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國慈善性質職業教育的出現和發展，與近代職業教育發展一脈相承，離不開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 晚清是慈善性質職業教育的萌芽時期，以“技藝訓練”作為核心內容，延至民國，智識教育作為職業訓練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到慈善性質職業教育中‍‌‍‍‌‍‌‍‍‍‌‍‍‌‍‍‍‌‍‍‌‍‍‍‌‍‍‍‍‌‍‌‍‌‍‌‍‍‌‍‍‍‍‍‍‍‍‍‌‍‍‌‍‍‌‍‌‍‌‍。 中國近代慈善性質職業教育，一方面注重底層民眾對職業教育的需求; 另一方面強調“社會公德”“公民道德”，勸善化俗的蘊意濃厚，這些都在中國近代具有重要社會價值‍‌‍‍‌‍‌‍‍‍‌‍‍‌‍‍‍‌‍‍‌‍‍‍‌‍‍‍‍‌‍‌‍‌‍‌‍‍‌‍‍‍‍‍‍‍‍‍‌‍‍‌‍‍‌‍‌‍‌‍。

　　關鍵詞 慈善性質 職業教育 技藝訓練 智識結合

　　近代以來各類教育在中國逐漸興起，慈善界基于頻仍的災難和動蕩的社會現狀，也圖謀創辦教育進而救國救民，慈善性質的教育事業也就風起云涌，成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學術界給予了關注。

　　作者：李喜霞

　　海外學者如酒井忠夫(2010)、夫馬進(2005)、梁其姿(2013)、游子安(1999)等對江南各地慈善組織中的“教養兼施”作了論述; 周秋光、黃鴻山等教授對北京香山慈幼院、江南育嬰堂的行政管理、經費運轉、撫養方式等狀況進行探討(1991; 2016)，提出這些慈善機構中增設比如木工、鐵工、刺繡、縫紉等工藝科，欲達到“授之以漁”的目的[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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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洋、任超等梳理了近代官民合辦的貧民半日學校，孤苦兒童教養院、孤兒院、宗教性質的慈幼院等從事教育活動的經費構成、學員組成、所教授課程等(2017)。 還有學者關注到抗戰時期針對難童的慈善性質教育問題，探討了包括成都慈惠堂(張曉霞、王毅，2017)、桂林兒童教養院等重要機構的慈善教育活動(陳恒慧，2017)。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我們發現目前學術界關注的重心是慈善性質教育中的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還未引起學界重視，寥寥可數的著述中的理論探討也未跳出慈善事業“教養并重”的窠臼。 近代慈善事業中的職業教育觀念濃厚，其實踐是中國慈善事業近代轉型的脈絡之一，也是研究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發展的一扇窗口。 本研究關注近代慈善性質職業教育的萌芽和發展，從慈善教育史的角度呈現中國慈善性質職業教育實踐在近代的發展和變化，理解和反思慈善性質職業教育在近代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近代職業教育與慈善性質職業教育

　　近代職業教育是新生事物，與勞動者自由出賣勞動力緊密結合。 中國古代沒有“職業”只有“行業”，20世紀初，在中國近代報刊中出現職業和職業教育等內容的介紹，職業教育的理念遂逐漸傳入國內。 就教育方式不同而言，行業教育更多的是“父傳子受”，職業教育的理解則存在廣義和狹義之別。 廣義的職業教育認為，“一切教育皆謂之職業教育”，“職業教育”就是準備從事某一職業的所有各種教育，學堂教育、技藝教育、通識教育均屬其內。

　　就狹義之論，職業教育“乃專事訓練具有社會價值的種種職業”，這里的“社會價值”其實質指的是“商品經濟和大工業生產的發展”[2]29。 近代狹義的職業教育一方面說明職業教育的“社會價值”; 另一方面強調所傳授的知識與從事職業之間的直接相關性，如“機器、物理、化學、常識”等內容[3]22-24。 本研究關于職業教育的概念以狹義為準，強調個體在出賣勞動力的基礎上，圍繞社會發展所做的謀生之準備，尤其是“使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4]4-9。

