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從一種不同于科學主義和文化主義的歷史實踐論視角對生態問題的本質、根源以及治療做出考察，探討現代性與生態危機之間的內在關聯。生態危機本質上是人自身的生存危機和發展危機。生態危機遵行現代性實踐的總體性邏輯，其根源在于現代性實踐的過度與局限。生態危機治療的關鍵在于現代性實踐的全方位轉變。生態危機與現代性之間的關聯昭示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困境和風險。啟示在于西方現代性的文明模式不能是普世性的，同時人類要走出生態困局，必須認識到現代性的根本誤區在于實踐上的過度與類價值的缺失。

　　關鍵詞: 生態危機; 實踐; 現代性; 總體性

　　生態問題是隨人類文明進程逐漸凸顯出來的重大歷史問題，這一問題自 19 世紀上半葉在英、德等最早完成現代化的西方工業國家就已露端倪，其癥候就是地方性的城市污染和環境惡化。20 世紀中葉以降，這一問題開始在全球變得嚴峻起來，表現為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巨大的氣候災難、不難預期的資源危機、多物種瀕臨滅絕以及碳排放引發的全球性變暖。

　　這種人與自然關系領域呈現出來的生存隱患和發展風險被稱之為“生態危機”，其中被羅馬俱樂部的思想家們表達為“增長的極限”、被美國環保思想家卡遜描述為“寂靜的春天”、海德格爾則從一種存在論的視角揭示為“大地的毀滅”。這種關系狀態表明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已經面臨著嚴重的威脅，人類的未來命運呈現出極大的不確定性和危險性。生態問題的本質是什么? 危機的根源何在? 解決途徑在哪里? 文明向何處去才能走出生態困局? 本文嘗試從一種歷史實踐論的視角對生態問題的本質和根源做出考察，并深入探討現代性與生態危機之間的內在關聯以及生態治療問題。

　　一、一種歷史實踐論視角:超越科學主義與文化主義生態問題的加劇

　　日益引起各國思想家的重視，他們從生態科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倫理學以及哲學等多學科領域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范式。存在兩種比較極端的傾向，我們稱之為生態科學主義范式和生態文化主義范式。生態科學主義范式主要形成于西方國家生態科學和環境科學發展的語境下，其根本立場在于將自然生態從人的實踐關系中剝離出來作為獨立的對象和領域，對外在的或局部性的自然生態及其相關因素進行定量性分析。

　　生態科學主義范式的早期階段具有明顯的機械因果論特征。而現代生態科學則借助系統論、自組織理論、復雜性科學等最新的科學理論描述了自然生態的有機、共生、平衡、循環、不確定性、失調、解體等生態學屬性和規律，揭示了自然生態關系領域的整體性、有機性和非線性特征。在這種范式下，生態問題被視為生態系統在不確定條件下的失調與解體。

　　生態科學主義范式傾向于將生態問題主要看做是純粹科學性的問題，與此相關，這種范式強調遵循自然生態的規律、依托科學的方法處理和解決生態問題。生態文化主義范式是指人文領域反思和解決自然生態問題的一種立場。與生態科學主義不同，生態文化主義主要立足于內在性的思想理論邏輯和文化價值邏輯來揭示自然生態問題，主張自然生態問題在根本上是文化觀念問題，并由此強調對西方文化模式以及現代性文化觀念進行批判和重建。

　　在文化主義者看來，西方的理性主義、主體性觀念、西方觀念論的形而上學、近代機械論的自然觀、長期以來大行其道的人文主義、科學主義、技術理性主義等對自然的毀滅和生態危機負有某種“原罪”，因此主張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必須要對上述思想理論、文化精神進行根本性的批判。

　　生態文化主義特別強調文化轉型和文化價值觀重建的重要性。這些理論與實踐策略對于反思和治療生態問題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其中，科學主義為我們思考生態問題提供了客觀性視角，有助于我們對生態問題從事實層面做出準確的描述和客觀的判斷; 文化主義則揭示了文化觀念、精神機理對人類生存和社會歷史發展的深刻影響。但是不可否認，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又具有一定的片面化、抽象化的局限。在生態問題上，我們認為有必要從實踐的觀點出發引入一種超越“科學主義”和“文化主義”兩極對立的歷史實踐論范式。這一范式強調三個基本的觀點:生態問題的人類相關性; 生態問題的實踐相關性;生態問題的總體性與復雜性。

　　生態問題的人類相關性是指生態危機本質上是從人的視角確立的問題。生態問題雖然可以從生態科學的意義上立足于生態系統的失調來表述，但是，生態危機之為“危機”從根本上說卻是哲學人類學意義上的。生態問題本質上是人自身的問題。如果沒有人本身的生存和發展訴求以及人類未來命運的根本關切，就無所謂有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危機。因為自然無論變成何種狀態，自然依然是“自然的”，不存在什么真正意義上的“危機”。生態的“危機”之說有不言自明的人類自我相關性。哲學人類學意義上的生態危機是指人與自然之間、人與環境之間出現了一種矛盾、對立狀態。

