下來。而泰國也是這些商人的選擇貿易地之一。據明朝黃衷所撰的《海語》一書記載，在暹羅國都大城“雖王之妻妾，皆盛飾倚市，與漢兒相貿易。” [1]可見在大城王朝時期，就有華人在泰國做貿易。
由于吞武里王朝的建立者鄭信王有華人血統，所以在此時，有大量的潮州人在湄南河東岸地區間里聚居區。到了 17 世紀末，泰國的華人總人口已經達到了 10000 人，大約占全國總人口的 10%。華南福建與廣東商港構成了那時的泰華主體，屬于商貿移民。后來由于曼谷王朝拉瑪一世王要重新建造皇宮，就將潮州人的群落遷移到現在的三聘街，而新都的建設需大量勞工，于是十九世紀下半葉華工接踵而來, 尤其是潮州人。三聘就成了潮州人的主要立足點，三聘街慢慢地開始成為最大的華人聚居區。十八世紀中葉，潮州人移居泰國的人數不斷增加, 超過福建籍華人，位居泰國華人的首位;與此同時，故鄉的潮州人和移居越南、柬埔寨的潮州人，也大量涌來泰國曼谷，于是在湄南河岸邊出現了多處華人聚居點。而且由于華人移民來到泰國，首先要在三聘街落腳，所以三聘街的華人也越來越多。到了19世紀30年代，在曼谷居民中有近20萬人是華人。[2]
到了曼谷王朝三世王時期，為了發展經濟，由于當時國際上對砂糖的需求量比較大。所以三世王就大量征召善于種植甘蔗和制糖的潮州華人，對制糖業進行貿易投資，還制定了新的土地租讓政策。在新的政策下，很多肥沃的土地得到開發，制糖廠如雨后春筍般興起。潮州人把制糖技術也帶到了泰國，從而提高了泰國制糖的效率，增加了產量。為了增加國庫的收入，三世王還推行了稅收承包制。很多華人借這個機會發了財，同時也確立了在社會上的政治地位。此外，貿易的興盛，使往來中泰的商船增多，這些商船將泰國的商品運送到中國，返程時再將中國的華人運送到泰國。這些華人作為華工，大部分都是通過親緣關系被招引來的。
2、宗教傳播移民
中國的唐代是當時世界上經濟和文化都最發達國家，此時的宗教活動也非常的頻繁。在這時有很多唐朝的僧人到泰國東南亞等地宣傳佛法。還有就是從東南地區前往佛教發源地印度去取經。[3]到了泰國素可泰王朝時期，國王將佛教定為國教。僧侶在泰國受到特別尊敬和優待。這也吸引了一些華人僧侶來到泰國研究佛法，并定居泰國。[4] 位于唐人街的龍蓮寺便是來自于中國的僧侶主持修建的。
3、謀生移民
在十七世紀的時候，大城王朝的國都周圍就有中國人在那里進行養豬的活動，而在市場中也有各種中國工匠在營業[5]。到中國明代的時候，由于中國農民的土地大都被兼并，再加上沉重的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而且年年遇到災荒，使許多農民走投無路，便離開家鄉，前往泰國東南亞等地謀生。在明朝的時候，廣西、云南等地經常發生部族的戰爭，此地的民眾為逃避戰亂和征兵，大部分青年和農民被迫逃往到泰國及東南亞其他國家或地區。此外，很多潮州人、福建人，由于在中國生活貧困，更甚者在生活不下去的情況下，就被迫選擇了外出謀生。這其中的一部分人就來到了泰國，投靠在泰國的親朋好友，這樣他們就在泰國居留下來。久而久之，便在泰國安家落戶。他們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來到了泰國曼谷唐人街，或在唐人街商鋪當學徒或工人，或者在親戚朋友的公司當幫手。
4、戰爭移民
清朝滿族入關后，明朝的軍民抵抗清朝軍隊失敗，他們當中的一些有志之士不愿俯首稱臣，便逃至泰國及東南亞等國，清朝統治的前期，社會極不穩定，全國各地的反清復明活動此起彼伏，十分的猖獗，為了防止反清復明勢力和團體的壯大，清朝對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等地區，實行了“清鄉”運動，這一運動迫使大批廣東、福建、浙江等地的人出逃，一部分人便逃到了泰國及東南亞等國家。
另外，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后，太平天國的組織天地會的部分成員也紛紛逃至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清朝末年，由于內憂外患，中國國內動亂頻繁，國力衰落，人民的生活貧窮落后，廣東、福建等地的居民為了躲避戰亂便紛紛前往海外。而由于在泰國站穩腳跟的華人都發達起來了，過上了幸福的生活，所以吸引越來越多的華人前來。
據《瀛環志略》記載，“暹羅流寓，閩粵人皆有之，而粵為多，約居土人六分之一。”[1]。
總之，泰國唐人街的華人來源有多種途徑。但在分布上和結構上有很大的差異。據史金納估計，1917年以前泰國華人的比例是潮州人占40%、海南人占18%、客家人和福建人各占16%、廣東人占9%。至20世紀50年代，各幫構成比例有所變化，其中潮州人為56%、客家人16%、海南人12%、廣肇人7%、福建人7%、其他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