　　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概念的引進與國破家亡的國家境地密切相關，這也是慈善性質職業教育出現的歷史背景。 近代以來，災難頻仍，政局動蕩不安，游民與貧民人數日漸增多。 陳熾等人指出，一國的盛衰強弱，與生產者的多少有密切關系，如果“生利者”多，則社會經濟呈現發展態勢，而“分利者”多，則無業游民“以坐分有業者之利”，這樣生產者有限，而無業者數量過多，“以有限濟無窮，則生利者殆”[5]782。 其時，西方各國對中國虎視眈眈，國際交涉日益險惡，我國經濟發展又遠落后于歐洲各國，“急謀根本上之改革者，培養人民之生活實力，使國無游民、家無蕩子”[6]8-13，可見，減少游民使之有業可從，是解決游民與國家強盛問題的根本辦法。

　　清末民初，各地慈善組織建立工藝局或者習藝所，主要以“收養游民，開通民智，收回利權，轉移風氣”[7]518四端為宗旨，其中使游民有所技藝是其首要目標。 讓這些社會中的游民或貧民，尤其“流品較低及不安本分之徒”[8]165，使其“計口而授之食，因材而教之以勤”[9]507。 慈善性質的職業教育，就是政府或民間以“仁愛”之心行“扶危濟困”的善行，自愿且免費開展各種教育活動，力圖讓游民或貧民掌握生產技能，積極從事社會生產。 慈善性質職業教育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與國家圖強、地方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

　　二、近代慈善性質職業教育發展歷程

　　晚清以降，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中國思想界逐漸占據主流位置。 近代時期的慈善事業注重職業教育也是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考慮，出資少而簡單的技藝訓練成為首選。

　　1.技藝訓練——清末慈善性質職業教育的萌發。 慈善性質職業教育技藝訓練最早可追溯到同治年間。 當時，江蘇蘇松太兵備道臺為上海難童創辦教撫局，“量其材質，雇傭工匠督令其習業，限以歲時習成一藝，俾能自食其力”。 這些流落的男童所習業者，有刻字、印書、裁衣、皮匠、竹匠、洋鐵、編蘆、編蒲、剃頭等[10]931-936。 19世紀末，天津、山東、廣東等地遍設廣仁堂，該堂對老羸貧民設粥廠施粥以食，而那些資質聰明、相貌端正的貧家子弟，“無論旗民，均挑入武備學堂習演武事”，而對于那些不求上進或資性愚魯的貧家子弟，“則收入廣仁堂中，工師因其性之所近教習技藝，俟年長業成聽其出堂自謀衣食”，女孩子則設立紡織所，“使入堂者兼習彈花、紡線、織布各事”[11]43-44。 宣統年間，包括安圖、奉天等地多設有慈善工廠，“為收容無業游民而設也，教以淺近工藝使謀生活”[12]4。 這種職業教育講求技巧性的手藝傳授，多無文牘學習之內容。

　　慈善性質職業教育在萌發之時，技藝傳授成為核心內容，究其原因主要是慈善機構周轉資金，以求自我發展的需要。 慈善事業中進行職業培訓的機構經費多屬社會善款或個人捐款，而進行技藝教育則資金花費少、見效快。 在這些慈善職業教育機構中實行技藝教育，一方面不僅材料費用在產品賣出之后即可收回，還能獲得利潤補貼其他費用; 另一方面，聘用工匠之費又可以通過“于行善之中而求生財惜費之法”，讓學徒藝成之后充任教習，“以成業之時日多寡，為充教習之時日多寡。 如三月學成即充教習三月，來學藝者不出條金，充教習后，亦不給薪水，院中既以學徒充教習，則一年以后，并教習之費亦省”[13]2189。 因此，培養技藝能“以貿易之法行之”，可以減少經費的耗用。