　　在這種關系下，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自然存在條件遭到嚴重破壞，人作為整體存在的成員和生物圈鏈條中的環節，與生存環境之間原有的有機聯系、平衡關系和支持關系被打破，人類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條件之間呈現矛盾、對立的負相關關系。生態系統不再是和諧的有機聯系基礎之上的一種良性循環關系。這種關系境遇不僅表現在人類物質生產領域自然基礎條件的惡化與資源條件的嚴重匱乏，也表現在人類正常生存上的難以承受和難以為繼。實際上，不是自然反而是人成了生態后果的被動承受者，自然成了最后的勝利者。這種生態危機從表面上看是生態系統自身的失衡問題，但在其真正的意義上是人自身的生存危機和發展危機。

　　生態科學主義單純從外在于人的自然生態本身來談論所謂的生態危機，實際上沒能把握生態危機的本質。生態問題的實踐相關性是指從實踐的觀點來看待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的關系。自然生態問題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更是社會性的歷史實踐問題。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理解人與自然關系問題和社會歷史問題首要的、根本的觀點。馬克思指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1〕

　　18實踐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現實性活動，是主體的對象化活動，是人改造自然、改造自身的社會性活動。實踐活動以多種樣式展現于各種不同的領域，如生產實踐、技術實踐、制度實踐、日常生活實踐等。人在實踐活動中不斷地影響和改變著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自身; 與此同時，人類實踐也給自然界和人類自身不斷帶來新的問題和困境。就生態危機而言，實踐的觀點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實踐乃是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的實際中介和相互作用的紐帶。實踐與生態之間是直接的、不可分割的關系。我們認為，生態是人類實踐活動的背景視域，也是人類實踐活動的內在要素，同時也是人類實踐活動直接或間接的后果。

　　從另外一個不同的角度看，人類實踐活動也是生態系統的內在要素和重要參量。生態科學主義范式的困境就在于沒有辯證地看待生態與人類實踐活動之間的這種直接性關系。科學主義雖然沒有完全忽略人的因素，但是他們并沒有將生態問題主要歸為人自身的問題，特別是人的實踐問題，其中，極端的科學主義甚至完全忽視人的因素，拒絕將人的實踐因素作為分析生態問題的重要參量。生態問題的歷史實踐論范式一方面強調從人的歷史性的實踐活動視角來分析生態危機的本質和根源，也就是從人們實際的物質生產和生活關系及其歷史運行出發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生態危機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逐漸凸顯出來的歷史實踐問題，是人類在特定的現代性歷史條件下自我造成的實踐性后果問題。另一方面，這種實踐論范式也主張從實踐的立場出發來尋找解決生態難題的可行道路。生態危機如果在根本上不能為人的實踐活動所干預、影響和改造而發生良性轉變的可能，那么人類的未來必將陷入毫無希望的宿命。人類的實踐活動是牽涉多存在領域且不斷變化發展的歷史性活動。這種歷史性的實踐活動是具體的、總體的，具有多維性和復雜性。

　　生態問題由于與人類的實踐活動內在相關，也必然是具體的、復雜的。生態問題既涉及人與自然、文化與實踐的關系，也涉及經濟、政治與文化價值觀念之間的相互關系。生態危機的發生是實踐的、歷史的、具體的，牽涉諸多的因素: 有自然生態本身運行的不確定性因素，有客觀性的社會物質生產、生活因素，也有人的情感欲望因素; 有經濟、政治因素，也有文化價值因素。

　　生態問題正是這些自然性、社會性、文化性的因素在具體的歷史的實踐中相互作用、合力造成的。實踐的觀點要求我們在考察生態問題時保持一種總體性視野，既不贊同單純從生態科學的視角將自然作為外在于人類實踐的對象進行純粹客觀主義的考察，也反對單純從文化哲學、存在哲學的視域對生態危機和困境作人類中心主義的抽象反思。

　　生態文化主義強調了思想觀念的力量，但忽視了物質性因素和社會性因素。由于缺乏自覺的實踐視域，文化主義也沒有關注文化與實踐之間的內在張力。文化的轉變并不總是意味著實踐的轉變。文化與實踐具有非同一性。文化觀念并不總能實際影響和支配人的社會歷史實踐，因為還有制度、利益、情感等其他諸多歷史因素。實踐具有總體性，文化因素只是實踐的總體性因素之一。

　　二、生態問題的歷史實踐論分析

　　生態危機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逐漸凸顯出來的歷史性問題，是現代性歷史條件下的實踐后果問題。由于現代性最早發軔于西方，與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對生態問題的實踐發生應當植根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來加以具體的考察。