　　發展之初，慈善性質技藝教育的種類選擇，也以出資量少、技藝簡單為要。 晚清時期，花之安在其所撰的《自西徂東》中提議，選擇那些“使易成就”的，諸如“百工技藝及商販、伙計等”[14]17是慈善性質技藝訓練的最好種類。 清末民初羅振玉撰文指出，恤貧性質的工藝院應該選取出資較少、出貨較易、利于民用的技藝進行傳授。 他主張的最有益于教育的技藝,主要是“一曰推廣中國已有之工藝; 二曰興辦中國未有之工藝”[15]2187-2192。 這些技藝，一方面對于游民或貧民來說，學習的難度低; 另一方面，這些工業所需資金少，易于開辦。 婦女的慈善性質技藝訓練雖不能與男子相提并論，但也可選擇符合其性情的可作之事，如針線、縫紉、紡織。 游民中之年幼者，更宜“粗者教之以粗事，細者教之以細事”,并且在技藝學習期滿后由政府工藝局考核，統一發給工徒“畢業文憑”，以證明其資歷[16]5。

　　慈善性質職業教育誕生之初以技藝訓練為先，也離不開國人對傳統慈善救濟方式的反思。 慈善理論家認識到，舊有的慈善救濟方法僅關注物質上的救濟，忽視技能的培養，傳統善堂慈善事業過于注重救濟，已不能適應社會之需‍‌‍‍‌‍‌‍‍‍‌‍‍‌‍‍‍‌‍‍‌‍‍‍‌‍‍‍‍‌‍‌‍‌‍‌‍‍‌‍‍‍‍‍‍‍‍‍‌‍‍‌‍‍‌‍‌‍‌‍。 單純的慈善救濟，花費大而受惠不廣，“蓋徒賴于施濟，則貧民日眾，游浪者將不絕跡，而反而害之也”。 只有傳授技能給這些游民或貧民，使其“咸得自謀生計惠而不廢，而所及者廣，此貧民習藝所之所以要也”[17]73。 慈善教育機構必須“聘良工技師，購精機器，教之以工藝”[18]12，才是有益于將來、有益于大局的積極事業。

　　清末民初，先進的慈善家開始考慮新的慈善救濟方式，欲讓受救濟者都能有合適的職業。 但當時這種所謂的“職業教育論”，其實質是技藝教育的意識，多注重技能的培養，“有應用專長即可”，“不求淵源之學”[19]108，重在培養被救濟者自己養活自己的本領，同時在這些觀念和實踐中仍然存在小生產者的色彩，局限性較為明顯。

　　2.智識與技藝并重——民國時期慈善性質職業教育的形成與發展。 在慈善性質職業教育技能傳授強調“授之以漁”的過程中，更科學合理的職業教育理念逐漸形成，慈善性質教育機構和教育家開始思考對貧民或游民授之以一定智識，著眼于長時段乃至終生的職業發展。 早在民國初年，法國教會所創辦的慈善事業——上海土山灣之工藝局就要求，入局之貧者，“先令識字，俟其粗解文義乃使之入工場學習”，技藝之選定科目“有圖書科、印刷科、木工科、金工科、制皮鞋科”等，畢業期限“有三年、五年、六年者”。 學習的內容如“圖書科，先習鉛筆書，次水彩書，又次油書，皆以寫生為主”[20]。 而20世紀20年代，浙江嵊縣的慈善事業規劃書中所展現出的模式，更是慈善性質職業教育智識與技藝并重的典型。

　　這部規劃書對幼童從一歲入育嬰堂至十八歲止，經歷的育嬰堂、孤兒院、職業學校三種不同教育歷程有著具體的思考。 書中提議，育嬰堂的孩子自一歲起至七歲，分為兩個階段，“前四年養成活潑之精神，優美之性質，后三年授以各種游戲、方子、圖畫、心算等”。 而后孩子們在孤兒院進行國民教育的學習，學識學習的課程包括：公民科、國文、算術、游戲，但注重工業素養的熏陶，工業教育又有“工作法、制圖法、工業道德、工業簿記等”。 在孤兒院修業期滿之后，女生送入女子職業學校修業六年，進行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施以完全的職業教育。 男子在預科方面與女子相仿，所不同的是在正科方面有毛巾科、木工科、竹工科、籐工科、漆畫科、織布科、雕嵌科、石工科、隨意科等[21]3-7。

　　在慈善職業教育開始重視被救濟者智識培養之際，有些慈善機構也開始積極實踐。 松江育嬰堂附設廣育院，系“工業學校性質”，孤童在未到習業年齡之一段時間，教以基本常識，在院長至相當年齡時，送至商店、工場，院“以時訪問，或臨時召同教誨”[22]169。 福州慈善性質之職業教育——福州工學院是美國傳教士哈鐵華爾創辦，收容貧苦孤兒期初進行教育，后加設工藝部，令制作木器，籐器，并經營建筑[23]89。 廣州貧民教養院智識與技藝的實踐也很突出。 該教養院在維持貧民衣、食、住各種供養外，并因材施教，養成其相當謀生之技能。 這些教授與被救濟者的智識，不僅圍繞的是職業基本技能的養成，更為引人注目的是，注意與工業生產相關的各種科目的理論學習，為后續職業的進一步提高和發展作了知識儲備[24]41。

　　智識的培養成為慈善性質職業教育所注重的內容，這一理念也被應用于婦女的救助。 貧女的生計問題，也可通過職業教育來解決，在收養機關內，“凡能幫助他的職業的發展，都有學習的必要，至于做工的，更應當知道社會的趨勢、時代的潮流、方法應怎樣改良、商品宜怎樣銷行”[25]12。 馮玉祥在熱河所創辦的婦女習藝工場，強迫各妓女每日下午一時至三時赴廠學習兩小時，“教以識字，并有縫紉、刺繡、紡織、圖畫等科”[26]738。 “圖畫”科講述圖案形狀、比例及分類等內容，對于其他如縫紉、紡織等科來說，突出的是工業形成和發展之理。 湖南新運會擬開辦妓女學校，授妓女以“縫紉、刺繡等各種手藝，并國語、珠算等應用科目”[27]29。

　　民國中后期，隨著慈善性質職業教育的不斷發展，職業教育理念得到不斷的總結與提升。 時人認為，民國中后期游民和貧民日漸增多，固然與戰爭、災荒密切相關，但近代早期的所謂“職業教育”僅僅關注技藝的傳授，忽視基本職業理論素養和知識的培養，這是游民和貧民無業可恃的重要原因。 這種適用的職業教育，并不是在慈善職業教育過程中一次性完成，而是在貧孤已經工作的情況下，慈善教育機構仍在其工作閑暇之時，“設法使之補習，以完足義務教育，或進而授予關于詳實職業之知(智)能”，或者“每月集中一次，予以關于職業修養等指導工夫”[28]5。 民國中后期，這種慈善性質職業教育模式的核心理念是，教育不僅僅是傳授技藝，而且是拓展受救濟者在工業生產中不斷適應社會的有效途徑，這進一步增進了職業教育的效能。

　　民國中后期慈善性質的職業教育，是清末技藝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兩者相比較，前者更注重受救濟者長遠生存能力的培養，將知識的傳授和技能的培養相結合，注重勞動者綜合素質的訓練，并且這種職業教育觀念與實踐，與近代大機器工業發展結合起來，從社會大生產的途徑考慮被救助者的生存，讓受教育者更好地融入到社會中去，展現出慈善性質職業教育的時代進步性。