　　自 17、18 世紀以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推動下，西方確立和發展出了人類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文明形態———現代工業文明，實現了從傳統手工業和封建專制制度向現代機器大生產、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現代市場體制和民主政治的歷史轉變。現代工業文明造就了高度繁榮和發達的物質文明，也促進了歷史進步和人的發展。

　　然而，這種文明模式自 19 世紀以降日益暴露出嚴重的困境，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種領域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現代性的全球化進程在 20 世紀更是出現了嚴重的矛盾性和自反性，這種自反性表現在人與自然關系領域就是生態問題的大爆發。從歷史的角度看，嚴峻的生態危機根源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性歷史實踐，是多種實踐性力量和因素合力造成的。現代性的歷史實踐條件包含相互關聯的三個主要方面: 現代性精神的文化驅動能力、現代技術文明的支配和創造能力與現代制度文明的支持保障能力。

　　首先，無限利用自然的文化“合理性”。西方的現代化是由現代性的文化精神推動的，是在人文主義、啟蒙思想的精神氛圍中進行和完成的歷史性工程。啟蒙思想通過對理性、知識的高揚對自然進行了馬克斯·韋伯意義上的“祛魅”，自然不再是充滿靈性的生命，不過是被必然性所支配的服從因果決定論的機械系統。現代性精神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強調人是中心、人是最高的目的。這種精神相信人的主體性，認為自然是無限的，永不枯竭的; 自然和人是對立的，人要么統治自然，要么被自然所統治。

　　所以，啟蒙主張人應當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無限地統治自然界，把宇宙變為一個可以無限獵取的領域，是數千年來人們的夢想。”〔2〕235對自然的統治是現代啟蒙精神的基本信念。現代性在文化精神上堅持人類中心主義、理性樂觀主義的價值觀，同時也肯定了追求人性解放和世俗幸福的合理性，從而在生存價值上認可了個人主義、物欲主義的合理性。

　　現代性精神對自然的無限性認知和自我中心的態度培育了一種無節制的征服欲和貪婪索取的傾向，為工業文明條件下對自然的任意索取和利用提供了合理性的文化價值取向和精神動力。其次，現代技術文明的工具合理性。現代工業文明是在日益進步的科學技術及其實踐應用中實現的，從機械力、電力到自動化技術的每一次深刻的科學技術革命都意味著人在自然面前能力的增長。在發達工業社會科學技術更是成了“第一位的生產力”〔3〕62。科學技術所體現的高度有效的工具合理性，使人類實踐以前所未有的能力、效率和速度按照自己的愿望和規劃來改變和影響自然和人類自身。馬克斯·韋伯曾指出，工具合理性是現代性物質實踐和社會實踐的根本特征。

　　然而，這種工具合理性使我們以矛盾對立的方式遠離自然本身，這構成了現代性的隱憂。查爾斯·泰勒揭示道:“我們已經失去了與我們自己和我們自己的自然存在的接觸，并且被一個統治一切的命令所驅使，這個命令把我們投入到一個與我們的本性和我們外部自然的無盡的戰斗中。”〔4〕108現代技術的實踐性運用也產生了安東尼·吉登斯所謂的現代性后果:“在比上述所提及的更加負面和更加危險的意義上，工業主義的傳播創造著‘一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上，存在著許多實際或潛在地影響著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的每一個人的危害生態的變化。”〔5〕

　　67在強大的工具理性條件下，人類對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構成了巨大的威脅，“人類進行毀滅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如果這種毀滅力實現了，整個地球就會成為一片空地。”〔2〕213再次，現代工業體制與資本主義制度運行的合法性。西方工業文明是在資本的歷史邏輯下形成和建構起來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體制和現代民主政治制度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根本方面，也是西方現代文明發展的重要條件。

　　西方資本主義的體制構架為現代工業文明條件下的生產實踐和技術實踐提供了運行保障。資本的本性是逐利的并且是無節制的。這種本性驅動著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永不停歇地擴張，而自由主義的制度構架則為這一擴張性進程提供了可能性，也使人類向自然開戰的文化觀念和技術文明的手段有了更大的作用空間和實踐空間。

　　美國學者唐納德·沃斯特尖銳地指出了工業資本主義的無節制性特征: “工業資本主義，大肆渲染過對所有對手的勝利，預示過建立一個永無止境地追求財富的‘新世界秩序’，但是，沒有提出過任何可以達到社會、經濟或生態方面的穩定狀態的希望。它們壓倒一切的觀點是永不停息的變革、無限的可能性和無止境的創造力。”〔6〕492加拿大哲學家萊斯在《自然的控制》一書中則敏銳地看到了文化觀念、現代科學技術與現代性社會制度框架在征服自然時表現出來的內在統一性。