　　三、慈善性質職業教育的社會價值

　　慈善性質職業教育是近代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興起的根本原因在于為社會經濟發展的考慮，“農、工、商各項實業學堂以學成后各得治身之計為主”，且“實業學堂所以振興農工商各項實業為富國裕民之本記”，而直接原因則是“社會上中低層人士中學甚至大學畢業后找不到工作”。 舒新城觀察到，民國時期各省高等小學的畢業生，畢業之后大部分沒有職業。 以江蘇省為例，“查江蘇全省畢業者4983人，收容于各中等學校者不及四分之一，大部分營營逐逐，謀一業于社會”，但是小學所學內容“無可以用者也”，職業教育由此被提倡[29]239。 而慈善事業的本質便是以善心善念扶危救困，慈善職業教育就是以國家強弱為立基，思考社會弱勢人群之困苦，推動被救助者個體自養自立，由此慈善機構成為職業教育的重要創辦者。

　　慈善性質職業教育為中國近代底層民眾的職業預備和職業選擇提供了機會：“此處社會而欲提倡職業教育，誠戛戛乎其大難! 惟有一方從貧民教育下手，成效漸見，使人人知向所卑視之者，可以得食。 ”北京、南京、長沙、鎮江等處，先后設立慈善性質職業教育，“收養乞丐，課以工作”，那些貧寒瞽目童子也是“課以工藝，能自謀生活”[30]328。 正規職業教育以學堂為陣地，分甲種(高級工業技術)和乙種(低級工業技術)兩種不同層面的教育類型。 慈善性質職業教育以簡單的技藝和低級工業教育為中心，其目的是讓底層民眾擁有“工藝”或“職業素養”，發展其適應社會的生產能力，滿足其在社會化大生產背景下對職業發展的需求。

　　更為重要的是，慈善職業教育與普通職業教育相比，突出了職業培養與道德素養的統一，凸顯了其重要的社會價值。 近代普通職業教育有著完整的系統、完備的學制、完善的經費籌備舉措，這些都是慈善性質的職業教育所不能比擬的[31]33; 85，但慈善職業教育不論在其技藝訓練時期，還是智識與技藝并重的階段，由于其慈善性質的影響，勸善化俗的功能展露無遺。

　　慈善事業就是“研究如何去救濟，如何去使不能獨立的人能夠獨立，如何能夠制止貧窮與困乏”[32]114。 而慈善職業教育強調的是制止社會貧窮和困乏的思考，“慈善事業中最重要之工作，為助貧人或寄生之人暫時維持其最低之生活，使漸漸脫離寄生之生活，而能獨立”[33]15-21。 這種獨立，不僅僅在于擁有職業而自養，還有精神心理健康之所在。 中國近代慈善教育職業一方面注重對貧民自立能力的培養; 另一方面為其樹立正確的道德觀。

　　慈善職業教育“以貧民多愚也，故設法以智之，又以貧民之易惰也，故設法以勸之”，習藝之外，兼習國外語言課程，以求為“有用之國民”[34]197，注重“養成人人高尚之道德”[35]3，通過教育讓其具有社會通常之智識，真正實現其人格和精神上的自由與平等。 中國近代慈善職業教育中的社會道德觀念，強調的是個人與社會之關系，注重的是平等國民的認知。 慈善教育便是基于平等的、對社會個體尊重的人文關懷，推進了建立社會平等理念的出現：“蓋人進化之方針，必使多數之民同國民教育，具有社會通常之智識，各擅其致富之藝能，人治以此激進，國殖以此增厚，貧富智愚之等差亦以此稍平。 ”[36]198近代慈善性質職業教育，更是要“必使多數之民，同受國民教育，具有社會通常之智識，各擅其致富之藝能”[37]24。 慈善職業教育理念中所蘊含的這種社會平等的公德意識，與傳統社會慈善注重個人道德的私德相比，彰顯了慈善性質職業教育在中國近代社會的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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