　　他指出，以科學和技術手段征服自然的世俗性企圖發生在一個迅速變化和各種交叉力量推動下轉變的社會框架當中。這種社會框架決定了人們努力把征服自然的觀念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與其偉大的期望相反，現代科學和技術的合理性未能逃脫以更有力的機構保持在非理性社會條件下的運動。”〔7〕165在萊斯看來，科學技術具有積極的意義，也具有破壞的潛能，但是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非但不能消除科學技術的破壞性潛能，反而成了這種潛能實現的歷史條件。不僅如此，資本主義也打造著消費主義。

　　消費是生產活動的終端環節，沒有不斷增長的消費，也就沒有資本主義社會日益擴大的社會再生產，所以，資本的運行始終不遺余力地培育著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稱為“控制消費的官僚社會”。這個社會不斷地進行商品再生產，并借助傳媒不斷刺激人們的消費欲望，影響人們的消費方式和習慣。“宣傳不僅僅提供了一種消費的意識形態，而且更主要地創造著‘我’這樣才是自我實現的消費者形象，在這樣的行為中消費者認識到自己并與他自己的理想相一致。”〔8〕

　　90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為資本的力量所影響和控制，這使消費教”，從而現代人也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改變了自然主義的傳統生活方式。然而，資本主義自它取得決定性的統治之后，其實踐性擴張導致了極度的資源榨取和嚴重的環境污染，從而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遭遇到了自身的限度。資本與生態之間的緊張與矛盾日趨嚴峻。“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它正在耗盡地球的自然資本———清潔的空氣、清澈的水源、肥沃的土地等等———出于短期的利益。”〔9〕218“生產的自然條件正日漸背逆資本的合理性，并引發日益強烈的生態問題爭論。”〔10〕

　　37總體來看，以對自然的征服欲為內涵的人類中心主義、以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為根基的“強主體性”精神、以高效有效為特征的技術合理性、以捍衛個體自由為目標的自由主義經濟與政治體制、以利潤和財富為導向的工業資本主義等諸多現代性的力量和因素，使人類滿懷信心、無所顧忌地向自然開戰并建立起自己的文明世界。這種文明及其實踐取向必然是過度的、放任的和無節制的。西方開啟的現代文明鮮明地表現出一種過度性、無節制性的特征: 過度的欲望、過度的需要、過度的生產和過度的消費。這種過度、放任的文明既表現在經濟、政治領域，也表現于文化和日常生存領域。

　　現代性文明條件下實踐的無限動力、無節制性，造成了對自然的過度利用、過度消耗、過度浪費以及過度損害。這導致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嚴重的緊張以及自然對人的瘋狂報復。不難看出，生態危機是由現代強大的技術力量基于文化精神、生存價值的無限性取向在資本決定的制度框架下展開的歷史性實踐所引發的。文化驅動、技術應用、制度構架等統一于現代性的實踐之中，對自然生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三、生態治療與實踐的總體轉變

　　隨著生態危機的加劇，探索危機的出路迫在眉睫。許多思想家嘗試通過生態倫理構建、批判人類中心主義、構建新的發展模式、倡導回歸傳統生活方式等不同的方略來解決生態問題。這些方案具有積極的意義，但都強調了某個特定方面。由于生態危機根源于總體性的現代性實踐，所以，生態危機的解決之道應當立足于現代性實踐的總體邏輯來探尋。我們認為，生態問題最根本的藥方在于對現代性實踐的誤區和困境做出深刻診斷和反省，并從實踐領域對現代性的病灶進行針對性的治療和全方位的矯正。

　　結論:

　　生態危機與現代性之間的內在關聯鮮明地昭示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困境和風險，即現代性實踐的矛盾性、自反性，也在一個側面清楚地暴露了西方現代工業文明模式的歷史限度和根本誤區。現代性的歷史實踐及其文化精神在人與自然、個人與類、工具和價值、傳統與現代之間制造了嚴重的斷裂與鴻溝，這也是生態危機發生的深層原因。這給我們以重要啟示:

　　( 1) 西方現代性的文明模式由于其存在嚴重缺陷而不能是普世的，發展中國家不能照搬，應當走符合時代精神和自身特色的發展道路，探索和構建能夠矯正、超越西方現代性文明局限的新模式;

　　( 2) 人類要走出生態困局，建構包括生態文明在內的新型文明，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現代性的根本誤區在于實踐上的過度與類價值的缺失。新文明的建構應充分保有有限性意識和類價值關切，使人與自然、文明與生態之間不僅實現對立雙方的和解，更是成為命運意義上的共同體;

　　( 3) 在生態危機的根治上，人類必須強化實踐的精神，凸顯實踐改變的重要性。引發生態危機的現代性是實踐的，所以矯正現代性也必須是實踐的。由人的實踐產生的問題，必須經由實踐加以解決。這是治療生態疾患的真正藥方，也是克服現代文明困境的真正出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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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曉東，李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